〔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這是毛澤東同志對一份調查報告〔1〕的修改和批示

　　〔一〕 這個從城里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不信，請看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那個醫生。

　　〔二〕 赤腳醫生就是好。

　　注釋 〔1〕一九六八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紅旗》雜志和九月十四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 “赤腳醫生”這個名字，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因為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的，只能赤腳下水田，所以赤腳就是勞動的意思，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這篇調查報告最后指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道路，可以看到醫學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問題。江鎮公社的貧下中農體會到：要貫徹執行毛主席關于“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光輝指示，必須搞好醫學院校的教育革命。他們學習了毛主席關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認為： “

　　〔一〕醫學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貧下中農談起公社里兩個同時擔任“赤腳醫生”的青年：一個后來被保送到嘉定半農半醫醫專學習〔高中畢業才能入學〕。這所學校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西光抓的重點，向學生灌輸了大量修正主義毒素。三年下來，這位“赤腳醫生”成了白面書生，平時回家跟貧下中農都不大說話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隊當“赤腳醫生”了。另一個只念過兩年半書，經過三年的斗爭鍛煉，提高了政治覺悟。她更加熱愛貧下中農，熱愛農村醫務工作，說：“我藥箱里藥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還著急。”在醫療技術上，后者也超過了前者。貧下中農感慨地說：“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義!”他們認為，醫學教育一定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把“老三篇”和《實踐論》、《矛盾論》作為必修課;要貫徹理論聯系實踐的原則，學生應該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進行學習。

　　〔二〕 〔二〕醫學院校的招生對象主要應是“赤腳醫生”和衛生員。毛主席最近指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貧下中農認為，“赤腳醫生”在農村里滾上二、三年，再進醫學院校學習，這個辦法好。貧下中農高興地說：“以后醫學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腳醫生’送去，學幾年后再回來為我伲服務。”江鎮公社在各生產隊選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脫產的衛生員，主要由“赤腳醫生”帶訓。帶出來以后，“赤腳醫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醫學院校學習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三〕堅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貧下中農認為，當前，醫學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須沿著工農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為極少數城市老爺太太服務的所謂“提高”，必須徹底批判。貧下中農還認為：“赤腳醫生”中除了一部分進入學校學習外，絕大部分都應當堅持扎根農村，可以采用衛生院醫生和“赤腳醫生”上下定期對調的辦法，加以提高。這樣做，既有利于原來的醫療衛生隊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實踐中提高‘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的興起是與當時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密不可分的，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了。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一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錢的掛號費，看病吃藥就不要錢了。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由于毛澤東親筆批示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該制度在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在改善中國人民健康水平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中國的平均壽命高于很多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人民平均壽命的增長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其他國家。世界衛生組織有感于這樣偉大的成就，在一九七八年召開的阿馬阿塔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推崇為世界范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模范。此外，中國獨特的醫療衛生體系創建，深刻地影響了其他國家的醫療改革，啟發那些改革者們發展適合自己的醫療衛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國家的制度。二○○七年三月十一日，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來自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有鐘南山、巴德年、李連達、高潤霖、程書鈞、王紅陽、劉志紅，來自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有楊雄里和強伯勤，他們由巴德年代表做了《加快覆蓋城鄉居民醫療保健制度的建設及早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的聯合發言： “我代表長期工作在醫藥衛生戰線上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九位院士委員作聯合發言。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的衛生事業得到空前發展，許多傳染病得到控制，性病被杜絕，人均壽命、嬰幼兒死亡率等指標都有了明顯改善。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22%人口的衛生保健問題。而到了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191個國家進行評價時，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排在第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列倒數第4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淡忘了醫藥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忽略了“以人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90年代我國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承諾，沒有兌現。世界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衛生投入列入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說發達國家用于醫藥衛生開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連巴西也為7.9%，印度為6.1%，贊比亞為5.8%，中國只為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在整個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也逐年減少。多年來，我國某些部門以“中國國情”為由，宣稱中國不會走國外全民醫療的老路，要走一條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結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極不滿意、無法承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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