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一個被誤解的真誠朋友
陳智富按：近日，摩羅的舊作《恥辱者手記》修訂版即將推出，恰好與新書《中國站起來》相映成趣，標識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以及思考方式。右派與左派的思想觀點都在摩羅一人身上得以體現，不能不說耐人尋味。周末讀到劉仰先生的文章梁啟超為何善變？，深受啟發，大為感動。轉型期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在歷史上應該如何評價，這是個大問題，近代如此，當代亦如此。暫且拋開摩羅的思想轉變不談，論及人品，也是各有說法。我作為《中國站起來》的責編，就我與摩羅的交往二三事，談點親身體會，供讀者參考吧。本文發表在《新華書目報》，題為《貴在真誠，乃得為友》，
2010.5.31 記
大凡科學家就應像愛因斯坦一樣胡子拉碴、蓬頭怪相的模樣；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厲的目光，看透塵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發現，這是一個常識性錯誤。第一次見到摩羅老師，我感到很吃驚，他給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憂郁，而是陽光得可愛。
早在上世紀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隨筆集，震撼不少知識青年的神經，引發全國大學生的思想共鳴。魯迅曾盛贊晚唐三子（羅隱、皮日休和陸龜蒙）的小品文“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我想，借用這句話來表彰20世紀末的北大三杰并不過分。在朦朧詩退潮后，北大三杰橫空出世，恰好填補了大學校園的這段精神真空期。摩羅的《恥辱者手記》正是那個時代的杰作。和大多數70末、80初生人一樣，我在大學時代領略摩羅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這一定是一個著迷于死亡情結、反叛怪戾的愛倫坡式人物。
摩羅對人性之惡的揭示與鞭笞，對缺乏恥辱感的痛罵與責問，對非人命運的咒罵與憐憫，成為上世紀末盤旋在中國人心頭永遠的回響。他將魯迅開創的國民劣根性傳統推向了極致，被錢理群教授譽為精神界戰士譜系的繼承人。自省自責到羞愧的地步，這是需要勇氣的，摩羅以一種孤絕憤激的姿態做到了。
然而，思想畢竟是過于嚴肅的東西，一旦放到生活中來難免給人礙手礙腳之感。不少思想家不被世俗所待見，即是此理。作為一個年輕學子，我只能默默欣賞摩羅，不敢奢望在生活中相談甚歡。這便是我對摩羅最初的誤解。
去年，我與摩羅通過郵件、電話有過很多交流，不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誠所吸引。他其實不是一個咀嚼恥辱的“獨孤求敗”式人物，更是笑看人生、達觀生活的真誠朋友。中秋節前夕，我到北京出差，專程拜訪摩羅老師。那是第一次見面，我們卻沒有任何隔膜與陌生感，反倒如老朋友重逢般親切。
“您這么年輕啊？您有如此敏銳思想，我還以為起碼有三十多歲呢。”摩羅開門后，迎面微笑著說。
“呵呵。摩羅老師，中秋節快樂啊。您看上去非常陽光，和想象中的不一樣啊。”我放下月餅，便在鞋柜里找一雙拖鞋穿上，踏步徑入客廳坐在沙發上，猶如自家一樣輕車熟路。
摩羅老師倒完茶，便落座聊起來，談到興致處，便爆發出爽朗的笑聲，甚至會擊節稱快，全無師生輩分之級差概念。
“笑笑要放學了，我要去接，很快就回來。”臨近五點鐘，摩羅老師起身便出門了。
我便一人呆在屋里，屋子并不大，大概是兩室一廳，客廳的陳設很簡單，緊挨著的書房被書籍占領，一臺老土的電腦桌也堆著書。那個下午是那么的奇妙，摩羅老師許我為忘年之交，猶如老友重逢，全無陌生之感。
今年伊始，摩羅推出新作《中國站起來》飽受爭議，易中天猛批其國民性問題，錢理群“臨陣脫逃”未如期參加新書發布會，錢文忠不同意其觀點勉力作序，甚有同學站在道德制高點，故作痛心疾首之狀，宣布與他絕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網友只看書名就罵。
面對撲面而來的批評甚至謾罵，我頗感不平。在很多人只知道頂禮膜拜的時候，摩羅只是覺得五四時賢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殖民者強加的國民劣根性不妥當，在思想根源上助長了當下一些中國人的崇洋媚外意識，應當反思。摩羅在書中的論述周詳縝密，并無大礙，其宗旨是希望我們看清五四時代前賢的歷史局限性，為我們今天的精神崛起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精神養料。摩羅從來沒否定過魯迅等五四巨匠的重要功績，也多次坦言自己不具備否定他們的學術能力。而且，我從中體會到的是深沉的悲憫與大愛，不是那些別有用心者的敵意與荒唐。每每講給摩羅老師聽，他總是報以微笑，不愿意以惡意揣摩別人，想必那些讀者需要時間才能理解吧。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誤解。摩羅、孔慶東前陣子應邀在騰訊網做訪談節目，事后我們一起吃飯。孔老師說：“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誠。”這讓我感慨萬分：在物欲橫流的社會里，“朋友價值幾何”才是不少人擇友第一原則？朋友是有很多種的，有些是一時之交，時過境遷便沒了聯絡的興致；有些是終生之交，無論何時何地都會放在心上。那一刻，我終于明白為什么孔慶東義無反顧地支持摩羅？因為摩羅是一個真誠的可信賴的朋友。
在新書發布會上，好友劉震云驚訝于摩羅的思想轉變，直言對他的轉變的好奇心甚過對這本書的內容，但始終相信摩羅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而不是受某種利益的驅使。劉仰則說的更為透徹：“我認為摩羅十幾年來發生的轉變，是時代的必然，是合乎邏輯的。在當今世界，我們既需要反對國家不合理地傷害個人利益，也需要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以保護個人利益。”
唯有真誠，方能永遠。摩羅從自由主義者轉變成民族主義者，始終沒有丟掉真誠的品性和學者良知，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無可指摘的。他說：“我接受五四以來的教育，本來一直認為西方是烏托邦，窮人都有飯吃，人人平等。達爾文打破了我的這種幻想，讓我窺見真實的西方殖民史。達爾文在書中談到某島的人類種族滅絕問題，歸因于外地人帶來新的食品，破壞了當地的生物鏈，導致無法生育。其實，西方殖民者的屠殺才是真相。作為人文學者，達爾文如此避諱殖民的歪曲解釋讓我太震撼了。原來，我們以為搞人文學術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實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達爾文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堅決不承認殖民對當地的危害，堅持認為自己是傳播文明和進步的。”摩羅自述從被洗腦的境遇中擺脫出來，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無旁騖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試圖找出一百年來中國人精神大崩潰的根本原因，為當代中國人挺起脊梁略盡綿薄之力。
我想，摩羅的思想轉變，不僅關乎個人命運浮沉，更折射出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錯愕與醒來之間糾纏的涅槃過程已經復雜的心路歷程，具有標志性意義。從鼓吹個人自由與權利到關注民族大義與安危，摩羅始終沒有忘掉自己是中國人，始終與潛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勢不兩立。從此，左派、右派的標簽被扔進歷史的故紙堆里；從此，堅守中國立場的“中派”知識分子，呼之已出，兼顧左右，心系民族，情牽蒼生，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
民族主義并不是十惡不赦的罪惡，魯迅不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嗎？魯迅因為“哀其不幸”，所以“怒其不爭”，所以“俯首甘為孺子牛”；摩羅因為要“站起來”，所以“咀嚼恥辱”，所以“吶喊挺起脊梁做大國民”。讓自己咀嚼恥辱，讓別人享受陽光，讓每一個中國人在精神在“站起來”，才是摩羅的真誠夙愿。面對一個真誠的朋友，面對一片赤子之情，誰忍心去誤解、去謾罵、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我想，今天的摩羅被孤獨、被誣蔑、被誤解、被妖魔化的局面，正如十二年前的摩羅被追捧、被表揚、被偶像化一樣，都是真誠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對這位獨立思考、真誠發聲的思想家的一種禮贊。歷史將證明，中國需要這樣的孤獨的吶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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