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空巢》——拋開“人手論”中華民族末日將近！！

可能是一個比轉基因主糧更危險的陷阱！！！！

一、《大國空巢》簡介
　　《大國空巢》（全名為《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是著名學者易富賢先生的人口巨著。該書通過系統的分析和翔實的數據，從社會、經濟、民族、人權、法治等諸多論證了中國大陸現行計劃生育的巨大危害性。該書涉及到了人口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統計學、遺傳學、法學、醫學等多方面的話題，論據充分、論證嚴謹、說服力強，對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重大參考價值。同時，該書語言通俗易懂，適合雅俗共賞。總之，該書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好書。

二、《大國空巢》作者簡介
　　易富賢（網名：水寒/中山水寒）：E-mail: [email protected]。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學習，獲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藥理學博士學位。1999-2002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醫學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為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Scientist。育有一女兩兒。美華學社創社會員。旅美科協會員。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改革論壇網絡專家。中國生產力學會特約研究員。通過大量數據分析，根本否定中國的計劃生育，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網絡媒體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思潮。擁有數千萬人次網絡讀者，是民間計劃生育政策討論中影響最大者。接受新華社、人民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北京晨報、新青年、東方早報等媒體的采訪，文章被多家內參發表或連載。也引起美、英、法等國際媒體的關注。整理成《大國空巢》一書，42萬字, 全面系統反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茅于軾、仲大軍作序。已由南懷瑾支持、王小強（原國家體改所常務副所長）主持的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

三、《大國空巢》摘要導讀

　　《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摘要導讀 　　作者：易富賢 　　

1、要保證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在目前發達國家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該在2.3以上。考慮到不孕不育癥、單身、丁克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要是一個國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養不起三個孩子，標志著這個國家已經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內在調控機制。在古代通過“左手”（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等）調控人口。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陸高產作物的引入舊大陸，以及現代農業技術的進步，糧食數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種和青霉素等的推廣使得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從過去20多歲延長到現在的60多歲，導致人口激增。但是工業化通過“右手”壓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養育能力和生育能力。這種“兩手”調控機制使得人口呈S形變化，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劇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穩期或者下降期。計劃生育使得中國放棄了數千年一遇的人口發展機遇。中國要是1970年代就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隨著人類發展指數（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的提高，生育率也會自發直線下滑，人口不會無限增加，中國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億左右；即使1980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億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結構就更為合理，更有利于國家的持續發展。 　　

3、中國人口增加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主要是壽命延長，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80年的68歲，同期人口從5.5億增加到10億。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趨勢（從19世紀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國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馬寅初人口論，從1959年1979年少生3億（實際上4.57億），意味著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崩潰，已經淪落為一個毫無生氣、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國家。中國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為現在的勞動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紅利”。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卻是“斷子孫的根”。 　　

4、人類幾千年人口數量波動在低水平，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如氮氣、太陽光）變為新的資源（氮肥、太陽能），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這也是為什么近代人口不斷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斷提高的原因。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遠比人口增長快。何況現在人口增長已經減緩（停止計劃生育都難以防止中國人口銳減），科技的進步卻還在加速，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中國人口減少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悲劇。 　　

5、中國的人口過多只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中國所有資源總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農用地面積全球第一，國土面積、礦產資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積全球第五，淡水資源全球第六。由于資源分布很不均勻，“世界平均”意義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資源不夠。前蘇聯、大洋洲、美國、加拿大、蒙古國這五個地區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陸地面積超過全球39%。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卻擁有全球36%的耕地。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南美洲、大洋洲、剛果這六個地區占全球人口14.5%，但卻擁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積。南美洲、俄羅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亞、美國、大洋洲、緬甸、剛果這8個地區人口占全球18.8%，但卻擁有全球64%的水資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國、前蘇聯、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卻占有全球草原面積的48%。前蘇聯、美國、南非、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國、英國8個地區人口占全球13%，但卻擁有全球62.3%的礦產資源。除了資源豐富的少數幾個國家外，中國人均資源并不處劣勢，比如，除中國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農用地面積比中國多，59.1%的人口人均農用地面積比中國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礦產資源是中國的8倍，但中國人均礦產資源卻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國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農用地面積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積是印度的73.5%，人均長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積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積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資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礦產資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國絕對算是“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均資源也不錯”，中國“資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發展模式而不是“人口過多”。影響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農業政策和人口結構而不是耕地。比較資源豐富和資源貧乏的國家，發現經濟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資源決定的，因為人口資源才是第一資源，是中國最大的優勢資源。人是“本”（能夠將“非資源”變為“資源”），自然資源是“末”，想通過減少人口來提高“人均資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負面影響是直接的，抱怨人口過多、建議控制人口的“有識之士”歷代不乏其人。現在不少人口學家聲稱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7億、5億或者3億。2005年中國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億，1978年以后出生的5億，1988年以后出生的3億。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壽命為76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別降低到7億、5億、3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已經有41歲、49歲、59歲了，基本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為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么區別。一票否決制否決的是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并且不用說中國人口減少到7億，即使3億甚至幾千萬，要想保證現有的生活質量，現有不可再生資源(如石油)不過是多維持幾十年、上百年罷了。要從全球化角度看待資源，即使中國一個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殺，留著資源給其他國家，也不過多用幾十年。因此人類要存在和發展只有一條路可走：依賴于科技進步開發新資源（包括可再生資源），節流不如開源，而科技進步依賴于足夠數量、合理結構的高素質人口。 　　

7、從全球看，環境污染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中國總體生態環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斷改善。但是中國城市環境確實在惡化，一方面是因為粗放式發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化。現在二、三億青壯年農民工只是序曲，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這個過程必然伴隨城市環境的惡化（如果走精細化道路，現代科技可以確保中國將環境惡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會發生歐洲工業革命時期“倫敦煙霧”事件）。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光將目前人口城市化，環境問題同樣嚴重。并且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國際社會轉嫁來的。計劃生育無助于改善自然環境，但是卻嚴重污染人文環境。 　　

8、計劃生育政策出臺是非常草率的，并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當年的所有預測全部落空。中國在人口學家的恐嚇中莫名其妙減少了數億人口。比較中國和印度的HDI，發現計劃生育并沒有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通過比較中印兩國的人均GDP，也得出相同的結論。計劃生育無功于當代，卻有害于千秋：誘使中國走“以物為本”的畸形粗放型發展模式，削弱物資再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抬高養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國提前進入養不起孩子的時代，削弱人口再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導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國難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國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今后是2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三四億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滯后，降低創新能力和勞動生產率；腰斬依托于健全家庭結構的傳統文化；徹底改變世界和中國民族結構（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從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將降低到15%，然后繼續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學家認為應該繼續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這五年期間中國新增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別比；降低人口素質；增高家庭風險；降低國防潛力，威脅中國邊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并將威脅社會穩定。惡夢醒來是早晨，但是中國人口惡夢醒來卻將是漫長的黑夜。 　　

9、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就業。減少人口之后減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家庭縮小，只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消費，導致工資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使得行政成本（從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壟斷企業與資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絕大部分，中國工資收入占GDP比例不斷下降，現在只占GDP的12%（其他國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這種“寄生經濟”的模式下，必然壓制正常消費，增加腐敗的空間，貧富差別增加,也給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導致消費萎縮，產品廉價外銷、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經濟受制于人（全球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老百姓卻享受不到），國內需求不足引起就業不振，老百姓生活壓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家庭需求底線提高，工資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雖然孩子增多，婦女勞動參與率降低（也能緩解就業壓力；而目前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現在高，消費和生產的關系趨于合理，大大增加就業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約三千多萬（不可能超過五千萬）進入勞動市場的，相對于目前9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對現在的就業影響不大，而且現在缺的就是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就是說20歲的人口基本并不與50歲的人口搶工作。現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學擴招，高校招生人數從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躍進，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就業壓力的。不顧人口結構的擴招并且將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為生源短缺而破產。 　　

10、因為涉及利益和權力，計劃生育就像是穿上著了魔法的紅舞鞋，停不下來了，計生委靠編造數據來維持其存在的理由，將每年出生人口多計算50%左右，從而將客觀調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國人口迷霧是“人工迷霧”。中國2005年底實際人口只有12.5億左右，而沒有國家統計局宣稱的13.07億。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建議下，中國人口政策還紋絲不動，《報告》預測在現有政策下中國人口將于2033年達到15億，根據這種預測，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萬以上，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只增加692萬（實際上可能只增加兩三百萬），可見《報告》一兩年的預測就與實際相差甚遠，遑論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萬左右，死亡1000萬左右，隨著老年人口的堆積，死亡人口將急劇增加，中國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繼續現行人口政策，中國人口高峰連13億都難以達到，不可能達到14億，更不會達到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所宣稱的16億。 　　

11、各民族的博弈歸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國成為第一人口大國得益于傳統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大有大的道理。現在國家提出的“可持續發展”不就是國家和民族意義的傳香火嗎？家族的香火傳不下去，難道國家和民族的香火傳得下去？依照現在“科學”的標準，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有很多缺陷，但卻成功延續了我們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卻相繼消亡）；在古代那種生產力條件下，人類繁衍相當于緊急避險，要是采納現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連人口都不可能延續下來，更別說其它的了。但是工業化改變了傳統的家庭模式，動搖了中華生育文化的兩個支柱（祖宗文化和禮教文化），從而使得中華文化圈的地區（臺灣、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門）的生育率為全球最低。比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而下降的趨勢，中國大陸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華文化圈的其他地區沒有刻意破壞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動破壞的；而中國大陸的傳統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壞：A、現在的物質生產至上的經濟制度和家庭模式對中華文化圈的打擊；B、與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曾經主動打擊傳統的生育文化；C、幾十年計劃生育的片面宣傳刻意破壞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應”。因此中國即使停止計劃生育也將達不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調查也證實這一點。人口問題已經是火燒眉毛，容不得繼續延誤時機，中國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變，而不是“二孩晚育”這樣的微調。重建生育文化、鼓勵生育的任務將非常艱巨。 　　

12、健全的人口結構是經濟起飛、國家崛起、合理養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而畸形的人口結構卻是經濟衰退的充分條件。近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已經下降到1200萬左右（數量還遠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萬；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萬，其中女孩1200萬左右。意味著今后印度的物質再生產能力（勞動力）和人口再生產能力（育齡婦女）都是中國的兩倍。現在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0.95個，臺灣、韓國1.1個孩子（這些地區發展水平比中國大陸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計劃生育而不鼓勵生育，中國現在每年出生的這500多萬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婦女不到500萬）到時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個孩子的話，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萬，而其時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萬，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萬（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萬以上），每年人口減少1000多萬—大國空巢！

雖然一家之言，事關重大，不可不查！！！

當然，對事物的看法要有一定過程，應該謹慎對待，不能以偏概全，感覺這些年政策有所放松，不知是否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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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專家建議調整生育政策規避人口紅利枯竭 新華網

　　新華網北京12月10日電題：中國的人口紅利還能“紅”多久？－－權威專家解答人口紅利“三問”

　　新華社記者周寧、周婷玉、朱劍敏

　　“因為多，所以便宜”這個在商業圈內橫沖直撞的道理，在勞動力市場也不例外。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盡情享受著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優勢，然而新一輪的“用工荒”已經敲響了警鐘，這樣的“人口紅利”正在面臨挑戰甚至是行將枯竭。

　　人口紅利，因此成為2009年人口學與經濟學討論中的流行術語。

　　什么是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紅利到底能“紅”多久？又該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人口紅利的枯竭？對此，權威專家紛紛答疑解惑開“良方”。

　　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員分析說，改革開放前，我國的“人口紅利”就已經顯現，但由于經濟發展模式過分依賴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人口紅利的優勢并未完全釋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經濟高速發展。

　　蔡昉認為，人口紅利“紅”在低成本，30多年來，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最大動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紅利。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 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人口紅利除了在生產領域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外，對社會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也很大。”美國經濟學家、夏威夷大學教授安德魯·梅森研究認為，處在人口紅利期的中國，每年勞動力供給總量約為1000萬人，較高的勞動人口比例，為拉動購房需求和儲蓄積累提供了強大動力。

　　中國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將促使經濟增速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說，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人均GDP增長貢獻達到26.8%。

　　“雖然人口紅利的出現并非意味著經濟的必然增長，但社會發展一旦步入快車道，人口紅利便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器。”上海市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研究員說，“30多年來，中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高是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毋庸置疑，中國已經享受到人口紅利帶來的巨大成果。”

　　人口紅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嗎？

　　近日，南昌市王女士臨產前想找一位保姆，可在家政公司登記了一個月也沒找到合適的。“現在請保姆的家庭太多，保姆挑雇主簡直就像挑對象一樣苛刻。”她不禁感嘆。

　　據記者了解，隨著“民工荒”的出現，我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小型企業的日子越發難過，或倒閉或遷至安徽、江西等內陸省份。

　　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保姆荒”“民工荒”并未引起我們的警覺，而在專家眼里，卻隱藏著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危機。

　　“從經濟學角度講，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這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左學金說，“‘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其間，初級工人薪資水平和勞動成本會成倍提高，中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將逐漸減弱，對各行業發展影響很大，且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紅利”，在很多情況下與“債務”相對應。

　　根據中國社科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究”課題的研究結論，2009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而后總量開始下降，預計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主任、復旦大學講座教授王豐分析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獲利期即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負擔呈累進式加重趨勢的人口負債期。

　　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萬的增幅“跑步前進”。

　　王豐分析說，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屆時，人口紅利將徹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活力。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部分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蔡昉及其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民工荒從2004年開始蔓延全國，隨之而來的是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上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也顯示，中國目前已經轉移出2.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剩下2481萬人，而且基本為難以轉出的老弱病殘。

　　“從人口學角度講，工作壓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費用和撫養教育費用大幅提高、人們樂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當前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持續下降，使我國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慣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說，這使得勞動年齡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轉變的過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補充而造成人口紅利的消失。

　　無論從經濟理論還是人口理論上分析，人口紅利并非某些人認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即將逝去，盡快著手應對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以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蔡昉說。

　　如何規避人口紅利枯竭的負效應？

　　短短近1個月內，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紛紛公開表態，就如何最大限度發揮當前的人口紅利、規避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時產生的負效應等問題，從人口生育政策調整、教育改革、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應建議。

　　建議一：人口生育政策調整。

　　左學金認為，人口紅利其實是一種“透支消費”，現階段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節省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和精力顯得比較輕松，但其結果勢必加重未來人口的負擔。“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勢在必行。”

　　11月26日，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經濟參考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有條件的地區逐步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是保持勞動年齡人口穩定的有效途徑之一。

　　12月4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全國社科規劃人口學科組長、國家人口計生委專家委員田雪原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建議目前可選擇實行“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建議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利于緩解人口紅利枯竭帶來的負作用，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引擎。”蔡昉說。

　　日前結束的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重點要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工夫，這為積極應對人口紅利的枯竭提供了新的契機。

　　胡鞍鋼撰文指出，當前，造成我國資源環境主要壓力的已經不再是人口增長，而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蔡昉也認為，人口紅利消失未嘗不是件好事，它能催促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只要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就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核心競爭力，規避人口紅利枯竭帶來的巨大風險。”而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必然對勞動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識要求，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口素質、做好各類人才的教育和培訓是應對勞動力短缺的關鍵。

　　建議三：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蔡昉認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應對人口紅利枯竭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國的養老保險目前尚未完全做實個人賬戶，農民工人口還沒有完全納入社會保障制度，而這兩項改革都會降低未來的養老負擔率，從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也有人提出，可以采用延長退休年齡辦法增加勞動力供給，以減少人口紅利枯竭帶來的勞動力短缺。

　　對此，蔡昉認為目前條件尚不成熟。他說，由于當前處于退休年齡者與大學畢業生受教育年限分別為6年和14年，總體水平差距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延長退休年齡，前者并無競爭力。因此，“只有當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時，延長退休年齡才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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