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中國曾是貨幣戰爭受害者

——著名學者韓毓海專訪

    韓毓海希望，作為曾在貨幣戰爭中付出最大代價的國家，我們能以史為鑒，永遠不再被卷入危局。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果不是看了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很少人會想到，李鴻章曾寫過這樣豪邁宏闊的詩句，在大多數人印象中，似乎只有“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才更能代表他的一生。

    韓毓海的視角沒有一萬年，但五百年足已令他輾轉反側了：那恰好是中國由盛到衰的歷程，從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一度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時代曾給了我們太多的災難，然而我們將從中得出怎樣的教訓呢？

    20世紀以來，太多的學者在關注這個話題，從馬克斯·韋伯到佩雷斐特，乃至魯迅、陳獨秀，“標準答案”越來越清晰，人們似乎已取得“共識”：是“封閉”、“保守”的“心態”，以及落后的制度安排，導致了中國曾經的衰落。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韓毓海簡介

    生于1965年，山東人，作家、北京大學教授，著有《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鎖鏈上的環：啟蒙主義文學在中國》、《摩登者說》、《紅玫瑰到紅旗：變遷的中國現代觀》等。

    誰是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

    翻開史書，令人震驚的是，即使是“最排外”的康乾時期，在清廷任官的西方傳教士就達400多人；就在馬戛爾尼被拒的同時，來自俄國的商團卻取得了成功，康熙還特別恩賜他們不行跪拜禮。至于制度安排，法國啟蒙運動先驅伏爾泰曾對中國的明代制度大加稱贊，認為“虛君體制”最具科學性。

    歷史總是由正反兩方面的資料堆積而成，遺憾的是，太多的人喜歡抓住其中只言片語，進行簡單化解讀。但可怕的是，當這種思維范式與情緒化結合在一起時，人們就只能在抱怨與仇恨中走進循環。

    任何歷史事件，都包含著多方面的因素，讓人耳目一新的是，韓毓海看到了其中的貨幣因素：美洲發現后，四分之三的白銀流入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國際貿易的規模曾如此巨大，但遺憾的是，中國未能形成自己的主權貨幣，而是完全依賴白銀。沒有主權貨幣，則經濟命脈完全被掌控在他人之手，當中國白銀價格是世界其他地區的數倍時，我們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就很難逃脫被掠奪的命運。這其實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幣戰爭！

    貨幣戰爭硝煙未散

    是貨幣戰爭打倒了明朝，也是貨幣戰爭促成了清朝的解體，同樣是貨幣戰爭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貨幣戰爭”中，中國由強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國將不國”的境地，然而面對經濟崩潰，士大夫階層反而將注意力轉向了政治、軍事、體制等，在無休止的盲目中，他們推動了一輪又一輪的“變革”！

    作為一本學術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竟能賣得如此之好，以致韓毓海出差回來后發現，他自己也找不到首版書了。“為什么歷史題材這么受歡迎？”韓毓海略加思索便得出了他的答案：因為歷史充滿著延續性。貨幣戰爭的硝煙并未散去，它隨時可能卷土重來，但愿作為曾在貨幣戰爭中付出最大代價的國家，我們能以史為鑒，永不再卷入危局。

    “閉關鎖國說”并非歷史事實

    晨報：“閉關鎖國”曾被認為是中國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您不同意這種觀點？

    韓毓海：所謂“閉關鎖國”，在中國明、清兩朝確實出現過，但那都是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權宜之計，隨著外患解除，相關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兩代中國海外貿易的規模，就可知“閉關鎖國說”并非歷史事實。

    晨報：那么為何此說影響力如此之大？

    韓毓海：“閉關鎖國說”有兩個源頭，一是起于南洋，一是起于日本。在南洋，不少華人從事海盜營生，在清末，華人海盜的規模非常驚人，曾達10萬人之巨，擁有規模龐大的艦隊，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與內陸之間聯系，這確實是“閉關鎖國”的政策。人所共知的是，辛亥革命得到了南洋華僑的大力支持，隨著國民革命的成功，“閉關鎖國說”被廣泛接受，其實，那只是一個區域性的政策，卻被當成了國策。至于日本，隨著它在近代崛起，開始探討所謂“歷史必然性”，日本學者發現“明治維新”后，日本打開了國門，而中國并沒有類似的舉措，所以，他們也認同“閉關鎖國說”，這一說法被魯迅、陳獨秀等留日學生所接受，在他們的推動下，“閉關鎖國說”漸漸成了“標準答案”。

    12億兩白銀曾經流入中國

    晨報：歷史真相又是怎樣的呢？

    韓毓海：從今天的史料看，“閉關鎖國說”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是，明清兩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驚人，據日本學者百瀨弘統計，18世紀至19世紀，中國通過全球貿易，流入白銀共達12億兩，僅乾隆中期，每年從西班牙流入的銀元，就多達500萬元，這說明，明清時中國外向型經濟，已達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據統計，當年殖民者從美洲開采出的白銀，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國，中國歷史上晉商、徽商等10大商幫，都是在明清時代出現的，中國商品遠涉歐洲，甚至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比如英國的下午茶，當時只有中國產茶，如果沒有“中國制造”的支持，這一習俗從何而來？事實是，中國明清并沒有“閉關鎖國”，相反，我們一直在積極發展國際貿易。

    邊患令國家注意力轉向內陸

    晨報：有如此大的國際貿易規模，為何中國一直是個內陸型國家，而非海洋型國家？

    韓毓海：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北方存有邊患，為維護政權穩定，國家的主要注意力都投向了北方，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當時山西、華北、西北是中國比較富裕的地方，這是為什么呢？因為這是邊防，政府投入多。此外，鼓勵邊貿，促進了這些地方的經濟繁榮。最終明、清兩代解決了北方邊患問題。在傳統的政治版圖中，由于有邊患壓力，中國只能更重視南北平衡，這使我們成了一個內陸型國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明清時期中國海洋經濟的發展。今天，中國比較富裕的地方多是沿海地區，這是近代沿海開放形成的，而西北等地的經濟反而落后了，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地理從橫向，變成了縱向，從追求南北均衡，轉變成追求東西均衡。(陳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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