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牟氏莊園》透射著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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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沉湎于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喜悅時,是否還有回望走過的路的閑情?當我們陶醉于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快感時,是否還有體味田園牧歌的雅興?
其實,我們越來越麻木,只顧著埋頭趕路,忘卻了心靈堆積的塵埃需要時時清掃。《牟氏莊園》這部小說將人們帶入了幾十年前的農耕時代,不動聲色地展現了地主與佃戶們的愛恨情仇,以及他們處于時代夾縫中的彷徨與掙扎。
在牟氏莊園這塊小天地里,“天生卑賤”的佃戶,需要勤勉艱辛勞作,混一口飯吃。流民乞丐“杠子”受不了牟家少奶奶的侮辱,決心走出牟氏莊園,可是“大約走出了五六十里路,杠子實在不能忍受了,估計自己也早走出了牟家地盤,于是尋了一處僻靜處排泄了便物。起身走了幾步,看到田間有一地界石碑,仔細辨認,上面依舊寫著個‘牟’字。”
在牟氏莊園這塊小天地里,高高在上的地主,需要挖空心思保住家業,也需要人性化的管理,順應時代潮流。牟家少奶奶姜振幗能夠審時度勢,招流民、乞丐為自己的佃戶,可謂一箭雙雕。其實,他們都活得不容易,內心不無焦慮。他們的平凡人生,映射出了時代的風雨飄搖與壓抑,透射著無處不在的焦慮感。
姜振幗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很著急的充滿焦慮的女人。她自小就十分喜歡《紅樓夢》,偏偏在壯年喪夫,不得不在與叔叔的權力斗爭中取勝,變成莊園主人。她試圖效法王熙鳳,發揮精悍能干的才能管理好莊園,并想將牟氏莊園變成晚清版的榮國府。可是,《紅樓夢》里有首飛鳥各投林的曲子:“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莊園的私塾先生情不自禁地背誦這首詩時,姜振幗頓時勃然大怒,按捺不住內心的焦慮,仍要與天命相抗,不停地在心里吶喊:“我絕不會讓日新堂食盡鳥散。”可惜她也無力回天,終于在細雨淅瀝的黃昏燈滅油枯了。姜少奶奶的抗爭,不免為牟氏莊園的沒落增添了濃重的悲劇色彩。被喻為晚清中興重臣的曾國藩,晚年“日夜望死”,遺留人間的盡是落寞與悲怨而已。兩人的命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爭與不爭都不過是徒增煩惱,農耕時代的幕布已然落下,封建莊園的沒落已然不可阻擋。
幾十年前,巴金以火熱的激情在《家》《春》《秋》三部曲中,猛烈批判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與滅亡,不帶有絲毫溫情;如今,衣向東先生能夠以一種溫情的目光回望封建莊園的分崩離析,以細膩的筆觸,以女性視角,撫慰封建莊園的痛楚與呻吟,不能不說識見過人,難能可貴。誠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對于地主家族,我們既不能像過去那樣無端地貶斥,又不能憑空粉飾,我們應該還歷史本來的面目。……他們在社會動蕩和歷史的變革中,有著常人無法體味的陣痛和困惑。我就寫了這樣一個大家族,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變革中的命運悲歡。”
書中有這么一句話讓我記憶深刻:“等到麥子晾曬干爽,佃戶們就用布口袋裝好,三斗一口袋,扛到莊園內的糧倉入庫。管家帶著賬先生們,站在糧庫門口,每個口袋進庫,就發給佃戶一支竹簽。糧囤節節升高,登板梯子也在升高,奴才的腰卻一節節地彎下去。”我不禁為他們感到心痛,糧食越來越多了,腰卻越來越彎了,孰得孰失?地主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佃戶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讓近代中國人感到恐慌,工業文明裹挾之下更是倍感誠惶誠恐。
前段時間,我看柴靜采訪義務支持中國農村教育的德國教師盧安克的節目。在節目中,我看到盧安克心無掛念地與當地最貧困的農村孩子們融為一體,成為最親密、友愛的朋友。他在接受采訪中說:“中國的農村和城市里的人都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太著急了。”所以需要“停下來,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
是啊。中國人太過于急功近利了,一門心思馬上見成果,否則就要掉頭轉向,不停地折騰。近代史,中國人一直飽受屈辱的折磨與落后的困擾,一代一代地傳遞著并累積著,“著急”的思維因子日益頑強。所以,凡事只想著只爭朝夕、奮勇爭先、提高效率、求生存謀發展,結果慢慢變成了耍心機、使詭計、不擇手段甚至胡作非為,內心的寧靜從容自然不復存在了,內心的焦慮感自然如幽靈般盤旋不止,安全感何處才能找尋呢?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懷念田園牧歌時代,因為那里除了壓迫之外,還有人性的溫度供人回味。在農耕時代,農民被土地所束縛,被化整為零,被輕松地控制。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佃戶,起碼還能保持起碼的安全感,還能自我糊涂地擁有一種“此身即是吾鄉”(蘇軾語)的歸宿感。然而,置身于工業文明和外部力量的侵襲洪流中,無人能中流戲水,無人能力挽狂瀾,牟家少奶奶無論如何殫精竭慮都無力回天,只能像曾國藩那樣“日夜望死”而已。何況常人乎?
黑居易 2010.2.25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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