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中國新官僚統治，既然如我們前面所說，利用抗戰及內戰的機會得到了特殊的發展，統治的權力加大了，經濟利得也大大充實了一番，政治經濟互為補充，應該沒有問題，可是問題就發生在這里。一臉皮相的觀察者乃至官僚階層自己很容易相信，似乎只要沒有威脅其生存的內戰，那種政治形態就會好好統治下去的；他們迄未反省到，內戰并不是偶然從外部投進的怪物，而恰好是那種統治在現中國必然要招致的后果。
作為中國新官僚政治之支撐物的官僚資本，它當做一種客觀存在所展開的運動，就已經含有否定那種政治形態的內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場合（見拙著《中國經濟原論》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講過，官僚資本有三個顯著的傾向：其一是獨占資本化，因為官僚資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職權，由壟斷或獨占創造出來的。官僚經營的無效率，非有獨占利益，非獲得依政治權勢所享有的差別優遇就無法維持。所以，官僚資本要維持和擴大，就必須設法增大其獨占權，增大其政治權力。在這場合，就必然要發生官僚資本之政治資本化的傾向，即原來以官它求財，現在反過來以財求官了。官僚將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經濟事業，作為政治賭本。他們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緣的人物，以此為各種政治活動費的來源，以此為一黨一派或一系從事政治斗爭的經濟據點。結果，一切官僚事業的衙門化、無效率化就成為極自然的現象，而一旦由政治風波掀起宦海升沉，就會馬上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左右的經濟部門。官僚資本活動歪曲到經濟范圍以外，只須有三幾次的政治人事變動，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將造成脫節、混亂或破產的現象。然而，官僚資本最不可忽視的，或從國民經濟立場來看最有害的傾向，還是它到頭一定走買辦化的道路。中國官僚資本的前身已經是買辦金融資本，由買辦金融資本轉形到官僚資本，我們已指明那并不曾減弱它的買辦性格，至多，只是掩蓋了它的買辦性格；等到官僚資本被利用來保持政治勢力，那種資本活動中，參入了有力的外國資本力量，那就無異取得了國外有力的奧援。而有了外國奧援的官僚資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場面下做一個不倒翁了。所以，拼命爭取外援或外國投資，就整個官僚統治講也好，就個別特殊官僚講也好，都無非是藉此充實政治資本。因此，全官僚資本運動的最后的結果，豈不是要國家殖民地化么？
然而，國家殖民地化，也許并無大礙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種原始的無情剝削還可能繼續進行，官僚經濟雖造成再多的浪費、損害，甚至向外國轉移資金，仍無關大體，無奈的是這里正存在著一個更基本的阻礙或限界。
中國官僚資本是在長期大破壞的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外國也有戰時暴發戶，但發財的是那些軍火商人，他們的累積，還大體是利用戰時軍需品的緊迫需要、增多生產、提高售價的結果；而中國官僚們所發的國難財，卻是利用大發通貨，利用黃金外匯買賣，利用強制收購囤積，利用征收，利用對于各種生產事業的干與管制和詐取劫奪而來的。換言之，他們成為巨富不是從新式產業中累積起來，而主要是依靠種種原始剝削方式把廣大農工生產大眾的貧困、破產、饑餓、死亡作為犧牲而劫奪得來的。一般生產人民無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職業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無政治勢力掩護的商工業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們，也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壓力下逐漸陷于不可自救的絕境了。照中國歷史通例來說，戰亂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的理由，而況在新官僚統治本身，卻不但無力阻止戰亂，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種戰亂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資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職權而制造出來的，那末，那種資本的擁有者就怎么也無法遮蓋其貪污不法的伎倆。愈是擁有大資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權勢的人，上行下效，他們將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屬的不貪不污呢。貪污其所以變成一個風氣，變成一種從古未有的普遍現象，就因為自由以來的官吏從未像今日這樣同經濟打成一片。
其次，貪污的橫行與財閥的統治，定然使整個社會陷于無是非、不振作的狀態中。其在經濟方面，一定造成浪費，造成無效率，造成各種脫節現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會引起內部組織的松懈散漫，各立門戶，派系斗爭；一臨到一己小派利害關頭，大家相率把黨紀國法、政治原則丟在一邊，毫無顧忌地鬧個痛快。試想，年來由接收到選舉，以及其間所表演的每一節目，殆莫不弄得綱紀蕩然，毫無體統。
又其次，籠罩或浸沉在這種政治空氣中的要人們，不但在國家的百年大計上，沒有好好冷靜思考過，就是對于自家政治集團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過很合理的打算。
最后，動亂發生了，戰禍擴大了，平素忙于內部斗爭的官僚們，特別是那些擁有大資產的官僚們，不但不肯犧牲自己“既得利益”，借舒民團，并為統一內部意志和集中內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而且還一仍舊貫地用惡性通貨膨脹，用強制征集的辦法，把戰費及其他一切沉重負擔全部加在那些已經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身上；“為淵驅魚”的教訓，不肯去體認，“官逼民反”的老戲，又不斷在重演。
現實邏輯的發展如此，其實在理論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資本雖為新官僚政治撐持著偌大場面，但因為它既沒有堅實的產業基礎以造出新型的嚴密的經濟管制與政治組織所需的條件，同時又以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統治方式加速把農村社會賴以維系的舊生產組織、倫常關系從根底子以破壞了，所以在結局，曾經當做新官僚政治之補強物看的官僚資本，竟反過來演變為新官僚政治的命運的捉弄者了。
歷史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發展的過程。它時時刻刻在用萬鈞的力量把中國新官僚政治推向它應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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