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先生長期擔任侯外廬先生的助手，積極參與侯先生的研究工作和諸多事務的處理。正是由于長期的薰陶感染，使黃先生充分理解和接受了侯先生的基本立場和學術方法。也正因此，劉澤華先生曾指出黃先生深得侯外廬學派之精髓，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陳寒鳴先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通過通信和侯先生建立聯系，侯先生則讓黃先生及姜廣輝先生指導他的學習和研究。可以說，黃、陳二位先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了侯外廬學派的思想方法甚至撰述風格，這非常好地體現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讓人痛心的是，黃先生臨終前還在念念不忘這本書的出版，可惜他這一宿愿是在去世八年后才得以實現。而出版這部書的絕大部分工作及經濟負擔落到了陳寒鳴先生身上。陳先生不付師托、勉力而為的精神令人敬佩。

　　雖然這本書在印刷方面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其達到的學術水準和成就相當可觀，而且較強地展現出新一代侯門學者研究的特色。這一特色中最為主要的部分是對侯外廬學派的立場和方法的繼承。在此，我們僅談兩個方面：一是十分關注社會和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知道，侯先生本人極為重視將唯物史觀貫穿到中國思想史研究之中，將思想看作社會存在的反映，主張研究思想必須搞清其社會基礎。為此侯先生深入地研究了我國社會歷史，并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對于這一最為明顯的侯外廬學派特征，《中國儒學發展史》有較多繼承。在此，我們僅舉一例予以說明。此書在導論中首先探討了作為儒學社會基礎的中國傳統宗法社會，并認真考察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指出中國宗法社會自周朝初年建立經歷了漫長的發展而沒有被打破，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形態表現。儒學便是在這一社會土壤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土壤決定了儒學的基本理論形態、思想特征和功能發揮，而儒學又為宗法社會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二是十分關注社會下層民眾和儒學的關系。我們知道，在《中國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學史》中，侯門學者非常注意對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民主”觀念和泰州學派等平民儒學的挖掘，其基本出發點當然是這些思想對于現代中國的實踐價值。這清晰表明了侯外廬學派第一、二代學者的平民意識。這一意識也為《中國儒學發展中》明確繼承，其表現就是對于社會下層民眾和儒學關系的勘查和梳理上。首先，這本書梳理了儒家在兩千余年間一以貫之的民本思想，肯定了儒學具有關心下層民眾的維度，并指出這一思想具備積極的歷史意義。其次，這本書的作者們努力挖掘平民儒學的思想材料，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黃宣民先生親自尋訪出并點校的顏山農的材料。這既彌補了《中國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學史》等著作中的缺憾，又深入揭示了明代社會下層民眾對于儒學的接受和實踐形態，為明代儒學平民化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重要資源。

　　（《中國儒學發展史》(三冊)，黃宣民、陳寒鳴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