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古有孔子，今有魯迅
——我們有沒有資格批評魯迅？（一）
古有孔子，今有魯迅，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幸運和福氣。在每一個開天辟地的時代，總是有如此偉人應運而生，引領我們民族蹣跚學步、闊步向前。
孔子誕生于禮崩樂壞、戰亂不斷的天下崩潰之際，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精神，踐行他的周游列國的壯舉，完成他的兼濟天下的歷史使命，從而澤被后世幾千載。在亞洲的東大陸上，分分合合的無數民族，或殘忍或和諧地融合成了當今中華民族，孔子的思想的凝聚力可謂居功至偉。
魯迅誕生于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被殖民被凌辱的苦難時代，以犀利深刻的思想與語言，刺透了國人麻木絕望的心靈，試圖挖出中國人由于長期挨打而累積于身的奴性病癥。這種深刻的自省精神，讓我們更加堅毅地看清自己所處的虎狼環伺的險境、絕境，進而迸發出自強的意志與豪情。魯迅的卓絕堅強的姿態，激勵無數中國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愛國熱情，在現代以來擔當了中華民族思想凝聚力的傳承者的角色。不怪人，只責己，這種自強自救的扭曲心理，實在是魯迅那一代人處于屈辱境地的特殊辦法。其實，也是普通人的一種正常反應。
偉大的人物總是難免遭遇褒貶不一的窘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孔子和魯迅，如此偉大的人物，雖然被統治者誤解到神的高度，也被統治者踐踏到牛鬼蛇神的低度，實在是讓我心思難平。
黑居易：魯迅會怎么對待批評者？
——我們有沒有資格批評魯迅？（二）
最近，摩羅先生的新作《中國站起來》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討的思想文化課題，比如說國民劣根性問題，如何尋找中華民族的文化資源，如何加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何從西方崇拜的迷信中走出來，如何看待西方殖民史的血腥與殘酷，當然也談到了如何看待五四文化英雄的得失成敗。摩羅包含著復雜心情，批評了魯迅、胡適、蔡元培、陳獨秀等一大批五四文化英雄的歷史失誤，引發了學界的嘩然，也引起不看全書、不明真相的網友朋友的聲討鞭笞。
作為摩羅先生的好友，劉震云先生也感到十分詫異，發文《摩羅為什么否定“五四”和魯迅？》。其實，劉先生并非全然否定摩羅的思想觀點，而是抱持不確定的想法與之真誠探討。
實際上，《中國站起來》這本顛覆性的思想作品，本來在出版前數度可能流產，無法面世的。在那段時間，在《中國站起來》的策劃審核編輯過程中，責任編輯頂住很多很多的阻力。《中國站起來》的后記曾有記載。摩羅也曾在新書發布會上談到這點，這是普通人可能根本無法了解的艱辛與磨難。
但是，一些網友不明白高手對決的真意，卻喜歡圖自己的痛快，望文生義地否定掉，盲目地為一方批判一方的二元思維模式而叫好。這些人離開了原書，猛烈抨擊摩羅沒有資格批判魯迅。仿佛是說，摩羅算哪門子蔥啊？竟敢在偉人魯迅面前胡亂叫嚷，真是蚍蜉撼大樹，自不量力！
在他們看來，魯迅是偉人，是神，是永遠正確的，是沒有瑕疵的，是不容批評。其他任何人都應該匍匐在魯迅這般偉人腳下，享受和諧的陽光，并作喜笑顏開狀。他們仿佛站到了絕對正確的立場上，自鳴得意地嘲笑摩羅的無知幼稚起來了。可是，摩羅真的沒有資格批評魯迅嗎？或者說，我們到底有沒有資格批評魯迅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其實，這種由于無知導致被尷尬的情況，并不只發生在摩羅身上。黃紀蘇先生也曾遇到過。去年上半年，黃先生曾跟我講起，自己創作的戲劇《切 格瓦拉》公映后遇到的一件很尷尬事。戲劇落幕，掌聲不斷，偏偏有一位中年大媽憤怒質問他，說：“你有什么資格批評政府？”一幅永遠正確的紅衛兵的神情，真是又可憐又可笑。黃先生說：“按理說，只要滿18歲了，就可以了。我如今已是知天命之人了，卻被質問沒有資格。有的人在骨子里就是把自己當成下人。”這個故事一直都刻在我腦海里，久久難忘。
實際上，在我的求學生涯中，經常遇到“被質問”的尷尬局面。“你有什么資格”之類的問題，我見得多了。只要你對學校食堂衛生表達幾句微詞，希望改進，就有人在身邊質問：你有什么資格批評？只要你對哪位老師講課時的講解不妥表達異議，希望探討，就有人在身邊質問：你有什么資格批評？久而久之，憤世嫉俗、喜歡批判之類的標簽，不團結有好、難于和睦相處之類的帽子，就來了。
魯迅先生曾在《且介亭雜文．隔膜》對此有過絕妙的概括：“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涂。” 對此，我是深以為然。在天朝想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是非常難的，而那些巨大阻力往往聽起來十分可笑，又如影相隨。如果你想批評黨國，那無異于和諧自焚，但若你想夸贊黨國，那可能被聽成是諷刺，不論是否真心或者違心，一律格聲勿論。
那么，你有沒有資格批評？這實在是一個大問題。安于順從、不問是非，仿佛是不少中國人的處世法則，明哲保身說到底也就是以此為剛。少批評一點，固然是一個良民的好品性，但是多批評一點，也非一個暴民的天生劣根性吧。可是，太多的人不懂這一點，扣帽子、劃分派別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正確到底了。實際上，魯迅曾經說過：“知識青年永遠對現狀是不滿的，充滿抱怨和批評，正因這種不斷的抱怨和批評，成為推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之源。”（是大意，不是原話。）因為不滿，才會改變，才有進步。奴才和英雄的差別，可能就是跪著和站著的區別。魯迅是英雄，只愿意站著戰斗。
魯迅自稱是一個睚眥必報的文化戰士，每有論戰必戰斗到底。我想，魯迅沒有生在信息串聯的網絡時代，真是遺憾啊。試想，如果魯迅不是用如椽大筆寫作，而是敲電腦鍵盤寫作，那肯定是天天掛眼科的難纏角色，那肯定也是天天泡網泡成專家定義的精神病吧。試想，如果大家都假裝和諧，扮幸福狀，那么永遠只能跪著幸福，不可能站著幸福。一個在精神上站起來的英雄，魯迅是不肯能不準別人批評的，正因如此他在遭到同時代人的口誅筆伐的同時，也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尊敬與喜愛。
黑居易：魯迅在五四時期只是跑龍套
——我們有沒有資格批評魯迅？（三）
如果說一些沒有平等精神的網友仍然不覺悟，那么我想說出一個真實的魯迅。現在的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思想文化英雄，在五四時期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日中天的偉人了，理應受到輿論界、學界、讀者群的一致敬仰了。實際上，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根本就是一個編外人士，是一個不入流的文壇浪子，連跑老套都不如。關于這點，黑居易在大學期間曾有過不少思考和閱讀論證，也曾翻譯過一篇關于魯迅崛起的2萬字的長篇論文，頗受震撼，所論甚詳。這里，我就單單說說《狂人日記》這篇小說的影響力問題。
1918年，魯迅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是在北大教授和學生自娛自樂辦的一個小雜志《新青年》上。現在，我們一說起《新青年》，情不自禁地要肅然起敬，因為這份雜志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陣地。實際上呢，《新青年》的影響力未必能越過北大的邊界，飄到街道社區。
就拿朦朧詩潮來說吧。上世紀80年代，朦朧詩盛行大學校園，各種詩刊校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比如說《詩刊》、《今天》《紅葉》，《赤子心》、《紅豆》、、《大學生》、、《秋實》、、《初航》、、《希望》等都蔚然大觀起來。這些詩刊雖然都是校園詩人自娛自樂相互自戀的結果，但是影響力是驚人，仿佛讓當事者有夢回唐朝之感。據記載，1986年12月7日，成都“中國·星星詩歌節”進入第二天。一位詩人在場上演講，臺下有人高呼“詩人萬歲”，全場響應。詩人們演講結束，需要警察保護走出會場。人們在多個通道等著索要詩人簽名，等著與詩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無法走出會場，幾個警察架著她，另幾個警察在前邊開道。到了接她的車門口，人們高呼著“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無數只藤蔓般的手臂。舒婷曾對媒體說：“那是詩歌的時代。”
以此論之，魯迅當年發在《新青年》的小說恐怕沒飄到北大門口就銷聲匿跡了，其影響力不要說跟舒婷的朦朧詩相提并論，恐怕連一個二三流大學的校刊詩歌都不如。所謂的思想影響力，都是追認出來的，難免會有夸大的成分。
打個比方來說，孔慶東出道的時候，不過是在北大校刊之類的地方里發表了幾篇文章或者不慎結集出版而已，默默有聞。若干年后，孔慶東成為北大中文系教授后，成為了魯迅研究的權威專家，由于粉絲群越來越多，桃李滿天下了，孔教授就一不小心在他讀大學甚至讀中學的時候，提前十幾年捧上了權威的神壇。
其實，英雄都是追認出來的。所謂如日中天的擁戴，不過是后人的意淫罷了。魯迅深知，不愿自己意淫，也不愿意后人被意淫。所以，他曾在《藥》的結尾留下一個曲筆，后來在《吶喊自序》中解釋：“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魯迅深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不過是一個被迫“聽將令”的邊緣人物。他不愿意發出聲音，不愿意參與什么運動，是比較消極的。這是五四時賢眾所周知的事情。唐德剛先生在《胡適口述自傳》中記敘了胡適的一句定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唯胡適、陳獨秀、蔡元培三公而已。說實話，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根本算不上主演，連跑龍套都勉強。
至于魯迅思想及其文學作品日后的崛起，為中國普通老百姓所理解接受，自然離不開毛澤東的高度頌揚和政治推進。當然，這也取決于魯迅的思想與作品的生命力，是金子總是要發光，在思想蕪雜亂糟糟的五四時期，時髦的熱門的思想觀點，恐怕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學說分庭抗禮，至于魯迅立足于中國國情的國民劣根性批判學說并不受歡迎。但是，由于魯迅的思想的深刻，在建國后得到了發揚，于是火了。在此我就不贅言了。摩羅先生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去年12月接受《長江商報》專訪時談及，頗有道理。
黑居易：我對魯迅的尊敬與批評。
——我們有沒有資格批評魯迅？（四）
“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最為無私的愛和博大的胸懷，讓后世永遠想念。
魯迅離開我們已經74個年頭了，郁達夫聽聞魯迅之死后，猶如晴空霹靂，記云：“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半絕望的國家。”
對于魯迅，我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從小學就開始讀魯迅的雜文，直到今天幾乎讀過魯迅的大多數作品，始終被那種力透紙背的文字和思想張力所感動。中學喜歡讀魯迅的雜文，被那種創造性的語言文字所折服；大學喜歡讀魯迅的小說，被那種攫取人心靈的思想力量所震撼；后來又喜歡魯迅的散文一發不可收拾，被那種對人世間的大愛感動得一塌糊涂。散文中，先是喜歡《朝花夕拾》，后是喜歡《野草》。魯迅一直不愿意后人讀他的《野草》，希望藏之于名山，或者銷毀不見天日。可是，最讓我喜歡的正是《野草》。敬仰魯迅，這種的感情，可以穿越時代，可以凝結時間，可以直擊我的心靈深處，讓人沉默無語，讓人淚流滿面，讓人鼓起勇氣，讓人精神獨立。幾年前，我讀錢理群先生的一篇小散文《臘葉》，近日讀到錢理群先生只能在香港出版的《知我者謂我心憂》，我又多了一份心靈理解。奇怪的是，錢理群先生說越到年老了，越能理解魯迅。而我在少年時代就成為了魯迅的鐵桿粉絲。
在敬仰之外，我也不拒絕反思魯迅的聲音，我想，這是魯迅最感到寬慰的聲音。以魯迅的個性而言，對于那些假意奉承或者無知崇拜的聲音，魯迅恐怕要橫眉能對的；對那些真誠探討問題、矯枉過正的善意批評的聲音，魯迅恐怕要俯首甘為孺子牛。
那些曾經為民族付出很多心血的文化巨匠，是應該值得稱頌的，他們的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這點，我十分清楚。也絲毫不懷疑。
但是，對于文化巨匠和民族先賢，我們不應該永遠匍匐在他們的腳下，聞他們的腳氣，而應該站在他們的面前，聆聽他們的智慧，甚至要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眺望遠方，尋找未來的方向。這恐怕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文化人應有的歷史使命感和態度。正如韓寒所說的，我批評巴金的文筆很差，并不絲毫有損于我對巴金這樣的文化巨匠的尊敬一樣。（大意）
黑居易始終認為，偉人不應該成為一座座高山，除了讓人高山仰止外就是擋路；而應該成為一座座架橋，讓后人盡情踏實地踩著過河。我們對于前人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尊敬與仰望的基礎之上，這并不代表我們要神話美化一些缺點和不足。如果，我們永遠為尊者諱、永遠在精神上匍匐，而不愿意與之對話，提高我們的思想境界，我們何談超越呢？
不論前賢有多少的偉大之處，必然也會有相應的平凡甚至平庸之處；不論我們目前是否有超越前賢的能力，我們都必須、應該、必然地超越前賢，一代人不行，那么兩代人，直至子孫無窮匱矣。這是關乎民族進步發展的信心問題。如果我們無法超越前賢，將永遠生活在前賢的陰影之中，無法進步。這是時代的宿命，也是民族的宿命。
中國人需要更多的批判與反思精神啊！
我想，唐德剛對于胡適的態度，既體現了高山仰止般的尊敬仰慕之情，又表達了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坦誠以待的精神。這種態度對于我們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表率作用。我們現在更多的人也急需學會唐德剛先生的態度，來尊敬我們的魯迅先生。
黑居易 2010.2.2 草成 http://blog.sina.com.cn/heijuyi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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