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也有魯迅所說的“無所守”之感，但也并不刻意尋求一般意義上的歸屬感。摩羅／供圖

    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的大學校園里，很多中文系學生都讀過摩羅的書。而這本《中國站起來》，讓沉寂多年的摩羅突然在這個冬天感受到一種外來壓力。

【先鋒語錄】
★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想問題，是比較靠譜的，但以意識形態來劃分左派右派，就是不合適的
★其實《中國不高興》說得非常好，它要解決的問題和我要解決的問題是很一致的
★比如八國聯軍來了，你非要和八國聯軍一起把清朝滅了你才是英雄嗎？才是民主嗎？

【簡介】摩羅，原名萬松生，江西都昌人，1961年生人。一個來自社會底層但始終未失品性與敏銳的吶喊者，是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思想者。著有《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不死的火焰》等作品。2010年初，推出新書《中國站起來》。

    1993年，已過而立之年的摩羅結束自己30年的鄉村生涯，考上華東師大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97年畢業后來到北京工作。來北京不久，即推出《恥辱者手記》與《自由的歌謠》兩本書，其中《巨人何以成巨人》、《恥辱是我們的精神資源》等文章，給讀者心靈帶來極大震撼。
    摩羅曾說，對他影響比較大的文化人物及作品，80年代主要有魯迅和盧梭，90年代主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經》，在以上人物與思想的召喚下，他寫下了《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等作品，被讀者譽為“民間思想者”。后來，他從校園消失，個人閱讀的“材料”又有了人類學和殖民史，這兩個課題的系統研究，讓他寫就了一本《中國站起來》。
    而就是這本《中國站起來》，讓沉寂多年的摩羅突然在這個冬天感受到一種外來壓力。

依然為個體吶喊

    從上世紀末到現在，摩羅沉寂的時間太長了，以致于如今大多數人聽到他，會問一句：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但是，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摩羅的境遇則全然是另外一個樣子。
    那時，他的《恥辱者手記》風行一時，幾乎成為一代大學生的枕邊讀物，在書中，摩羅以魯迅的姿態，對于這個國家的丑陋以及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判。之后的十多年，摩羅留在北京，但依然時不時回到農村。摩羅的雙腳不斷在泥土和柏油路之間穿梭，他的雙眼，亦目睹了極致奢靡與極度敗落。時間久了，他甚至覺得自己像一根細而鋒利的竹簽，將種種看起來毫不相干的現實，切割成塊，一個個地背負起來，“多像一根羊肉串”。
    但是，這根羊肉串命中注定要經受烘烤——一種近乎本能地求真欲望，令他在思想的黑暗中開始單兵掘進，溯向源頭。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站起來》在講什么？
    摩羅：我所有的鄉親都是農民工，他們的工作很艱苦，但收入總是很低，生產的財富去了哪里？可能有一部分被不健全的制度給集中起來，轉到既得利益者或者貪官污吏手里，另外很大一部分則轉到了外國資本的手里。這其中包括兩對關系，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利益不對等、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的不對等，以致于財富會從弱勢流向強勢。這種不對等其實是由話語批判構筑的權力關系，精英階層對底層的國民性批判，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民族劣根性批判，都是構筑這種權力關系的手段，我追根溯源，就寫出了這本書。
　　Q：與《恥辱者手記》相比，這本書還為個體吶喊？
    A：當然是。只是有一個原因，我們每個個體面對來自境外的力量時，要保障個體的權利、尊嚴，它必須有國家和民族的依托，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和民族是很重要的。中國和美洲同樣遭受到殖民屠殺，為什么印第安人幾乎被滅絕，而中國就不是這樣，是因為美洲當時的國家不發達，被白人摧毀，而中國還大致有一個國家，支撐著。所以，我希望中國趕快崛起，崛起得越快越好。

很高興與《中國不高興》同列

    多年前，北大教授錢理群曾以“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繼承人”這樣的話語稱贊摩羅，這次，面對摩羅的新書，這位老者只在《中國站起來》的背面，寫下寥寥推薦語。
    “你問我為什么推薦，是因為他提出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有分歧。”其實，這也是為什么，錢理群沒有參加這本書的發布會的原因。躲避媒體數年的他很害怕自己與摩羅的意見相左會再一次成為瘋狂的炒作。而在多年的好友看來，寫了一本“混合著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作情作品”的摩羅，顯然正在“越走越遠”，就在此書出版不久，曾經與摩羅并駕齊驅的余杰、徐晉如宣布和他的斷交。
    一個人從自由主義大踏步走向民族主義，由一個良心思想者變身為主旋律宣傳者——他為何而變？
    Q：你怎么看待《中國站起來》被歸入《中國不高興》之列？
    A：這是很有道理的。其實《中國不高興》我認真看過，還寫過評論，它說的道理跟我的這本書是一樣的。其實《中國不高興》說得非常好，它要解決的問題和我要解決的問題是很一致的。
    Q：那些要和你絕交的朋友呢？
    A：我相信宣布和我絕交的人并不了解這本書。他沒有認真想過我所討論的問題，沒有認真看。他匆忙地把我的書和我歸入到了哪一類，我覺得欠考慮。他們可能就是道聽途說，從一個意識形態的觀念出發來給一個歸類，劃到某個主義，這不是一個成熟的做法。
　　Q：這些人會覺得原來的你是一個隊伍的，現在你背叛了。
    A：簡單劃分行列未必有多大價值，重要的是，面對中國的實際問題來思考，想出辦法，如果一個人滿腦子想的是意識形態，幾個主義，這本身就是出了什么問題。我覺得知識分子是要面對具體問題，來研究它解決它，不要以意識形態劃分行列，那樣做本身是不合適的。

因為心疼這個國家

    “摩羅”這個筆名來自魯迅的早期論文《摩羅詩力說》，本是“魔鬼”的意思。取這樣一個名字，實因憤怒，亦因對人性本身的絕望。如今，多數人指責他的書，他并不刻意分析，就連“中國站起來”這樣一看就有嫌疑的書名，他也不避諱，僅僅是“不是我取的，有點大，承受不住，但十分符合我的愿望”。
    他自己不懼批評，便以為所有人都像他一樣，能天真地接受痛如割骨批評。
    Q：你不贊成盲目的國民性批判，但中國社會確實有很多弊病，如何看待？
    A：每一個老大國家如美國都是帶著問題崛起帶著血腥崛起，中國也一樣，如農民工的手指、礦難。中國正走在這條帶著問題帶著血腥崛起的路上，如果我們能這樣平實地看待中國在世界崛起的一般性，我們就不會認為中國的崛起是獨特的血腥的崛起。
    中國社會制度各方面確實有很多問題，我們也應該知道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強調民權就強調民權，必須維護公民權利就必須維護，一定要拿出勇氣。
    Q：那對于現實中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A：當然，做得不好的一定要批判，我從來不否定這一點。我這本書里也有對政府的批判啊，政府也有糊涂的時候。在利益的格局中，對普通公民無利，對政府有利、對少數貪官有利，這個格局我也是不贊成的。
　　Q：你把百姓利益的受損也完全指向西方建構的權力關系？
    A：這是不一樣的，百姓利益的受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底層人們受到來自精英階層的剝奪，另一種是國家利益受損百姓遭殃。后者源自西方對中國的權力關系，但前者則是中國社會內部的問題，其實也在我的批判之列。說到底就是這兩種權力關系在作怪。
    Q：可是這本書讓很多人認為你在替政府說話。
    A：如果在面對外邊的力量，我們和政府是利益共同體。比如八國聯軍來了，你非要和八國聯軍一起把清朝滅了你才是英雄嗎？才是民主嗎？肯定不是這樣。你和誰的利益靠得更緊一點，應該有利益上的判斷，而不應以意識形態來判斷。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想問題，是比較靠譜的，但以意識形態來劃分左派右派，就是不合適的。

一只打洞的鼠

【作者】金微 楊梅菊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到現在，摩羅的人生可以歸為兩段傳奇。
    一段是經歷30多年的鄉村生活后，在沒有讀過多少像樣的書的情況下，他一舉寫出《恥辱者手記》等數部作品，成為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中明燈。此后，他一度沉寂擱筆，似乎意為自己曾經缺油少鹽的精神世界進補。
    另一段傳奇始于2010年，他的另外一本書《中國站起來》問世，與之前沒有材料支撐但依靠天才式體悟類作品相比，這本書集結了他幾年來對人類學、殖民史的研究。但是，這部論據充分的書，招來的卻是前所未有的爭議——一個曾經寫出《恥辱者手記》的人，怎么能寫出《中國站起來》？也正是這本書，讓他遭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意見圍剿，甚至很沒有面子地“被絕交”。
    他為什么而變？開始成為所有曾對“摩羅”抱有希望之人群的最大疑問。
    摩羅生長于一個極其閉塞的農村，在那里完成中小學教育。后來考入江西九江師范專科學校，學習中文。畢業之后，被分配到一個小縣城當中學教師。后來由于思想和行為與校園內的氛圍“不協調”，被調到了更加閉塞的鄉村中學任教。從摩羅的簡歷來看，在《中國站起來》之前，其寫作上的成功、思想上的建樹，無疑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真正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如何在思想禁錮、精神資源稀缺的地方呆了三十余年之后，仍然沒有被這種單一的精神資源所窒息、所扭曲，沒有喪失自己正直的品性和敏銳的感受力。
    后來，他來了北京，開始接觸浩瀚如海洋的書籍。此時，他依靠的，也許是又一次的天才體悟能力：以自己的節奏、遵從內心的選擇，從自我出發，探求“一個說法”——如果說從前的摩羅代表的是思想之痛苦，那么今天的他毫無疑問通透許多。從《恥辱者手記》到《中國站起來》，摩羅不定位自己，也因此無從否定，他只覺得自己是在進步的，并篤信其方向的正確。他說，自己就像一只打洞的老鼠，越扒越深，越扒越深，慢慢就看到前面有一點光，“也不急，慢慢地扒”。
    事實上，從摩羅離開文學，進入一個沒有學科歸屬的學術狀態那一刻起，他便開始研究鄉村居民精神文化，研究人類學，目的是為了拆穿精英對底層的話語欺騙體系。摩羅說，在北京生活13年的經歷，他終于明白了人類社會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我雖然無法改變這點，但我必須守住自己的感情。”
    問題探究到這一步，似乎再爭論“變或未變”已經沒有了意義，變永遠是一個相對概念，也許，摩羅的探索只是比我們早了一步，在這個社會最需要當年摩羅式的個體吶喊時，他明明知道自己選擇停留是最省力的選擇，但是他不，他甩下這些放眼全球，反而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