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戴笠（二）

薛萌　《報告文學》

第三章 不共戴天 行刺汪精衛

　　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期間被孫鳳鳴槍擊后，傷勢雖重，但所中的3槍并非致命傷。南京中央醫院將汪精衛左臂和左頰的子彈取出后，由于受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沒能將胸脊柱骨旁的那顆子彈取出來。也正是這顆子彈不時發炎，它所產生的疼痛使汪精衛時常心神不安。汪精衛在遇刺后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并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由于內心悶壓積聚太多，加上槍傷又久治不愈，汪精衛在考慮了多方因素后決計去歐洲療養。去歐洲前，汪精衛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的職位。
　　汪精衛到歐洲不久，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被解決后，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蔣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都以國家利益為重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就在“西安事變”提高了蔣介石在國內的威信后，汪精衛結束了在歐洲的療養回到了國內。回國后。因為身體的原因，汪精衛沒有在政府內任職。但汪精衛仍然是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隨著日本軍隊利用“盧溝橋事變”向中國發動全面進攻后，汪精衛又站到了政治舞臺的前面。在國民黨臨時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要求修改黨章，規定國民黨設總裁和副總裁各一人。隨后，大會選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就這樣蔣介石名正言順地取得了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但是，這并沒有扭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被動的局面，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在沒有任何預告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突然炸開了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了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隊又在預定撤出長沙時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汪精衛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越來越不安，他覺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國”的理念是正確的。當然，在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還有周佛海、顧祝同、梅式平、雄式輝、高宗武、胡適等人。他們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汪精衛雖然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
　　1938年10月初。日本軍隊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消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并且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政府想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戰中被拖垮。此時，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國內危機日漸深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內部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不久，日本政府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隨即，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和平談判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慮做出一定的讓步，和中國政府談判以盡早結束戰爭。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后，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的看法不謀而合。此時，國民黨內部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戰”和正義聯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賣國的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為此，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的態度，一方面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后路。蔣介石并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于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式平和高宗武等人，與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這年的10月底，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依照汪精衛的意思，通過私人關系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和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松本重治明白了董道寧的意圖后，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寧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由于董道寧是個小科長，雖然影佐禎昭并不清楚董道寧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寧是在某個高層人士的指派下來日本秘密談判的。影佐禎昭是日本國內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惟一的一名軍人。當董道寧向影佐禎昭詢問，日本政府是否會改變近衛首相提出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時，影佐禎昭告訴說：“盡管軍部中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的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會簡單地取消。其實日本國內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禎昭給蔣介石寫信以示他這次來日本的收獲。影佐禎昭認為他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合適，而是給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禎昭在信中寫道：“董道寧此次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后，將影佐禎昭的信交給了上司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國民黨宣傳部長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別將信轉給了蔣介石和汪精衛。蔣介石知道這信的來龍去脈后，要高宗武通過西義顯轉達他向影佐禎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謝。不久，周佛海向蔣介石進言派高宗武到上海進一步開展秘密外交。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并從軍委會秘密軍費中每月支出6千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高宗武到上海活動了一段時間后，周佛海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來日本并不是代表蔣介石來的，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禎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的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回國后，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去了日本，而且這次得到的結果對蔣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報告給了汪精衛，汪精衛對日本支持他出面進行“和平運動”很高興。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主任秘書梅式平接替高宗武繼續進行秘密談判。梅式平與日本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外還答應兩年內撤軍，以此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當梅式平將日本方面的條件交給汪精衛后，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面主持“和平運動”。隨后，汪精衛與周佛海和梅式平等人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準備分五個階段進行：一是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宣布下野，并脫離國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和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是汪精衛以個人名義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云南等日本軍隊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的獨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認新政府并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同時，日軍撤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和平。汪精衛明白要實現這個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龍云的支持。
　　為此，汪精衛派夫人陳壁君找到龍云進行秘密商談。龍云本來就對蔣介石改變他的軍隊和調用云南的大量物資耿耿于懷，當明白了陳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衛建立新政府。有了龍云的許諾后，汪精衛派梅式平和高宗武等人為代表，與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禎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進行了最后談判，并簽署了“重光堂協議”。當時，梅式平把“重光堂協議”抄寫在絲綢上，而后縫在西裝里帶到了重慶。汪精衛見了“重光堂協議”后，猶豫了好長時間。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復勸說下，最終下決心選擇走“和平救國”的道路。
　　1938年12月8日，這天是汪精衛原定想離開重慶的時間，因為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可就在汪精衛準備動身時，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回了重慶。蔣介石的回返打亂了汪精衛的計劃，以為事情已敗露，他只好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時機。其實，對汪精衛與日本人的頻繁接觸蔣介石已有所警覺，曾當面試探地詢問過，而每次汪精衛總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這自然加重了蔣介石的疑慮。為了打消汪精衛親自出馬搞“和平運動”的妄想，蔣介石特意在國民黨紀念周集會上，明確表明了要堅決抗戰到底的決心。但過了10天后，在蔣介石飛往陜西出席軍事會議時，汪精衛見時機已到即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同夫人、女兒和秘書等人飛往昆明。
　　汪精衛到達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率大小官員到機場迎接。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云作了次非常懇切的談話。談話中，汪精衛把“和平運動”的計劃向龍云交了底，龍云聽后也滿口表示贊同。第二天，汪精衛一行與隨后而來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龍云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了昆明，抵達當時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搞“和平運動”由來已久，蔣介石不以為怪。但汪精衛竟然放棄國民政府副總裁的職位不辭而別，則是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要員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消息傳來，莫不萬分震驚，誰也猜不透汪精衛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衛首相發表第三次聲明，并汪精衛發“艷電”通報響應之后，蔣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衛出走的真實意圖。盡管蔣介石與汪精衛爭權奪利多年，但國民政府副總裁出走投敵，這將給國民政府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這點，蔣介石是非常清楚。為了挽回局面，蔣介石下令封鎖消息，謊稱汪精衛告假去河內治療，并派汪精衛的好友陳布雷和外交部長前往河內勸其回國。同時，蔣介石暗地里則命令戴笠嚴密監視汪精衛一行，防止他們公開投敵。蔣介石要求戴笠，既要達到監視和警告汪精衛及其追隨者的目的，又不能讓汪精衛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與老蔣決裂，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這無疑是項非常棘手的任務。
　　蔣介石找過戴笠的當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對汪精衛出走河內的所有情報進行分析后，決定在嚴密監視汪精衛等人的同時，來個聲東擊西和殺一儆百的行動。他親自出馬打電話給汪精衛的追隨者《華南日報》負責人林柏生，以及擁護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香港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茲，指責他們不該發表支持汪精衛的文章，與重慶政府公開唱對臺戲。與此同時，戴笠還派人上門揚言要燒毀《華南日報》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沒有嚇住林柏生，他繼續在報上寫文章攻擊重慶政府。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將其打傷以示警告。過后，戴笠又把特務處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約到香港，密商在上海盡快地派人殺一兩個大漢奸，給企圖投敵叛國者以威懾。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偽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被擊斃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這時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內去的特務處天津站站長陳恭澍、臨灃特訓班副主任余樂醒和自己的貼身警衛王魯翹等人，在監視汪精衛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們截獲了一封汪精衛煽動龍云脫離國民政府，擁護其在西南成立偽政權的密函。原來，汪精衛逃到河內并發表了“艷電”后，實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說，云南、四川和廣東等擁有軍隊的實力人物會出來響應他的“艷電”，擁護他回西南成立一個與蔣介石抗衡的新政權，然后再進一步與日方談“和平”之事。可是“艷電”發表了三個多月，云南、四川、廣東均無動靜。汪精衛有些耐不住了，冒險給龍云寫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寫道：“……弟蟄居河內，非有所謂，然寄人籬下，言論行動，不能取信于國人。若回到內地，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對弟，往來折沖，亦比較容易有效。此弟3個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應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則弟決然前來；如先生予以否定，則弟亦不能不謀他去。蓋日本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密函中，汪精衛投敵叛國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當漢奸的鐵證。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將此密函親呈給了蔣介石。
　　1939年1月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作出罷免汪精衛公職的決定，并剝奪其國民黨黨籍，動員全國報紙對汪精衛進行揭露，下令“嚴緝懲辦漢奸”。此后，蔣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擬訂制裁汪精衛的行動計劃，抓緊時間進行布置，一定要搶在汪精衛離開河內去南京組織偽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這之前雖然已成功地組織了多次暗殺行動，在布置行動方面也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但要完成對汪精衛的刺殺執行難度實大。首先，這是次國際行動，如何組織越境暗殺，這在戴笠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鑒。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人歷來對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緊，連武器也禁止攜帶。再加上語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風俗不懂，這就使行動人員辦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這種環境下，只要在任何一個細節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徠全盤大錯。戴笠手下雖有不少國際情報人員，但是沒有一個國際行動人員。況且過去在國內組織的暗殺行動，不但有大批軍警憲人員進行配合，而且參加行動的人員大都是當地熟悉情況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衛的行動必須要搶在他潛回南京之前，準備的時間實在倉促，難以周密籌劃。汪精衛此時雖手無縛雞之力，但他是個國內外都有影響的著名政客，他的一舉一動必然會受到法國和日本當局的密切注視。此外，汪精衛一生中與暗殺有著不解之緣，既暗殺過別人也被別人暗殺過，是從炸彈和子彈中滾爬過來的。以汪精衛的機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蔣介石會采取何種方式來對待他。為此，戴笠從蔣介石那里回來后即與軍令部二廳的鄭介民，認真仔細地研究和擬定了此次行動的計劃與具體方案。過后，戴笠率特務處甲室的毛萬里等人直飛香港，在銅鑼灣晚景樓一號公寓內設立了指揮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號也設了聯絡站。該聯絡站里有兩部電臺，由戴笠指定報務人員日夜值班，不間斷地與河內和重慶之間聯系。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經化名取得護照后從香港乘飛機到了河內行動組所在的密點。
　　在召集余樂醒等行動組人員開了會后，單身一人去拜會了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許念曾。戴笠向許念曾說明了此次來的意圖后，許念曾同意總領事館作為刺殺汪精衛的臨時指揮部和聯絡點。隨后，行動組的人員帶著電臺駐進了領事館。當天晚上，戴笠又秘密會見了一位姓徐的直屬聯絡員。此人因在歐美留過學，與河內法國殖民當局的關系非常好，而且在當地華僑社會中也頗孚眾望。戴笠過去交給他的任務是長期潛伏，發展關系，以為后用，平時只由戴笠單線聯系。此時正是用人之時，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動組工作。為確保刺殺汪精衛行動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務處美國站購買了兩支新制的左輪手槍。這種手槍的特點是射程遠和殺傷力大，很適合在狙擊行動時使用。這兩支槍，由曾為法國空軍做出過貢獻的法國援華志愿大隊聯絡官曹師昂，通過其法國的妻子帶到了河內。
　　4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離開河內時，盡管再三提醒行動組的人員“做好必要的準備，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但余樂醒等人在緊張而又難耐的等待中，還是采取了“軟性行動”，就是想用毒藥在不知不覺中把汪精衛毒死。那么怎么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衛的住處去，成了余樂醒等人很費心事的難題。當時，汪精衛夫婦住在河內高朗街二十七號，與他們同住的只有仆人和幾個親戚。余樂醒明白，要收買汪精衛身邊的仆人和親戚是不可能的。為了尋找下手的機會，余樂醒要行動組的人進一步加強對汪精衛住處周圍的監視。不久，行動組的人發現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幾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給汪精衛家送面包，而且汪精衛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于是，余樂醒讓人買了幾只面包進行注毒試驗，沒想到當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結成了黃豆般的小塊。用有毒的面包，毒死汪精衛這方法顯然不行。接著，余樂醒利用汪精衛所用的浴室水龍頭漏水的機會，派人把一瓶有劇毒的氣瓶放到了浴盆和墻角的夾空間，欲利用緩慢散發的毒氣致汪精衛于死地。不料，汪精衛的一位侍從在檢視浴室時發現了毒氣瓶。當汪精衛得知此事后，認定是蔣介石派人干的，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樂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時，戴笠發來了密電：“著即對汪精衛予以嚴厲制裁，不得延誤。”行動組收到密電后，當對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確認無誤后，決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襲汪精衛住宅，并處死汪精衛。
　　可沒想到第二天一早，負責監視汪精衛住宅的行動人員報告說，汪精衛正在打理行裝有全家逃離河內的跡象。過了約兩個小時后，又報告說汪精衛一行坐了兩輛黑色轎車往河內達莫橋方向駛去。余樂醒即令陳恭澍，帶領行動人員驅車追趕。當陳恭澍開車追過達莫橋后，發現在前面不遠的空地上停著兩輛黑色轎車。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加上當時陽光又相當耀眼，陳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輛車里坐著汪精衛。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那兩輛黑色轎車迅速啟動并朝原來來的方向疾駛而去。等陳恭澍調轉車頭再追時，那兩輛黑色轎車已經沒有蹤影了。顯然汪精衛已經對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動已有察覺，要不然不會出現剛停車又急促離去的情況。好在這時，監視汪精衛住宅的報來說兩輛黑色轎車已回，汪精衛夫婦倆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爭吵著什么。可是當陳恭澍帶人趕到時，汪精衛夫婦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個白天，行動人員的眼睛再也沒有離開過汪精衛的住宅。
　　到了夜晚11時許，按照預先的方案，負責刺殺汪精衛的人員越墻后直奔汪在三樓上的臥室，其他人員在院內巡查和放哨，陳恭澍駕車在外圍接應。當負責直接刺殺汪精衛的王魯翹帶人奔到三樓時，由于汪臥室的門非常結實怎么也踢不開，只得用板斧將門砸開。也許是砸門的聲音驚動了樓下的傭人，或者是行動組的人員撞見了傭人，樓下一陣爭吵后有了槍聲。這槍聲一響可急壞了王魯翹，沒待門完全砸開就從已有的窟窿里鉆了進去。他用手電往房內一照，只見有個男人光著大腿顫動著身子躲在床底下。王魯翹以為他就是汪精衛，便對其腰和背就是3槍。當他剛想轉身時，發現床下還有個女人，以為是汪精衛的妻子陳壁君，便甩手又是3槍。當王魯翹正準備上前驗證時，因為先前的槍聲已經驚動了周圍的警察，遠處已有了警車的呼叫聲。王魯翹等行動人員只得匆忙撤離，上了陳恭澍的接應車回到了駐地。回到駐地后，王魯翹對陳恭澍說，憑他的槍法汪精衛夫婦必死無疑。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天亮后傳回的消息是汪精衛夫婦沒死，被槍彈擊中的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和他的妻子方君壁。原來，曾仲鳴聽說汪精衛的車被人追蹤，就帶著妻子到汪宅來探問。也許是為了寬慰汪精衛，曾仲鳴當晚與妻子留住了下來并住在了汪精衛的臥室，結果替汪精衛挨了子彈。后來，曾仲鳴死在了醫院的手術臺上，他妻子雖然胸部和手臂及大腿都中了子彈，但經醫院搶救活了過來。曾仲鳴死后，汪精衛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文章《曾仲鳴先生行狀》，接著又在《華南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汪精衛在此文中舉例說明，與日本謀和并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舉一例文章》發表后，日本政府在分析了河內暗殺汪精衛事件的基礎上，召開了由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等人到河內營救汪精衛。不久，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經海防乘船到達上海。
　　刺殺汪精衛的行動失敗后，余樂醒和陳恭澍等人旋即離開河內經香港回到了重慶。戴笠聽了全面匯報后，就到蔣介石處自請處分。蔣介石聽了戴笠的敘述后，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好久后，他才對戴笠說：“事情雖然沒有成功，但你們是盡了力的。汪精衛這次不該死，將來還是要上斷頭臺的。”應該說，這次河內的刺汪行動調動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動經驗，他大部分時間都堅守在香港的指揮中心里，甚至連春節也是在香港過的。為此行動的最終失敗，對戴笠的心里確實是個不小的打擊。多年以后，戴笠在總結河內行動的教訓時說：“……如果說要檢討當時的得失，那就是計劃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網，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鳴。當時，應該在達莫橋上把他打死。不在橋上打，而在晚上行動，已經失策。”
　　戴笠的話里雖然有著許多的遺憾，但他追殺汪精衛的心沒有死。
　　1939年5月初，汪精衛一行抵達上海后即與原中統局的高級特務丁默邨和李士群為首的漢奸特工組織合流，使軍統局在上海的組織和人員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和損失。在此情況下，戴笠非常清楚僅靠上海區域的外圍組織實施對汪精衛的阻擊是很難得手的。為此，戴笠決定另辟蹊徑，派曾參加過“和平運動”的軍統局特務戴星柄打入汪精衛的身邊伺機下手。
　　戴星柄與戴笠是老鄉，他接到戴笠的指令經香港到達了上海。盡管戴星柄利用原來的關系靠上了汪精衛，但由于河內的暗殺陰影仍在汪精衛的心里難以揮去，對身邊的人時時嚴加提防。結果半年后，戴星柄的工作始終沒有進展。他覺得再這樣下去對不起戴笠，就以回廣東策反粵系高級將領為名給汪精衛寫了信后離開了上海。但戴笠決意要刺殺汪精衛，他派軍統局書記長吳庚恕帶了十多名行動人員，隨戴星柄再次秘密地進了上海。按照戴笠的計劃，如此次刺殺汪精衛的行動一時不能得手，可以先打擊其他僅次于汪精衛的大漢奸。
　　于是，戴星柄和吳庚恕把目光盯在了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的身上。但因事先機密外露，戴星柄被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手下逮捕。當丁、李清楚了戴星柄的身份后，想通過他與戴笠取得聯系，目的是與軍統局能暗中攜手合作。戴星柄答應了丁、李的要求，并給戴笠寫了信。不久，軍統局來了復函，表示同意丁、李的提議。但復函運用了文字筆劃上的粗細不同，另給了戴星柄秘密指示，要他偽裝合作，尋找機會除掉丁、李，同時還要他抓緊落實除掉汪精衛的行動。但這秘密指示很快被破譯，丁默邨和李士群得知后惱羞成怒，當即將此案密報給汪精衛。汪精衛本來就對戴笠和他的手下極為痛恨，立刻大筆一揮“立予槍決”。就這樣，戴星柄成了刺殺汪精衛行動中第一個被對方處死的軍統特務。
　　

　　戴星柄的死，并沒有使戴笠放松刺殺汪精衛的部署。他電令吳庚恕，要他繼續活動，尋找時機刺汪。
　　吳庚恕在軍統局里有很老的資格，因其驕橫兇狠很受戴笠的器重。這次他來上海之前，曾向戴笠發誓不取汪精衛的首級不回重慶。戴星柄一死，他到處活動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在偽維新政府中當科員的同學陳承綸。因汪精衛在廣州農運所任教官時與陳承綸有師生關系，吳庚恕便威逼陳承綸利用這關系去接近汪精衛，尋機在汪精衛的住宅或辦公室里安放定時炸彈和放毒。陳承綸本來就是個膽小怕事的人，根本就沒有膽量去做謀害汪精衛之事，但面對吳庚恕的兇野蠻橫又不敢拒絕。他經再三考慮后，覺得最妥當的辦法就是讓汪精衛直接來對付吳庚恕，自己好從中脫身。于是，陳承綸將此事的經過全向汪精衛作了密報，汪精衛即將此事批轉給丁默邨和李士群。過后，丁、李倆人設計將吳庚恕抓獲，沒經任何審查就槍決了。
　　戴笠得知吳庚恕的死訊后曾傷心了好久，也更激起了他對汪精衛更強的報復心理。他讓在河內刺汪行動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陳恭澍接任了軍統局上海區區長，同時在上海注冊成立了北極冰箱公司，作為刺殺汪精衛行動的密點和聯絡站。通過北極冰箱公司經理陳三才的工作，收買了投靠汪精衛的原軍統局特務諸亞鵬，由他出面在汪精衛乘車出入時開槍射殺。考慮到汪精衛所用的車輛是防彈保險汽車，戴笠還專門為此次行動配備了一支穿甲專用手槍，以作為阻擊汪精衛的專車之用。這次行動方案仔細周密，不料就在行動之前軍統內部有人出賣了情報，結果陳三才和諸亞鵬相繼被捕。
　　多次刺殺汪精衛行動的失利，并沒有動搖戴笠的信心。經分析上幾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選一位能接近汪精衛的武士或俠客，在與汪精衛見面時憑借功夫當場要汪的命。這樣既能通過汪精衛處警衛人員的嚴密檢查，又能在準備過程中減少暴露行跡的風險。經過軍統局行動處的多方尋找，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黃逸光，其手腕力量極大，據說曾打死過老虎。黃逸光平時從事童子軍活動，抗戰前組織過徒步旅行團。抗戰開始后從廣東移居到南京，當時還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接見過他，還在一起合過影。當戴笠派人向黃逸光布置任務時，汪精衛已“還都”南京。黃逸光就帶著原來和汪精衛的合影，到偽政府里想見汪精衛。因多次破獲軍統局組織的刺殺汪精衛的案件，汪精衛更是對前來投靠的各種故舊親朋嚴加分別和防范。所以，黃逸光僅憑當年一張發黃的照片便要求晉見，汪精衛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對黃逸光的情況進行查證。果然，丁、李派手下的人對黃逸光臨時開在中央飯店的房間秘密搜查后，從房間里搜出穿甲手槍一支及照相機一架，還有小型電臺和密碼本。旋即，黃逸光被逮捕，并從他的身上查出毒藥一包。按戴笠的安排，當汪精衛同意見黃逸光，那么黃逸光就利用見面的時機用巨大的臂力將汪精衛掐死。完事后，萬一黃逸光脫不了身，就用隨身帶的毒藥自殺。汪精衛得知確切報告后，毫不遲疑地批示槍決。
　　黃逸光的死，使戴笠不得不承認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財物的刺汪行動是失敗了。雖然戴笠對汪精衛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難拿出更好的計劃來突破汪精衛的嚴密防范，為此決定將刺汪行動暫時擱置一邊。
　　不過，汪精衛最終還是死在了戴笠的手上。
　　1943年11月，日本在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汪精衛參加了這次會議，并會見了首相東條英機。會談結束時，汪精衛向東條英機提出了一個請求，要東條英機派幾名醫生去南京，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顆子彈。東條英機答應了汪精衛的請求，派黑川利雄等人帶著醫療器械來到了南京。經過一番細致的檢查，黑川利雄告訴汪精衛，他后背的那顆子彈已傷及骨頭，但并沒有大的危險還是不取出來為好。黑川利雄回國后，汪精衛仍舊不放心，他總覺得子彈留在體內就是個威脅。沒過多久，汪精衛到南京日本陸軍醫院，堅持要醫生取出背上的子彈。當年12月底，南京日本陸軍醫院的后勤部長、中將醫生鈴木小榮親自操刀，替汪精衛取出了背上的那顆子彈。但可能是手術傷及了中樞神經，汪精衛手術后雙腿變得不聽使喚，而且大小便失禁，使用任何藥物全都無效。陳壁君見汪精衛病情加重十分著急，在西藥沒有用的情況下，她想到了用中醫秘方救治。陳壁君托付親朋好友，尋找民間中醫。經多方輾轉打聽，終于在江蘇無錫找到一位治骨傷瘡毒的名醫劉一貼。
　　劉一貼到南京給汪精衛仔細把脈檢查后，發現汪精衛的創口已經平復，只是內側發燙，并且脈象細促。于是，劉一貼開了兩劑退火的藥，接著從貼身的內衣袋里拿出一張膏藥，在酒精燈上烤了一會后貼在了汪精衛的背上后去了旅店。第二天，汪精衛感到后背涼颼颼的，原有的疼痛減輕了一半。陳壁君見此暗自高興，即派人給劉一貼送去了厚禮，并把他從旅店接回了醫院給汪精衛復診。劉一貼到醫院后，重又檢查了汪精衛背后的創口，面露喜色地告訴陳壁君說：“汪先生的創毒不重，只要再照原方服上兩劑，等兩個時辰后再貼一帖毒散膏，便可一勞永逸了。”劉一貼說著從小藥箱里拿出膏藥交給了陳壁君，交代了幾句后便告辭回旅店去了。汪精衛以為那張毒散膏貼了之后便可消災納福，也就等不及過兩個小時再貼的囑咐，馬上要陳壁君給他背上貼上。誰知這張膏藥貼上不久，汪精衛就四肢抽抖，貼膏藥的地方火燒般的難受，原來的疼痛加劇。
　　陳壁君見狀慌了手腳，當她讓人到旅店去找劉一貼時，劉一貼已離開旅店不知去向。三天后，陳壁君收到了劉一貼的一封信，白紙上寫著四行字：厚禮不該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藥一帖，宜人不宜狗。陳壁君見此信后，大呼上當。可劉一貼的那帖膏藥已將子彈的鉛毒擴散入骨，汪精衛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而且高燒不斷。日本政府考慮到汪精衛病情的嚴重性，用飛機把汪精衛接到了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并很快進行了手術。手術中，醫生發現汪精衛的三節胸椎骨已嚴重變形，骨膜發炎潰爛。手術后，汪精衛的身體和頭部全用石膏固定，此時的他已元氣喪盡，看上去形如僵尸。汪精衛自知來日不多，由他口授，陳壁君記錄，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遺囑。那時，美國的轟炸機已開始大規模轟炸名古屋，為躲避轟炸已奄奄一息的汪精衛連人帶床被送到了陰暗寒冷的地下室。不久，汪精衛因地下室寒氣侵襲加上又驚又嚇病情急劇惡化而死。
　　汪精衛的死訊見報半個月后，戴笠在重慶秘密會見了劉一貼。
　　劉一貼的真名叫劉永好，爺輩手上就用祖傳秘方闖蕩江湖為民治病，到他的手上用祖傳秘方治療刀傷和槍傷已經很有名氣了，再難治的傷只要他的一帖藥膏就很快可以見效。時間久了，人們只叫他“劉一貼”，而忘了他的真名實姓。戴笠在這之前并不知道劉一貼，但他清楚陳壁君為了汪精衛的病情急找民間秘方的事。就在陳壁君手下的人找到劉一貼的第二天，戴笠手下的人也緊跟著上了門。劉一貼原本不了解到南京是給誰治病，經戴笠手下的人一點撥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在中國作的惡劉一貼心里清楚，汪精衛跟著日本人走他早就深惡痛絕。為此，戴笠手下的人只說了個開頭，劉一貼就多次點頭，再三說他已明白自己該怎么做了。
　　過后，戴笠接到報告說劉一貼已按計劃前去南京，接著又得到報告說下毒得手汪精衛必死無疑。對此，戴笠始終不動聲色，他需要的是最后結果。當日本政府用飛機把汪精衛接走后，戴笠知道留給汪精衛的日子不多了，不過他仍然謹慎地等待著最后的消息。直到在第一時間里確認汪精衛已死在日本時，他才喜不自禁地把此事的經過報告給了蔣介石。

第四章、處心積慮 組建特務軍

　　戴笠在復興社特務處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歸屬自己直接掌握指揮的特務武裝，但由于蔣介石歷來對軍隊的事防范很嚴，他始終沒有敢向蔣介石提出來。所以當蔣介石在“福建事變”平息后不久，把南昌行營調查科并入了他管理的范圍，這是戴笠絕對沒有料想到的。南昌行營調查科是蔣介石坐陣南昌“剿共”時而特設的，內設一室三組及兩個偵察隊，在華中和東南各省設有情報站及情報組。另外，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煙密查組，以及各省保安處的諜報股均由調查科指揮。同時，調查科還負責駐外使館情報人員的培訓工作。應該說調查科是當時與蔣介石關系最貼近的情報組織，所以蔣介石任自己的親信侍從秘書鄧文儀為科長。可是鄧文儀不爭氣，在查處南昌飛機場縱火案中對蔣介石隱瞞了真相，蔣介石怒氣之下將其作了撤職處理，讓戴笠頂替了這個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營調查科后，手下的人員由原來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還增添了許多公開的機構。“兩廣事變”結束后，蔣介石又網開一面，讓戴笠協助宋子文組建個稅警總團。這稅警總團雖然有一個師的兵力，但只能用于稅務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為此戴笠老覺得缺了點什么。
　　當日本軍隊開始進攻上海后，戴笠在上海布置情報任務的過程中，終于意識到這是個抓特務武裝的良機。
　　于是，戴笠積極地向蔣介石建議：上海有較雄厚的幫會勢力，完全可以利用這勢力建立一支武裝游擊部隊，既可以配合中央軍隊在上海附近牽制和阻擊日本軍隊，又可以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清敵特及漢奸。蔣介石本身就與幫會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他也認為幫會的力量只要引導得好，在國家和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自然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議是用報告的形式遞交給蔣介石的，蔣介石很認真地研讀了戴笠的報告后，即令在上海的戴笠與杜月笙合作，要在一個月內組建一萬人的武裝游擊力量投入淞滬抗戰。戴笠接到蔣介石的電令后，首先擬定了整個行動的大綱，然后率領特務處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輛汽車，到法租界趙主教路劉志陸公館與杜月笙會談。杜月笙時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與黃金榮、張嘯林并稱“上海三大亨”。在這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是否真是這樣，戴笠沒有仔細去推敲過，不過他覺得比起黃金榮和張嘯林來，杜月笙確實要高明一些。特別是在協調黑社會勢力和各派軍閥之間的關系上，杜月笙要有辦法得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這點，再加上他與杜月笙熟悉較早，并且杜月笙在物資和金錢上曾給戴笠的特務處很大的幫助，所以他愿意與杜月笙合作。
　　由于在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蔣介石要他與戴笠合作得電報，所以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雖然，表面上雙方都派出了最強的會談陣容，但在會談之前戴笠已與杜月笙有溝通，所以會談時基本上都是戴笠講得多，而杜月笙則對戴笠講些捧場的話而已。但兩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認為這是特務處與上海幫會力量的一次大規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為戴笠只不過打著合作的旗號想進一步控制和利用幫會。不過，在國難當頭之時加上蔣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這個時候是絕不會為難戴笠的。為此，會談很快就三個方面的問題達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稱為“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的領導機構，在該機構下建立武裝游擊部隊，取名為別動隊；二是“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實行委員制，另設書記長及書記長辦公室，由書記長辦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別動隊的編制為縱隊編制，下設五個支隊，支隊下面分設大隊。蔣介石本來是想利用幫會力量組織游擊部隊參加淞滬抗戰，但此時的戴笠多了個心眼把領導機構稱為“軍事委員會蘇浙委員會”，而不是淞滬行動委員會。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滬抗戰結束后能長期留用這支特務武裝。
　　上海會談結束后，戴笠連夜回南京向蔣介石面報情況。
　　蔣介石早就對上海抗戰形勢心急如焚，對戴笠提出的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沒作過細研究就點頭同意了。過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鐘路設立了“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辦公室，戴笠親自擔任該行動委員會的書記長，并下設參謀、政訓、情報、訓練和總務等處室，各處處長均由戴笠的特務處的人擔任。緊接著別動隊也初步建成，總指揮由杜月笙推薦的早年做過軍長的劉志陸擔任，參謀長由戴笠借調來的楊振華所任。楊振華是黃埔一期生，來別動隊前是八十七師參謀長。別動隊所屬的5個支隊長，分別由杜月笙提名3個，戴笠提名兩個。第一支隊長是何天風，主要成員都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二、三支隊分別是陸京士和朱學范，主要成員是上海各廠家、企業的工人；第四、五支隊支隊長分別是張業和陶一珊，主要成員是戴笠在滬杭地區的部屬和招入特訓班的年輕學生。
　　別動隊組建后，戴笠最為憂慮的是中下層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這支臨時湊合起來的隊伍，既無戰斗經驗又沒有經過嚴格地訓練，一旦投入戰斗很可能還沒有聽到子彈聲就潰不成軍了。為此，戴笠電請南京后從黃埔軍校調集了600名畢業生，分別安置到別動隊的各個支隊擔任大隊一級的指揮官。同時，戴笠還從南京中央警校抽調了100名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安排為各中隊的政治指導員。盡管，戴笠在別動隊的干部配備上動了不少的腦筋，但還是難以應付正常工作的開展。于是，戴笠電令特務處人事科抽調200名中高級特工到上海報到，安排為別動隊的中、高級軍政干部。緊接著，他又向正在浦東作戰的第八集團軍商調600名士兵充任支隊下面的班長。戴笠雖然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但考慮問題嚴謹周密。當他在審閱別動隊兵員名單時，發現有許多是知識青年和大專學生，頓時覺得這些人去當一般的別動隊員實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戰事太緊，戴笠已不可能對他們重新調整，他決定對這些知識青年進行一次短期培訓，這樣既可應付別動隊的急需，也能給特務處以后的發展培養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青浦特種培訓班”，并且很快在青浦縣西溪小學舉行了培訓班的開學典禮。培訓班招收學員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親自從別動隊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開學典禮那天，戴笠特地從上海市區趕到青浦縣西溪小學主持培訓班的開學儀式，并作了幾個小時的政治精神講話。在此后的兩三天里，他又連續個別召見學員談話，為學員題字簽名以示親近和關懷。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開設了特種培訓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種培訓班開辦過程中，日本軍隊大量增兵淞滬戰場，而且海陸空一齊向我守軍陣地發起長時間的猛烈進攻。盡管我守軍的總兵力已達到了3個集團軍，但由于武器裝備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戰場形勢越來越不利。終于，還沒有結業的培訓班學員與別動隊一道開上了前線，分別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中國正規軍對日本軍隊作戰。雖然其中不少人與日軍一接觸就潰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誠勇敢之士，為抗擊日本軍隊的侵略犧牲了性命。據“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處的統計，開戰初期別動隊戰死官兵就在1500人以上，受傷的別動隊官兵600人以上。不久隨著大部隊撤出淞滬戰場，別動隊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為零，一部分在上海執行潛伏任務，另一部分轉往安徽祁門打游擊并改為“忠義救國軍”。
　　戴笠在淞滬抗戰期間除了公開組建別動隊外，還利用別動隊的力量與日本特工之間秘密進行了一場力量和智慧的較量。
　　這較量就是從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開始的。
　　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說是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為目的的情報調查活動，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后臺的日本諜報機構。他們在中國除了調查市場和財政經濟外，還調查地理、政治及軍事等問題。所調查的每個項目都非常細致，如對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和路面結構，橋梁的長度、建筑材料和載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這些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志上，并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和掌握。調查人員中主要以日本留學生為主，同時還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并在中國各界的高層中收買為他們服務的漢奸。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各地，甚至連云南和貴州的偏遠山村也去過。淞滬抗戰開始后，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突然活躍起來，利用各種人物廣泛收集情報為日本軍隊服務。
　　

　　
　　對此，戴笠的特務處并不知情。
　　就在戴笠為組建“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而奔忙時，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強和彭壽。章乃器先生告訴戴笠，程克強和彭壽同在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做事，他們愿意用東亞同文書院的某些特殊關系，搜集日方的情報為淞滬抗戰服務。此時戴笠正是用人的時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時掌握日方的軍事等情報，所以對章乃器能推薦有用之材當然是十分感謝的。但淞滬抗戰形勢復雜多變，戴笠當然不會僅僅憑一位有聲望的學者的介紹，就把兩位素不相識的青年吸收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員。于是，戴笠叫時任“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書記兼人事科長的文強，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與程克強和彭壽兩人見面，對他們進行面對面的考察。文強到章乃器那里后才知道，程克強和彭壽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系，兩人都是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雇員。由于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淞滬抗戰開始后他倆出于對國家的熱愛，以東亞同文書院為掩護組織一個“文友社”，表面上也為日本人服務，其實是為淞滬抗戰而收集日本人的情報。程克強和彭壽還提出，該“文友社”以他倆為經理和社長，另聘五六位男女記者作為活動人員。同時，程克強和彭壽還提到了辦公用房、活動經費和車輛等事情。文強回到戴笠處匯報后，盡管戴笠自己對此事也沒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覺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盤上，就算這是日方的計謀也難逃他特務處的手心。
　　為此，戴笠答應了程克強和彭壽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為了完全控制這反間諜機構的主動權，他和文強商量后派黃埔六期畢業時為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的王樹人，去當“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而實際上是此反間諜機構的總負責人。王樹人瘸腳，又時時裝出副可憐的樣子，任人訓斥笑罵，不但程克強、彭壽和日方的情報人員沒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也沒能識破王樹人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當程克強把3名日本間諜引進“文友社”后，戴笠立即決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為了不使程克強和彭壽及日方人員懷疑，戴笠要文強通知程、彭倆人對這兩名女特工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這兩名女特工，一個叫安占江，一個叫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的記者，不但年輕漂亮和能說會寫，而且在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訓練，騎馬、射箭和打槍樣樣皆精。參加考試前，戴笠和文強事先對她們進行了訓練，要她們做到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腳，又不能裝的太“笨”，以免不能錄用。果然，經過考試就被程克強和彭壽錄用，并且沒給人有任何的懷疑。對程克強介紹的那3名日本間諜，文強根據戴笠“不能讓日方間諜進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強對他們也要進行考試和資歷審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證人并交納保證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難而退。由于“文友社”的司機也是程克強和彭壽找來的日本特工人員，戴笠就指示安占江和吳憶梅在“文友社”內散布這個司機的壞話，逼迫他自動辭職而去。隨后，戴笠又派手下人頂替了司機的位置，配合王樹人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戴笠繼續通過章乃器夫婦對程克強和彭壽施加影響，讓他們倆始終站在抗日救國一邊，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間諜機構。在此基礎上，安占江和吳憶梅以“文友社”的記者為掩護深入到東亞同文書院和虹口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和收集各種情報資料，對淞滬抗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安占江和吳憶梅還按照戴笠的計劃，將東亞同文書院內以教授身份出現的日諜福田信一引誘出來，后被綁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關押了起來。
　　此時，淞滬戰場進入了相持階段。
　　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滬戰場，那將會動搖國內國際對抗戰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么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滬戰場的七十多萬國軍就會所剩無幾，而且戰場形勢還不會有根本性的好轉。就在蔣介石萬難之時，宋子文提出讓《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解決中日爭端。所謂《九國公約》，是指1922年2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該公約的主要內容是根據“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各簽字國享有在中國通商貿易和開辦企業的“機會均等”權。宋子文此議一出，以德國駐華大使等人為首紛紛出面做調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時相當被動。于是，日軍統帥部急調在華北做情報工作的南本實隆秘密潛往上海，迅速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戰略意圖，并伺機暗殺宋子文。南本實隆是個中國通，因久在平津一帶活動能說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國話，能應付各種險惡的局面。他曾在華北和東北等地多次破獲戴笠所布置的特工組織，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務處特工人員就有數百人。戴笠早就對他恨之入骨，數次設計要在華北將其干掉，終因事先都被南本實隆察覺而沒能成功，但戴笠始終沒有放棄這方面的努力。所以，南本實隆還沒有動身，戴笠已從打入日本軍方的特工那里得知了消息。為此，戴笠決定要在上海讓南本實隆命歸西天。
　　于是，戴笠與南本實隆間的較量悄悄地開始了。
　　戴笠起初以為，南本實隆到上海后必定會在東亞同文書院和虹口日本海軍俱樂部露面，為此他在這兩處全都布置了內線伺機對南本實隆下手。由于執行此項任務既艱難又極危險，讓戴笠費心思的是由誰來完成對南本實隆的暗殺任務。戴笠反復考慮了多日，覺得由文強來擔任最合適。文強是黃埔四期生，在浙江警校特訓班和南京諜參培訓班工作多年，對特工情報業務和各種行動技術比較熟悉，再加上他從沒有任過公開性的職務，不太會引起日方的注意。文強本來就是個機敏能干而且有頭腦的人，當戴笠向他講明了任務的內容后，很快就表示了完成任務的決心。文強的態度早就在戴笠的預料當中，但此次任務畢竟非同一般，他還是與文強仔細地分析了此次任務的各種難點。當文強對這些難點全都心里有數后，戴笠把一支三號左輪手槍和30發達姆彈連同活動經費交給了文強。可是沒有想到，南本實隆到上海后沒有在該去的地方露面，而是直接用重金收買日本士官讀書時的同學，此時已是戴笠手下別動隊參謀長的楊振華，要其提供中國軍隊的情報。此時的楊振華不甘就此淪為漢奸，也威懾于戴笠的權威，不敢貿然出賣機密。
　　于是，楊振華把這情況向戴笠作了匯報。
　　戴笠見情況有變，就迅速重新設計了計劃。他把文強再次找來后說：“南本實隆為了急于在《九國公約》國開會之前了解我方的戰略意圖，到上海后就企圖收買別動隊參謀長楊振華。南本實隆幾次要楊振華介紹我方的要人與他見面，我已讓楊振華虛擬了你的身份推薦給了南本實隆。為此，我想將計就計，讓你以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的身份與南本實隆接觸，并向他表示愿意與他們合作的愿望。你的化名楊振華已取好，就叫李文范少將。明天晚上8時，你隨楊振華到靜安寺路100弄10號與南本實隆見面。記住去時不能帶槍，也不能帶其他男女，自備汽車，但一定要換了牌照。與南本實隆見面后如問到年齡，你要把年齡報的大點，因為日本人不到50出頭是不會有少將的官銜的。還有，這次南本實隆與你見面的地點不放在日租界而在英租界，這說明通過楊振華的多次介紹南本實隆已對你有了好感，看來楊振華這個人……”戴笠就此打住了話題，從他的眼神里看得出對楊振華這個人的懷疑多于信任。不過，楊振華在淞滬抗戰結束后確實投靠了日本人，可見戴笠的懷疑沒有錯。
　　文強第一次與南本實隆見面時間很短，在證實了雙方的身份后，約定兩天后到虹口日本海軍俱樂部進行第二次會談。臨分手時，南本實隆送給文強一大捆東西。文強難以推辭就把這捆扎著的東西帶到了“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的辦公樓。戴笠的頭腦里可比文強多了根“弦”，他見那東西后馬上有了火氣，指著文強的鼻子大罵道：“你的太沒有頭腦，如果這里面是炸彈，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命了。”后經技術專家對那捆東西處理后，發現那里面是一萬元法幣。對這錢誰也沒有去多想過，也許是南本實隆給文強的見面禮。文強見是虛驚一場很有些不快，戴笠可是看在眼里，馬上對文強說：“你老兄沉著應變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過頭也是不得已。過慮則愚，過敏則亂，不如此則怠，不認真則萬事無成。全勝而敗不如積小勝而大勝。劍及履及，步步以慎敵之心，則有備無患。反之，掉以輕心，事無不敗之理。”戴笠這番很有哲理的話，一下把文強給說明白了，很快臉上沒有了不快的表情。
　　

　　
　　兩天后，文強與南本實隆如期在虹口日本海軍俱樂部會面。此次會面南本實隆想通過文強搞清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統帥部的抗戰決心如何？二是對日作戰所動員的兵力配備如何？三是利用《九國公約》簽字國來限制日本是否真是宋子文的主意？四是中國對德國大使出面調停有何看法？這些問題都不是文強所能答復得了的，他只得推說待進一步了解后再作明確回話。戴笠從文強處得知了南本實隆的4個問題后，為了使已經上鉤的南本實隆不生疑心，他親自虛擬了對這幾個問題的看法，并報給蔣介石備案。不過，此時的戴笠又有了新的主意，因正在組建的別動隊急需要資金，他想讓文強以這4個問題的答案從南本實隆那里搞個幾百萬塊錢，以解別動隊的燃眉之急。戴笠再三囑咐文強，4個問題的答案只能一個一個給，每個答案的價格是200萬元。可當文強第三次與南本實隆見面后，一提出答案的價格，南本實隆似乎沒有任何猶豫就同意了，并答應下次見面就付款。戴笠得知后對文強說：“日本人素來小氣，南本實隆答應的事難免有變。”果然，當文強第四、五次為答案的價格與南本實隆商談時，南本實隆完全推翻了原來答應的價格，要求4個答案的總價不超過400萬。而且，南本實隆只同意付40萬元的現款，其余的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條件是文強必須要把所有的答案全部交出。此時，戴笠已感到與南本實隆討價還價的余地已很有限，他開始為干掉南本實隆作準備了。為此，戴笠讓人在赫德路租了間民房，讓文強約南本實隆來此見面。文強不清楚戴笠改變約會地點的用意，也不知道戴笠已在這民房的周圍已布置了殺手，他仍然與南本實隆認真商談毫不含糊。
　　不過，此次南本實隆避開所有的話題，非常明確地要文強做內線，將宋子文殺死，并答應為此事可先付10萬酬金給文強，而且事成之后文強所有的收入不會少于100萬。這事令文強極度震驚，為不使南本實隆有疑心，文強應允了。回轉后，他立即向戴笠匯報。戴笠聽后也吃驚不小，他明白南本實隆要開始做他的事了。可就在戴笠進一步揣測南本實隆是否還有更大的陰謀時，南本實隆卻把文強約了去商量暗殺宋子文的具體計劃。臨離開時，南本實隆給了文強5萬元的現金。文強如數把這錢交給了戴笠，戴笠望著這錢知道與南本實隆間的周旋已經到頭了。因為，此時在淞滬戰場上的形勢已經對中國軍隊相當不利，德國駐華大使的和談調停已經落空，其實已經中了日方的緩兵之計。而且，南本實隆開給文強的那張360萬的支票，戴笠已派人到上海正金銀行查詢過，這支票不能馬上兌現，要過一星期后才能辦理。過一個星期后淞滬戰場的形勢已難以預料，看來南本實隆早已考慮到這步棋了。想到這里戴笠有些悔了，他不該為了那幾百萬塊錢而沒有在前幾次殺了南本實隆。盡管戴笠覺得除掉南本實隆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但他還是在赫德路的那間民房作了周密的部署，下令文強在與南本實隆見面時下手。可是第二天，在過了約定時間很久后南本實隆也沒有露面。就在文強等人左右為難時，戴笠來電話說日本軍隊已經在杭州灣至金山衛一帶登陸，所有人員全部撤離。
　　文強與南本實隆從此沒再見面。
　　雖然，圍繞南本實隆的所有計劃都是戴笠安排制定，但也是文強對戴笠計劃的領悟和他本人出色的表演，才使南本實隆一步步地被牽著鼻子走。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是淞滬戰場的局勢發生逆轉的話，南本實隆是逃不過戴笠設下的圈套的。
　　隨著日本軍隊的大量登陸，中國軍隊在淞滬戰場上全面撤退。
　　面對潮水般潰退的場景，戴笠仍鎮定自若地布置指揮著潛伏和轉移方面的工作。他首先任命文強為特務處前方辦事處處長，主要任務是收容別動隊的人員和中國軍隊從淞滬戰場撤退時的散兵游勇。接著，戴笠又下令文強迅速結束“文友社”的工作。由于組建“文友社”的程克強和彭壽在搜集日方情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在南本實隆到上海后他們做了許多方面的配合，戴笠覺得這倆人可信也可用。于是，戴笠決定程克強和彭壽在上海失守后潛伏下來，保持與日本間諜網的關系，進一步開展收集情報的工作。可是，當文強把戴笠的決定告訴程、彭倆人的同時，日方的情報機構要他們到南京開展諜報工作，配合日本軍隊進攻南京的行動。經戴笠同意后，文強把程、彭帶到了南京，讓他們與特務處南京潛伏區負責人錢新民接上了關系，并作為南京潛伏區的直屬通信員與日方的諜報機構開展斗爭。不過南京淪陷后，錢新民很快投敵叛變，程、彭被日軍逮捕入獄。這期間由于周佛海的斡旋，程、彭倆人沒有被處死，后他倆成了周佛海和戴笠之間的聯系人。
　　當然，這已是后話。
　　再說文強從南京返回上海后，上海已基本失守。戴笠是在最后時刻，安排完別動隊的撤退事宜后，才搭上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了香港。此時的別動隊除了潰散的余下的已不多了，文強按照戴笠的指示分別派出6個收容小組，分別收容別動隊隊員兩千多人和國民黨軍的散兵游勇八千多人。然后，他帶著這些人繞道南通、蘇州和句容等地，最后到達了皖南祁門的歷口鎮。與文強他們同時到達的，還有戴笠在青浦和松江舉辦的兩個特工訓練班。這兩個特工訓練班，在撤退前因遭日軍襲擊和日軍飛機的轟炸損失很大。特別是青浦特工訓練班原來有四百多人，可到歷口鎮時已不到50人了。盡管這樣，戴笠仍然把他們作為自己發展特務武裝的主要力量，時時牽掛和關注著。當他得知該集中到歷口鎮的隊伍全都到齊后，就親自趕赴到歷口鎮進行點名，并對零亂而又疲憊的隊伍進行政治鼓舞。為了穩定這支隊伍，在報經蔣介石同意后，戴笠在歷口鎮召開了官兵大會，宣布改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為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并把在歷口鎮的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第一團，戴笠自己親任團長。凡參加青浦和松江特工訓練班的學員，除少部分被戴笠挑選到總部工作外，其余的全在忠義救國軍里擔任連營以上的干部。不久，當忠義救國軍教導二團和三團在浙西和蘇南相繼成立后，戴笠又宣布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起初，戴笠自任總指揮，后因工作繁忙改由他人擔任。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的建立，是戴笠在穩定和發展特務武裝上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此時，戴笠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特工專門人材的培養上。
　　由于在南京被日本軍隊攻占時，戴笠曾要當時青浦培訓班派學員到南京執行爆破任務。雖然青浦培訓班派去了好幾批人，但都因為專門的爆破技術沒掌握好，沒能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這事對戴笠的震動很大，有好一陣子他不知如何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不過，戴笠很快從蔣介石辦黃埔軍校上得到了啟發，他覺得只有舉辦大型的特工培訓班，才能解決特工專業人材嚴重缺乏的問題。關于培訓班的名稱，戴笠最初確定為“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但在辦理手續時，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廳不肯承認而且拒發印鑒。于是，戴笠利用自己在中央警官學校有兼職的便利，把該培訓班定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可是，這又遭到了中央警官學校教務長李士珍的反對。但戴笠仍然我行我素，把將要開班的稱為中央警官學校特訓班一期。后來，因為辦班的校址在湖南臨灃縣，戴笠在內部就改稱為“臨灃特訓班”。為辦好這期大型培訓班，戴笠幾乎集中了當時特務處的所有的特工訓練精英，他們中有部分是留過蘇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訓練的經驗。
　　就在戴笠積極籌備開班時，他得知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梁干喬招收了大批失業流亡的學生。梁干喬是廣東梅縣人，黃埔一期畢業，曾是留蘇的托派分子。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也就利用抗戰初期的混亂局面另起爐灶，在鄭州招收了八百多名青年學生進行軍訓，企圖以此作為起家的本錢。戴笠對此極為惱火，當即派沈醉等人強行把這批學生帶往“臨灃特訓班”。由此，梁干喬與戴笠最終鬧翻，辭別戴笠到在西北的同學胡宗南那里謀事去了。
　　

　　
　　就這樣，鄭州的這批青年學生成了“臨灃特訓班”的主要生源。開班前，戴笠見生源中女性的比例太少，就把胡宗南的中央軍校七分校在長沙招的60多名女生要了過來。但使戴笠沒有想到的是，特訓班正式開學后有許多學員得知自己做的是特務工作后紛紛提出來要退學，特別是從胡宗南那里要來的那批女生要求最強烈。戴笠知道后十分重視，他一個個地找學員談話，進行政治精神教育。而后，戴笠按照黃埔軍校的管理方法，先讓這些學員集體辦理加入特務組織的手續，接著強制進行大強度的軍事訓練，讓學員在緊張而吃力的操練和培訓中沒有時間考慮更多的問題。同時，戴笠要特訓班有目的地檢查學員的書信來往，隨時注意控制學員平時的言論。過后，再也沒有學員說要退學了。不久，由于抗戰形勢的需要，戴笠先從特訓班里選調了30名女生打入“戰地服務團”轉赴江西等地活動。緊接著，戴笠在抽調100名學員參加武漢保衛戰后，又抽調出100名學員到東南忠義救國軍工作。另外，戴笠還數次選調數量不等的學員到上海和山東等淪陷區工作。盡管“臨灃特訓班”是在較困難的情況下舉辦的，但對戴笠擴充特務武裝的勢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按照戴笠的話說，“臨灃特訓班”的開辦是抗戰時期進行特工訓練的一次示范。也正由于這樣，“臨灃特訓班”的大部分學員在過后成立的軍統局里成了骨干力量，在軍統內部“臨灃特訓班”的學員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派別。
　　自創辦“臨灃特訓班”取得成功后，特別是1938年5月原特務處在武昌組建為軍統局后，戴笠為迅速擴充特務勢力，舉辦特種訓練班的勁頭不減。在他的一手策劃下，形成了臨訓、黔訓、息訓、蘭訓和渝訓等5大訓練基地，以及息烽、蘭州、重慶和東南等4大培訓中心，培訓內容涉及游擊、情報、行動、爆破、警政、緝私、外事、會計及電訊等等方面。據良雄寫的《戴笠傳》記載：“自洪公祠訓練班起，曾受戴笠訓練的人員有6萬人之多。”規模龐大的特務訓練，使軍統局的特工情報人員逐漸走向規模化和專業化。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笠在所有的特務培訓和訓練中對電訊人材的培訓格外重視。在成立特務處的初期，戴笠接受和傳遞情報基本上是通過陳立夫把持的中央統計局，因為當時中央統計局利用電臺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轉播站系統，而此時戴笠的手上是一無所有。雖然用中央統計局的電臺網絡能達到保密的目的，但環節的緩急總是操持在人家的手上，好些時候受氣不說對工作開展也限制不少。于是，戴笠決定內部自設電臺網絡。他從5部電臺起家，到抗戰中期，軍統的電訊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專業工作人員達到4000多人，所用電臺達700多部。不但所有的外勤區、站、辦事處等機構配備了電臺，一些大區還建立了支臺，而且大多數外勤情報組也配備了電臺。戴笠還針對當時的5瓦和15瓦的收發報機太重，特工和情報人員攜帶起來不方便，要由胡宗南推薦來的無線電專家魏大銘進行改進。此時已是特務處通訊科科長的魏大銘，很快組織人員研制出了一種小型收發報機，它除了電池和耳機以外，體積不超過冰棍那么大。由于隱蔽性好，戴笠手下的人給它取了個好聽的名字“特工機”。當戴笠要魏大銘帶著這“特工機”到江西廬山演示給蔣介石看時，它竟然能穿越過廬山山脈接收到外面的信息，而常用的15瓦收發報機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蔣介石平時也非常注意通訊工作，早年他就聘專家在上海設廠制造收發報機，但花了不少的功夫始終無所發明。此時，見戴笠在不長的時間里利用簡陋設備造出了這么好的東西非常高興，于是指示戴笠編造預算進行批量制造。不久，這“特工機”經魏大銘等繼續改進后，不但體積更顯小巧，而且里面結構也更精良了。如果用干電池的話，就是遠離數千里也能圓滿通訊，很少出現差錯。除這“特工機”外，戴笠還用自己培訓出來的技術力量，在相當有限的物力條件下研制出了適合在各種條件下使用的且又精良的收發報機。也正因為戴笠在通訊設備和培訓專門人材上的努力，才使他在戰時的中國如愿地建立了普遍而又龐大的通訊網絡。戴笠用這別人無法比擬的網絡，一方面駕馭和控制著他手下的那個龐大的組織，另一方面隨時掌握著中國每一個角落里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他成了國民黨政府高級階層里最為博聞廣見和熟悉時局的人。
　　當然，從更廣泛的層次上看，通訊情報對蔣介石似乎也同樣重要。他從戴笠提供的及時而又準確的情報里，看出這對他自己的統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他通過這些情報能及時了解和掌握對手和敵人的動向。事實上，蔣介石把戴笠秘密電臺偵收到以及其它部門獲取的情報看成是一種家庭壟斷，在好長一段時間里只有他、宋子文和孔祥熙才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報報告。如，時任蔣介石參謀長的何應欽向情報部門要一份日方的情報時，竟然多次遭到了拒絕。蔣介石對通訊情報的獨占極大地刺激了何應欽，他由此而組建了屬于自己領導的情報收發處，專門搜集和破譯日本方面的通訊。何應欽的做法其實也刺激了戴笠，在搜集國內情報方面確實沒有任何人能超越他，但由于在破譯日本電訊上他所領導的部門不能走在別人的前面，在蔣介石每個月都要召開的情報會議上，許多方面都由交通部的下屬溫毓慶說了算。溫毓慶與宋子文是姨表兄弟，是交通部上海國際電訊局的電訊專家，也是交通部電政司的負責人。由于溫毓慶在破譯日本密碼上所擁有的技術和設備確實有優勢，于是戴笠有了想與溫毓慶合作建立“中國黑室”的念頭。
　　此時，戴笠把建“中國黑室”與擴建特務武裝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抗戰時期的戴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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