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戴笠（一）

薛萌　《報告文學》

第一章 垂涎國寶 拿捏孫殿英

　　1933年的冬天遲遲不肯離去，長城邊那厚厚的積雪白得有些耀眼。
　　這年的3月11日，日本軍隊突然向防守在長城要隘古北口的國民黨中央軍二十五師和東北軍一一二師發動了進攻。這兩個師的將士在雪野里經過近五十多個小時的拼死血戰，最終因為傷亡慘重以及彈藥不濟撤出了戰斗。古北口失手后，日本軍隊又很快進行了集結。蔣介石對日軍會如此迅速的集結非常重視，擔心華北地區會遭到日本軍隊全面進攻。但由于對日軍的調動部署和一線戰事的不了解，對對方進攻的重點始終不能明確。于是，蔣介石要當時已是復興社特務處處長的戴笠，報送這方面的情報。由于特務處成立時間不長，加上戴笠對華北地區情報工作重視不夠，對長城前線戰事的了解缺乏應有的布置，所以古北口一帶日本軍隊活動方面的情報很少。為此，戴笠面對蔣介石心急如焚地催要這方面的情報，實在是無可奈何了。面對日本軍隊的逼人氣勢，蔣介石又了解不到長城戰事的切實情況，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戴笠找到辦公室，大罵戴笠不懂情報工作的輕重緩急，并要戴笠迅速派遣人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里報告長城戰事的真實情況。
　　戴笠挨蔣介石痛罵后，本想要在北平的特務處華北區情報組立即派人到古北口前線。可他擔心這些人辦不好事，就自己帶了個情報組趕到了離古北口不遠的地區。通過多方面收集情報，戴笠認為日本軍隊雖然擺出步步進逼的進攻氣勢，但是還不具備向華北地區發動全面攻勢的兵力集中和準備，其目的只是想通過軍事壓力，脅迫國民黨政府簽訂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國民黨政府對華北的主權，承認華北分治和日本軍隊對東北和熱河的占領。蔣介石得到戴笠的準確情報后心中有底了，于是決定繼續把中央軍的主要力量留在江西“剿共”。同時，指令國民黨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與日本人進行妥協。
　　但出乎蔣介石意料的是，沒多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等愛國軍人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一時間得到了八方響應并且聲勢浩大。蔣介石面對這紛雜的形勢，十分憂慮馮玉祥會就此坐大，并擔心抗日同盟軍的活動會失去控制，打亂他對日妥協的棋局。為此，蔣介石命令何應欽要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對蔣介石的意圖馮玉祥也有所察覺，為了給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爭取更多的地盤，馮玉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國民黨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此時，孫殿英控制的地盤剛好與抗日同盟軍的區域相接壤。馮玉祥為了爭取孫殿英合作抗擊日本軍隊，多次派人與孫殿英接洽。因為在這之前，孫殿英曾奉張學良之命率四十一軍在熱河赤峰，阻擊日軍進攻達7天7夜。接著在猴頭溝門，又與日本軍隊激戰了十多天。盡管最后以四十一軍撤退而告終，可孫殿英贏得了他一生中惟有的一次光彩。所以馮玉祥覺得只要工作得當，此時的孫殿英是可以爭取的。
　　何應欽得到此消息后，立即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派戴笠和劉健群去天津做孫殿英的工作，以阻撓馮玉祥和孫殿英聯合。劉健群祖籍為江西吉安，祖上早年移居貴州遵義，他曾是何應欽任南昌行營主任時的行營秘書。因劉健群能說會道，并在法西斯理論方面有一套，被何應欽引為親信。后由于寫了《我對黨的一點意見》，又被蔣介石引為知己。蔣介石曾贊揚劉健群在法西斯理論方面的見識，要比黃埔系的進步10年。為此，蔣介石和何應欽想利用劉健群能言善辯的口才去說服孫殿英。
　　戴笠和劉健群到天津已是五月的天氣了，但天津還是有些冷。
　　孫殿英的下榻處在天津的租界內，戴笠和劉健群在租界里費了好些工夫才與孫殿英見上面。因為劉健群在蔣介石和何應欽面前都是紅人，所以戴笠此次行事全以劉健群為主。劉健群也當仁不讓，與孫殿英見面后就論起了理論。他開口閉口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絕對擁護一個黨和一個領袖”、“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等等一套理論，而這些孫殿英聽的是云里霧里，好半天還明白不過來。孫殿英本是個流氓軍閥，因東陵盜寶而聲名狼藉，他一生所奉行的哲學思想便是“有奶就是娘”。就此時的孫殿英來說，正處于左右兩難的境地，如果靠向馮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軍，萬一抗日失敗怎么辦？他似乎覺得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聽從蔣介石和何應欽的命令去攻擊抗日同盟軍，那么剛由熱河抗戰中得來的名譽又要喪失徹底，孫殿英覺得抗日同盟軍也是打不得的。
　　雖然，孫殿英在戴笠和劉健群面前顯得左右為難，其實此刻在他心里頭什么抗日不抗日、是擁護蔣介石還是聯合馮玉祥都不是主要的。孫殿英盤算的是在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誰能成為自己穩當的靠山，以保住由熱河抗戰中得來的榮譽和所形成的實力，好更快地發展自己的地盤和勢力。而劉健群雖然能言善辯，但畢竟書生氣太重，揣摩不了像孫殿英這種人的心理。盡管劉健群把自己的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使孫殿英的內心產生了極度的不痛快。不過，孫殿英還是給了戴笠和劉健群面子，以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客人而禮貌地要人送客。孫殿英這么一說，劉健群泄氣了，他茫然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所措。而此時的戴笠要比劉健群老練的多，雖然在整個過程中戴笠沒說什么話，但他的兩眼幾乎沒有離開過孫殿英的臉。戴笠心里清楚，對孫殿英這樣的人講大話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他感覺到有利可圖。此外，戴笠還從孫殿英的表情里感覺到，孫殿英對他和劉健群的地位并不看重。
　　當戴笠與劉健群走出孫殿英的住處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劉健群。劉健群聽后不以為然，他認為主要是孫殿英對他的思想還沒有認識。戴笠瞥了眼劉健群后沉默了，心想，如果下次再與劉健群來也許孫殿英連面都不愿見了。為此，當蔣介石要戴笠再次去天津做孫殿英工作時，他避開劉健群，對孫殿英所接觸的人員和其周圍情況作了仔細的了解。臨行前，何應欽聽從戴笠的意見，給孫殿英親筆書信一封，信中以察哈爾省主席或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的職位為誘餌，作為拉攏孫殿英的條件。戴笠接過信后，何應欽對戴笠說：“此次，能否成事就看你了。”
　　戴笠成了此舉的關鍵性人物。
　　由于孫殿英年輕的時候參加過幫會，戴笠此次天津之行邀請了洪幫里有名的老頭子張樹聲，以及孫殿英的好友北方出了名的政客張壁。到天津后，戴笠這次沒有上孫殿英的門，而是到英租界里的利順德大飯店開了豪華包間。利順德大飯店建于1863年，完全是英國古典建筑的風格，該飯店是中國最早的涉外飯店，也是中外各界社會名流的高級社交場所。溥儀居于天津時曾多次到該飯店用餐，美國第三十一屆總統胡佛在此居住過多年，還有孫中山等人也多次在此下榻。在天津有錢和有勢的人中，沒有人不知道利順德大飯店的。戴笠心里清楚只要住進利順德大飯店就是地位和權勢的象征，更何況他要的是這飯店里最豪華的房間呢。
　　當該考慮的都考慮后，戴笠本想讓張壁和張樹聲一起去孫殿英的門上，邀孫殿英來利順德大飯店見面。臨走時因張樹聲突然身體不適，只好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間后，讓張壁一個人前去了。當張壁敲開孫殿英的門時，孫殿英正在燒煙土。多年沒見張壁的孫殿英趕忙丟下煙槍讓座，并吩咐邊上的人上茶。茶上來后，孫殿英問起了張壁的來意。張壁呷了口茶說，有人要見你。孫殿英不解地問，誰？張壁放下茶杯接著說，就是上次到你門上來過的戴笠。聽說是戴笠，孫殿英馬上就沒有了好臉。張壁看在眼里，目光在孫殿英的臉上停留了一下說，此人可絕對不能小看，他可是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哪。聽到這里，孫殿英不好看的臉上有了驚愕的表情。張壁又說，戴笠手中的權力可以讓你上天堂也可以讓你下地獄……。孫殿英愣了好一會，聽張壁說戴笠在利順德大飯店等時，馬上讓人準備了厚禮后，就輕裝簡從地跟著張壁到利順德大飯店見戴笠了。
　　

　　孫殿英畢竟是個混江湖的老手，見戴笠后還沒有說話就倒地拜了三拜，一再地說：“失敬！失敬！上次相見我是有眼不識泰山哪！”戴笠絕沒有想到孫殿英會這樣，盡管他覺得有些突然，但心里一下寬慰了許多，因為眼前這個“東陵大盜”顯然是來討好的。戴笠連忙攙扶起孫殿英，還沒有來得及客套，孫殿英把聲音嚷得響響地說：“我們都是在江湖上闖蕩的，只要蔣委員長用得上我，愿一輩子做馬前卒，要我割下頭來，保證不會割耳朵。今日見面實屬難得，為了表示我的心愿，就送兩顆紅寶石作紀念吧。”看著孫殿英江湖豪杰的樣子，戴笠仿佛從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而正是這使他縮短了與孫殿英之間的距離。
　　孫殿英說完，向戴笠遞上了一個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戴笠打開一看，只見里面是兩顆光澤潤厚的紅珠子。這時，孫殿英附著戴笠的耳邊悄悄地說：“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顆，數這兩顆最大，都是無價之寶呀！”雖然孫殿英沒有明說這兩顆是送給誰的，但戴笠接過珠寶后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蔣委員長。過后，在張壁的撮合下，戴笠與孫殿英談得相當的投機，完全沒有了第一次見面時的那種難耐和壓抑。是的，孫殿英認為戴笠是位難得的知己，往日可以利用。而戴笠覺得孫殿英確有江湖上的豪氣，今日正好網羅。當兩人談到如何對付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時，戴笠向孫殿英遞上了何應欽的親筆信。孫殿英凝視著信沉思良久，他明白何應欽要給的這份禮也不薄，但如果就任察哈爾省主席無疑會與抗日同盟軍作對，還不如退往西北開墾青海。于是，孫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的位置，并再三感謝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戴笠此次的天津之行無疑是成功的。
　　當戴笠把兩顆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蔣介石后，蔣介石十分高興地對戴笠說：“好！好！你肯用腦子，能辦事。”
　　1934年開春后，孫殿英的隊伍開拔，遠赴青海。
　　孫殿英原本以為這樣既能屯邊守土又能遠離內戰旋渦，但他絕沒有想到就在他的隊伍向西北推進不久，蔣介石暗中給寧夏軍閥馬鴻賓和馬鴻逵發了電報，說他并不支持孫殿英出兵西部搶占回族兄弟的地盤。這可激起了馬鴻賓和馬鴻逵的不安和憤怒，在他們聯絡了青海軍閥馬步青和馬步芳后，準備發起“四馬拒孫”之戰。孫殿英對西北有惡戰是有考慮的，為此他派人與在陜西的紅軍給楊虎城做工作，以求能得到幫助。當時，孫殿英還給紅軍送了一千支步槍和一百挺機槍。為此，孫殿英部隊過黃河時也得到了紅軍和楊虎城部隊的協助。但孫殿英畢竟是孤軍深入，在寧夏久攻不成后，被蔣介石撤消了青海督辦的官職，而且還停發了孫殿英整個部隊的糧餉。這時的孫殿英已掌控不了部隊了，許多部下陣前倒戈。就在孫殿英左右為難的時候，山西的閻錫山出兵斷了他的歸路。頓時，孫殿英成了孤家寡人，無奈之下只得到山西太原的晉祠隱居了起來。
　　這隱居的日子過了3年多。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在晉祠里悶得快透不過氣來的孫殿英覺得是出山的時候了。終于在一個雨天里，孫殿英只身溜回了北平城。在經過好一陣口舌后，孫殿英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借了五百條槍。接著，他從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出乎孫殿英意料的是，當他來到石家莊以北的東長壽時，居然已收容到兩千多人了。就這樣，孫殿英又拉起了一支隊伍，他把這支隊伍編成了4個大隊。隊伍有了，可孫殿英的心是懸著的。他知道要想進一步擴充實力，給自己在政治上重新造成氣候，不從蔣介石那里取得正式的“名號”是不行的。要不然僅靠這兩千多條人槍，頂多也只能做一時的江湖梟雄。由此，孫殿英想到了戴笠。但因與戴笠已多年沒了交往，孫殿英對已權重位高的戴笠心里沒了底。為了摸這個底，孫殿英先派擅長外交的一個親信通過關系與戴笠取得了聯系。隨后，孫殿英又用東陵盜來的寶物打通了駐防保定的第二集團軍司令劉峙的關節，要劉峙電請蔣介石能見他一面。當這一切都做妥當后，孫殿英覺得是動身去南京的時候了。
　　孫殿英是帶著大量珍寶去南京的。
　　此時已是8月的天氣，南京城里驕陽似火。
　　孫殿英首先會的是戴笠，是戴笠手下的人把他帶到雞鵝巷五十三號的。由于這里都是不起眼的低矮平房，孫殿英一走進戴笠辦公室后就有了陰涼的感覺。孫殿英是個慣于見機行事的人，他清楚這次與戴笠見面跟前幾年在天津的相見絕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孫殿英進門后眼神始終注意著戴笠的表情，不該說不說，就是該說的也很少說。孫殿英在戴笠面前站了好一會，始終沒有找到恰當的話題。但總不能不說話吧？孫殿英猶豫再三，而后試探地對戴笠說：“我已有人槍近萬，還可以號召舊部數萬，進可以與日本軍隊決一雌雄，退可以與八路軍爭個高低。憑我闖蕩江湖的一套本領，總不會落在別人的后面。所以，我這次來南京要全靠戴先生幫忙了。”孫殿英的這套大話自然騙不過戴笠，好在戴笠對孫殿英的處境和這次來的用意已有所了解。此時的戴笠不想掃孫殿英的興，當他親手給孫殿英泡了茶后，一來二去的兩人之間的話變得投機起來了。說到高興時，孫殿英終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打開了隨身所帶的奇珍異寶。在所帶珍寶中數一顆夜明珠最為寶貴，這顆夜明珠分開是兩塊，合攏是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則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要是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發。戴笠拿著夜明珠搬弄了一番，果真如此，不由得連連喝彩。這時，孫殿英走近戴笠悄悄地告訴說：“……當時將慈禧的棺材劈開后，慈禧的尸身完好，看上去就好像在睡覺一樣，就因為她的嘴里含著這顆夜明珠。”孫殿英話音還沒落，戴笠就提議把這夜明珠送給蔣夫人宋美齡。孫殿英接著又拿出件寶物，對戴笠說：“這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頭，名叫“翡翠西瓜”，你看送給誰？”戴笠望著這“翡翠西瓜”傻眼了，真的，他從沒有見過如此珍奇的東西，連忙說：“此物還是送給宋子文先生吧。”當孫殿英把所剩寶物拿出來后，也由戴笠一一做主分給了孔祥熙和何應欽等人。只是孔祥熙夫婦后來看到宋氏兄妹的寶物后，極為眼紅。經戴笠電告孫殿英后，孫又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后才算擺平。當然，這已是后事了。
　　對戴笠的細心，孫殿英莫不稱是。
　　經戴笠安排，蔣介石如期接見了孫殿英。當孫殿英剛走進蔣的辦公室時兩只腳還沒有站穩，站著的蔣介石就對孫殿英說：“你的情況戴科長已經向我說明白了，你要好好地為國家出力，我已手令你為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還沒來得及感謝，蔣介石把他從頭到腳看了遍后又說：“你很能干，有作為，就是過去的歷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國之際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來了，有困難可以找我。”孫殿英被蔣介石的話嚇出了一身冷汗，他趕緊跪地就拜，連說：“我過去沒有找到親爹親娘，這次戴先生引我找到了親爹親娘。從此，我一定忠貞不貳，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孫殿英還沒有說完，就已經是淚流滿臉了。
　　蔣介石的接見只有短短的幾分鐘，而孫殿英覺得這短短的幾分鐘實在是太長了。從蔣介石的辦公室里走出來后，孫殿英面對著天長嘆一聲后笑了。他這次南京之行終于利用戴笠是蔣介石的心腹和親信的地位，達到了他自己所信奉的“騎馬要騎的巧，耍人要耍的好”的目的。不過，孫殿英面對戴笠還是有幾分內疚，這次他沒有給戴笠留下一件珍寶。也許是給戴笠一些寬慰，或者是還有其它的目的，孫殿英離開南京前與戴笠說出了藏在內心的秘密。孫殿英告訴戴笠說，他藏有一件非常名貴的九龍寶劍，劍長五尺，劍柄特長，上雕有九條紫金龍，劍體光華四射，不銹不污，鋒利無比，吹毛可斷，削鐵如泥。特別是劍鞘是用名貴鯊魚皮制成，上面嵌滿紅藍寶石及金剛鉆，陽光下它會滿目燦爛，令人炫目。戴笠聽孫殿英如此一說，瞬間有了極大的興趣。戴笠問，此劍不假？孫殿英說，他得到此劍后曾暗中托人考證后，才知此劍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愛烏罕和哈薩克等部落所派使節來京入朝時獻給乾隆皇帝的。當時乾隆皇帝在龍位上佩上此劍，頓時滿殿生輝，猶如萬朵彩云在殿中飄舞，滿朝文武大臣莫不稱幸。乾隆皇帝見此龍顏大悅，特以“龍泉”二字命名，并設宴使節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閣。從此以后，乾隆皇帝對此劍愛不釋手，朝夕相伴。戴笠聽到此時，又問孫殿英，此劍從何而來？孫殿英隨之對戴笠附耳低語，說此劍是從東陵盜寶所得，得此劍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秘密的地方。孫殿英接著對戴笠解釋說：“本想此次把此劍帶上只因太匆忙，只待下次機會一定把那劍帶上，是轉獻蔣委員長還是何應欽部長由戴先生自定。”戴笠聽后會意地一笑，雖然他沒再多說什么，但這“龍泉寶劍”在他的腦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記。
　　

　　戴笠再次與孫殿英見面，已是1939年的冬天了。
　　那時國民黨剛開完五屆五中全會，會上蔣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會后，蔣介石對戴笠說：“當前許多實力派控制的軍隊中鉆進了中共人員，有的在相當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裝的領導權，形成了與中央軍抗衡的力量。據有關方面報告，剛改編為新五軍的孫殿英所部就鉆進了許多共產黨人。你要以校閱新五軍為名，規勸孫殿英反共，清除新五軍中的中共組織。對其它地方實力派控制的軍隊組織和群眾抗日武裝也要照此辦理，以確保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政策能切實貫徹落實。”自從華北淪陷后，晉東南的中條山區和太行山區成了國民黨的惟一的敵后根據地，控制住了孫殿英，就等于保住了這塊根據地。為此，戴笠對蔣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領神會的。其實，戴笠對孫殿英早就看得很透了，在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只要誰對他孫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誰為他服務。為防止孫殿英通共和投降日偽，戴笠盡管在這之前已利用各種手段和名義對他進行了控制，但這種控制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當蔣介石要他去新五軍時，戴笠即刻就動身了。
　　戴笠到達后，孫殿英比往日多了些警覺。
　　新五軍駐防在河南的林縣，處于國民黨晉東南根據地的前沿。由于周邊情況復雜多變，孫殿英為了自身的生存在與國民黨上層搞好關系的同時，也與共產黨有著不少的接觸。按照孫殿英的話說，他是想利用共產黨的獻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來教導和訓練自己的部隊，并且還邀請共產黨里面的人來他的部隊任職。戴笠到達后，對新五軍的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發現在孫殿英的身邊確實有不少共產黨人。但孫殿英把軍事主官只交給自己的舊部軍人掌握，始終不讓共產黨人擔任實職，這說明孫殿英對共產黨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據此認為，孫殿英確實精明狡詐，但投共絕非是他所愿，投日偽雖有這樣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絕境，他不會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孫殿英斷然采取反共的立場，似也不太現實。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繼續加強對孫殿英的監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確保其為國民黨所用。
　　過后，戴笠與孫殿英會晤時，主動提出與孫殿英拈香結拜為兄弟。孫殿英聽后，自然是喜從心來。其實，這是戴笠為控制孫殿英所采取的一種手法，當然戴笠也想以此使孫殿英有所歡喜后再提那“龍泉寶劍”的事。而孫殿英似乎對“龍泉寶劍”一事早已忘記，在與戴笠結拜后他也沒有把話往這方面引。戴笠可忍耐不住了，有意無意地把話往東陵盜寶的事上說。孫殿英自知已難以回避，終于經過一番周折后拿出了那把“龍泉寶劍”。戴笠細看此劍后，確認是此生從未見過的稀世珍寶，他連忙拍著孫殿英的肩頭說：“有了此劍，我包你后半生平安無事。”
　　戴笠得此劍后頓時覺得肩上多了好些分量，因他還要繼續前往中原各部隊視察，檢查貫徹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所定的反共方針的落實情況，生怕帶著此劍過于招搖，經過考慮后他把此劍交給了馬漢三。馬漢三原為軍統北平區張家口察綏站站長，他被戴笠召到孫殿英部隊駐地后改調為軍統陜壩工作組組長，專門負責內蒙一帶的情報工作，并對進入陜西作戰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進行監視控制。在林縣分手時，戴笠要馬漢三在安全的時候將此劍交給何應欽，而后再由他本人親自獻給蔣介石。自從在林縣與馬漢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轉了好久回到重慶后，始終未見馬漢三將“龍泉寶劍”送來。戴笠情急之下，連著給馬漢三發電催問。馬漢三回電說，由于戰局變化太快，為了安全起見，他又把“龍泉寶劍”重又留在了孫殿英處。戴笠不放心，又拍電報給孫殿英，詢問此劍下落。因此時的孫殿英正暗中與日本人商談投降的事，以為此時戴笠來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會惹出什么麻煩來也就遲遲沒有給戴笠回電。而戴笠因久等后仍不見孫殿英回電，以為因此劍實在珍貴孫殿英反悔了。
　　此時，因抗戰形勢嚴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劍的事擱置一邊了。
　　這一擱，就擱到了1946年初。
　　此時抗戰剛結束不久，戴笠受蔣介石之命負責全國整肅漢奸的工作。當在上海整肅漢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點移到了北平。來北平之前，戴笠就聽說有漢奸用十八尊金羅漢買通了時任北平肅奸委員會主任和北平民政局長的馬漢三后，而被私放回家。由于馬漢三是軍統局里的高級干部，多年來又得到了戴笠自己的重用，為此在逮捕了華北地區的所有大漢奸后，戴笠也沒有向馬漢三提及此事。因為，當時針對共產黨在內蒙地區的活動軍統急需要開展情報活動，而馬漢三不但熟悉內蒙的情況并與內蒙偽政府的上層人物多有來往，為此戴笠想在這方面發揮馬漢三的作用。當然此時的戴笠還想到了另一個人，那就是日本間諜川島芳子。早在抗戰結束前，川島芳子為了打通與國民黨上層的關系，曾通過漢奸周佛海與戴笠拉上了關系。川島芳子傳話說，只要戴笠肯與她見面，她愿將南京偽政府的特務分布網和北平諜報人員的名單送給戴笠。戴笠對川島芳子的諜報才能早有所知，于是答應進行初步接觸。當戴笠派親信在北平與川島芳子接上頭后不久，因日本軍隊在進攻緬甸時陷中國遠征軍于絕境，這種接觸也就中斷了。戴笠到北平后，考慮到川島芳子長期在華北地區活動，不但熟悉內蒙的情況而且還可能掌握有可用的關系，決定秘密提審川島芳子。其實，川島芳子被捕后自知難逃死路，在通過各種關系甚至是向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求情無用后，她又利用手里掌握著的日偽諜報網欲與戴笠聯系，想用軍統局的手來挽救自己的生命。出乎川島芳子意料的是，正在她為與戴笠的聯系苦惱時，戴笠自己找上門來了。
　　這次秘密提審的地點是在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號。
　　當川島芳子帶著腳鐐和手銬被押著走進戴笠在的那個房間時，她完全沒有了往日的傲慢和征服過好些男人的那種嬌媚。戴笠望著川島芳子蓬松紊亂的頭發和毫無光澤的眼神，沉默了好久沒有說話。這是兩個都有特工天賦男女的第一次見面，只不過一個是掌握生殺大權的政府要員，另一個是等待著下地獄而又渴望求生的囚犯。終于，有人告訴川島芳子坐在她對面的就是戴笠時，她驚詫地睜大了眼睛，身子像觸電似地抖動了一下。川島芳子凝視著面前這位氣度不凡的中年人，她隱約地感覺到自己已經無望的人生忽然間有了一絲希冀。川島芳子瞬間有了精神，只要戴笠問及的她都無話不說，戴笠沒問的她也沒有保留的全盤托出。也許是川島芳子想向戴笠證明自己所說的沒有假話，她告訴戴笠說，馬漢三在逮捕她時從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龍泉寶劍”。戴笠聽說是“龍泉寶劍”，表情瞬間變得驚異了，他馬上想到了孫殿英當年給了他的那把“龍泉寶劍”。它們是同一把嗎？戴笠揣著疑慮，向川島芳子仔細地詢問了她那把劍的情況。當戴笠從劍體的外觀、長度和劍柄上的雕龍及劍鞘上嵌玉的數量與形狀等斷定，川島芳子所說的這把劍就是當年在河南林縣交給馬漢三的那把劍時，他內心里既惶惑又惱怒。
　　那么，這把“龍泉寶劍”是如何到了川島芳子的手上的呢？
　　原來，當馬漢三在河南林縣從戴笠手中接過這把“龍泉寶劍”時，立時被這件稀世珍寶震驚得心魂不定了。他知道這把劍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計算的，一旦此寶物能帶出國的話，不但自己終身榮華富貴有了保證，就是子孫后代也會享用不盡。馬漢三本來就是貪婪無比之人，自得到這把劍后更是茶飯不思，既舍不得輕易把這件到手的珍寶送到重慶，又擔心躲不過戴笠的追查。在經過了好一陣痛苦的考慮后，馬漢三決定此劍暫時不交出，靜觀局勢發展后再說。當時正是日本軍隊長驅西進，國民黨軍隊全面潰退，大片國土淪喪，國家和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面對如此形勢，馬漢三自忖如果國家和民族都不保了，那么軍統自然也就不會存在了，自己就完全可以攜帶此劍脫離軍統。萬一局勢有好轉，戴笠對此劍又緊追不舍，再找個遲緩上交的理由，以此擺脫戴笠的懷疑。所以，當戴笠從中原回重慶后向馬漢三電催此劍時，馬漢三以局勢太亂寶劍已送回孫殿英處予以搪塞。而此時的戴笠根本就沒有想到馬漢三有膽量對此劍會有異心，或許戴笠也不想馬上把此劍獻給蔣介石，再加上追問孫殿英的電報孫又遲遲不回，也就沒有再查詢下去了。
　　

　　馬漢三雖然暫時躲過了戴笠這關，但很快又陷于絕境。
　　1940年初，馬漢三以商人身份在張家口活動時，誤與日本特務機關開設的“大隆洋行”接觸，因其大把地用錢引起“大隆洋行”的后臺老板日特機關大特務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資格的日軍特務，自20年代以來先后在上海、華北、東北和內蒙等地，策劃過多起陰謀事件，是一個具有狐貍般狡猾和瘋子般性格的特工老手。當馬漢三的身份被田中隆吉的手下查清后，田中隆吉馬上指示張家口特務機關將馬漢三逮捕。馬漢三被捕后，聽說是落在田中隆吉的手中自知大勢已去，當即供出所有情況。同時，馬漢三害怕性命難保，主動獻出了“龍泉寶劍”，以求田中隆吉給他一條生路。田中隆吉得此寶劍后，果然欣喜異常，不但免馬漢三一死，而且還下令將其釋放，條件是馬漢三暗中必須要為日本特務機關服務。這年開春后，田中隆吉被日本東京大本營任命為日軍山西派遣軍少將參謀長。不久，田中隆吉因指揮山西作戰失利被奉調回國。回國前，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時得罪人不少，在日本軍界中口碑很壞，擔心回國后會有不好的結果。為此，田中隆吉在路經北平時找到了川島芳子，并把“龍泉寶劍”交給川島芳子妥為保管，以防回國后受到憲兵調查時而被收繳。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務機關長的時候，川島芳子曾在他的手下工作。兩人不但有肉體上的關系，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許多情真意切的地方。也正是這情真意切，川島芳子成了田中隆吉在中國惟一可信的人，他覺得把此劍放在她這里是最安全的。
　　田中隆吉回國時，川島芳子特地趕到上海送行。
　　當田中隆吉回國的消息被馬漢三得知后，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那支“龍泉寶劍”。據馬漢三自己分析，田中隆吉是因在中國戰敗而被招回國內，為此他不可能冒險將那寶劍帶回國內。于是，馬漢三開始多方面了解田中隆吉回國前所接觸的人員。沒過多久，他清楚了田中隆吉與川島芳子之間的關系。為證實“龍泉寶劍”是否藏在川島芳子處，馬漢三派人長期潛伏在川島芳子的身邊，但那寶劍的事始終沒有消息。就在馬漢三要失去信心時，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馬漢三忽然間覺得有了希望，他通過毛人鳳向戴笠說情，不但被任命為軍統北平辦事處主任而且還爭取到了北平肅奸委員會主任的位置。沒過兩天，馬漢三帶人在平津地區整肅漢奸行動開始前逮捕了川島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東四牌樓九條胡同三十四號川島芳子的住處進行了大搜查。這是一處建筑相當考究的有三進院落的四合院，是原偽滿洲國實業部長張燕卿送給川島芳子的。經過幾個小時地毯式的搜查后，終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龍泉寶劍”。當馬漢三復得此劍后不久，孫殿英在戰后又重新投靠國民黨，并且成了曲線救國的英雄。這使馬漢三坐立不安了，他心中明白只要戴笠和孫殿英一見面，自己私藏寶劍的事就會暴露。而戴笠一旦清楚了真相，以他的手腕，馬漢三自知就是有幾個腦袋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馬漢三為自己的活路苦思冥想時，沒有想到戴笠來北平后就秘密提審了川島芳子。
　　如果說當戴笠從川島芳子的嘴里清楚了那“龍泉寶劍”的真實情況后，對馬漢三的隱瞞和欺騙頓時感到非常惱怒的話，那么馬漢三的背叛投敵更激起了他的憤恨。戴笠在軍統局用人也跟蔣介石一樣，首先是浙江人或是出生于南方，再就是在黃埔軍校就讀過。而馬漢三這兩點都不具備且多次得到重用，有人私下里就問戴笠用馬漢三的原由。戴笠說：“馬漢三眼不正，其心也不正，這點有誰不知？我現在用他，是他確有可用之處。馬漢三自加入軍統后，他在北方干了許多的大事，而這些事別人是干不了的。對馬漢三，我放手讓他干事，同時我嚴密掌握住他。他在樊籠之中，難道還怕養虎遺患不成？”而事實是，戴笠并沒有控制住馬漢三這只樊籠之中的虎，他一想到自己在這方面的疏忽，身子就有了寒冷的感覺，真恨不得把馬漢三生吞活剝了。但此時此刻的戴笠畢竟是冷靜的，馬漢三的“叛變”只有川島芳子的一面之詞，而川島芳子本是個特工老手，萬一中了她的圈套豈不貽笑天下。還有，戴笠曾對孫殿英說那“龍泉寶劍”是獻給蔣介石的，而他內心實在是想自己秘藏，所以從沒有向外透露過，也更沒有向蔣介石報告此事了。如果馬上以寶劍的事把馬漢三扣押起來，并簽報蔣介石處以死刑，蔣介石如果要了解“龍泉寶劍”的來龍去脈，戴笠覺得難以向蔣介石解釋。為此，戴笠心里已有考慮，對馬漢三只能采取“欲擒故縱”的策略，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再對馬漢三發難。
　　當川島芳子該說的都說了以后，戴笠馬上讓人把她又送回了監獄。
　　戴笠離開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號后，也許是實在想念那把“龍泉寶劍”，他要隨行的軍統局人事處長龔舫仙去馬漢三處遞話，說是想看看從川島芳子處搜查出來的那把寶劍。戴笠雖然沒把話說明，但當龔舫仙向馬漢三提到寶劍的事時，馬漢三即知戴笠已從川島芳子那里了解到了所有。生存的本能促使馬漢三與“無人能敵”的老板戴笠作次生死的較量。就在馬漢三為自己的行動作最后決定時，他偷看了戴笠發給軍統局的一封信。信中不但肯定了他馬漢三抗戰期間的功勞，而且戴笠在信中要軍統局報蔣介石給馬漢三給予重用。馬漢三見到此信后，頓時那種走向死路的感覺消失了，他覺得戴笠在聽了川島芳子的話后并沒有全信她的，而對自己只不過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絕不會在這個時候還想到用他的。于是，馬漢三極快地交出了那把“龍泉寶劍”，并且再三地向戴笠說他是如何出生入死地保護了這把劍。
　　戴笠的精明就在于心中有數，但引而不發，他對馬漢三那些難以自圓其說的話只是笑而不語。其實，那封信是戴笠的一計。因為，當時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馬漢三在這里不但黨羽遍布，而且他與李宗仁的關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驚蛇，會激起狗急跳墻，而這后果不得不防。這戴笠的心事馬漢三是難以揣測的，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龍泉寶劍”后，又預備好十大箱價值連城的書畫和古董及一些金銀財物送到了戴笠的住處。戴笠含著笑全收了，此時在他的眼里馬漢三此舉無非是想以巨寶“贖罪”和“堵嘴”。馬漢三是個利用權力大肆搜刮漢奸財產的大貪污犯已無疑，要不然這些寶物從何而來？不過，戴笠是來不及深查這其中的原由了，他急著要去青島和柯克見面，還有蔣介石的連續催逼……戴笠帶著那把“龍泉寶劍”和十大箱的金銀和寶物離開北平，臨上飛機前戴笠對前來送行的馬漢三說：“下不為例，這是最后一次了。”馬漢三聽了戴笠所說的話愣了好長時間，直到戴笠的專機起飛了還是失魂落魄的樣子。

第二章 恩怨莫辯 追殺王亞樵

　　戴笠曾追隨過王亞樵。不過，那時他叫戴春風。
　　王亞樵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既行醫又開棺材店，一邊救人活，一邊又盼人死，一生都在這種復雜而又矛盾的心理狀態下生活。王亞樵雖然早年攻讀經史并苦練書法，但始終沒能擺脫父親對他的影響。不過，辛亥革命爆發后王亞樵似乎變了個人，他積極參加反清活動，在合肥組織軍政府并宣布獨立。此后，王亞樵因為與同盟會上海總部任命的合肥軍政分府總司令等人發生矛盾而被通緝，只好逃亡到南京參加了社會黨的活動，并任為社會黨安徽支部負責人。
　　不久，社會黨安徽支部被宣布為亂黨而受到鎮壓，王亞樵匆忙之中只身逃到上海，加入了無政府主義小組，立志要打倒社會上的一切強權。過后，王亞樵在上海用50把斧頭強行接管了安徽旅滬同鄉會會館，專事接待旅滬的皖籍窮人，并積極地在皖籍上海工人中開展幫派活動。在此基礎上，王亞樵組織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隊，只要有事這幫人就一擁而上，掄起利斧橫劈豎砍兇猛異常。不要說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黃金榮和杜月笙等流氓大亨對此也懼怕幾分。由于“斧頭黨”聲名大振，王亞樵也由此成了上海灘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勞工總會”會員有10萬之眾。
　　

　　王亞樵在上海灘得勢時，戴笠正在上海底層的人流里尋找著“鏟除強權，報效國民”的出路，一心想尋找一支真正為國為民的隊伍。盡管在這之前，戴笠與杜月笙有過較好的交往，杜月笙也不止一次地要他參加他們的幫會。但戴笠與杜月笙交往越深，也就越瞧不起幫會。他認為上海灘的青幫也好或者是洪幫也好，無非是民間的一些無業游民，為爭取自身的利益而糾集在一起的烏合之眾，成不了什么大氣候。于是，王亞樵成了戴笠所追求的理想人物，但苦于沒有門路晉見，也就只好在上海灘上茫然地等待著。
　　就在戴笠覺得投門無路時，一個在王亞樵手下頗受信任的江山老鄉，把戴笠引到了王亞樵的面前。王亞樵見眼前這位侍立于前的青年人面色微黑，兩眼炯炯有神，所露的神態給人以謙遜的感覺。頓時，王亞樵見棱見角的臉上有了和藹可親的笑容。他熱情地與戴笠握手后，即扶著戴笠的肩膀關切地詢問他的情況。戴笠一一如實相告，并表示了想拜師的想法。王亞樵聽后二話沒說，就痛快地答應了下來。王亞樵的慷慨熱情，對已入困境的戴笠來說自然是感激不盡，回去后連忙寫了張門生帖子讓老鄉呈送了上去。此后，戴笠混在王亞樵的門徒中，幫著跑腿和抄寫東西，這種日子倒也輕松自在。
　　但這日子久了，雖然生活用錢不成問題，可戴笠見王亞樵等人老是用“斧頭”去對付那些欺侮工會會員的工頭和老板，漸漸地覺得這種生活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特別是當他了解到王亞樵的團體也是個屬于洪幫的幫會組織后，心中不由得有了悔意，而且越來越覺得不能再跟著王亞樵混下去了。戴笠見王亞樵為籌集經費而辦學校和組織工會，心想，自己為何不能回到家鄉，也從鄉間教育開始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呢？主意定后，戴笠即告別王亞樵返回江山保安村。臨別時，戴笠對王亞樵還真有些依依不舍，他覺得王亞樵確實夠朋友講義氣。而王亞樵對戴笠也是印象極好，認為他是個有抱負的年輕人，應該有更好的發展。所以，當王亞樵明白了戴笠的想法后不但不責怪他的離去，反而給足了他返鄉的路費。面對王亞樵的慷慨和大度，戴笠走時向王亞樵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說：“我會終身不忘！”
　　戴笠回到江山保安村后不久，由于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不承認靠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的地位，福建的軍閥孫傳芳為此準備討伐浙江。消息傳來，江山保安村一帶的百姓頓時恐慌不安，因為如孫傳芳要入浙江，位于保安村附近的仙霞關是必爭的險關要道，而保安村正處在仙霞關下，若有兵亂，必首當其沖，這一帶的鄉民必遭兵亂之苦。在外混了多年的戴笠深知其中的道理，在鄉紳們的資助下發起組織了保安自衛團，并自任團總。每日里，戴笠除了領著青壯年操練備戰外，還要為購置槍支和自衛團的伙食而不得不到處賒借。結果沒過多少時間，戴笠就負債累累。他自己無力償還，那些鄉紳們又不肯多負擔自衛團的供給，終于使戴笠到了騎虎難下而又欲罷不能的地步。就在這時，王亞樵給戴笠來了信，說是他已被浙江督軍盧永祥命為浙江別動隊司令，正在湖州等地招兵買馬組織軍隊，希望戴笠能前去協助工作。這對絕境里的戴笠無疑是“大旱里遇到了甘霖”，既然王亞樵被本省督軍盧永祥委任為別動隊司令，已不再是當年上海灘的那個洪幫頭目了，他覺得此時再投奔王亞樵正是時候。
　　于是，戴笠在接到王亞樵信的第二天，就悄悄地瞞著眾人的耳目去了湖州。當戴笠與王亞樵見面后，才明白了他當上別動隊司令的原由。原來，曹錕靠賄選當上總統后，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惡化，江蘇的督軍齊燮元屬直系軍閥，而浙江的督軍盧永祥卻隸屬于皖系軍閥，兩者為爭奪上海這塊風水寶地，已明爭暗斗多年。上海本屬浙江管轄，盧永祥已派有親信坐鎮，而齊燮元的人在上海淞滬警察廳任廳長，手下擁有好幾千武裝警察。盧永祥擔心直皖戰爭爆發后，上海的這些武裝警察會直接進攻杭州，故買通了王亞樵，將那個淞滬警察廳長給殺了。按照事先的約定，王亞樵就當起了這個別動隊的司令。王亞樵見戴笠能接信后就來，心里甚為高興，當即就任命他為分隊長。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戴笠在流浪杭州時認識的胡宗南也來投靠王亞樵了。胡宗南原是浙江孝豐縣的一個小學老師，他在王亞樵處待了不長的時間就考上了黃埔軍校。雖然，胡宗南與戴笠接觸的時間很短，但都有懷才不遇之感，從此兩人結下了長達近25年的交情。當然，這已是后話了。
　　戴笠當分隊長后，憑借自己在鄉間當自衛團團總時積累的經驗，練兵一絲不茍，極為嚴格，有時幾近殘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個士兵操練時規定動作沒有做好，戴笠罰他在中午的太陽下暴曬，致使該士兵因中暑而昏死過去。王亞樵得知此情況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來訓斥道：“愛兵如愛子哪，只有平時愛兵才能使兵在陣前甘冒危險和沖鋒陷陣。你用殘兵立威的辦法進行訓練，貌似從嚴，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產生仇視心理，將來我們必受其害。”這件事后，戴笠從王亞樵的身上懂得了駕馭人不但要樹威懾服，更要用心去關懷。同時，也使戴笠明白了王亞樵的“斧頭黨”為何能在上海灘橫行無忌和久摧不散的道理。自此，戴笠一改過去單純嚴厲冷酷的治兵方法，注意了與士兵之間的關系。
　　王亞樵性本剛烈豪放，見戴笠知錯就改，也就更加信任他了。
　　不久，醞釀了兩年之久的直皖之戰終于爆發，王亞樵的別動隊奉命鎮守湖州地區。盡管戰事艱苦而且充滿了危險，但戴笠的心中始終燃著一團火，總以為戰爭結束后即會苦盡甘來。可是，他哪里知道，戰爭開始沒多久，盧永祥派往鎮守仙霞關的炮兵團長就投降了福建的孫傳芳。于是，孫傳芳的部隊順利通過仙霞關，直逼杭州城。腹背受敵的盧永祥，寡不敵眾，只好通電下野，出走日本。王亞樵的別動隊也只好作罷，其本人返回上海重新當他的“斧頭黨”黨魁。
　　燃燒在戴笠心里的那團火終于熄滅了，當他無奈地與王亞樵分手時絕沒有想到，許多年以后眼前這位曾給他過好些啟迪而又令他敬佩的男人，成了他苦苦追殺的對象。
　　這時，剛好是1924年10月。
　　兩年后，戴笠也考進了黃埔軍校。不久，戴春風的名字更改為戴笠。
　　當戴笠被蔣介石逐步器重時，王亞樵與蔣介石卻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7年4月18日，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沒有幾天，他親率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在南京省立體育場舉行“奠都”典禮，與會的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市民二十多萬人。王亞樵由粵系頭面人物孫中山之子孫科推薦，以勞工總會代表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表祝詞。雖然，在這之前蔣介石已內定王亞樵出任津浦鐵路護路司令，但由于王亞樵對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大屠殺非常不滿，就在大會上冒言直諫南京政府應以國家民族為重，勿忘總理遺愿，停止屠殺，保證人權。王亞樵的演說極富感染力，使在場的聞者無不悚然深醒。王亞樵此舉無疑把蔣介石推到了極其難堪的地步，也使自己的安危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會后，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首都衛戍司令陳銘樞對王亞樵說：“你怎能與蔣介石唱對臺戲，這可是犯了大忌，他必疑你親共，不會放過你。”果然，蔣介石對王亞樵十分惱火，就在“奠都”典禮的第二天就下指令逮捕王亞樵。好在王亞樵已有所準備，經過一陣拼殺后逃離了在南京的臨時住所。幾天后，被人秘密送往上海。至此，王亞樵完全失去了對蔣介石的信任，開始了一系列反蔣介石的暗殺活動，而且無論對方是何種派系只要是反蔣介石的，他就與其合作。
　　于是，當“西南派”領袖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湯山后，王亞樵受命于“西南派”的要求，在廬山組織手下人員準備行刺蔣介石。后由于殺手在山道上忽遇蔣介石，造成心里緊張，結果因子彈射偏而行動失敗。過后，王亞樵在南京一次蔣介石的演講會上，親率殺手欲致蔣介石于死地。后又因王亞樵的妻子臨場過度緊張，在動手刺殺前發錯了信號又使刺殺蔣介石未能成功。兩次失手后，王亞樵又受“西南派”的“倒蔣必先除宋，亂其經濟組織”方針的影響，在上海火車北站組織了對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的暗殺行動，結果誤把宋子文的秘書當成了宋本人，宋子文終于逃過一劫。連續的刺蔣和刺宋事件的發生，極大地震動了蔣介石集團。就在南京國民政府組織力量對這連續的刺殺進行偵破時，王亞樵又通過朝鮮志士安昌浩等人，用特制的定時炸彈在上海虹口公園日本軍隊慶祝日本天皇誕辰的活動會上制造了爆炸，炸死了日本軍界、政界和商界的要人有十三人之多。其中被當場炸死的白川大將，是整個抗戰期間死在中國的最高長官。此次爆炸猶如一場地震，撼動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關注，也使蔣介石為之震動和關切。蔣介石覺得策劃和實施此案的人絕非一般，如果此人能為自己所用，中國還有什么政敵不能清除呢？
　　

　　為此，蔣介石要剛擔任復興社特務處長不久的戴笠，迅速查明這起爆炸案的幕后者是誰。戴笠經過調查，確認該案系王亞樵所為，當即向蔣介石作了如實匯報。蔣介石知情后，要戴笠對王亞樵進行收買。可是當戴笠派人拿著巨款在上海找到王亞樵后，遭到了王亞樵的拒絕。蔣介石見用錢收買不成，又令胡宗南寫信給王亞樵，提出由胡宗南和王亞樵一道組建安徽省政府。此舉仍被王亞樵拒絕。在兩招不靈后，蔣介石就派與王亞樵一道參加辛亥革命的老鄉，時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登門拜見王亞樵，答應只要王歸順蔣介石即可得到陸軍中將的實職。結果，楊虎被王亞樵笑罵而回。也就在這時，國際聯盟根據國民黨政府的一再要求，派以李頓為首的代表團到中國調查日本侵占東北三省后的情況。調查中，李頓發表了偏袒日本的談話，激起了國人的強烈不滿，也激起了王亞樵的憤怒。由此，他派出二十多名殺手潛伏在李頓下榻的酒店周圍準備行刺。正在下手的關鍵時刻，王亞樵被人勸說后，覺得此案發生后易引起國際糾紛，而且于國家和民族不利，于是下令放棄了此次行動。可出乎意料的是，王亞樵手下的幾個殺手在撤回到南京路時，持槍搶劫了一家錢莊，結果被隨后趕到的大批軍警抓獲。不久，他們為了活命，不但承認了是王亞樵的人，還供出了王亞樵刺殺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過程。這事報給蔣介石后，蔣介石大怒，嚴令上海軍警配合戴笠限期追捕王亞樵歸案。
　　戴笠和王亞樵終于開始了面對面的較量。
　　應該說在這之前戴笠對王亞樵還是十分尊重的，盡管王亞樵曾相繼派人暗殺過淞滬警察廳長、安徽省建設廳長和上海招商局長等人，但戴笠認為這些人被殺都是事出有因。由于王亞樵具有很強的組織和演講才能，加上平日里仍然對朋友和門徒重交情和講義氣，戴笠曾想過請他參加特務處的工作，以報往日的善待之恩。考慮到王亞樵在上海頗有名氣，戴笠特意向蔣介石報告了吸收王亞樵的想法。不料，蔣介石口氣堅決地說：“此人愛招搖，革命團體不能用這樣的人。”戴笠從此再也不敢言及此事。本來，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井水不犯河水，事情不成情義還在，可王亞樵竟然把子彈射向了領袖，對此戴笠自然對王亞樵有了極大的憤恨。所以，戴笠從南京到了上海后，立即指揮軍警特工人員對已掌握的王亞樵的幾個住處進行了搜查，結果全部撲空。這早就在戴笠的預料之中，他知道王亞樵長期生活在險惡的處境下，早已養成了謹慎、機警、多疑和善變的性格，不但行蹤飄忽不定，住處也是一日數變。就是家人與其聯系也是由王亞樵到一處地方后打電話告之，而通話又常用暗語，外人就是聽見也很難明白說的是什么。但戴笠也不是無能之輩，在報經蔣介石同意后，他指揮軍、警、憲、特等機關嚴密封鎖了上海所有對外的陸海空通道，以防王亞樵逃出上海。戴笠認為，只要王亞樵始終被圍在上海這個天地里，就會有抓住他的那一天。為此，戴笠還對已發現的王亞樵的各居住點，均布下了便衣特務，進行了嚴密監視。同時，公開懸賞百萬元擒拿王亞樵，這錢在當時相當于一個中型銀行的全部資金。戴笠深知，盡管王亞樵雖然部眾很多，但大多是烏合之眾，只要給以重金誘惑就不怕沒人出來密告王亞樵的行蹤。在此基礎上，戴笠還建立了一支快速反應的緝捕隊伍，日夜處于戒備狀態。
　　戴笠的這些手段看起來沒有什么新鮮之處，但在戴笠的督促和監視下部下執行起來都非常認真，因此很快發生了作用。隨著王亞樵的保密點的連續被發現，他活動的地盤越來越小。有時，王亞樵剛剛轉移到一個地方，人還沒來得及喘口氣，軍警特務們就跟蹤而來了；有時，王亞樵剛從一個地方離開，后腳就有戴笠手下的人破門來搜查了。在戴笠的高壓威逼和利誘下，王亞樵手下的人也開始分化瓦解，密告王亞樵行蹤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個安徽同鄉會的叫柏藏香的人，打聽到王亞樵就住在上海郊區的一幢秘密住宅里，就向軍警機關報了案。戴笠得知情報后，先派人對柏藏香的背景進行了了解，在確認了柏藏香原是王亞樵的朋友后，他令柏藏香帶著多名特務在那座秘密住宅的周圍布下了監視網。經過連續十多天的監視，終于在一個深夜里發現王亞樵坐著轎車進了這所住宅。當即，早就候在近旁的數百名軍警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把那座住宅圍得嚴嚴實實。可是當軍警們破門而入后，除了王亞樵睡過的被窩是熱的外，搜遍了住宅的所有角落沒有見著有王亞樵的影子。原來，王亞樵在軍警圍上來之前已發現情況有異常，隨即就用陽臺上早就準備好的繩索溜到了樓下，然后利用住宅后面的一片建筑物的背影悄然地脫險了。
　　對王亞樵的漏網戴笠確實有些遺憾，但他已感覺到苦于逃命的王亞樵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是越來越小了。于是，戴笠重新進行了布置，更收緊了圍捕王亞樵的網絡。不久，戴笠手下的特務們經過多次跟蹤，發現了王亞樵發妻王亞瑛的住處。戴笠的神經又變得興奮了，他下令不準驚動王亞瑛，并以王亞瑛的住處為中心撒下了一張大而嚴密的網，專門等著王亞樵的出現。終于，一個即將黎明的清晨，王亞樵利用濃黑的夜幕從后門進了王亞瑛的住處。王亞樵對王亞瑛是寵愛有加，而王亞瑛對王亞樵也是愛心一片。當王亞瑛見王亞樵悄然而入，興奮之余那顆多日來為王亞樵擔心受怕的心放下了。當王亞瑛還沒有從驚喜的心情里解脫出來，王亞樵習慣地走到窗前撥開布簾看后神經瞬間繃緊了，他看見樓下的弄堂里有好些可疑的人在走動。情急之下，王亞樵來不及與王亞瑛多說什么，就脫下王亞瑛的外衣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接著在頭上扎上塊頭巾后就快步走出了王亞瑛住處的后門。在弄堂里，王亞樵緊跟隨在幾個女菜販子的后面，所以沒有引起特務們的注意。當他剛走出弄堂口，連續不停的警車呼嘯而來了。
　　王亞樵再次破網而出。
　　戴笠對久捕王亞樵而沒能成功，覺得在上海這塊地盤有失臉面，特別是蔣介石有了怨言后心里更是感到了心焦和不踏實。怒氣之下，戴笠與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商量后把王亞樵的弟弟王述樵抓了起來，想以此逼王亞樵露面。王述樵是公開掛牌的律師，他的恩師是全國律師公會會長沈鈞儒先生。當沈鈞儒得知王述樵因哥哥的事被戴笠他們抓捕后，當即在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兄有罪不應罪及其弟，王亞樵有罪，其弟何罪？”譴責當局無視法律，濫抓無辜。沈鈞儒的文章登出后，法律界及上海各階層人士紛紛向當局提出了抗議，并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蔣介石。蔣介石對這種弄巧成拙的做法極為惱火，辛虧楊虎仗著自己當年與蔣介石一起在永豐艦上護衛過孫中山的交情主動承擔了此事，蔣介石才沒有過多的責備戴笠。事后，蔣介石對戴笠說：“王亞樵不是等閑之人，他在上海經營十多年，絕不是朝夕之間就可以得手的。你還是與他談談條件，只要他不再與我們作對，以前的一切我們都可以不再追究。不過，釋放王述樵的前提條件是王亞樵必須遣散部屬，本人要么出國，要么到南京來投降。當然到南京來之前，王亞樵得向‘西南派’的胡漢民打上一槍，以示誠心。”
　　蔣介石態度的突然轉變，戴笠先是驚愕而后是疑慮，但這已由不得他多想了。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指令，很快輾轉托人跟王亞樵開始了對話。可是，當時的戴笠畢竟還不是王亞樵的對手。王亞樵一面答應戴笠提出的條件，一面暗中將妻兒老小悄悄地送到了鄉下，并積極地策劃自己離滬赴香港的事。當王亞樵得知其家眷已順利返鄉后，經易容后化裝和精心安排，從上海太古碼頭乘上英國豪華客輪去了香港。臨走前，王亞樵親筆給戴笠寫了封信：“……我對你沒有話講，委員長禮賢下士，你就和顏悅色；委員長疾言厲色，你就嫉惡如仇。我清楚你所提條件均為委員長之旨意。其它條件尚能照辦，但讓我賣友求榮我不能答應。如果你們因此不釋放我的人，我誓與之周旋到底。”戴笠收到此信后，盡管心里有氣，但也無可奈何，他明白此時王亞樵已離開上海。王亞樵的悄然離去，猶如一條巨蟒潛入了大海，說不定何時又會弄出什么翻江倒海的事來。
　　

　　想到這里，戴笠不禁打了個寒顫。
　　王亞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并沒有停止暗殺蔣介石的活動。
　　1935年10月，當王亞樵得知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就要召開時，便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他買了假發和山羊的胡子，把自己打扮成紳士后照了相，想以報社文字記者的身份進入會場后親手殺蔣。王亞樵自小練就了一手好槍法，五十步內不用瞄準舉槍就打而且彈無虛發，三秒之內點射五發可保證瞬間擊中目標。為了以示自己的決心，王亞樵還對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但王亞瑛堅決反對王亞樵親自出馬，她認為戴笠已數次布置捉拿王亞樵，已對王亞樵的生活規律和嗜好以及接觸人員的圈子都相當的熟悉和了解，如果王亞樵出現在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的會場，實在是在冒天下之大險。況且組織和掩護也需要全面指揮，而此事也只有王亞樵才能擔當得了。經過對利弊關系的再三考慮后，王亞樵終于放棄了親自出馬的意向，挑選隨機應變能力極強并且槍法準確的孫鳳鳴承擔了此次的刺殺任務。孫鳳鳴是江蘇銅山人，他原是十九路軍的一個排長。孫鳳鳴16歲跟著父親闖關東，飽嘗了人間辛酸，也看透了社會的黑暗，磨煉出了一副勇于斗爭和不畏生死的剛強性格。他自從與王亞樵結識后，深為王亞樵的愛國和正義所動，遂相隨于左右。
　　不久，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湖南路中央黨部禮堂召開。
　　這天，孫鳳鳴天還沒亮就到達中央黨部禮堂的大門口，由于接到出入證的時間較晚，等他進入禮堂大院時，參加會議的一百多名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已站在禮堂前準備照相了。由于蔣介石遲遲沒有出場，行政院長汪精衛只好領著“中委們”開始照相。當照相完畢，那些“中委們”陸續向會議大廳走去時，在旁邊等著蔣介石出現的孫鳳鳴急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槍向近邊的汪精衛開了3槍。槍響后，孫鳳鳴很快被現場的警衛槍擊成重傷，與汪精衛一道送進了中央醫院。后因孫鳳鳴流血過多，于第二天凌晨死去。
　　汪精衛的老婆陳壁君疑心此事是蔣介石策劃，認為他事先知道要出事，所以不出來照相，便與蔣介石大哭大叫了起來：“蔣先生，你和他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你不叫他干就明說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蔣介石平白無辜地背上了謀殺汪精衛的嫌疑，本指望兇手招供后能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可孫鳳鳴一死，他完全沒有了辯白的機會。由于社會上各種謠言四起，加上此案的偵破沒有絲毫的進展，蔣介石肚子里的怒氣無處發泄，一個電話把戴笠招到了官邸辦公室。戴笠剛走進辦公室，蔣介石就控制不住內心的激憤大聲責問戴笠：“人家都打到中央黨部了你還不知道，每月在你們的身上都要化很多錢，就為釀出這樣的禍事來嗎？你知不知道這案子查不清楚，我就要背一世的黑鍋……”
　　戴笠接受此案后，首先從孫鳳鳴身上的那個記者通行證開始。據戴笠所知，新聞機構歷來管理是很嚴格的，要做出孫鳳鳴那樣的記者通行證必須要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逐級審批，如果沿著這條線索查下去肯定會有收獲。果然沒出戴笠所料，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的另一個嫌疑人南京鐘英中學校長李懷誠。戴笠當即派人對李懷誠進行了嚴刑逼供，最后李懷誠經不住非人的折磨說出了此案總策劃是王亞樵，而且要刺殺的對象原本不是汪精衛而是蔣介石。戴笠在不長的時間里就搞清了此案的來龍去脈，使汪精衛的老婆陳壁君無話可說。蔣介石對此也很高興，只是對王亞樵又把他作為刺殺對象感到震驚。于是，他嚴令戴笠親自帶人赴香港追捕王亞樵。
　　戴笠知道王亞樵的情報也是相當靈通的，有些方面不亞于自己的專業特工網絡。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盡管是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啟程的，但還是被王亞樵事先知道了。王亞樵與香港總督和警方有良好的關系，他親自會見香港警務處勃朗處長，告訴了戴笠帶人到香港來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時多次得罪過香港警務處，對王亞樵提供的消息勃朗處長是心領神會，而戴笠對此卻一無所知。所以，戴笠也絕不會想到當他乘坐的豪華游艇在香港本島盧吉道三號碼頭靠岸后，就被穿著深藍色警服的港警給盯上了。此時，戴笠的第一反應是把手上的高級皮箱與副官賈金南手中的皮箱進行了對換。因為，這箱里裝的是兩支美制無聲手槍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攜帶武器入境，而他這次怕走漏消息就沒有向英國使領館辦理槍照。可是戴笠與賈金南對換皮箱的事還是被港警發現了，當他們發現皮箱里裝的是手槍后就把戴笠帶到了警務處。
　　到警務處后，無論戴笠怎樣向勃朗處長解釋，勃朗處長還是依據香港的法律把戴笠關進了拘留所。這對戴笠來說是種恥辱，但他無可奈何，直到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來。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憤全發泄到了王亞樵的身上，他當即對查獲王亞樵的蹤跡進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亞樵的事得不到香港總督的支持，加上王亞樵深居簡出而且行蹤飄忽不定，王亞樵的蹤跡遲遲無法確定。正當戴笠一籌莫展時，終于查到王亞瑛的胞弟在香港軒尼詩道開的“茂源綢布莊”，極有可能是王亞樵的秘密聯絡點。戴笠聞報后，立刻帶人把那“茂源綢布莊”包圍了起來。可誰也沒有想到，此時此刻王亞樵正在里面商量撤離香港去廣西的事。接著就是非常激烈的槍戰，當這激烈的槍戰停止后，王亞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脫險了。但王亞樵的高參余立奎，為掩護王亞樵脫險時負傷。盡管余立奎也逃脫了包圍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樓吃飯時被香港警方逮捕。
　　幾天后，王亞樵撤離了香港。
　　戴笠也押著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1036年2月中旬，王亞樵帶著眷屬和部分骨干成員經過多日顛簸，終于在廣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腳。
　　廣西是桂系的天下，當正在準備反蔣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亞樵到來后，有些喜出望外。他們知道王亞樵是蔣介石的死對頭，他的到來正是用得著的時候。當即，他們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亞樵，并約王亞樵到南寧晤面。同時，還決定由廣西省政府每月撥給王亞樵五百塊銀元作為生活補貼。已經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憊不堪的王亞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盡。于是，還沒有完全緩過氣來的王亞樵又參與到“兩廣事變”中去了。但使王亞樵感到失望的是，“兩廣事變”只經過了五十多天就告結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與蔣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沒多久，廣西省政府取消了對王亞樵的經濟資助，并聲稱“惟恐安全受到威脅”要王亞樵盡早離開廣西。王亞樵雖然沒有經歷過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許多年來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邊，政治上的世態炎涼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時的王亞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共產黨的想法。他在給共產黨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寫道：“……當今各派勢力都有與蔣介石茍合之可能，而惟獨中共與蔣介石決不妥協，思前慮后，愿率隨從前往延安，在正義之師中得遂正義之志……”就在王亞樵坐臥不安地等待著延安方面信息時，戴笠已經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來，余立奎被捕帶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沒有走。戴笠分析，王亞樵對手下的人歷來重恩情，更何況余立奎是為了王亞樵脫險潛逃而被捕，王亞樵絕對不會對余婉君不問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這個關節，必知王亞樵的行蹤。不出戴笠所料，王亞樵得知余立奎的情況后每個月都給余婉君寄生活費。為此，戴笠指使特務處香港站派人想辦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務處香港站一個叫陳質平的特務，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陳質平年輕漂亮，不但很快結識了余婉君，而且沒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終于上鉤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亞樵在廣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帶著孩子去廣西梧州找王亞樵。
　　戴笠得到陳質平的報告后，馬上要陳質平帶上精干的情報人員暗中護送余婉君到梧州尋找王亞樵。同時，戴笠還派特務處湖南站站長吳賡恕率領二十多名身手不凡的行動隊員，秘密從廣州轉到梧州執行暗殺王亞樵的任務。為這次行動能最后成功，戴笠還密派自己的貼身保鏢王魯翹偽裝成商人，取道香港轉到廣西梧州擔任槍殺王亞樵的主要槍手。此時，先一步到梧州的余婉君已與王亞樵接上了頭。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亞樵參加完廣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請后，按約到余婉君的住處看望。為了不引人注目，王亞樵讓他的警衛人員遠遠地跟著。當他推開余婉君住的房門，見沒有開燈，立刻感到不妙，剛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內和房外的王魯翹等人，在幾束手電筒強光的照射下亂槍齊發。王亞樵乃一代梟雄，在他感到周圍有異常的瞬間，身子微微一晃動，看似是抽身撤步，豈知他不退反進，向空中縱起。隨即在半空中把槍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幾槍，落地后即臥下連續不停地還擊，直到槍里的子彈全部打完。這時，不知從何處甩出數個石灰包擊中了王亞樵的臉，頓時他覺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著什么也看不見了。身陷絕境的王亞樵甩了沒有了子彈的手槍，亮出匕首摸黑與周圍的特務展開了近身肉搏。戴笠親自挑選的這批特務也都是訓練有素和武藝高強之徒，面對王亞樵連續的搏殺動作雖感愕然，但很快鎮定了下來。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亞樵已不能辨別方向后，他們手中的槍一刻不停地朝王亞樵拼命射擊。此時的王亞樵雖是功力還在，但最終因寡不敵眾，幾分鐘后便被亂槍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殺大王”，終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沒有起來。王亞樵死時，身中五槍三刀。雖然，遠隨在后面的警衛人員聞槍聲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亂槍打死。離開前，在場的王魯翹為了向戴笠證實王亞樵已被刺殺，用刀割下了王亞樵的臉皮。
　　第二天上午，王亞樵發妻王亞瑛得知兇信后，帶人趕到現場時王亞樵的身體已經僵硬，那慘不忍睹的樣子王亞瑛見后悲痛難忍。
　　兩天后，王亞瑛等人將王亞樵安葬于梧州倪莊。
　　當戴笠確信王亞樵被追殺于廣西梧州后，他內心里也有過短暫的不安。這不安在戴笠的內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亞樵已殺的消息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聽說后，連說了三個“好”字。

＞＞抗戰時期的戴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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