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城市過程

——城市結構和城市政治之間的互動：以在美國存在的城市危機為例

對城市結構的分析允許我們圍繞所定義的城市問題來理解一種社會結構的特定安排。而對城市政治的研究是就城市系統來理解城市的維持與變遷之間的辨證關系的關鍵。因此，任何經驗研究都必須把這兩個層面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用以包含為了體現其社會意義我們不得不對其進行解構與重構的復雜現實。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察覺到的城市過程是由城市結構要素和城市政治變動之間的互動產生的。我們希望通過對美國的城市危機的發展的具體歷史過程進行分析來展示整個理論討論的經驗適用性。有必要說明的是這種分析，就像這里所表述的，沒有系統地、直接地使用我們已經陳述的整個概念工具體系。然而我們在對各種城市矛盾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扎根于同樣的智力視角并考慮到共同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我們還沒有達到用我們所定義的詞來系統地來描述整個城市過程水平。但在不是很正式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提出一些和我們理論的更一般假設相吻合的有歷史依據的分析。因為我們相信研究工作是不平衡的，所以認為努力就所思考的兩大要素之間作一種最基本的表述是有用的：對社會現實本身進行多層次的分析和對這一歷史過程作有必要包含復雜現實的所有層次的解釋。在這一角度下，美國城市危機的發展就是以城市結構和城市政治之間的互動為底層架構的城市過程的意義完整的例子。

第一節 城市危機神話的背后：美國模式

“城市危機是存在過一段時間”，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助理國務卿半幫辦威廉.戴利曾說。（）但是到了1975年，福特總統的助手們宣布“60年代的城市危機已經過去了”。他們是不是僅僅忽略了說70年代的城市危機正在蔓延，我們不得而知。

事實上官員們真正想表達的是盡管經濟衰退，但黑人聚居區已經得到控制。就像右翼思想家戴尼爾·莫伊尼漢在國會所宣布的那樣，存在的不是城市問題而是黑人問題。（瓊斯，霍庇等，1969）

這是真的嗎?“城市危機”僅僅是統治階級用來馴化當前社會矛盾的空想化表述嗎？（卡斯特爾，1975）

毫無疑問，這是政治精英當中的流行觀點。因此，參議員在有關城市問題的國會聽證會上從一開始就用詞確切（）：

說城市是美國人生活的中心問題僅僅看到了城市在美國人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就像城市生活越來越成為全世界人生活的條件一樣……城市不僅僅是住房和商場。不僅僅是教育和就業，公園和劇院，銀行和商店。在城市，人們活的更有尊嚴，更加安全，城市里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現代文明的偉大成就和大自然所提供的無尚快樂。

政界如此，公眾亦然。1967年，由威爾森和班菲爾德開展的一項旨在認定大眾眼中的“城市問題”的調查，得出結論：

傳統的城市問題——住房、交通、污染、城市改造——僅有18%的被調查者認為是主要問題， 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者的回答更不成比例……更多的回答者所關注的問題五花八門——犯罪、暴力、青少年叛逆、種族關系緊張、公共不道德行為、越軌。無論怎么表達，共同的主題看來是公共場合的非正常行為（威爾森，1968，26-27）。

因此，盡管60年代的城市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貧困、種族歧視問題和旨在控制黑人和失業人口的社會計劃等情形，70年代的城市危機進一步被賦予了更加不同的含義。

城市危機被用來討論一些關鍵性服務如住房、交通、福利、健康、教育等的危機，這些服務危機的特征是社會化管理的程度高和政府干預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城市危機也指城市的財政危機，地方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以滿足公共設施建設的需要，因為財政資源和公眾的需要和需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富斯菲爾德，1968；伯格曼，1969）。在另一層面上，城市危機是由民眾社區組織首先發動和挑起的城市運動和沖突，這些活動對準了城市問題，也就是特定社會化消費資料的配送和管理。（）還有，城市危機是指結構性的經濟危機對城市組織過程和社會服務改革的負面影響。（）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城市危機的含義的多元性是一種過于空想化造成的結果呢？如果我們的意思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同層面的城市危機的根源在于一種特定形式的空間組織的話，那當然如此，但如果說對“城市危機”的濫用是一種空想化的牽強附會的話，那么由這個詞所提出的各個層面的問題的內在聯系卻決非空想，它是對通過社會實踐體驗到的內在關聯的真實表達。

事實上，我們的假設是美國城市的危機，是一種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的積累、社會化消費的組織和社會秩序的重建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特定形式的城市社會結構的危機。既然這種結構的功能是在多個層面上完成的，那么由它所引起的危機以及這種危機之間的聯系和后果也必然也是多層面的。這就是即將成為我們對城市危機進行多維探索的一致性基礎視角。

這個思路最近已是眾所周知。（見舍羅爾，1965；鄧肯和利伯森，1970；法瓦，1975；古多爾，1968；霍利和齊默，1970；黑登和博格塔，1965；格拉布，1963.）作為美國城市危機的基礎，自二戰以來美國城市結構的具體過程，是大都市化、郊區化和政治分裂化過程的歷史性表達的結果。

1、   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

人口和經濟活動以一種加速的趨勢在一些主要區域不斷集中——大都市化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斷壯大和集中的結果。金融資本主導下的產品的轉化和市場力量的滲透導致了地方經濟的毀滅或重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移民。另一方面，在積極的外部因素和集團經濟、交通網絡的集中和大都市市場的積聚以及管理和資本流轉機制方面的規模經濟的綜合效應的作用下，把工人、消費資料和組織結構全部集合到少數大城市中。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大都市區，表明了對“腹地”的一種支配，其實也是對整個社會的支配。

2 、郊區化(Suburbanization)

早在19世紀九十年代，在一些大都市地區人口和經濟活動有選擇地分散和空間的延伸過程就已經開始，并在20世紀二十年代得到更新。1945年后的一段時期突然加速直到現在都沒有受到限制。移民到郊區的人口并不是隨機的，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般較高，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選擇性的過程。

對就業來說，郊區化有著雙重差別：一方面，在商務活動和主要政府機構留在城市中心的同時，制造業和零售業傾向于分散它們的分布；另一方面，在工商業內部，大規模的壟斷企業和購物中心遷到郊區，留在中心城市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公司：一少部分從事高科技活動或者是豪華商鋪，大多數是“競爭性”工業、服務業（它們以低勞動生產率、大規模組織的低工資勞動力為基礎，主要履行基本的零售和小商務功能）和以“非正式經濟”著稱的邊緣經濟活動（這些活動大部分是非法的）。

郊區化作為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是美國城市結構發展的主要趨勢并對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貧窮的黑人被迫從南部農業區遷移到城市的中心。（）上層階級和中等收入群體的大規模的遷移把服務活動吸引到郊區。職業的布局一方面與不同的勞動力群體的住房獲得模式相關——如“競爭性行業”需要大量的失去工資的勞動力，就布局在城市的中心以便于吸取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廉價勞動力。職業的分布還對交通系統很敏感——郊區的居民驅車前往市區或通過環線與高速公路得以到達郊區的工業和服務業崗位。居住的生態模式的差別越來越大，與市區的日漸荒廢的公寓式居住形成對照的是郊區占地很大的獨立式樓房。主要根源于社會階級和家庭行為的文化風格上的差異被社會—空間距離和環境景象象征性強化。郊區和中心城市在日漸成為相互忽略的兩個世界之外，發展的是彼此的恐懼、共同的神話和相互的偏見。隔離的學校體系成為相互隔離的階層結構自我定義和永恒延續的主要工具和象征。

交通的重大技術變革、房產的大規模建設和由于工廠和機構的選址要求的寬松所帶來的越來越多的空間自由使美國郊區化過程成為現實。但是郊區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費用的降低（如與汽車使用相關的費用）。恰恰相反，大規模的汽車高速公路交通系統和居住、經濟活動重新表達了資本主義積累在新階段的要求，并且主要借助服務于這一目標的國家政策才得以實現。（）以下，我們將簡單地概括資本主義積累、國家政策和郊區化之間的具體聯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伴隨經濟發展出現的三大趨勢為飽受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打擊的美國資本主義積累提供了契機：1作為戰后各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直接后果，美國霸權在全球范圍興起的資本國際化和資本利用率的提高。2 通過發展大眾消費產生的新型贏利賣場的迅速擴張。3在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性條件的創造以及對教育、健康和勞動力再生產之類的社會投資成本的社會化過程中，政府干預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和主要原因之一的社會剝削關系的穩定性，通過經濟合作和對工人階級的政治壓制得到維持。

這些趨勢如何與郊區化產生聯系？壟斷資本主義不斷增長的利潤使得物質生產的擴張得以實現。一方面，對新技術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導致了大企業擴散分布。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工人工資的提高雖然與經濟增長不成比例，但是足以使工人工作的穩定性前景大大提高，并提高其購買力，拓寬消費信貸渠道。對大規模的新賣場的需求恰好被房地產、高速公路—汽車交通和相關的公共設施等產品的大規模擴大生產所滿足。美國實際上在二十年間建設了一批新的與原有大都市相類似的城市。

郊區化的產生原因部分在于城市邊緣的地價要便宜的多，部分在于使用輕建筑材料建造的大規模的住房產品對整個經濟產生的強有力的乘法效應，特別當我們考慮到一種分散的個人化的交通體系的潛在必要性時更是如此（這一互動的概括，見哈維，1975）。在這樣的產品條件下，依賴于一套容易申請的分期付款信貸體系，建筑行業和汽車行業把大比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車成功拖入它們的市場，從而鋪就了把工人階級納入“中產階級消費”世界的坦途。

因此，這一經濟、社會、空間戰略得以實施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政府的作用，特別是聯邦政府，完全以偏向壟斷資本主義利益的形式建立了住房和高速公路產品生產的關鍵性機制。以住房為例，正如最新的美國的房產報告所描述（1973年的美國政府報告，這一報告是有關房產的最重要的資料來源）：

在19世紀三十年代，國會做出了兩項直到現在基本上保持原封不動的政策抉擇。第一項就是完成了私人住房金融體系的重構：建立了聯邦房產局（抵押貸款保險）；聯邦住宅貸款董事會及其銀行系統（存貸款業）；如聯邦存儲保險公司和聯邦寸貸款保險公司等機構（對商業銀行和互動式寸款銀行及存貸款聯合會承保）；最后，聯邦抵押貸款聯合會（二手抵押貸款房產市場）。這些機構的建立，結果是長期較低的分期付款和全額抵押貸款給房產市場提供大量的資金流系統，這是也許聯邦政府在房產領域最有意義的成就。

隨著低風險給金融資本提供的房產貸款系統的實現，政府跨越了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從事贏利的大規模的房產開發的主要障礙：缺少一個可信賴的住房市場。一旦政府解決了房產市場風險束縛，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得以進入住房房產市場，這樣就啟動了容許房地產行業進一步現代化的過程，再加上郊區的價格較低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郊區市場。作為這些基礎性機制的補充，政府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又補充了保護不動產投資者和鼓勵居家置業的財政措施。（斯塔爾，1975）

關于高速公路—汽車交通體系的發展，有三條必須予以考慮 ：1汽車公司對其他交通方式的故意毀壞（在得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默許下），即通過兼并有軌電車和鐵路公司然后拆除這些設施。（亞戈，1974）2聯邦政府關于高速公路的龐大計劃的實施（稱之為連接各州的高速公路但實際上主要側重各大都市區的內部的聯結）；這一政策的決定性步驟——1956年聯邦高速公路計劃，支付了高速公路的90%的成本，截止到1973年，所花費的資金是城市大眾交通的60倍。（斯梅克1965，1973）3顯而易見，居住區和工業區的延伸必須與高速公路—汽車交通體系連接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利益和政府政策創造了一系列相互強化的趨勢：汽車，然后是高速公路，成為一種需求。

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郊區化的作用不只是限制在對住房、高速公路和公共設施建設的直接投資之內。整個郊區社會的形式就是使個人化的商品消費達到極限的有效工具系統。

由于郊區的延伸使購物中心和超市成為可能，與之類似的是一些新的休閑活動（從帶停車場的餐館、電影院到私人游泳池）但是最主要的是作為資本主義消費最大化的完美設計的單門獨戶的住房的作用。任何的家用設施都必須自我滿足，包括冰箱、電視、花園機械、自用工具以及家用電器設備等等。

與此同時，郊區消費模式對主導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在最基礎性的層面，整個家庭世界都是在借錢建的，而且長期的普遍的負債以一種壓制性手段把個體與勞動力市場乃至社會緊緊的綁在了一起。任何整合上的偏離和失敗都會立即遭到失去信貸機會的反擊。大規模的消費也同樣意味著對金融機構的經濟、文化制度的高度依賴。

郊區周圍的這種社會關系也表達了個人主義、順從主義和社會整合的價值觀，把世界還原為核心家庭和社會需求，這種需求使個人（家庭）的消費最大化。

在此我們不準備討論有關的另一假設，即郊區的產生是技術上的可能性和郊區主義的價值觀相結合的結果。這要求對現行理論的所有理想化假設作全面的批判。然而，我們只準備作三點評論：

1、人們的意識和價值是由人們在生產和消費的社會關系之內開展的大部分取決于地域的實踐和經驗所決定。（戈達爾，1972；普雷特塞勒，1975）。 2、與經濟的復蘇的神話聯結在一起的是一個“回歸大自然”的夢想，至少在晚上，工薪勞動力歷史性地沉浸在對小商品和農產品的自由支配之中。在美國這個“神話”之所以顯得尤為重要，部分在于起源于杰弗遜的鄉村民主的普遍理想，另外是因為直到現在一直在美國生活中存在的“鄉村經濟”的重要性的持續影響。這種神話的顯著功能在于使廣大工人相信，在工廠的工作中所經歷的與自然的關系的惡化能被社區之中的這種令人神怡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彌補。與這一普遍的神話和理論相伴而生的影響是，以工作為基礎的不滿作為對“生活和環境質量”抗議銘刻在社區的記憶之中。19世紀60年代的生態運動和郊區的零增長運動都以此為基礎。3、這個神話在歐洲的影響和在美國一樣強烈，但結果卻并沒有導致郊區化的重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盡管難以置信的種族主義存在于大多數的美國城市主義者之中。很明顯，隨著大都市郊區的擴張，郊區無所不在地成長起來，但是社會分隔的模式卻大不一樣。事實上，歐洲的城市中心平均來說一般社會地位較高。郊區私人擁有住房不是很普遍，汽車更加不是主要的城市交通方式。這也不能當作一種“低等的城市發展水平”來解讀：在巴黎，美國式的郊區模式在60年代早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只是最近十年中基本處于停滯之中。（弗雷西內和弗加左拉，1970；托帕偌夫，1974）

我們特別強調這一點并非用來強調各個社會的絕對特質，而是用來體現美國的郊區過程如何被以決定性的國家干預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關鍵階段模式所決定和塑造。（利奧施諾爾經常強調這種依賴性，對這一的重估見施諾爾，1975）

郊區化的另一種表現在于城市中心在資本主義積累和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在此，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中心商業區和城市中心區（數據和資料見國會研究機構1973，又見塔布，1`970）。前者保留了主要的導向性、組織性活動和一些主要的文化機構，與之相對應，大比例失去的是零售商業。而城市中心失去的不僅是工作和活動（特別是在大規模的制造業），而且在高收入的壟斷性行業中，喪失了比例顯著的中產階級和工人。同時，城市中心接受了大量的黑人和貧窮白人移民，大部分是來自于南方經濟衰退地區和阿巴拉契亞地帶，主要是農業機械化和落后地區經濟解體的結果。（陶伯和陶伯，1965）同時成為“競爭性行業”活動的分布區，這些活動雇傭的是低勞動熟練程度和低工資的勞動力。所使用的是剩余的勞動人口（沒有被雇傭和已經被雇傭的），這些人口往往構成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群體和少數種族群體。

城市中心所包含的組織形式和消費形式與在郊區所發現的完全不同。房產市場特別地被認為是通過“過濾”理論產生作用的。即城市中心的上層居民（不包括集中在防衛森嚴的“高層社會居住區”的頂級精英們）從他們的城市住所搬到了城郊新居。這樣就容許中等收入居民迅速搬進已經被空出的房子，并把他們的標準房騰出給低收入群體，而貧民窟的房子就留給了新來者。事實上像這樣的理論不可能和現實完全接軌因為它假設所有的人都能上向流動。（國會研究機構，1973，103）相反，我們在郊區和城市中心之間所觀察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不斷發展過程。相對于收入來說，城市中心的一些街區得到了很好地維持。在那里，擁有住房被排在首位，并得到了白人、社區和鄰里的存貸款聯合會的支持。（馬斯特，1972）但是更多的是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不能支付搬到市場提供的更好的房子里居住所必需的租金或月供。因此，在他們能夠搬遷之前房子必須“貶值”或者被弄到相當糟糕的地步以使不同的收入群體都能夠擔負。還有，種族歧視妨礙了少數民族群體住房機會平等的實現從而把“人種置于價格之上”（哈維，1975），這樣一來就導致城市中心的庫存房產被房東們所把持，因為購買住房的費用超出了窮人的支付能力，而貸款往往忽略了種族群體。哪怕他們的收入水平已經承擔得起。為了保證相當的利潤水平，房東們把每人的房租降下來的同時是很多人擠住在一起，再加上缺少基本的維護，這些地區的房產庫存的狀況急劇惡化。

城市中心的固定財產在這些過程的綜合影響下必然貶值，在郊區使資本產生利潤的東西在城市中心卻使人們越來越貧窮。與郊區中產階級越來越繁重的債務相伴的是貧民窟的貧民居住條件的加速惡化。城市中心稅源價值的降低導致了稅收總額的減少，并導致服務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降低，而這些服務對于那些支付不起市場購買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城市郊區的延伸過程同時是城市中心遭破壞的過程。在另一層面，與郊區的高投資率有著結構性關聯的是城市中心的高撤資率。二者都是由對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影響的主流資本主義的利益所產生。

3、地方政治的分裂(Fragmentation)

戰后美國城市發展的模式的特征在考慮到第三種趨勢時才更加完備，即地方政府擁有的值得考慮的相對自治權和這種自治權在社會居住隔離和的維持和相應的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開卻不平等”，大都市地區的各個社區把杰弗遜普遍民眾的基層民主轉化成了通過公共商品和服務傳輸手段來保護收入再分配的回歸機制的籬笆—鐵絲墻。（郎，1976）理查德奇爾德希爾（1974）的一項有關大城市地區的有趣的分析表明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不平等與地方政府對當地資源的分配的不平等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通過市場途徑滿足他們需要的低水平的居民所要求的必須通過社會化途徑來滿足的消費越多，當地政府所能提供用來滿足這些需要的和需求的資源就越少。因此，不僅僅是被過度剝削和過度壓迫的人們被低工資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消費市場所捕獲，而且，當公共機構與這種再分配機制相聯系時，也呈現出結構性的回歸。這種不平等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城市中心和郊區之間的主要裂縫，但也直接地影響到了郊區內部的分層。而且，這種政治分裂通過把文化偏見與不動產利益以及私有財產保護相結合就成為一種社會和種族壁壘。學校和教育系統在給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口制造代際流動機會的同時，在經濟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服務于整個體系的再生產。（坎貝爾和梅拉托，1967；科爾曼，1966）廣大工薪群體就像被縫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被窩上的補丁一樣被隔開納入不同的居住區，這些居住區把各個社會位置定形在擁有不同服務和接近組織網絡、地方機構機會大不相同的空間構造之中。結果，沖突與受剝削程度基本平等的居民們對“從未滿足所有人”的餡餅的競爭相伴而生。郊區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歧視性的用地管理使這種形式惡化：大規模的區域規劃，最小房子面積要求，對多元居住的排除和嚴格的房地產法律等等。因此源于資本主義不斷的發展的城市和郊區二元結構，最終被政府通過對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大都市地區以階級為基礎的分裂所維護和加強。

  美國的城市發展通過促進贏利性的個人化商品消費的同時使非贏利性的社會化消費不斷惡化從而走向成熟。同時，社會秩序維持和社會結構再生產的組織性機制得到很好的發展。這一模型的連貫和精巧就像廣告社會微笑的熒屏背后的守衛者的制服一樣干凈、整齊和完美。 新的都市世界看起來能夠永遠的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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