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空間分析”缺失的原因3
蘇賈在書中首先回顧馬克思主義理論史，嘗試著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空間分析的湮沒不彰尋找解釋。通過理論史的回顧，他概括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空間分析的湮沒主要應歸因于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遲遲出版。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譯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很久以后才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一著作較之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包含著更為明晰的地理學分析。其兩卷本于1939年和1941年先以俄文面世。第一個德文版出現于1953年，第一個英文版出現于1973年。而且，現在已經眾所周知的是，馬克思一直未能完成撰寫《資本論》后續卷的計劃。在這些后續卷中，他本來計劃是要探討世界貿易和資本主義的地理擴張，這些內容只是在遲遲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才有所涉及。
由此導致很長的時間里，人們大量地強調了業已發表的《資本論》中所呈現的基本上是無空間的和封閉性體系的理論闡述。馬克思在理論分析中雖然始終借用具體的歷史例證和地理例證，但尤其是《資本論》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理論分析的前提是如下簡單的假設條件：一種封閉的民族經濟和一種本質上是無空間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的系統性構建幾乎就像是存在于針尖上。《資本論》第三卷以及原計劃想要撰寫的其他卷本，則是馬克思理論分析的具體化和向外投射，涉及到對國際市場、殖民主義、國際貿易、國家的作用等問題進行歷史的和地理學的分析——實質上，就是要對具有生產能力的各行業、各區域和各民族的不平衡發展進行分析。
基于布哈林、列寧、盧森堡、托洛斯基及其他一些人的貢獻，關于帝國主義及相關的不平衡發展過程的各種理論，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地理分析的主要語境。在他們對帝國主義的理論闡述中，隱含著一種空間的問題框架，但這一空間問題框架主要存在于對資本主義地理擴張的一種終極物質制約的簡單認識上。對這些理論家來說，資本的地理限制不太可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早在整個世界成為統一的資本主義之前，社會革命就會出面干預。但是，這畢竟表示，人們認識到了地理方面不平衡發展的諸種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放到了理論和政治的議事日程上。在后來的如瓦勒施泰因（通譯為“沃勒斯坦”）、阿明、埃曼努埃爾（通譯為“伊曼努爾”）、帕盧瓦克斯、海默，特別是曼德爾這樣的人物率領下，一批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才復興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
2、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反空間傳統。
在馬克思及后期關于資本主義地理擴張的著作中，在對十分清楚地出現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里的城鎮-鄉村的對立進行同樣的空間闡述中，以及在馬克思著作的其他地方，均內在地含有對空間的強調。但這種觀點沒有得到發展，這可以與一種深刻的反空間傳統聯系在一起。也許具有悖論意味的是，排斥對歷史進行地理學解釋的傳統，根源于馬克思本人，體現于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回應。這主要表現為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主義具有反空間的特性，它產生于第二國際，并在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下得到了強化。在這里，空間性沉溺于經濟主義，它與物質存在的其他因素的辯證關系業已斷裂。
3、資本主義剝削的諸種條件。
對馬克思主義中的空間問題框架的興趣早期被忽視，而最近又得到恢復，這最終也許是處于變化中的諸種物質條件的反映。勒菲弗(Henri Lefebvre)在《馬克思主義觀點與城市》（1972）一書中提出，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期間，在對勞動的剝削和基本生產資料的再生產方面，空間問題框架在以往并不見得比今天次要。在激烈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機器、商品和勞動力在具體的社會法規（勞動協議、民事法、技術合同等）和具有剝削性的國家機器（警察、軍隊、殖民行政管理等）的控制下得到再生產。空間生產具有包容性和保形性（conformal），并受到市場和國家權力的直接影響。譬如說，工業資本主義城市的空間結構在其功能的同中心性（concentricity）以及社會階級的各分離部門一而再而三地重復著自己。剝削和社會的再生產主要包含于一種可操作的時間母體里。剝削率，即馬克思提出的剩余價值與可變資本之間的比率，畢竟是一種來源于對勞動價值論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基本度量的表述。……在榨取絕對的剩余價值方面，時間的社會組織看來較之空間的社會組織更加重要。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暫時性與空間性兩者之間意義的顛倒，勒菲弗提出，工業化曾經造就了城市化，而現在卻被城市化所造就。
二、馬克思主義空間分析的理論淵源
蘇賈認為4，20世紀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空間分析，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起始于1960年代的資本主義大危機，當時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爆發，以及發生于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中對社會諸矛盾和空間諸矛盾的強化，為空間分析的系統展開提供了物質前提。在對這種空間分析大發展的歷史追索中，通常僅僅將早些年的帝國主義理論視為其主要的淵源，但實際上，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其他一些不可小視的重要先驅者，值得重視。
1、蘇聯早期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先鋒運動。
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25年的蘇聯早期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了一個由城市規劃者、地理學家和建筑學家發起的先鋒運動，曾力圖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空間組織”，以配合發生于蘇聯社會中的其他革命運動。在這個運動中，空間的轉換當時并沒有被認為是革命社會變革的自發的副產品。它也涉及斗爭和一種集體意識的形成。假如沒有這種努力，空間的前革命性組織便會繼續再生產出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各種剝削結構。但是，這批激進的空間思想家的各種創造性活動從來沒有被全面接受，到最終，他們在社會主義空間重構運動中的革命性實驗，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為努力實現工業化和軍事安全的奮斗中被拋棄。
2、葛蘭西的先鋒性貢獻5
對馬克思主義空間分析的另一個重要的但又常常被忽視的貢獻，可以在葛蘭西的研究工作中找到。他對城市和區域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很詳盡的分析，這些問題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是20世紀20年代和經濟大蕭條早期階段的歐洲。除了對于意大利南部地區的區域性落后、都靈市的城市發展、住房問題、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盟等問題的研究外，他努力將分析的重點集中于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諸方面，以抗衡當時流行的經濟主義，尤其是努力詳細闡析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及其強加的地域性（空間）勞動分工。
3、勒菲弗關于日常生活的現象學
蘇賈指出，在日常生活的現象學方面，從葛蘭西到勒菲弗，基本上是既明確又有重點的一步。同葛蘭西一樣，勒菲弗堅決反對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還原主義的解釋。他強調葛蘭西的如下觀點，認為“革命只能聯合發生，也就是說，在某些階級關系里，即在一種關系總體里，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能參與”。而且勒菲弗繼續向前走，“對這種聯合進行空間化”，從而將空間問題框架引入到革命意識和斗爭的中心6。
勒菲弗理論著述的顯著特點，就是執著地尋求對以下問題的政治理解：資本主義緣何并以何種方式從馬克思時代充滿競爭的工業形式生存到今天先進的、由國家管理的并且是寡頭賣主壟斷的工業資本主義。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體現于他有關社會空間生產的主要分析。這一分析濃縮于《資本主義的生存》一書，這是勒菲弗惟一的譯成英語的十分明確的空間分析文本。在勒菲弗看來，“資本主義已發現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決的話）自己一個世紀以來的內部各種矛盾。因此，自《資本論》的寫作完成以來的一百年中，資本主義已成功地取得了‘發展’。我們無法計算其代價，但我們的確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間，并生產出一種空間”7。
他將這種先進的資本主義空間與社會各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聯系起來。這種社會各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制度借此有能力通過維系自己的規定結構延長自己的存在的諸過程。他界定了再生產的三個層面，并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直接干預并影響這三個層面的能力已得到了長期的發展。首先，具有生物生理的再生產，基本上存在于家庭和親屬關系的語境中；第二，勞動力（工人階級）和生產資料的再生產；第三，各種社會生產關系更大規模的再生產。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空間組織已十分突出地與各種社會關系的主導性制度的再生產聯系在一起。同時，這些占據主導性地位的各種社會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成為資本主義本身生存的主要基礎。這些具有主導性的生產關系以一種具體的和人造的空間性形式得到再生產，而這種空間性已繼續被處于不斷推進中的資本主義所“占有”，被分裂為各個部分，同質化為離散的商品，組織為各種控制場所，并擴展到全球性的規模。資本主義的生存有賴于這種獨特性生產對一種零散的、同質化的并具有等級結構特性的空間的占有。達此目的的手段是：通過官僚（即國家）控制的集體消費、在多層面上對中心和邊緣進行區分、將國家的權力強行注入到日常生活。惟有在各種生產關系不再能得到再生產，而不是簡單地在生產本身被停止時，資本主義的最終危機才會到來。
因此，階級斗爭必須包括并聚焦于這樣一個易受攻擊的點8：空間的生產，即剝削和統治的區域結構，也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體系通過空間控制的再生產。階級斗爭還必須包括所有那些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強加的空間組織的剝削、統治和“邊緣化”的人，如沒有土地的農民和無產階級化了的小資產階級、婦女、學生、少數民族以及工人階級本身。他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這種斗爭將以一種“城市革命”的形式出現，為在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區域框架下城市的權利和對日常生活的控制權而戰。在欠工業化國家里，階級斗爭也將聚焦于區域的解放和重構，聚焦于對空間生產及其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結構中主導性中心與依附性邊緣的兩極化體系的控制。
通過這些一連串的論點，勒菲弗對資本主義中一種具有包容性的問題框架作了界定，并通過將各種階級關系包孕于社會組織的空間，而將空間問題框架提升到階級斗爭的中心地位。他還認為，如果，沒有同時發生的意識的空間革命，任何社會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消除空間的神秘化，將揭示一種革命性空間意識的各種潛能以及一種激進的空間實踐的各種物質和理論基礎。這種激進的空間實踐旨在剝奪對空間生產的控制權。在此，伯杰的聲音又回來了：“現在，預言牽涉到一種地理的投射，而不是歷史的投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使我們無法看見各種結果。”9
三、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構建設想
基于空間分析框架，蘇賈指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植根于這一充滿沖突的企圖：構建一種具有社會轉換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備獨特性的空間性。如同福科及普蘭查斯所強調的，“直接的生產者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卻又重新陷入到另一個樊籬——這不僅包括現代的工廠，也包括現代的家庭、學校、軍隊、監獄系統、城市以及國家的領土。”10空間性必須由社會再生產，而且這一再生產是沖突和危機長流不息的源頭。
從邏輯上，假若空間性是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結果/具體化，又是手段/預先假定，即空間性是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物質所指，那么社會生活必須被視為既能形成空間，又偶然于空間，既是空間性的生產者，又是空間性的產物。這種雙向關系就是社會-空間的辯證關系，它是空間-時間辯證關系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地理和歷史社會生產之間的緊張而又充滿矛盾的互動關系。為揭示這種辯證關系，蘇賈重構了馬克思的一段名言11：我們創造了我們自己的歷史和地理，但并不是我們所喜愛的歷史和地理；我們并不是在我們自己所選擇的境況中創造歷史和地理，而是在直接遇到的、直接給予的以及直接傳送于在過去所生產的歷史地理的境況下創造了歷史和地理。最后，蘇賈在闡述了其總體的論點后，將這些論點歸納為下列命題12：
1、空間性是一種實體化了的并可以辨識的社會產物，是“第二性”的一部分。當空間性對物質空間和心理空間進行社會化和轉換時，“第二性”就會熔合空間性。
2、作為一種社會產物，空間性既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手段，又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結果；既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預先假定，又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具體化。
3、空間-時間對社會生活的構建，界定了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包括階級關系）受到物質構建并變得具體的方式。
4、這種構建/具體化的過程具有問題框架的特性，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在許多情況下這都是循環和慣例化的）。
5、各種矛盾主要緣起于生產空間的兩重性，即既是社會活動的結果/具體化/產品，又是社會活動的手段/預告假定/生產者。
6、具體的空間性——實際的人文地理——因此是這樣一個充滿競爭的競爭場所：關于社會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斗爭；不是旨在維系和鞏固存在空間性的諸種社會實踐，就是旨在深刻地重構并/或激烈地革新的諸種社會實踐。
7、從日常活動的慣例和事件到長遠的歷史創造（按布羅代爾的話來說，就是事件和持續），社會生活的時間性植根于空間的偶然性，這非常相似于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植根于時間/歷史的偶然性。
8、對歷史的唯物主義闡釋和對地理的唯物主義闡釋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而且在理論上是彼此相伴的，不存在固有的孰先孰后的問題。
蘇賈認為這些前提框定了對空間性的一種唯物主義的闡釋，需要從時下的文獻中梳理出來，這是我們構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前提。同時，他還強調指出，對空間性的唯物主義闡釋以及接受明確地旨在理解和改變資本主義空間化的一種肯定性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存在著各種強大而又難以消除的障礙。這其中最大的障礙產生于一種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歷史決定論不是將空間性簡化為歷史行為穩定的和不具備問題框架的場所，就是將空間性簡化為虛假意識的源泉，即對各種基本的社會關系的神秘化。歷史決定論阻礙了我們對以下兩種空間的清晰的辨認：一種是作為社會中具有構建力量的物質客觀性的空間；另一種是作為集體意識的一種愈益積極的觀念主觀性的空間。
為實現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構建，蘇賈提出了兩種途徑：一是理論的途徑，即對社會-空間的辯證關系、對歷史和地理的唯物主義、對社會生活的空間-時間構建進行一種直截了當的理性闡釋；另一條則是經驗的途徑，他認為經驗的途徑是一條有希望的途徑。這種經驗的途徑將空間性的唯物主義闡釋應用于當代“真實世界”的各種爭端和政治的研究，在他的《后現代地理學》一書的最后一章進行的就是這種經驗說明：研究洛杉磯的城市重構。
（所評著作：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注釋】
1 愛德華•W•蘇賈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系教授，是代表都市研究的后現代取向的洛杉磯學派的領軍人物。
2 與此相關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戴維•哈維提出的“空間轉移”理論，他曾指出并研究了《共產黨宣言》中的地理學，參見：[英]戴維•哈維. 馬克思的空間轉移理論——《共產黨宣言》的地理學(郇建立編譯).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005（4）：22~32
3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 商務印書館，2004，130-134
4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35
5 該書中將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Gransci譯為安東尼奧•格拉姆希，而通譯的名稱為葛蘭西，本文中一律譯為“葛蘭西”；另葛蘭西的著作該書譯為《監獄雜記》，應譯為“獄中札記”，且已有中文譯本。
6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36
7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39
8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40
9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40
10 愛德華•W•蘇賈. 后現代地理學.195
11 馬克思的原話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焉的條件下創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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