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來看霍布斯鮑姆。對于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存在著有人把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簡單化的傾向。有人把這一理論理解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用它對各國具體的歷史生搬硬套，似乎世界上的每一國家都要經歷同樣的發展歷程。但他說，在實際上，“近代技術和工業化的發展”只是從“一個地區”，而且“也僅僅是一個”地區發展起來的，并不是從各個地區發展起來，并逐漸主宰了整個世界。此外，他還看到，也有人認為，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每一種方式內部都存在著一種產生活力的“基本矛盾”，因此，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完全是其內部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他發現在實際上，當人們用這個見解解釋其他社會，尤其是涉及西方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問題時，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并引發了無盡的爭論。

    對此，霍布斯鮑姆的解釋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有意去確定一種在年代上單線發展的更替次序。實際上，這是一個觀察和思考的問題：在幾乎是(有前提的)人類發展的最早階段，生產方式的不同形式已經并存并相互影響了。”所以，在霍布斯鮑姆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只是我們觀察和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是歷史發展的總的趨勢，卻不是教條，不是隨意裁剪歷史的公式。這里有一個歷史的前提問題，各國的發展必須以自己的歷史為前提。他發現，在蘇聯和中國之所以發生了社會主義，是因為這些地區是大而落后的農業國，不具備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鑒于世界歷史的經驗，他認為，在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時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存在于生產方式內部、逐漸破壞生產方式穩定的基本元素包含著轉變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們依賴于生產方式的結構，還就可能轉變的特定類型設置了一定的限制。導致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轉變的機制可能不僅僅來自該生產方式的內部，還可能來自不同結構的社會的融合和相互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發展都是混合型發展。”①他認為，這種理解是符合馬克思原意的，也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實際的。歷史的實踐告訴我們，在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各種社會共存的現象，在那些曾經被資本主義滲透和征服的地區，也有沒按照資本主義模式發展的先例。

總之，霍布斯鮑姆一方面堅持馬克思所提出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及社會形態發展序列的理論是我們進行歷史觀察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世界各國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在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下，各國的發展會相互影響，這就決定了實際的發展都是混合型的，經常是多種生產方式共存。正是由于對歷史唯物主義有了這樣的認識，他才與眾不同，在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嚴峻形勢之下，仍然堅持相信社會主義沒有垮臺。他說，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只是宣布了那種高度計劃型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問題是查遍了馬克思的所有著作，并沒有看到相關的論述。他堅信，只要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倒，為社會主義奏起挽歌就為時尚早。他的這一見解，與西方一些理論家認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已經永遠終結，社會主義已經被證明不過是人類歷史上的烏托邦的看法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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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布斯鮑姆：《馬克思和歷史學》，載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馬俊亞、郭英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1、193頁。

    佩里·安德森是另一個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霍布斯鮑姆一樣，他不但至今仍然健在，而且繼續發生著較大的影響。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體現在他對歐洲從古代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和對歐洲絕對主義王權的研究中。在研究中，他主要運用了文明研究的方法，注重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融合，并把這種影響和融合也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之一。然而，與有些人不同，他認為，對文明的研究必須以生產方式為基礎，否則就是“老生常談”，不會有什么真正的發現。所以，在他的研究中特別關注了生產方式、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也就是社會結構的研究。

    安德森贊同蘇聯學者柳勃林斯卡婭的研究，認為應該用類型學的方法來區別歐洲不同地區希臘和羅馬古典古代的遺產與日耳曼風俗這兩種文化的融合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不同社會結構。根據柳勃林斯卡婭的分析，古代社會與日耳曼社會的融合有三種不同的比例：歐洲封建主義的核心地區是古典古代的遺產與日耳曼因素“均衡綜合”的地區，這一地區基本指北部法蘭西和與其相鄰的地帶，即加洛林帝國的故土，只有在這個地區才產生了典型的歐洲封建主義。在這個地區的南方，普羅旺斯、意大利或西班牙，蠻族和古典古代生產方式的瓦解和重新組合是在古代遺產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發生，所以，古代的遺產始終占優勢，無論是城市還是商品經濟的因素，幾乎原封不動的保存下來，成為深埋的種子，并在近代早期適宜的氣候下重新萌發。在歐洲的北部和東部：德意志、斯堪的納維亞和英格蘭，古代羅馬的統治從未到達，或只是扎根很淺，在這里，封建主義是在蠻族遺產占主要地位的條件下非常緩慢的發生了過渡。安德森還認為，正是由于歐洲封建主義的形成因素和形成比例是獨特的，所以，典型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只在歐洲西部出現，不能把這一概念拿到其他地區濫用。他說，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也是這樣看的。①

他認為，由于財產層級分割的階梯等級制，其結果是主權的分裂造就了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具有自主權，封建主義允許它脫離貴族和教會的統治自主的發展。這種結構也造成了封建等級制頂點的薄弱和動搖，使封建政治實體的內部自發的產生了一種離心傾向，造成了系統內部的權威裂變機制。②他還追溯了14和15世紀封建主義的總危機以及危及過后封建主義的重組。在危機過后，農奴制趨于解體，農民從封建徭役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成為個體所有的勞動者，重建后的王權通過人頭稅、鹽稅等方式把賦稅負擔直接壓在了農民頭上。安德森特別提請人們注意文藝復興運動，他認為這一與絕對主義王權同時出現的運動，不但呼吁強化公共權威，而且呼吁強化私有財產觀念，以后的發展證明，一方面通過賣官制度，絕對王權把貴族融入了官僚機構，并使自己獲得了財政收入；另一方面，私有制的加強和重商主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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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513頁。

②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豐義的過渡》，郭方、劉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頁。

策的實施(如取消國內關卡、創立外貿關稅、鼓勵向公共事業投資的高利貸等)，不但使絕對王權獲得了巨大的財政保障用以發動曠日持久的商業戰爭，而且使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總之，財政收入是絕對主義王權存在的經濟基礎，正是在這一基礎不斷擴大的同時，也使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而以后資產階級與封建王權的矛盾正是首先從財政問題上引起的。通過對歐洲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王權的分析，安德森向我們揭示了歐洲封建主義形成的過程、其內部矛盾以及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

    安德森的描述力圖說明，歷史發展的順序在時問上并不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是一個單線進化的序列，他認為，“古代生產方式和封建生產方式的聯接必然在歐洲產生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關系不僅僅是歷時系列，而且在某個階段也是共時組合。在封建主義的現在中，古典的過去再次蘇醒，幫助資本主義的未來興起，它既比想象的更遠離后者，又令人驚訝的接近于后者。因為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的誕生也伴隨著古代的再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是整個歐洲歷史的關節點”，“正是在這個關節點上，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發現和新世界的發現，歐洲國家體系獲得了一種徹底的獨特性。”①所以，安德森認為，古典古代的遺產中包含著資本主義因素，它不僅是歐洲資本主義能夠發生的關鍵，而且在時間上，要晚于絕對主義王權出現之前的封建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馬克思所說的發展序列有對的一面，也有不對的一面。一方面，古典古代的確是早于封建主義；另一方面，從文藝復興對這一遺產的重新喚醒來看，古典古代又晚于封建主義，比封建主義更接近資本主義。總之，他認為，歷史的這樣一個實際順序與馬克思所說的順序發生了一點顛倒。但是，安德森的這一看法并不意味著他反對馬克思的論斷。他認為，從全歐洲和全世界的總體角度來說，馬克思所發現的序列是符合實際的，這是一個從全局出發的總體觀念，并不是各國的發展必須都遵循這一序列，但也不意味著各國的發展可以自行其是，因為各國的發展總是相互影響，無論是哪個國家必然會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②

通過以上對霍布斯鮑姆和佩里·安德森對唯物史觀的具體理解，我們看到，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是一個既具體又抽象的問題，當我們把這一理論與具體的歷史相結合時，會遇到許多非常復雜的問題，會發生時問上的錯位，會有其他種種外來因素的影響。或許，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正是要在這種異常復雜的歷史的交織和時問的錯位中去發現真理，一方面去保持歷史學求真的原則；另一方面也要在研究實踐中去進一步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這方面，應該說以上這兩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已經給了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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