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地，文化已經成為某種商品。但是有種廣泛的信念，認為某些文化產品和事件（無論是藝術、戲劇、音樂、電影、建筑，或是更一般性的地方生活方式、史跡、集體記憶和情感社群），與其它諸如裙子和鞋類等尋常商品不同。雖然這兩類商品之間的邊界有非常多漏洞（而且或許越來越是如此），但是在分析上還是有加以區分的基礎。當然，我們之所以把文化產物和事件區分出來，可能是因為我們忍不住要認定它們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位居較高層次的人類創造和意義上，勝過工廠里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產品。但即使我們剝離了一切一廂情愿想法（通常得到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持）的殘跡，我們依然對那些被指認為「文化」的產品懷抱特殊感情。那幺，這許多堪稱文化的現象，其作為商品的地位，應該如何與其特殊性質取得協調？
此外，越來越多涉身文化活動和生產的工作者（紐約都會區在1980年代早期登錄的「藝術家」就超過十五萬人，現在很可能增加到超過廿五萬人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階級位置，也值得探查。他們構成了丹尼．貝爾（Daniel Bell）所謂的「文化群眾」（cultural mass）（定義為媒體及其它機構的文化傳遞者而非創造者）的創造性核心  #1  。這個創造核心與文化群眾的政治立場，可說是影響深遠。要記得，1960年代的藝術學院是激進討論的溫床。它們后來歸于平靜和專業化，嚴重削弱了活躍騷動的政治。激活這些機構成為政治關注的核心，并動員文化生產者的政治和鼓動力量，對左派確實是值得一試的目標，即使那牽涉了要在社會主義策略和思考上做些特別的調整。批判地檢視文化、資本和社會主義替選出路之間的關系，在此可以是個有用的序曲，以便動員革命政治里一向非常強大的聲音。

一、壟斷地租與競爭

    我首先針對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意涵略作省思，以了解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與地域性（localities）和文化形式有何關聯。「壟斷地租」這個范疇抽繹自政治經濟學的語言 。 #2  對那些比較關心美學（有時候甚至奉獻于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情感價值、社會生活及心靈等事務的文化生產者來說，這個字眼可能顯得過于技術性而枯燥無味，除了銀行家、開發商、地產投機者和地主的可能算計外，實在是沒什幺重要性。不過，我希望能夠闡明，這個字眼非常有用：只要有合宜的建構，它可以產生豐富的詮釋，藉以理解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地方政治經濟發展，以及文化意義和美學價值演變的糾纏里，所產生的許多實際困境與個人難局。

    所有的地租都奠基于私人擁有者對地球某個部分的壟斷力量。壟斷地租乃源于社會行動者專斷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間接可交易的項目（這些項目的某些關鍵面向乃獨特而不可重制者），歷經一段時間后，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在兩種情況里，壟斷地租這個范疇會浮上臺面。第一種是因為社會行動者控制了具有特殊性質的資源、商品或區位，在關聯上某些活動時，他們就可以從意欲使用這類資源者那邊抽取壟斷地租。馬克思認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可以賣得壟斷價格的產出頂級美酒的葡萄園。在這種狀況下，「壟斷價格創造了地租」 #3  。就區位而論，可能是（對商業資本而言）相對于運輸和通訊網絡的中心位置，或是（對連鎖飯店而言）相對于某些高度集中活動（如金融中心）的鄰近性。商業資本家與旅館業者愿意為土地的可及性付出額外費用。這些都是壟斷地租的間接案例。買賣的不是具有獨特性質的土地、資源或區位，而是透過使用而產出的商品或服務。在第二種情況里，土地或資源則是直接交易（例如葡萄園或地產本身因投機目的而販賣給多國公司資本家或銀行家）。藉由囤積土地或資源，不投入目前的使用，卻覬覦未來價值，可以創造出稀有性〔譯按，即囤積居奇〕。這一類壟斷地租可以延伸到藝術作品（例如羅丹或畢加索的作品）的擁有權，因為這類作品（逐漸）是可以投資買賣的標的。在此，畢加索或區位的獨特性構成了壟斷價格的基礎。

    這兩種壟斷地租形式通常彼此交錯。以酒聞名的葡萄園（及其獨特的宅邸和美麗的實質環境），可以直接以壟斷價格出售，一如這塊土地所出產的風味獨特美酒。一件畢加索作品，可以為了獲取資本利得而購買，然后以壟斷價格出租給別人展示。與金融中心的鄰近性，除了間接交易，也可以直接交易，例如連鎖飯店租借或購來自用。但是這兩種地租形式的差別依然重要。例如，西敏寺和白金漢宮不太可能（雖然并非全無可能）可以直接販賣（即使是最狂熱的私有化論者，在此也會遇到阻礙）。但是它們大可透過觀光產業的市場操作（或者在白金漢宮的例子里，透過女王）來交易。

    但是壟斷地租這個范疇有兩項矛盾。兩者對于后文的論證都很重要。

    首先，獨特性與特殊性對「特殊品質」的定義都很要緊，但是可交易性的要求，意味了沒有任何物品可以那幺獨特或特別，完全超出了金錢計算。畢加索和莫內、馬內、原住民藝術、考古出土文物、歷史建筑、古代遺跡、佛教寺廟，以及沿科羅拉多河泛舟、置身伊斯坦堡或圣母峰巔的經驗一樣，都必須有個貨幣價格。誠如這張名單所示，這里有某種「市場形成」上的困難。雖然藝術品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出土文物，已經形成了市場（有些幾經研究的案例，說明了某些藝術形式，例如澳洲原住民的藝術，進入市場后的遭遇），但是名單里有些項目很難直接納入市場（這正是西敏寺的問題）。許多項目甚至很難間接交易。這里的矛盾在于這些項目越容易交易，就越缺乏獨特性和特殊性。在某些狀況里，買賣本身就會破壞獨特性（當這種獨特性質仰賴諸如荒野、遙遠，或美感經驗的純粹性時，尤其如此）。更一般地說，若這些物品或事件可以輕易買賣（而且能夠偽造、仿冒、模仿或擬仿），就越無法提供壟斷地租的基礎。在這里，我想到一位學生的抱怨，認為她的實際歐洲經驗和迪士尼世界相較之下，真是乏善可陳。

    在迪士尼世界里，所有國家都靠在一起，向你展現最好的一面。歐洲真無聊。大家都說些奇怪的語言，東西又很臟。在歐洲，有時候好幾天都看不到有趣的事情，但是迪士尼世界里總是有不一樣的事發生，大家都很高興。那可好玩多了。設計得真棒。 #4

    雖然這聽來像是可笑的評斷，但是想到歐洲是多幺想要根據迪士尼的標準來重新設計自己（還不僅是為了迎合美國觀光客），可是件嚴肅的事。但是，這正是矛盾的核心所在，歐洲越是迪士尼化，它的獨特性與特殊性就越少。伴隨著純粹商品化而來的溫和均質性，抹除了壟斷的優勢。文化產品變得和一般商品沒什幺兩樣。沃夫甘．豪格（Wolfgang Haug）寫道，「消費產品轉變成為壟斷美學價值的企業產品或『商標對象』，大體上取代了基本或『一般』產品」，因此「商品美學」延展其疆界「更深入了文化工業的領域」 #5  。相反的，每位資本家都試圖說服消費者相信他們商品獨特且無可復制的性質（因此有品牌、廣告之類的東西）。這兩方面的壓力，都威脅要擠掉支撐壟斷地租的獨特性。因此，如果要實現和維持壟斷地租，就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商品或地方保持足夠的獨特性和特殊性（稍后我會提到這是什幺意思），以便在一個商品化且經常是激烈競爭的經濟里，維持壟斷差距。

    但是在一個預設競爭性市場之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世界里，為什幺可以容忍任何形式的壟斷，更別說是追求了？我們在此遇到了第二個矛盾，就其根源而論，它是第一個矛盾的鏡像。馬克思很久以前就觀察到，競爭總是傾向于壟斷（或寡占），因為在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里，存活的最適者會消滅虛弱的廠商  #6 。競爭越激烈，邁向寡占（若稱不上壟斷的話）的趨勢就越快。因此，毫不意外，近年來市場自由化和對市場競爭的頌揚，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資本集中（微軟、Rupert Murdoch, Bertelsmann，金融服務，以及航空、零售業，甚至是像汽車、石化等舊產業，都掀起一股接管、合并和重組風潮）。這個趨勢向來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動態的麻煩特質，因此有美國的反托辣斯立法，以及歐洲壟斷與合并委員會的工作。但是這些虛弱的抵抗，無法勝過龐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資本家積極培植壟斷勢力的話，這種結構動態也不會那幺重要。他們據此實現了對于生產和行銷的廣遠控制，穩定他們的商業環境，以便從事理性計算和長期規劃，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并且更一般地確保自己的處境相對平順而沒有麻煩。用阿弗瑞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話來說，企業那看得見的手，比起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為鼓吹（而且近年來在我們面前夸耀到令人厭惡，作為當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引導力量）的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而言，是重要得多了。 #7

    但這里正是第一種矛盾的鏡像顯示得最為清楚之處：市場過程深深仰賴（各種）資本家對于生產剩余價值之手段——包括金融和土地——的個別壟斷。請記得，一切地租都是私人所有權對地球任何部分之壟斷力量的報償。因此，私人財產的壟斷力量，乃是一切資本主義活動的開端和終點。某種無法交易的法律權利存在于所有資本主義交易的根基，使得非交易性的選擇（囤積、儲存、吝嗇的行為）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重要問題。所以，純粹的市場競爭、自由的商品交換，以及完美的市場理性，對于整合生產和消費決策而言，是相當罕見且具周期性不穩定的設計。問題在于讓經濟關系有足夠的競爭性，但保持個人和階級對于私有財產的壟斷優勢，而私有財產正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系統的根基。

    最后一個論點需要進一步說明，讓我們更接近目前處理的課題。很多人錯誤地假設龐大且極致的壟斷力量，最清楚地顯現于巨型企業的資本集中和聚積。相反的，小型廠商則被廣泛且再度錯誤地假設是競爭性市場狀況的標記。根據這種衡量標準，一度是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隨著時間過去，逐漸變成壟斷的資本主義。這項錯誤乃部分源自過于表面地運用了馬克思有關「資本趨向集中的律則」，忽略了他的反論證，即「如果不是因為有具備持續分散效果的反向趨勢，那幺集中將會很快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的崩潰」  #8 。但這種錯誤也得到通常忽略了空間和區位脈絡的經濟學廠商理論支持，即使這種理論（在它紆尊降貴考量這個議題的罕見時刻里）確實接受區位優勢涉及了「壟斷性競爭」。例如，十九世紀的啤酒制造商、面包師傅、燭臺制造商，在地方市場上都得到相當程度的保護而免于競爭，因為運輸成本很高。地方壟斷力量無所不在（即使廠商規模很?。?，包括了從能源到食物的各種產品，而且很難打破。從這種標準來看，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遠遠沒有今日那幺競爭。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運輸與通訊條件的變化加進來成為關鍵的決定性變量。透過資本主義的「以時間消弭空間」傾向，空間阻礙逐漸消失，許多地方產業和服務失去了它們的地域保護和壟斷優勢  #9 。它們被迫與其它地方的生產者競爭，最初是和鄰近地區，后來則和更遙遠的地方競爭。啤酒釀造的歷史地理學，就此而論，頗具啟發性。十九世紀，大部分人喝的是當地釀的酒，因為別無選擇。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的啤酒生產和消費已經區域化到一定程度，并維持到1960年代（除了健力士〔Guinness〕以外，從沒聽過進口貨）。但隨后市場就變成全國性的（Newcastle Brown和Scottish Youngers出現在倫敦和南方），接著是國際化（進口貨突然大為風行）。如果現在還有人喝當地啤酒，那是出于選擇，通常是因為某種對地域的原則性依戀，或是啤酒的某些特殊品質（技術、水質，或其它），讓它與眾不同。直言之，競爭的經濟空間在形式和規模上都隨著時間變化。

    近來的這一波全球化，明顯減少了歷史上因運輸和通訊成本而致的壟斷保護，制度性貿易障礙（保護主義）的移除，同樣也消除了這類手段所導致的壟斷地租。但是資本主義不能夠沒有壟斷力量，而且熱切地想要掌握壟斷手段。所以，臺面上的問題乃是在所謂的空間和區位「自然壟斷」所提供的保護，以及國界和關稅的政治保護，即使尚未完全消除，卻都已經嚴重減少的情境下，如何組構起壟斷力量。

    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把資本集中于巨型企業，或是建立支配市場的松散聯盟（例如航空和汽車業）。我們已經見到許多例子。第二條路是透過規范所有全球貿易的國際商業法規，來確保私有財產權的壟斷權利。專利和所謂的「智能財產權」因此成為主要的斗爭場域，壟斷力量藉此得到一般性的確保。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制藥業獲得非比尋常的壟斷力量，部分是源于資本的大幅集中，部分源自專利和授權協議的保護。而且它還試圖針對各種基因材料（包括熱帶雨林里，傳統上是原住民所采集的稀有植物）建立財產權，饑渴地追求更多壟斷力量。當某個來源的壟斷優勢不再，我們便會見到毫無顧忌透過其它手段保持和組構壟斷的嘗試。

    我在這里沒辦法評論所有的趨勢。不過，我想要更仔細探討這個過程里，最直接沖擊地方發展和文化活動問題的那些面向。我首先要說明，可以歸于區位和地域性的壟斷力量，其定義牽涉了不斷的斗爭，而且「文化」理念之所以越來越和這些確保壟斷力量的嘗試糾結在一起，正是因為獨特性和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宣稱，可以最好地展現為特殊且無法復制的文化宣稱。我從最明顯的壟斷地租例子談起，亦即「可以售得壟斷價格的生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

二、酒類生意的冒險

    酒類生意和啤酒釀造一樣，在過去三十年里變得越來越國際化，而且國際競爭的壓力產生了某些奇特效果。比如說，面對來自歐盟的壓力，國際酒類制造商（歷經漫長的法律爭議和密集協商）同意逐漸廢除酒類卷標上「傳統表達」的使用，這最后可能包括了像是宅?。╟hateau）、地產（domaine）等字眼，以及香檳（champagne）、伯艮地（burgundy）、夏布利（chablis）或索泰爾納（sauternes）等類屬名詞〔譯按：都是法國著名產酒地點，并成為某類酒的代稱〕。這幺一來，歐洲造酒業在法國領導下，試圖透過堅持土地、氣候和傳統（全兜攏在法語「沃土」（〔terroir〕）這個字眼底下）的獨特優點，以及名稱所確保的產品獨特性，來保障其壟斷地租。在諸如「名稱管制」（appellation contrôlée）的制度性控制鞏固下，法國酒類生意堅持了其產品的真實性和原創性，奠定了作為壟斷地租基礎的獨特性。

    澳洲是同意這種做法的國家之一。維多利亞塔必爾克宅邸（Chaeteau Tahbilk in Victoria）被迫將「宅邸」從卷標上除去，裝模作樣地宣告「我們很驕傲澳洲不必使用這些承繼自往日其它國家和文化的字眼」。為了彌補，他們指認出兩種因素，結合起來后，「讓我們在酒類世界里擁有獨特地位」。他們是全球僅有的中期氣候深受內陸水源（眾多的湖泊和舄湖調節氣候，變得涼爽）影響的六處產酒區域里的一個。他們的土壤非常特別（只有維多利亞的另一處地方有），是帶有高含量氧化鐵而呈現紅色的沙質壤土，「對葡萄品質有正面影響，增添了我們酒類的某種獨特地方風味」。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界定「納甘必湖」（Nagambie Lakes）為獨特的葡萄栽培區域（想必是得到了澳洲酒類暨白蘭地協會的地理指針委員會認證，該委員會的任務正是辨認全澳洲的葡萄栽培區）。塔必爾克因此透過它所在區域環境條件的獨特配合，建立了對壟斷地租的對抗性宣稱。它的做法類似法國造酒商強調的「沃土」和「地產」的獨特性宣稱，并且與之競爭 。 #10

    但是我們遇到了第一種矛盾。所有的酒都可以交易，因而在某種意義上無論來自何方，都可以相提并論。來到羅伯．帕克（Robert Parker）和他定期出版的《嗜酒者》（Wine Advocate）。帕克根據酒的味道來評鑒，并不特別介意「沃土」或任何其它文化歷史的宣稱。他以其獨立地位著稱（大多數其它指南都有造酒業里擁有影響力的部門支持）。他根據自己特殊的品味來替酒排名。他在美國這個主要市場里有眾多追隨者。如果他給來自波爾多（Bordeaux）的酒六十五分，給一款澳洲酒九十五分，價格就會受到影響。波爾多酒商非常害怕他。他們曾控告他、誹謗他、辱罵他，甚至實際上攻擊他。他挑戰了他們的壟斷地租基礎。  #11

    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壟斷性宣稱既是產品特殊性質的反映，也是「論述效果」和斗爭的結果。但如果「沃土」和傳統的語匯要被拋棄，有什幺樣的論述可以取而代之呢？帕克和許多其它從事酒類生意的人，近年來發明了一套描述酒的語言，諸如「有桃李的氣味，帶點淡淡的百里香和醋栗味道」。這種語言聽來怪異，但是這種論述移轉，對應了酒類生意漸興的國際競爭和全球化，扮演了特殊角色，反映了酒類消費沿著標準化生產的商品化。

    但是酒類消費有許多向度，開辟了有利可圖的門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種美學經驗。這不僅是正確食物配上好酒（對某些人而言）的單純愉悅，西方傳統里還有許多其它參照物，可以回溯到神話（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和巴邱思〔Bacchus〕）、宗教（耶穌寶血和領圣餐儀式），以及節慶、詩歌和文學里頌揚的傳統。酒類和「正確」品鑒的知識，通常是階級的標記，可以分析為是種「文化」資本形式（一如布迪厄〔Bourdieu〕的說法）。酒搭配對了，可能有助于簽下好幾樁重大商業契約（你會信任一個不知道怎幺挑酒的人嗎？）。酒的風格和地區料理有關，因此鑲嵌于那些讓區域特性轉變為生活方式（以特別的感覺結構為標記）的實踐里（很難想象希臘左巴喝的是Mondavi Californian jug酒，即使這在雅典機場里有賣）。
酒類生意牽涉金錢和利潤，但也涉及了一切意義下的文化（從產品的文化，到圍繞著酒的消費的文化，以及環繞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文化資本）。對于壟斷地租的恒久追尋，導致了在這些領域里找尋特殊性、獨特性、原創性和真實性的判準。如果獨特性無法建立在「沃土」和傳統的訴求，或是風味的直接描述上，那幺就必須找到其它區辨模式，以便建立壟斷宣稱，以及設計來保證這些宣稱真確性的論述（美國現在流行的廣告譬喻是保證誘惑的酒，或是聯系上懷舊和營火的酒）。在實際上，我們在酒類生意里發現的是一大群相互競爭的論述，全都有關于產品獨特性的不同真理宣稱。但在此，我回到我的起點，即這一切論述移轉和搖擺，以及支配酒類國際市場之策略的眾多變化和曲折，在其根本上不僅是追求利潤，還是尋求壟斷地租。在這里頭，真實性、原創性、獨特性和特殊而無可復制的特質日益浮顯。以和我先前描述的第二種矛盾一致的方式，全球化市場的普遍性，產生了強大的力量，試圖確保不僅是私有財產權的持續壟斷優勢，還有因為將商品描述為無可替代而產生的壟斷地租。

三、都市企業主義、壟斷地租與全球形式

    酒類生意近來的斗爭，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模型，據以理解全球化當前階段的各種現象。這些斗爭特別適用于了解地方文化發展和傳統，如何透過蓄積壟斷地租的嘗試，而被吸收進入政治經濟思想的計算里頭。這也提出了對地方文化創新和地方傳統之復蘇與發明的當前興趣，如何附著于汲取和挪用這種地租的欲望上。由于各種資本家（包括精力最充沛的國際金融家）很容易受到壟斷力量的獲利前景誘惑，我們可以馬上辨認出第三種矛盾：最貪婪的全球化人士會支持有潛力產生壟斷地租的地方發展，即使這種支持的效果，正是造成敵視全球化的地方政治氣候！強調峇里島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和純粹，對于旅館、航空公司和觀光產業可能很重要，但是若這鼓勵了激烈抵抗商業化之「不純粹」的峇里運動時，會發生什么事？且讓我們更深入探討這種矛盾對于都市發展政治的沖擊。不過，要這么做，需要簡短地將這種政治放在和全球化的關系中定位。
近幾十年來，都市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在全國和國際上都變得重要。我所謂的都市企業主義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為模式，它混合了國家權力（地方、都會、區域、國家或超國家），以及市民社會里各種組織形式（商會、工會、教會、教育和研究機構、社區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業與個人），以便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的聯盟。這個議題現在已經有眾多研究，顯示這些治理體系（有各種名稱如「都市政權」（urban regimes）、「成長機器」或「區域成長聯盟」）的形式、活動和目標，隨著地方條件和運作其間的各種勢力的混合，而有極大的變異。  #12

    這種都市企業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形式之全球化里的角色，也已經有相當仔細的探討，最常見的是擺在地方–全球關系和所謂的「空間–地方辯證」的標題底下。大部分曾經探究這個問題的地理學者，都正確地得到結論，指出若認為全球化是影響地方發展的因果力量，便犯了個范疇錯誤。他們正確的主張，此處攸關利害的是跨越不同層次、相當復雜的關系，地方的創制可以向上浸透到全球層次，反之亦然，同時位居特殊界定之層次——都市間與區域間的競爭是最明顯的例子——里的過程，可以重塑全球化所依存的地方∕區域形貌。因此，全球化不應該看成是沒有分化的統一體，而是全球資本主義活動和關系，在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13

    但是所謂的「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到底是什么意思？當然，有非常多（不同層次尺度上）不均地理發展的證據，以及至少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解其資本主義邏輯的理論推導。其中有些可以從方便的角度，理解成是移動的資本（金融、商業和生產資本在這方面的能力不同）這一方想要四處移動，以便在剩余價值的生產和挪用上獲取優勢。實際上可以辨認出一些趨勢，符合「沖到底線」的簡單模型，其中最廉價和最容易剝削的勞動力，成為資本移動性和投資決策的引導標志。但是也許多相反的證據，指出在投射為不均地理發展的單一因果解釋上，這是過度簡化的做法。一般的資本流入高工資區域的可能性，和進入低工資區域一樣大，而且其在地理上的引導標準，相當不同于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上設定的那些判準。
這個問題部分（但不完全）源自忽視土地資本范疇，以及對營造環境（bulit environment）之長期投資重要性的習慣，而土地和營造環境在定義上是不會在地理上移動的（相對可及性的意思除外）。這種投資，尤其是投機性的投資，如果第一波證明有利可圖，總是會吁求進一步的投資（為了填滿會議中心，我們需要旅館，而這又需要運輸和通訊，繼而又需要擴張會議中心…）。因此在都會區投資的動態里，有種循環且累積性的因果關系成分在運作（例如整個倫敦船塢區的再發展，以及加納利碼頭〔Canary　Wharf〕的財務可行性，立足于進一步的公私部門投資）。這就是都市成長機器經常出現的情形：投資過程的動態與在正確時間和地點提供關鍵公共投資彼此協調，以促成都市間與區域間競爭的成功。

    但如果不是因為有可能獲取壟斷地租，就不會那么有吸引力了。例如有個著名的開發商策略，就是保留某些開發案里最上乘而容易出租的一塊土地，以便在整個計劃實現以后，能夠汲取壟斷地租。知悉狀況且擁有所需力量的政府，也可以這么做。如我所知，香港政府的主要財源也是來自透過以非常高的壟斷價格，控制公有開發土地的銷售。這繼而轉換為房地產的壟斷地租，讓香港成為對透過房地產市場運作的國際金融投資資本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當然，因為它的區位，香港有其它的獨特性宣稱，就此也可以因為提供壟斷優勢而交易暢旺。同樣的，新加坡也著手攫取壟斷地租，而且以差不多的方式，獲得極大成功，雖然其政治經濟手段相當不同。

    這種都市治理最主要是導向建構地方投資模式，不僅是實質基礎設施如運輸和通訊、港口設施、下水道和自來水，也有社會基礎設施，例如教育、科學與技術、社會控制、文化和生活品質。目標在于在都市化過程里創造足夠的合能（synergy），以便私人利益和國家權力可以創造和實現壟斷地租。當然，并非所有努力都會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案例，也都可以部份或大體上從其未能實現壟斷地租的角度來理解。但是壟斷地租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地產開發、經濟創制和政府財政等作為。它有更廣泛的運用。

四、集體象征資本、區辨標記與壟斷地租

    如果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構成了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那么還有什么領域，可以比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和實踐，以及特殊環境品質（當然包括了營造、社會和文化環境），更適合提出這類宣稱呢？就像酒類生意一樣，這類宣稱除了基于物理事實，也是論述建構和斗爭的結果。有許多宣稱仰賴歷史敘事、集體記憶的詮釋與意義、文化實踐的涵義等等：在這類宣稱的建構上，總是有強大的社會與論述成分。然而，一旦建立之后，這些宣稱可以不斷諄諄教誨，以便汲取壟斷地租，因為至少在某些人的心里，除了倫敦、開羅、巴塞隆納、米蘭、伊斯坦堡、舊金山或任何所在，不會有別的地方可以獲得這些地方被認定獨有的那些東西了。

    最明顯的例子是當代的觀光事業，不過我認為只停留在這里是個錯誤。因為這里攸關利害的是集體象征資本的力量，是附著于某些地方的特殊區辨標記（mark of distinction）的力量，這對一般資本有強大的吸引力。我們在這些字眼的一般使用上，必須歸功于布迪厄，但他不幸地將這些字眼局限于個人（很像漂浮于結構化之美學判斷大海里的原子），可是在我看來，其集體形式（以及個人與這些集體形式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有趣  #14 。附著在像巴黎、雅典、紐約、里約熱內盧、柏林和羅馬等名稱和地方上的集體象征資本，非常重要，而且讓這些地方具有龐大的經濟優勢，勝過比如說巴爾的摩（Baltimore）、利物浦（Liverpool）、艾森（Essen）、里爾（Lille）和格拉斯哥（Glasgow）。后面這些地方的問題在于提升它們的象征資本系數，增加它們的區辨標記，以便更穩固地奠定能夠產生壟斷地租的獨特性宣稱。由于更便利的運輸通訊，以及其它貿易障礙的減輕，造成其它壟斷力量的普遍喪失，爭取集體象征資本的斗爭，就更加成為壟斷地租的基礎。我們還能用什其它原因來解釋古根漢美術館以其簽名式的蓋瑞（Gehry）建筑，在畢堡（Bilbao）引起的轟動呢？我們又能夠如何解釋主要金融機構，以其相當程度的國際利益，愿意為這種簽名式計劃出資？

    舉另外一個例子，巴塞隆納在歐洲城市體系里崛起，占有優越地位，部分是基于它穩定地積聚象征資本，以及累積區辨標記。就此，對于特殊的加泰?。–atalan）歷史和傳統的考掘，其強盛藝術成就與建筑遺產（當然是高第〔Gaudi〕）的行銷，以及獨特生活風格和文學傳統的標記，都逐漸呈現，并有洪水泛濫般頌揚其獨特性的書籍、展覽和文化事件加以支持。這些都展示于新簽名式建筑的裝飾（諾曼．弗斯特〔Norman Foster〕的廣播電塔和密爾〔Meier〕閃現光芒的白色現代藝術博物館，聳立在有點衰敗的舊城紋理中），以及大規模開辟港口和海濱的投資，轉化廢棄土地成為奧運村（很聰慧地影射了伊卡利人〔Icarians〕的烏托邦思想），并且將一度是相當陰郁、甚至危險的夜生活，轉變為都市奇觀的開放全景。這一切都得到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協助，開啟了蓄積壟斷地租的龐大機會（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Samaranch〕剛好在巴塞隆納擁有大量房地產利益）。  #15

    但是巴塞隆納最初的成功似乎一頭栽入了第一種矛盾。隨著以巴塞隆納作為一個城市的集體象征資本為基礎（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為表彰其建筑成就，頒給整座城市獎章后，地產價格就一飛沖天），展現出豐富的汲取壟斷地租機會，其無可抵擋的誘惑，就吸引了更為均質的多國公司商業化踵步其后。后期的水岸開發，看起來就和西方世界其它地方是一個模樣，令人茫然無助的交通阻塞，導致了開辟穿越舊城區的大道的壓力，多國公司商店取代了地方商店，縉紳化（gentrification）移除了長期居住的人口，破壞了舊都市紋理，巴塞隆納因而失去了某些區辨標記；甚至還出現了某些明顯的迪士尼化跡象。這種矛盾充滿了疑問和抵抗。要頌揚的是誰的集體記憶（在巴塞隆納歷史上扮演要色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伊卡利人，激烈對抗佛朗哥〔Franco〕的共和派人士，加泰隆國族主義者，來自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移民，或是像薩馬蘭奇這樣的佛朗哥長期盟友）？誰的美學才真的算數（巴塞隆納著名的有權勢建筑師，例如波希加斯〔Bohigas〕）？為什么要接受任何形式的迪士尼化？

    這類辯論無法輕易平息，因為巴塞隆納所積累的集體象征資本，全都仰賴真實性、獨特性和特殊而無可復制之品質的價值，這種地方區辨標記若不提出地方培力（empowerment）的議題，甚至是群眾運動和對抗性運動，便很難累積。當然，在這一點上，集體象征與文化資本的捍衛者（博物館、大學、捐助人，以及國家機器），其典型做法是關上門，堅持把廢物無賴拒于門外（雖然巴塞隆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大多數這類機構不同，對流行感受保持令人驚奇而建設性的開放）。如果這失敗了，那么國家就可以介入，從事像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長設置「端風委員會」（decency committee）監控紐約市的文化品味，到直接的警察壓制等作為。即使如此，這里的賭注很重大。此事牽涉了決定人口里的哪個部分能夠從集體象征資本獲得最大利益，而這些象征資本卻是所有的人在當前和過去以其特有方式一起貢獻的。為什么附著于象征資本的壟斷地租，只能讓多國公司或一小撮有權勢的當地資產階級掌握？即使是新加坡，多年來那么無情且成功地創造和挪用了壟斷地租（主要源于其區位和政治優勢），也會注意到要將利益透過住宅、醫療照護和教育廣泛分配出去。

    由于巴塞隆納近期的歷史所示范的理由，知識和史跡產業、文化生產的活力和騷動、簽名式建筑和獨特美學判斷的培養，在許多地方（尤其是歐洲）都成為都市企業主義的強大構成要素。在高度競爭的世界里，從事積累區辨標記和集體象征資本的斗爭已經展開。但這隨后帶來了各種地方化的問題，涉及誰的集體記憶、誰的美學，以及誰獲利。巴塞隆納的鄰里運動以象征資本為基礎，提出承認和培力的權利聲言，結果在城市里可以確認其政治性現身。利物浦阿伯特碼頭（Albert Dock）重建時，起初抹除了奴隸貿易的一切痕跡，引發了加勒比海裔的被排擠人口抗議，并在這邊緣化的人群間，造就了新的政治團結。柏林的大屠殺紀念館點燃了漫長的爭論。即使是如衛城（Acropolis）等古代遺跡，我們以為它的意義目前已經相當穩定，還是會有所爭議  #16 。這些爭論可能具有廣泛（即使是間接）的政治意涵。集體象征資本的匯集、集體記憶和神話的動員，以及對特殊文化傳統的訴求，對于一切形式的政治行動（包括左派與右翼），都是重要的面向。

    比如說，想一想德國統一以后，圍繞著柏林重建打轉的各家主張。隨著定義柏林象征資本的斗爭展開，各種分歧的勢力全都在那里碰撞。柏林顯然可以藉其在東西方之間中介的潛力，而宣稱其具有獨特性。柏林相對于當代地理不均發展（伴隨了前蘇聯的開放）的策略性位置，帶來了顯著的優勢。但是還有另一種認同戰役正在進行，激起了集體記憶、神話、歷史、文化、美學和傳統。我只談這場斗爭里一個特別麻煩的向度，它不必然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它在全球競爭下聲稱壟斷地租的能力，一點也不明確或肯定。
一群地方建筑師和規劃師（得到地方國家機器某些部分的支持）企圖重新確認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柏林的建筑形式，特別是要強調辛克爾（Schinkel）的建筑傳統，甚至于排除其它形式。這或許可視為只是菁英美學偏好的課題，但是它承載了各種意義，涉及了城市里的集體記憶、紀念性、歷史與政治認同的力量。它也牽涉了輿論（衍伸為各種論述）的氣氛，界定誰是或誰不是柏林人，以及根據狹隘定義的血統或對特定價值和信念的信奉，界定誰有權利接近城市。它挖掘出充滿國族主義和浪漫主義意涵的當地歷史與建筑遺產。在以惡行和暴力對待移民的情形非常普遍的脈絡下，它甚至為這種行動提供了默許的正當性。土耳其裔人口（其中許多人出生于柏林），承受了許多侮辱，大部分被迫離開市中心。他們對于柏林作為一個城市的貢獻，被忽視不聞。再者，這種浪漫主義∕國族主義的建筑風格，迎合了在當代計劃里廣泛復制的某個紀念性之傳統取向（雖然沒有特定指涉，而且或許甚至不自知）：阿伯特．史匹爾（Albert Speer）為德意志帝國國會大廈（Reichstag）所規劃的紀念性前景（于1930年代為希特勒而作）。

    幸運的是，這并非柏林在尋求集體象征資本時進行的唯一事物。例如諾曼．佛斯特替國會大廈規劃的重建，或是多國公司帶來主宰帕斯丹默廣場（Potsdamer Platz）的一群國際現代主義建筑師（大多反對當地建筑師），幾乎不會與之同調。當然，當地對于多國公司支配威脅的浪漫主義反應，最終只會是在城市的多樣區辨標記復合體里，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純真元素（畢竟辛克爾具有許多建筑優點，而且十八世紀城堡的重建，也很容易迪士尼化）。但這個故事的潛在底面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闡明了壟斷地租的矛盾，有多么容易展現出來。如果這些比較狹隘的計劃和排他性美學及論述實踐，占有了主宰地位，那么所創造的集體象征資本就很難自由交易，因其非常特殊的性質，會讓它大部分位居全球化之外，卻位于排斥大多數全球化事物的排他性政治文化之內。都市治理可以掌控的集體壟斷力量，可以導向反對多國公司全球化的陳腐寰宇主義，但這么一來，就奠定了地域化的國族主義。

    這種困局永遠都在，不是非常貼近純然的商業化以致喪失了支持壟斷地租的區辨標記，就是建構非常特殊的區辨標記以致很難交易。但是就和酒類生意一樣，總是有強烈的論述策略牽涉于界定什么是或不是某項產品、地方、文化形式、傳統、建筑遺產的特殊性質。論述爭戰成為游戲的一部份，而這些擁護者（例如媒體和學院人士）在這些過程里得到了觀眾及財務資助。比如說，訴諸時尚，就可以收獲豐碩（有趣的是，成為時尚中心是城市累積不少集體象征資本的一項方法）。資本家非常清楚這點，因此必須勉力投身文化戰爭，進入多元文化主義、時尚和美學的草叢，因為壟斷地租正是透過這些手段才能獲得，即使只維持一段期間。而且，如果像我所說的，壟斷地租總是資本家欲望的對象，那么透過介入文化、歷史、史跡、美學和意義的場域來獲取壟斷地租，必然對任何資本家而言都是要務。問題就來了：這些文化介入本身，如何能夠成為階級斗爭的利器呢？

五、壟斷地租與希望的空間

    現在，批評者應該會抱怨本文的論證明顯偏向經濟化約論。他們會說，我好象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了地方文化，塑造了美學意義，并且主宰了地方創制，預先排除了未直接臣服于資本循環底下的任何差異的發展。我無法阻止這種解讀方式，但這曲解了我的意思。因為我透過探討資本積累邏輯里的壟斷地租概念，希望說明的是資本擁有從無論來自何處的地方差異、地方文化變異和美學意義中，挪用和汲取剩余的辦法。歐洲觀光客現在可以得到商業化的紐約哈林區之旅（還加了個福音唱詩班）。美國的音樂產業非常出色而成功地挪用各種類型音樂家的草根和地方創意（幾乎總是有利于音樂產業，而非音樂家）。即使吟唱長期壓迫的歷史，具有明顯政治性質的音樂（例如某些饒舌歌曲和牙買加雷鬼，以及京斯敦舞廳音樂），也會商品化，在全世界廣泛流傳。畢竟我們時代的正字標記之一，就是一切事物大膽無恥的商品化和商業化。

    但壟斷地租是個矛盾形式。尋求壟斷地租導致全球資本偏愛獨特的地方創制（在某些方面，這些創制越是獨特，以及近年來越是離經叛道，就越好）。這也導向了推崇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原創性，以及社會生活里所有和商品生產所預設之均質性不一致的面向。如果資本不會完全摧毀挪用壟斷地租之根基的獨特性（有許多情況資本真的摧毀了獨特性，并因而遭受嚴厲譴責），那么它必須支持某種分化形式，并容許歧異且在某程度上無法控制、甚而對抗資本自身之平順運作的地方文化發展。它甚至可以支持（雖然是很謹慎，而且經常神經緊張）各種類型的「踰矩」文化實踐，正因為這是成為獨特，以及原創、有創意和真實性的方法。

    在這種空間里，各式各樣的對抗性運動可以成形，甚至經常是以對抗性運動尚未根深柢固為其先決條件。資本的問題是要找到方法，以便挑選、收服、商品化和貨幣化這些文化差異，剛好足以從中挪用壟斷地租。如此一來，資本經常在文化生產者之間造成廣泛的異化和怨恨，他們經歷了自己的創造力遭受因他人經濟利益而被挪用和剝削的第一手經驗，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全體人口也會因為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受到商品化剝削而憤恨。對抗性運動的課題，便是要關注這種普遍的異化和剝削，并且運用特殊性、獨特性、真實性、文化和美學意義的確認，開啟新的可能性和替選出路。最低限度，這意味了抗拒一種觀念，即真實性、創造性和原創性是專屬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不屬于勞工階級、農民或其它非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而且其存在僅僅是為了創造讓擁有權勢和不得不這么做之傾向的人，得以汲取壟斷地租的更肥沃土壤。它也會引發說服當代文化生產者的嘗試，將他們的憤怒重新導向商品化、市場支配，以及更一般的資本主義體系。例如，在性欲、宗教、社會習俗和藝術成規上的逾越是一回事，但是逾越資本主義支配的體制和實踐，又是另一回事。資本主義的挪用，與過去暨現在的文化創造性，兩方之間經常是片斷但相當普遍的斗爭，可能導致社區里關切文化議題的某個部分，支持對抗多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并且擁護某些以不同的社會和生態關系為基礎的，較能引發興趣的替代出路。

    然而，依附真實性、原創性的「純粹」價值，以及文化特殊性的美學，就進步的對抗性政治而言，絕對不是確定無疑的適當基礎。這非常容易偏向新法西斯主義那種類型的地方、區域或國族主義認同政治，那已經在歐洲大多數地區及其它地方，造成太多麻煩的跡象了。這是左派隨后要與之奮戰的核心矛盾。轉化性政治的空間就在那里，因為資本永遠負擔不起加以封閉。這些空間提供了社會主義對抗的機會。它們可以是探索另類生活風格，或甚至是社會哲學的場所（一如巴西的克里提巴〔Curitiba〕提出了都市生態可持續性的先趨理念，從而因這些創制而獲得相當名聲）。如同1871年的巴黎公社，或是1968年全世界無數以都市為基地的政治運動，它們可以成為列寧很久以前所謂「人民節慶」的革命酵素里的核心成分。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片斷化對抗運動，例如展現于西雅圖、布拉格、墨爾本、曼谷和尼斯，以及更有建設性的，于阿烈格爾港（Porto Alegre）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相對于達佛斯〔Davos〕商業菁英與政府領導人的年度聚會），都指明了這種替代政治。它并不完全敵視全球化，但要的是非常不同條件下的全球化。奮力爭取某種文化自主性，以及支持文化創造性和分化，乃是這些政治運動里的強大構成元素。

    當然，是阿烈格爾港，而非巴塞隆納、柏林、舊金山或米蘭，讓自己朝這種對抗性創制開放，絕非偶然  #17 。因為在這個城市里，文化和歷史的力量以相當不同的方式被政治運動（由巴西工人黨所領導）動員，其所尋求的集體象征資本，不同于畢堡的古根漢美術館，或是倫敦泰德藝廊（Tate Gallery）擴建所夸耀的那種象征資本。阿烈格爾港所累積的區辨標記，源自其塑造全球化之替代出路的斗爭，不利用壟斷地租，也不陷入多國資本主義。它以群眾動員為焦點，積極建構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真實性、原創性和傳統的定義。先趨的例子，如1960與1970年代的紅色波隆納（Red Bologna）引人注目的實驗，已經顯示這不是一條簡單的路。一座城市里的社會主義，不是個可行的概念。但是超越當代全球化形式的其它出路，也顯然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必須來自結合形成更廣泛運動的多元地方空間。

    資本家追求壟斷地租時所面對的矛盾，在此具有了某種結構性意涵。在試圖交易真實性、地域性、歷史、文化、集體記憶和傳統的價值時，他們開啟了政治思想與行動的空間，可以在其中發明和追尋社會主義的替選出路。這種空間值得對抗性運動仔細探索和耕耘，在政治策略里包容文化生產者和文化生產，作為其關鍵要素。以這種方式動員文化力量，有非常豐富的歷史先例（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在1918-26年間俄國革命的創造性年代里的角色，只是值得學習的許多歷史范例之一）。這里有建構另類全球化的關鍵性希望空間。在里頭，進步的文化力量可以挪用和破壞資本的力量，而非反其道而行。
（王志弘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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