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平地說，徐克版的《射雕》，在各個版本的《射雕》影視劇中，還算比較好的，視覺效果不錯，服化道也堪稱精致。

　　影片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主要是從劇本“胎里”帶來的。

　　什么問題呢？簡言之，就是幻想“兔子拉火車”。

　　“射雕”的時代背景是南宋初年。此時，北宋已滅，蒙古崛起，金也趨于鼎盛。三國爭雄的格局下，站在“正統”卻最弱的南宋立場上，要救亡圖存，光復舊山河，則對內，須刷新政治，勵精圖治，對外，須勵兵秣馬，誓師北伐。

　　然而，在編導看來，這樣未免太麻煩，有一個郭靖這樣的人物就夠了：一方面，他有絕世武功，精通九陰真經，又會降龍十八掌，能夠在成吉思汗即將于百萬軍中被人取走首級之時，挺身而出，擊敗西毒歐陽鋒；另一方面，他與成吉思汗情同父子，成吉思汗把他養大，他又救了成吉思汗，所以可以單憑口舌，說動一代天驕撤兵回營。

　　于是，在這樣一個風云際會，殺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大時代，在蒙古、金、南宋之間，無須耗費子女金帛，車馬糧草，更無須動員一兵一卒，就出現了長達數十年的“郭靖主導下的和平”，這是何等便宜之事？

　　為了使這種意淫顯得可信，影片不得不做各種不合情理的扭曲，所以有網友搞笑稱：本片講述了民族英雄歐陽鋒憑一己之力擊潰來犯的蒙古大軍，即將獲勝之時卻被蒙古金刀臥底郭靖所殺；南宋官兵欲乘蒙軍混亂驚慌之機大舉反攻，卻因主將被喬裝改扮為百姓的黃蓉綁架而功敗垂成。

　　也許有人會說，賀歲片難道不能魔幻嗎？

　　魔幻當然是可以的。但問題在于，徐克為影片選定的風格又似乎是一種歷史正劇，這一點，從成吉思汗、蒙古貴族，乃至郭靖本人都講蒙古語就可以看得出來。

　　正劇的基調，與魔幻的人物與故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裂隙，這個裂隙，徐克沒有跨過去。

　　說到底，打上金庸標示的武俠小說，反映的是不懂歷史唯物主義，又脫離現實斗爭的港臺文人，試圖通過對歷史的意淫，來滿足自己建立“不世功勛”的臆想，庶幾相當于白日夢。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這部影片中，成吉思汗及蒙古貴族、蒙軍將領的形象都相當正面，他們堅毅沉穩，英勇善戰，亦不濫殺無辜；金軍儼然是侵略者的形象，南宋將領則腐敗無能，貪生怕死。蒙古人講蒙語，金人和宋人則都講普通話。男主郭靖雖是漢人，但卻是在蒙古大營中長大的，能說一口流利的蒙語，是蒙古化的漢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固然也列為華夏正統，但后世國人，在面對南宋抗金、抗元這段歷史時，情感還是在南宋，在岳飛、辛棄疾、張世杰、文天祥、陸秀夫等一干民族英雄一邊，影片這樣的設置，令人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難道是要顛倒已經融化到血液里的民族記憶與民族情感嗎？

　　02

　　隨著金庸小說的流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樣的說法，也開始流行起來。

　　不過，這句話有點浮夸。

　　俠之特點，在于武藝高強。

　　武藝，說到底是一種技藝，即便在冷兵器時代，充其量只能在陣前發揮一點戰術性作用，俠客要完成“為國為民”的宏大敘事，缺少一個必要的支點。

　　悖論在于，俠是一個古代的傳說式的存在，“為國為民”，則是一個近現代的口號或理念，把這兩者強行放在一起，不難體會到金庸先生的機心，卻無法避免割裂感。

　　進度條，百分之65

　　不錯，古人也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治國、平天下”包含了一些“為國為民”的意思，但“修齊治平”主要是對“士”的要求，而不是對“俠”的要求，并且“治國平天下”主要靠政治、政策，而非武藝。

　　比如，秦末農民起義軍攻入咸陽，張良向劉邦建議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約法三章”公布后，大得人心，奠定了劉邦在此后的楚漢相爭中戰勝項羽的政治基礎。

　　有意思的是，張良也曾迷信俠客，散盡家財收買大力士刺殺秦始皇，失敗之后才改弦易轍。

　　元末，朱元璋崛起，學士朱升獻策“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后，遂在群雄逐鹿中立于不敗之地，終于奄有天下。

　　這些涉及到政治、政策方面建議，非俠之所長，也不是俠所能做到的。郭靖就沒有向成吉思汗提出過任何政治、政策性建議，他只能對成吉思汗動之以情，并押上自己的性命，通過喚起成吉思汗的憐憫心來“止戰”。

　　事實上，對一位俠客來說，能做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士為知己者死”、“一諾千金”等等，已是至高境界了。

　　影片中，徐克把俠客精神提煉為“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懷憐憫之心”這是對金庸的一種糾正，也是一種拯救，使大而化之的“為國為民”落了地。只是郭靖把這樣的道理，對成吉思汗這樣的人物去說，未免太可笑了，因為后者的志向是“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單從這句話來看，《射雕》把成吉思汗塑造成威嚴、仁慈的“父親”形象，恐怕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相去甚遠。

　　那么，把這句話說給中國傳統的明君，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行不行呢？

　　也不行。因為他們的志向，是要一統天下，在他們看來，統一才能天下太平。既要統一，就必須“南征北伐”。

　　張藝謀的《英雄》中，一心刺秦的俠客無名在秦始皇的耳提面命下明白了這一點，于是放棄了刺殺，并甘愿讓秦始皇把自己射成一只刺猬。

　　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懷憐憫之心”這樣的話，俠客說給自己是可以的，說給帝王則文不對題。

　　俠客的精神，當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理念，當革命風起云涌時，作為俠客精神支柱的“江湖義氣”，往往是一種腐蝕性的力量。

　　但在承平年代，俠客精神經過現代性轉化，仍然有存在空間，尤其是在社會原子化的今天，俠肝義膽式的人物，仍然是遇到危難的草根百姓所渴望、所需要的，“拔刀相助”當然不為法治社會所允許，但“出手相助”誰又能拒絕呢？

　　簡言之，俠客精神為底層百姓的互助提供超越了直接利害的心理支持，被助者固然實際受益，助人者也通過把自己想象成扶危濟困的俠客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這樣的心理需要，為武俠電影的繼續存在，預留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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