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
本文僅為封酒拓展欄目試驗之作,文中觀點僅供參考,不代表譯者與編寫組的觀點與立場。
請讀者朋友們將目光重點放在翻譯水平之上,萬分感謝。
作者 / Rafael Behr
數字時代好似一陣渦輪增壓,將極端思潮推向高潮;而傳統的民主制度卻步履蹣跚,難以招架。
2024年11月5日,美國東部時間12:51
上屆總統大選后唐納德·特朗普執拗抗辯,本該讓他徹底無緣此次大選。他的犯罪指控本應讓他被主流政治所拋棄。他那充滿偏執與怨恨的競選言辭,禱禱漫無邊際,也本應止步于偏執狂的小圈子。
然而,“理應如此”終究抵不過“現實如此”。在憲政民主中,那些本應不言自明的議題,已變得模糊不清。我們無須等待所有選票統計完畢,便足可去呼吁更強力的文化移植,以抵御暴政侵蝕。
健全的國體本不致為特朗普參選所干預。那么,民主免疫系統為何會失靈呢?盡管特朗普天然具有某種邪魅般的統攝,但正是多年來的經濟停滯、文化兩極分化和技術革命共同作用,才使得這種魅力得以最大化傳播。
在應對當下焦慮時,人們總是易于陷入對過去的浪漫化想象。種族主義、厭女癥候和虛張聲勢的大男子氣概,在美國政壇的一貫做派中,不過是舊詞賦新曲。同樣,社會態度的兩極分化也并非新生事物,文化戰爭的硝煙,或顯或隱,早已填滿了數代人的歲月。
然而21世紀以來,真正迥異于以往的,卻是離散化的政治族系——這些小團體被分割成一個個自我強化的信息繭房。在過去,即便政治分歧再激烈,仍有制度和規則制衡著交鋒的邊界。那時,雖然對事實的解讀各異,但不同立場的持意者仍能從實在界的同理性中發見共識。
這類政治運作方式并未過時,但它畢竟根植于傳統政體。這類議程模擬依賴于現實生活中的互動與交流,依賴于那些笨拙而老舊的制度,依賴于那些看似瑣碎卻至關重要的閑聊。這與數字時代政治的快餐式消費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將選舉簡化為一場激情澎湃的狂歡,不僅加劇了意見分歧,還將其導向無法調和的對立。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上沒有任何區別。
這并不是在為互聯網濫觴前開明公共話語的黃金時代唱挽歌。當信息流動受到嚴格控制且數量微不足道時,偏見、錯誤信息、愚蠢和權力濫用同樣泛濫。
極端政治與社交媒體崛起之間的明顯關聯,并不能證明其因果連系。但有一種貌似合理的觀點認為,高度網絡化的社會層級中,短視、自戀和急躁的消費欲望,相較于代議制民主,似乎更容易與膚淺的煽動政治產生共鳴。
你大可向候選人投出你的選票,不過所謂的天命之子可能并不能完全滿足你的訴求,甚至不足以來捍衛你所珍視的價值觀,僅僅是為他在未來幾年內為國家做出一些碌碌而為的決策。這一整套流程在當下看來顯得蔚為過時,這與數字商業中那種一鍵購買、立等可取的精神背道而馳。
民主選舉與互聯網交易截然相反。它不僅需要選民延遲滿足感,更是一種必然帶來失望的體驗。妥協、不完美和挫折,是為一個試圖平衡多元社會復雜需求的政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然而,特朗普的政治運動卻全然不同,它將選舉視為一種憤怒的吶喊或自我實現的狂歡。特朗普的競選從未將投票視為一種公民選擇,而是將其框定——要么是對憲選總統的光榮復位,要么是又一次針對他的地下政治圖謀。在他的劇本中,挫折只是為下一次更輝煌的勝利奠基,失敗沒有一席之地。
這類競選模式與民主投票的基本前提相悖,無論哪方都有可能勝出,且每張選票都至關重要。此外,它還利用了一種政治新聞文化,這種文化通過拒絕站隊來衡量職業操守。令人費解的是,自由派的美國媒體在報道中繼續使用傳統的報道模板,其中隱含的判斷是兩位候選人都擁有同等的民主資格。然而,當其中一位候選人公然蔑視民主時,這種判斷顯得荒謬至極。
著名的特朗普遇刺圖,其完美的構圖在網絡上瘋狂傳播,為他博得了眾多同情與支持。
在美國的溫和保守派和自由建制派中,許多人無非都是在整個競選期間例行公事般地機械重復,似乎只是在走過場,寄希望通過這種慣勢來讓政治體系恢復活力。但這并未奏效。
然而,對法西斯主義的幽靈發出警告也同樣無效。毫無疑問,特朗普的氣質和野心具有法西斯主義色彩。他崇拜獨裁者,渴望絕對權力,將政治對手視為敵人,并吹噓自己愿意用國家的武裝力量來鎮壓他們。
然而,將這種政治貼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簽并沒有在其支持者中引起任何悔意。部分原因在于,與20世紀獨裁者的比較已經被過度使用,以至于“法西斯主義”這個標簽已經變得過于隨意和頻繁,失去了作為一個具有道德精確性和修辭影響力的工具的價值。
這并不意味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訓與當前的困境無關。很容易找到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特別是當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成為新的激進右翼聯盟中的活躍分子時,這種聯系不容忽視。
然而,對于自由派輿論來說,過分依賴歷史上的警示故事也存在危險。將威脅描述為某種古老事物的復蘇——一種從戰后墳墓中復活的僵尸意識形態——保留了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更現代、更高級政治系統的便利觀念。這種本能傾向于將民族主義視為一個憤怒的白人后院的意識形態退休之家,這些人由于技能不足以在動態的全球化經濟中競爭,因此將他們對進步性社會變革的挫折感表達為偏執的反動。
這種分析可能包含一些真理——但它并沒有為自由民主提供有力的論據,除了暗示只有愚蠢、邪惡的人才會反對它。不出所料,那些持相同觀點的人并不覺得這個論點很有說服力。
對于我們這些今天仍在捍衛自由民主的人來說,一個尷尬的事實是,自上個世紀末達到頂峰以來,自由民主并沒有明顯的更新。我們和民族主義者一樣,都囿于懷舊情懷,期望明天能重演過去的盛景。正因如此,我們發現自己不斷地在傳統民主的邊緣極限摸索,以抵御數字利維坦的大分化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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