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參加國慶國宴的一般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和從領導職務上退下來的同志，北京市主要負責人，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各界知名人士代表，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老將軍、老干部代表，在京的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偶，“共和國勛章”“友誼勛章”“七一勛章”“八一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代表，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人物代表，奧運會、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代表，擁軍模范、烈士家屬、革命傷殘軍人、退役軍人代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部分代表及少數民族代表，在京的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士、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士、臺灣同胞和華僑、華人代表，各國駐華使節、各國際組織駐華代表、部分外國專家和外國友人。
令人非常詫異的是備受爭議的作家莫言也受邀出席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招待會，真不知道他是以何種身份被邀請的？
“共和國勛章”“友誼勛章”“七一勛章”“八一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代表？全國勞動模范？好像都不是！唯一能生拉硬套的只有文藝界知名人士代表或先進人物代表，或者巴黎奧運會、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代表這些在國際競技舞臺上為國爭光的健兒們（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莫言在文藝界確實很知名，但他真的能配得上文藝界的先進代表？或者說利用文學作品在國際舞臺為國爭光了？
未必盡然！這涉及到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文藝作品的評價標準和什么人才最有資格評判文藝作品的大問題。
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新中國文藝事業的重要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文藝為人民服務，也就意味著文藝要為社會責任服務，文藝創作是一種精神勞動，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文藝工作者要積極承擔起社會責任，通過自己的作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塑造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文藝創作要關注社會的熱點、人民疾苦，要關注社會問題，要為社會問題發聲，要喚起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用作品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為社會問題的解決出一份力。
社會主義的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的文藝就應當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人民的、歷史的、藝術的、美學的是評價文藝作品的科學標準。
用以上四條標準衡量莫言創作的《紅高梁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蛙》等文學作品，不難看出其優劣，“說真話的毛星火”在其起訴莫言的證據中已一一載明，不贅述。
莫言之所以能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這個表面上的“文學成就”，而是以出賣自己的祖國，作踐自己的母親，歪曲新中國革命史，丑化人民軍隊，美化侵略者，積極迎合西方反華勢力仇視、瓦解、消滅社會主義這些政治原因，贏得瑞典文學院評委青睞，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
邀請莫言出席國宴，說明在某些方面輿論導向已經發生了人民群眾所不愿看到的負面變化，至少說明在某些領域先進人物代表、為國爭光界定與評選，已經出現了與人民群眾好惡相背離的趨勢，至少說明某些人的文藝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把文藝的以人民為中心重要思想早就拋到爪哇國去了，把文藝作品的人民的、歷史的、藝術的、美學的四個重要評價標準早就棄之如敝履，只惟瑞典文學院馬首是瞻，至少說明在文藝作品評價領域人民群眾、有知之士等健康力量已經獨木難撐梁了。
慶幸的是反對的聲音還是艱難而微弱地發出來了，說明中國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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