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網絡劇《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的播出引發了廣泛爭議，粗制濫造、奇異抽象的劇情貢獻了大量諸如“女人生孩子比紅軍挨槍子還疼”的“冥場面”，在嗶哩嗶哩、知乎等平臺引起了不小波瀾，一時間對其內容和價值觀的質疑不絕于耳。

　　誠然，揮舞“XX精神”“歷史虛無主義”的大棒，甚至如章北海等up主連《評新編歷史劇》的宏論都用上，對這部空洞無物又含糊不清的短劇進行“文化批判”、“傳播學批判”當然算不上什么錯，但未免有些大炮打蚊子。

　　眾所周知，黃鐘毀棄才有瓦釜雷鳴，真正的問題在于，這種劇能夠堂而皇之地成為“人民文娛”等官媒矩陣力推的“十一獻禮作品”，能夠在抖音等下沉平臺獲得巨大的流量與評論區一水的好評。筆者認為這種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當前社會從官方到民間對歷史認知與意識形態問題的進退失據。

　　當然，誠如教員所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為此，筆者專門以身試險，看完了四集咪蒙老師的大作。筆者認為，咪蒙老師確實“偉大，無需多言”，她再一次切中了時代脈搏，這部短劇的空洞無物、無腦劇情、夾帶私貨、對意識形態回避又無法回避的擰巴樣子，就是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的時代旋律。

　　規整的結構與貧瘠的內核

　　根據公開信息看，這部劇大概是官方命題作文，該劇由北京市廣播電視局指導，入選2024年“北京大視聽”重點網絡文藝項目，并獲廣電總局發布的微短劇國慶檔片單重磅推薦，并有人民文娛、中國青年網等官媒新媒體矩陣進行宣傳（所謂藍V洗地）。這部劇大概率是某官方部門為了滿足當年宣傳任務，外包給社會企業的項目，并提前在系統內發函聯系好了各種官媒宣傳預留宣傳板塊。

　　和所有的命題作文（如預制化小品與工作室網文）一樣，這部劇有相對比較工整的八股結構，基本上與春晚三流小品是同一模版，甚至每一集都可以總結成“大家一起包餃子”。以第一集為例，我們甚至能把它完全對應成春晚的孫濤小品。

　　開端：描述背景（爺爺）引入主題（長征），沖突的人物登場（三個小紅軍）

　　次要矛盾：中間產生小誤會與矛盾（看到野外有商店非常警惕）

　　解決：主人公通過熱情消解第一個矛盾（給展示富足生活并“投喂”）

　　主矛盾：更大的矛盾（發現這幾個人長征路上全會死）

　　煽情：一群人奉獻自己從而烘托氛圍到高潮（小紅軍決定回去）

　　大團圓結尾：最后大家一起包餃子（各個階層的人買紅軍東西來支持紅軍）。

　　這個包餃子結尾有許多忍俊不禁的地方，比如說，結尾用各個階層的人都一起買東西來支持超市的方法，企圖把“現今各個階層的幸福生活”與“紅軍犧牲奉獻”串聯，把紅軍的形象塑造為當下歲月靜好的基礎，然后以外賣小哥的笑和背影作為第一集的結束，在外賣小哥的勞動權益成為社會焦點問題的當下，這種設計安排的“低級紅”效果，不難感知。

　　這種包餃子式結構也切合了當下某些官方文藝宣傳中存在的一種思想內核——絕對的空洞無物。所謂起承轉合，要有線索與根本動機來支持與串聯人物的行動，那么紅軍為什么回去呢？“為勝利貢獻”。那為什么要為勝利貢獻呢？“為了（你們/我們）吃好喝好過上好日子”，沒了。

　　許多人批評這部短劇“庸俗化”，筆者以為不然，庸俗化之后總該還有點什么東西，而不是純粹的“大家一起包餃子”。串聯這部短劇的人物動機連市儈哲學都算不上，就是徹底的虛無和大話空話，就像我們小時候都聽過的周一學生代表講話。他自己也不信他說的話，怎么可能將它合理地表現出來呢？

　　該劇中的情節和人物設定，更像是含糊不清的夢里一個個東拼西湊的“印象”，脫離了一切具體的情景與情況，作為官方命題作文，它的含糊不清恰恰反映了當下官方宣傳中對長征形象的模糊。宣傳長征精神時每句話都不忘“理想信念”，可是對理想信念是什么又支支吾吾——

　　如果看不到革命戰爭期間尖銳的社會斗爭，更不可能理解從瑞金到華北土改，翻身，第一個翻的是心，看不到中國人民向著帝國主義反動派不屈的斗爭，看不到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申的烈火，以及這種現實的烈火與斗爭塑造的改造現實的理想信念——最終通往了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贊嘆的，那場具有超凡理想主義氣質與使命感的大遠征。

　　同時，本劇既然服務于最終宣傳“大家一起包餃子”與“各階層一體的幸福生活”，那么斗爭對象是什么就是問題了。

　　我們不妨戲謔地講：

　　斗爭對象是資本家嗎？你疑似有些破壞營商環境了。

　　是地主嗎？你疑似有些指桑罵槐破壞私有財產了。

　　是蔣匪軍背后的英美帝國主義嗎？你疑似有些破壞中國國際形象，閉關鎖國自絕于世界市場了。

　　是蔣匪軍嗎？壞了，蔣匪軍還是國民黨，人家現在是統戰對象呢。

　　是的，您沒看錯，這是一部連敵人的名字都不敢說的長征劇，在人類抽象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

　　筆者需要指出，這種現象并不只是咪蒙與官方宣傳中存在的問題，而是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的社會當中。我們當然可以批判這部短劇空泛的、虛無的、純粹物質性的“精神內核”（如果還算得上精神的話），然而，在抖音等廣大下沉平臺，這部短劇只能說是好評如潮，引發無數評論的共鳴。

　　這當然不是因為咪蒙邪惡無比腦控群眾，而是因為這種物質的、價值虛無、足夠讓您放空大腦接受煽情的短劇，與我們時代的經驗事實就是一致的。如果人們在自己的經驗生活當中都感受不到理想信念，人們怎么可能因為一個破短視頻就相信它？

　　只靠”歷史虛無主義“批不倒咪蒙

　　那么怎么解決問題呢？針對這個網劇，很多批評都指出應當尊重歷史情景，應當深入地體察歷史“原意”與“事實”，或者談起“歷史虛無主義”、“無害的神像”等論點。問題是，光強調這些東西，其實是批不倒咪蒙的。

　　筆者今天恰恰不是想要給出“應當尊重歷史事實”這一老生常談的答案，什么是歷史事實？冰冷冷的事實對人沒有任何作用與意義，多數人探討歷史也從來不是因為大腦有當硬盤的愛好，非得寫入點東西。

　　如果還局限于“尊重歷史事實”的陳腐觀點，那么不好意思，我們改變不了歷史，我們僅僅是過去歷史的旁觀者，最多是個會走路會翻書的攝像頭，比游戲的主角好不了多少。歷史的人物有自己的生活，和我們何干？事實上，歷史的價值，絕不僅僅局限于讓人們受動地接受現實。

　　就像馬克思告訴我們的：

　　“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人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起來。”

　　人們從來都不是也不應該被動地接受歷史的事實，而是主動的用歷史之口，代表現實的需求，發出自己的吶喊。在當今社會，無論是官方宣傳、網絡中的左中右、女權主義者，還是普通市民手中，長征與前三十年的歷史，很多時候都是表征自己需求的工具與材料，沒有任何一方是超脫歷史與現實的存在。

　　以大量自詡左翼的“援共文”為例，如息壤非常火的《帶著網咖回1950》、《時空電商1949》等就不乏“主角哭訴買不起房”“被壓榨”好不可憐，向革命先烈尋求同情，先輩感同身受義憤填膺的橋段。如果真的要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這些劇情可差的遠了。

　　從純粹事實角度，1980年代前的中國處于絕對的普遍貧困狀態，絕大部分人很難共情更高發展水平社會下的“相對苦難”。即使是一般意義上的特權人物，比如1980年訪英的某位領導，也不一定在物質享受上比英國普通人供應豐富，在這種沖擊下，才會說出“英國再有個黨就是共產主義了”這種言論。

　　筆者早年曾經有幸采訪過某位軍隊大院出身的老教授，他回憶到，對于他們當時思想沖擊最大的事實之一是：外派美國學習的人真的能從當地垃圾場里面撿到還能用的電視機，并且拿回國內在院里跟大家一起看。這種沖擊據他形容，“就像腦袋被打了一棍”，“心中翻江倒海”。

　　現實已經證明，絕對貧困社會中的人很難理解發達工業社會的“相對苦難”。熱門援共文的這些情節就像1978年的美國人向中國人抱怨自己沒錢只能吃炸雞，在當時中國更可能被當成瘋子。

　　所謂“哭訴買房太難住的太差”也是黑色幽默，任何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有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住房問題一直是老大難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且不論城市大型企業（如鞍鋼）等尚且有大量棚戶區，且不論三線、農墾有沒有住處，在農村，即使是高度偏向左翼，曾經引發了著名的徐高論戰的《高家村》的作者高默波，也承認一家老人一輩子積蓄能蓋個“新”房就很好了。

　　讀者請注意，這種“新”房更多是為了分家用的小房，而且連建筑材料也無法解決，在中古時期還有墓室磚可以盜，60年代連蓋個家徒四壁的土坯房都必須要先拆掉老房子，難度比之今天居住買房是十倍百倍，真的要從牙縫里面摳出來血的。到90年代，磚瓦房才成為全國農村新建住宅的主體部分。過去的人看到今天，更可能得出“不漏風，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都共產主義了還嘰嘰歪歪什么“的結論。

　　如果說咪蒙企圖把生孩子疼與紅軍挨槍子疼混為一談很可笑，那么這些“呼告”更是跟歷史的真實毫無關系。歸根到底，將現代的相對貧困與社會性郁結與當時的絕對貧困與生存型矛盾混為一談，無論如何也不能稱之為“尊重事實”。

　　但顯然，多數讀者都不會用“不尊重事實”來完全否定《帶著網咖回1950》這類創作，歸根結底，這些作品能引起廣泛的共鳴，是因為人們總會有借古人之口，道出今人之痛的需求。歷史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會被歷史束縛，相反，正是現實中的矛盾與斗爭，總會激發人們重新詮釋歷史的熱情。

　　這種對歷史的重新詮釋總是在不斷發生著，從正面說，敘述歷史、演繹歷史，很多時候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畢竟，難道相對貧困就不值得關注，就該被忽視？難道溫飽之后，人們就該放棄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

　　從反面說，敘述歷史、演繹歷史，很多時候又像紅衣主教黎塞留所說的那樣，“給我這個世界上最誠實的人寫的六行字,我一定能從中找到足夠的理由來絞死他”，歷史就像一個巨大的寶庫，我們幾乎能從中找到支持任何觀點的"證據"。

　　以成為互聯網爆點的"生孩子比我挨槍子還疼"為例，從共產黨婦女工作史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甚至還有幾分"符合事實"。

　　從蘇區到延安，我黨為了貫徹自己的意識形態，在婦女工作上搞出了許多荒腔走板的事情，例如在蘇區時期，就存在把婚姻自由戀愛自由歪曲成性自由、杯水主義，甚至組織剪發隊，強迫婦女剪短發的情況。

　　這種做法導致男女關系亂象四起，《尋烏調查》記載，到處都是"有老婆又新找一愛人"的現象。張懷萬在巡視贛西南的報告中指出，大量紅軍傷員十分恐慌，很多人請假回家尋找老婆，這種情況嚴重到動搖軍心的地步。

　　到1930年蘇區中央局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婦女運動犯了小資產階級式的錯誤，把婚姻自由問題當作最主要的任務，結果導致婦女運動偏于婚姻問題和強迫婦女剪頭發。這種風氣，甚至到了抗戰時期仍有流毒。蔡暢在1943年就批評在婦女工作中大量不分青紅皂白偏袒女方的行為，導致工作不能受到群眾支持。

　　因此，咪蒙老師也可以辯解，你說我歷史虛無主義，可我有這么多“事實原型”，難道不是比你鐵證如山嗎？

　　顯然這一言論引起重大爭議的原因，恰恰是由于這體現了現實當中的矛盾——無論是認為“性別壓迫天天想月月談”的女權人士還是認為“女權邪惡無比，夾帶私貨，借革命題材宣傳洗腦”的鍵政人士，都不需要關心事實。他們關心的往往是，在這個“殼子”內，我需要怎樣裝入我自己的意識形態，要怎么樣服務于我的目標。

　　意識形態與斗爭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告訴我們，意識形態不是獨立的思想體系，而是扭曲地反映階級利益的觀念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斗爭不止是說理，而是立場與立場的對撞，一句話，我們的意識代表我們的立場。

　　正如那句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同樣，《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也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好就好在作為負責意識形態宣傳的東西，卻展示了絕對的貧乏，拋棄了一切的掩飾，撕毀一切體面衣裳。

　　許多人的批評沒有錯，這部劇有夾帶私貨。但是，夾帶私貨，使之符合現實群體現實斗爭的需要，往往就是歷史敘事的目的，問題不是有些人夾帶“私貨”，而是只有一些人能公開展示自己的“私貨”，乃至于把自己的“私貨”包裝成“全社會的需要”與“普遍的意識”，騎在社會其他成員頭上拉屎。以意識形態宣傳為目推出的文藝作品最后卻成了連敵人都不敢指名的尷尬之作，背后的問題顯然比比咪蒙團隊本身大得多。

　　又如馬克思在不朽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說：在市民社會中，一定的階級要扮演這樣的普遍角色，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利益，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這不止要求它訴說著全社會利益一致的話語，就像年復一年的“包餃子”，更需要它與整個社會親如兄弟，與整個社會混為一起并且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會的普遍代表，一句話，要求它真的代表普遍的利益與普遍的要求。

　　現在，《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這類站在“普遍階級”位置上的文藝宣傳作品看似在”包餃子“，卻不能或不愿代表普遍利益與凝聚社會共識（普遍的意識）。這種借宣傳之名在行動上厚此薄彼拉偏架，不能或不愿代表人民群眾立場的情況如果越來越多，那么意識形態領域就會早早打起來，讓人民群眾在斗爭中重新找回代表自身的“批判的武器”。

　　咪蒙算什么打？無非命題作文，拍了幾部劇。人民群眾才叫打，有幾億人，還有斗爭的理論。而理論一經把握群眾，就會成為現實的力量。到了那種時候，會害怕的是群眾，還是咪蒙和讓咪蒙們去搞意識形態宣傳的那些人背后的”意識形態“，是顯而易見的。

　　讓我們用馬克思的話作為尾聲：

　　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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