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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所長的復旦大學教授馮玉軍，忽發暴論，“俄羅斯在烏克蘭必敗無疑”。馮教授并羅列了四點理由，包括烏克蘭頑強抵抗、“國際社會”支持、俄羅斯“體系”老舊、普京陷入“信息繭房”等。
馮教授預言，俄羅斯將從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所有烏克蘭被占領土上撤出。
最后，馮教授還“語重心長”地提醒“要提防俄羅斯把中國當槍使”。
不是因為觀點與邏輯無懈可擊，而是因為作者“著名俄羅斯研究專家”的身份，馮教授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議論。
我對馮文略略感到驚訝。
這篇發表在《經濟學人》上的大作，無論從故作聳動的標題，還是了無新意、拾人牙慧的四點論據，乃至貶低中國外交智慧，蓄意挑撥中俄關系的“最后提醒”，都只能說是“網文”水平。
如果文章出自一般小右派之手，倒也情有可原，出自“著名俄羅斯研究專家”之手，就令人莫名驚詫了。
學術研究？抑或政治投名狀？
待考！
對馮教授文章的觀點，許多人已做了非常有力的反駁，就不重復了，只想指出一點，馮教授的四點論據，即便完全正確（其實未必），也不過是一些可能對戰爭進程發生有利或不利影響的條件，并非決定因素。
這里，我也想借這個由頭，談一點對俄烏戰爭的分析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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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俄烏戰爭的性質，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指出，只有從“蘇聯內戰”（分家之戰）的角度進行觀察，才能做出合乎實際的判斷。
以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克里米亞爭端為例，必須以這樣幾個事實作為分析的基礎——
1、至蘇聯解體時為止，烏克蘭作為俄羅斯（蘇聯）一部分的歷史，已經337年。至少從中國清朝順治年間開始，烏克蘭就已經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了；
2、1783年，統治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通過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五次戰爭，終于將克里米亞劃入俄國版圖。
克里米亞對俄羅斯意義重大，有了克里米亞，俄羅斯才不再是一個偏居寒冷北方一隅的亞洲國家，而成了一個在南方黑海擁有港口和艦隊的歐洲強國。
3、1954年，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突然提議：為了慶祝俄羅斯和烏克蘭結盟300周年，把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
由于當時俄羅斯和烏克蘭同屬蘇聯，赫魯曉夫的提議沒有受到任何反對，當天下午，蘇共中央主席團就通過了這個提議。
4、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發布了對克里米亞的管轄令，俄羅斯國家杜馬宣布蘇聯1954年將克里米亞劃給烏克蘭的決議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烏克蘭針鋒相對，也發布了對克里米亞的管轄令，而克里米亞政府則宣布自己擁有主權，三方一時鬧得不可開交。
5、直到1997年，俄烏才達成妥協，對西方抱有幻想的俄羅斯同意克里米亞暫歸烏克蘭，但俄羅斯黑海艦隊司令部仍然設在克里米亞的著名軍港塞瓦斯托波爾。
了解了這樣一段歷史，我們就會明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系，遠比教科書意義上的“兩個主權國家的關系”要復雜。
概而言之，在蘇聯解體之前，烏克蘭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存在的歷史；烏克蘭作為俄羅斯一部分的歷史，要十倍于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克里米亞是俄羅斯送給烏克蘭的“禮物”，但顯然是以蘇聯存在為前提，如果蘇聯不存在了，則收回這個“禮物”，也順理成章……
以克里米亞與俄羅斯的歷史及民族情感的聯系而言，除非俄羅斯自身徹底陷入崩潰，否則絕不可能放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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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歷史、地緣關系。
從這一事實出發，獨立后的烏克蘭，應該盡可能充當俄羅斯與西方橋梁，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使自己成為西方與俄羅斯競相拉攏的對象，爭取盡可能長的和平發展時間，完成自己民族國家的構建。
但問題在于，自從2003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尤先科上臺之后，烏克蘭就采取了對西方一邊倒的政策，雖然期間有亞努科維奇的調整，但總趨勢沒有發生改變，這就使俄羅斯有如芒在背之感。
烏克蘭的現任總統澤連斯基，在2019年上任之后，至少犯了兩個錯誤。
一是，極力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完全不顧及俄羅斯的感受（安全環境將極度惡化），以為加入北約就能確保烏克蘭的安全；
二是，在擊退了俄軍對基輔的進攻后，陷入“速勝論”的迷思，以為可以憑借西方的軍事援助，迅速擊敗俄羅斯，在正面戰場和俄羅斯拼消耗，損失了大批有生力量，透支了烏克蘭的戰爭潛力。
事實上，面對俄羅斯，無論是從人口、幅員、經濟、軍事實力等任何角度看，烏克蘭都是弱國，烏克蘭只有通過“非正規”的游擊戰，配合正規軍，不斷消耗俄軍，進行一場持久戰，才有可能取得最后勝利。
但澤連斯基對烏克蘭民族國家的建構，也有獨特的貢獻，這就是他在俄軍兵臨首都基輔城下的時候，沒有棄城而逃，穩定了軍心民心，也穩定了戰局。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建立，都必須經歷血與火的洗禮。俄烏戰爭，事實上是烏克蘭真正的民族獨立之戰。
在此前的歷史階段中，烏克蘭作為俄羅斯的一部分，無論是參加拿破侖戰爭還是參加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其所建構的都是對“俄羅斯祖國”或“蘇聯祖國”的認同，只有同俄羅斯作戰，才能建構起“烏克蘭祖國”認同。
俄烏戰后，烏克蘭與俄羅斯恩斷義絕，將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出現在歐洲舞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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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3年，烏克蘭爆發親西方的橙色革命后，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發現自己面臨一大困境，即西方可以用“顏色革命”的手段搞走烏克蘭，俄羅斯卻很難用同樣的手段反制，軍事手段幾乎是唯一選擇。
其實，我國也面臨同樣問題。比如，在臺海，如果大陸可以通過在島內發動顏革實現統一，那問題就非常簡單了。
原因主要有兩點：
其一，中、俄這樣的大國仍然內在于美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政治力量主要被美國和西方所掌握。2023年，普京遭到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更證明了這一點；
其二，在蘇聯解體，俄羅斯失去了社會主義之后，單靠民族主義，無法抗衡西方“普世價值”。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謀就是政治，政治問題解決了，軍事上就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大軍所到之處，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伐謀失敗，單靠攻城，代價就大了。
俄烏戰爭，其實就是普京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發起的一場攻城之戰。
戰爭初期，普京就犯了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
“特別軍事行動”開始時提出了兩個目標，即烏克蘭的去納粹化、去軍事化。這必須在俄軍占領烏克蘭首都基輔，甚至烏克蘭全境，成立莫斯科可以完全控制的烏克蘭新政權基礎上，才可能變成現實。
戰爭打響后，普京發表電視講話，呼吁烏軍投降，大有滅此朝食的氣概，但隨著烏克蘭的反擊，西方在武器、后勤、以及信息方面的介入，俄軍很快出現再衰三竭的態勢。
但普京畢竟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他并不是生活在“信息繭房”里。普京的優點在于，軍事冒險遇挫之后，沒有陷入失敗主義情緒，而是迅速面對現實，調整戰略，把重點轉向占領烏東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歷史、文化甚至血緣聯系的俄語區。
在烏東，俄軍政治上能夠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后勤供應也得到了改善，士氣也逐漸恢復，盡管俄烏戰爭相當于俄羅斯一國對北約，但戰線還是很快穩定下來了。
普京的戰略調整，意味著他已經放棄了大而無當的“烏克蘭去納粹化，去軍事化”目標，而改為“收回蘇聯贈送給烏克蘭的禮物”這一具體目標。在俄羅斯國內，這是一個比較得人心的目標，相對于俄羅斯的國力，也是“跳一跳夠得著”的目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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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烏戰爭的結局將會是怎樣的呢？
國際問題分析，不是算命先生，本來不應該做這樣的預測，但既然馮玉軍教授已經做了鐵口直斷，我也不妨預測一下：
第一，戰爭不會永遠打下去，待到這一筆美援花得差不多，美國大選之后，無論誰當選，戰爭就會結束了，但不會是以締結和約的方式結束，而是以簽署一個臨時性的停戰協定的方式結束，停戰線將大致與目前俄烏實際控制線重合。
第二，談和平，普京可以談，但澤連斯基不能談，所以烏克蘭國內的政治局勢會發生變化，以便為和談掃清道路。短期內，澤連斯基的處境會不太好，但從長期看，烏克蘭歷史上會給他一定地位的；
第三，俄羅斯不會像馮教授預言的那樣陷入崩潰，俄羅斯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蘇聯解體后經過長期探索形成的，并且經過戰爭考驗，總的來說，符合俄羅斯的國情以及民眾的心理，因此會繼續存在下去，直到支撐現行體制的主客觀條件都發生根本變化。
第四，烏克蘭也將會存在下去，但不是澤連斯基設想的大烏克蘭，而是一個失去烏東俄語區和克里米亞地區的小烏克蘭。戰爭結束后，烏克蘭要償還西方高達千億的戰爭債務，會因此失去自己的經濟主權，乃至很大一部分政治主權。
第五，馮玉軍教授故作危言的“要提防俄羅斯把中國當槍使”，并不可能發生，因為現在中俄國力對比早已不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狀況了，簡言之，是中國處于主導地位而不是相反，怎么會被俄羅斯當槍使呢？
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馮玉軍教授此論，默認的前提是中俄關系是一種可以被隨心所欲地改變的關系，這就暴露了馮教授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
中俄關系的現狀，是由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結構決定的，只要這種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國際政治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俄關系，中俄分別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也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馮教授不懂這個道理嗎？我想他是懂的。懂了還要故意這樣說，那就是一種拙劣的挑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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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美國逐步地、不可逆轉地失去自己領導地位的過程，多極化時代正在到來，世界與人類的未來，都出現了新的可能性，無論如何，這都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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