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庸俗經濟學給中國帶來的危險遠甚于美國航母。
促進消費對中國和世界各國都至關重要，因為它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物質基礎。由于人民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這意味著消費也影響著包括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在內的諸多問題。生活品質穩步提升和消費水平持續提高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然而，當前部分中國媒體打著“促進消費”的幌子，所鼓吹的政策卻會導致消費增速急劇下降，從而大幅減緩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增速，這是極具危害性的。這一極具危害性的政策是呼吁中國大幅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衍生出來的說法五花八門——有些要求工資增速高于GDP增速，有些要求向民眾發放“消費券”等——但它們的結果殊途同歸：消費占GDP比重急劇上升。據稱這是“促進消費”進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徑。這些說法呼應了西方“庸俗”經濟學和西方反華媒體一輪又一輪的輿論宣傳。但這樣的說法完全不符合經濟事實。相反，這樣的政策將大大減緩中國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遲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些說法的錯誤之處及危害性。
兩個截然相反卻被刻意混淆的概念
要談消費問題，首先就不得不提及中國經濟政策的總體目標，確切地說，即“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到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這個總體框架內，擴大民眾的直接家庭消費和整體社會消費（醫療、教育等）是一個決定性的目標。此外，消費問題對整體宏觀經濟也有著巨大的影響。然而，部分中國媒體對消費存在極具危害性的誤讀，他們口中的“促進消費”實際上混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目標——不僅從理論角度來看不相同，而且在實踐中是直接對立的。確切地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相反，消費增長速度越高，消費占GDP比重就越低。因此，那些呼吁“促進消費”（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人，實際上是在主張降低消費增速、從而降低中國生活水平增速以及降低中國經濟增速的政策。正如文末所述，消費增長率和消費占GDP比重這兩個概念的區別是有直接的經濟理論支撐的，因此，下文將首先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進行論述。照例，我們首先進行國際比較。分析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關鍵點是，必須始終牢記中國是一個經濟體量極其龐大的經濟體——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許多次要因素會影響小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消費，包括大型經濟體對小型經濟體的國際影響。相反，事實證明，大型經濟體的發展主要由最重要的經濟因素決定。因此，任何基于與小型經濟體比較而為中國建議的政策，都具有嚴重的誤導性。中國的相關比較只有與其他大型經濟體進行比較才具客觀性。此外，應當指出的是，世界經濟高度集中。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這四個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的大部分，十大經濟體（七國集團加上中國、印度和俄羅斯）GDP總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即67%。因此，圖1呈現的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前十大經濟體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年均增速之間的相關性。結果顯而易見。正如本文引言中所總結的，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兩者之間的負相關性極高，為-0.81，R平方關系則為0.61。就單個國家而言，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最低，為52.8%；消費年均增速最高，為7.9%。相反，七國集團成員國諸如美國和英國的消費占GDP比重較高，分別為83.0%和83.9%，但消費年均增速非常低，分別為1.8%和1.2%。圖2關于中國的數據證明，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同樣存在著極強的負相關關系。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消費占中國GDP比重與中國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極高，為-0.84，R平方關系則為0.71。圖3呈現的則是2008—2022年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和消費年均增速。2008—2022年，消費占中國GDP比重從52.6%升至54.7%，但消費年均增速從10.3%降至4.9%，降幅超過一半。因此，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也很明顯。以上事實說明了，消費占中國GDP比重越高，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這也證明了為什么如果沒有具體說明“促進消費”的含義是提高消費增長率還是提高消費占GDP比重，那么“促進消費”的說法就會令人困惑，因為兩者實際上是相反的。這同樣說明了為什么關于中國消費水平“較低”的說法極具誤導性。事實上，中國的消費增速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這只是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在國際比較中較低。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性。如果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更高，那么依據這種負相關性，中國的消費增速將會慢得多，進而生活水平增速也將會慢得多。這種極強的負相關性也意味著，那些呼吁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人，實際上是在呼吁制定不可避免地會降低中國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速的政策。
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的關系
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負相關關系，這和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有關。再次進行的國際比較結果顯示，世界前十大經濟體GDP增長和消費增長之間存在的相關性為0.997，R平方關系為0.994（見圖4）。也即是說，兩者之間存在近乎完美的相關性。這意味著一個大型經濟體不可能在沒有高GDP增長率的情況下實現高消費增長率。那么中國的情況是否也會如此？如圖5顯示，中國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相關性為0.94，R平方關系為0.88。這種極其密切的相關性再次意味著，中國在沒有高GDP增長率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高消費增長率，這符合國際經驗。由此帶來的具體后果是，中國GDP增速下降必然會轉化為消費增速下降。如圖6所示，2008—2022年，中國GDP增速從11.9%降至5.7%，消費增速則從10.6%降至5.4%——我們兩年移動平均線可以用來中和疫情封鎖期間引發的GDP的極端上下波動。人們說，GDP增長率不是最重要的目標，相反，中國重要的是要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即消費水平，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GDP增長只是達到這些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這里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中國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所帶來的影響。如前所述，國際比較的相關性為0.997，而中國自身的相關性為0.88，這意味著如果中國（或其他大型經濟體）的GDP不能高速增長，其消費也就不可能高速增長。此外，中國民族復興的其他方面，如軍事支出和研發支出能力，與GDP密切相關。因此，中國所追求的目標當然是盡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GDP增長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如果違背這些目的的政策，即便可能暫時提升GDP增速，也應予以拒絕。例如，采用破壞環境的增長形式，包括那些碳排放量高的增長方式，被中國明智地拒絕了。手段必須始終由目的決定。鑒于消費增長與GDP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意味著在中長期內實現高消費增長的唯一途徑是相對快速的GDP增長。相反，GDP增長低迷意味著，中長期內消費增長的低迷。此外，很明顯，至關重要的是消費水平和增長率，而不是消費占GDP比重。根據國際最新數據，世界上消費占GDP比重較高的國家有敘利亞、索馬里、萊索托、阿富汗、塞拉利昂和海地。這些國家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當然不應該效仿這些國家！簡言之，消費占GDP比重高本身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目標，重要的是消費水平和增長率。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就中國國內而言，對GDP進行再分配（GDP總量不變的情況下調整其中投資與消費的比重）是無法使其消費達到高收入經濟體水平的——認為社會主義是平等分擔貧困，而不是以更高的生活水平為目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7%，僅為美國的1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的26%，為美國的16%。只有消費高速增長，而不是將人均GDP仍低于發達經濟體的GDP再進行分配，才能使中國趕上高收入經濟體的消費水平。
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
那么影響GDP增長的關鍵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實證數據表明，凈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讓我們再次從國際比較開始分析。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2021年，大型經濟體的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年均增速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為0.94，R平方關系為0.88（見圖7）。圖8顯示，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為0.91，R平方關系為0.84。這種關系意味著，如果沒有高水平的凈固定投資，中國的GDP就無法快速增長。它還表明，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將伴隨著GDP增速提高，反之亦然。
談到消費和投資之間的關系，需要牢記的是，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占中國國內經濟的100%。因此，消費占GDP比重增加意味著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因此，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也會下降。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將導致GDP增速下降。由于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負相關性，因此，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也將導致消費增速下降。因此，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極強的負相關性的另一面，是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和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相反，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和消費增長速度就越高。圖9從國際比較的視角體現了這些關系。如圖9所示，消費占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負相關性為0.78，R平方關系為0.60。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慢。中國也是如此。消費占中國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為0.79，R平方關系為0.62（見圖10）。消費占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性，這意味著GDP增長率對消費占GDP比重的任何變化都很敏感。如圖11所示，即便消費占GDP比重小幅上升，中國GDP增長率也將大幅下降。如圖11所示，2008—2022年，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從50.4%升至53.5%，僅增長3.1%，但GDP增速從11.9%降至5.7%。總之，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對GDP增長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結論顯而易見：凈固定資產投資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消費占中國GDP比重越高，中國GDP增長速度就越慢，這符合國際經驗。反過來，由于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正相關性，消費占中國GDP比重越高，中國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最后，這導致了消費占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這兩個概念被混淆。事實清楚地表明，如果目標是提高消費增長率，即生活水平增長率，那么所需要的就是做與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完全相反的事！提高消費增長率需要提高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就越快，但消費占GDP比重就越低。如圖12所示，世界前十大經濟體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年均增速存在正相關性。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92，R平方關系為0.84。中國也是如此。凈固定投資占中國GDP比重與中國消費年均增速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為0.94，R平方關系為0.88（見圖13）。
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因此生活水平增長速度也就越慢（見圖2和圖3）。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呈正相關性。也就是說，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見圖13）。換言之，要提高消費增速，就必須提高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降低消費占GDP比重。
上文的圖3顯示，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因此，消費占GDP比重下降消費增長率反而會有更快的增長。相比之下，圖14反映了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從這種正相關性可以看出，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增加樂，消費同樣會有增長。但遺憾的是，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2021年（目前能獲得的最近的數據），凈固定資產投資占中國GDP比重從23.6%降至17.1%。正如上述高相關性所不可避免的那樣，同一時期消費增速從10.3%降至6.0%。最后，回到上文的分析，中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年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91，R平方關系為0.84。但是，中國總固定投資（即折舊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以及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遠低于凈固定投資與GDP增長的相關性。前者相關性為-0.57，R平方關系僅為0.32（見圖15）。中國的凈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以及消費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遠比總固定投資更為密切，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所有主要經濟體，隨著它們的發展和獲得更大的資本存量，折舊占GDP比重都更高。這只是簡單地反映了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或者用馬克思術語來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但只有凈固定投資，才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折舊占GDP比重只會取代消耗的資本，但不會增加資本存量。這一事實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分析，或者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最新國際可比數據顯示，總固定投資占中國GDP比重從2008年的39.1%微升至2021年的42.0%（見圖16）。這有時被錯誤地解釋為中國投資占GDP比重相當穩定。但這是錯誤的。事實上，由于折舊水平的急劇上升，中國凈投資占GDP比重一直在急劇下降——2008-2021年，折舊占中國GDP比重飆升9.6%，從17.0%升至26.6%。由于總固定投資占比的溫和上升和折舊占比的大幅上升，中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驟降6.2%，從22.1%降至15.9%。如圖15所示，國際金融危機后的這種情況打破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格局——在這30年中，中國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一直在穩步上升。鑒于上文分析的相關性，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必然導致GDP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大幅下降。確切地說，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1，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49.8%升至2022年的53%，上升了3.2%。這本身就會減緩中國消費增速，因為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2，中國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從22.1%降至15.9%，下降了6.2%。由于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強烈的正相關性，這也會大幅減緩消費增速。在這兩種負面趨勢的影響下，就很容易解釋為什么中國消費增長率會必然大幅下降。中國呈現出與其他大型經濟體一致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負相關關系。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投資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原因是大型經濟體的GDP增長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如果GDP不能高速增長，那么消費和生活水平就不能高速增長。GDP快速增長，進而帶動消費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凈固定投資占GDP水平——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快，消費增長速度也隨之越快。如果消費占GDP比重增加，必然降低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那么消費增長速度將會放緩。因此，那些呼吁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人實際上是在呼吁制定減緩消費增速的政策。提升消費增長率不需要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反之將減緩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因此需要提高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也就是說，凈固定投資占GDP中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凈固定投資占GDP中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所有大型經濟體。因此，與所有大型經濟體一樣，中國經濟也不可能違背這樣的規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VS西方庸俗經濟學
到目前為止，本文已對事實進行了論述。考慮到上述提及的GDP構成要素之間存在的極強的相關性，這些事實本身就足以決定不同政策的經濟后果。它們表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減緩GDP增速進而導致消費增速下降。相反，如果目標是實現最快速的消費增長，那么這需要通過提高投資占GDP比重來實現。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或諸如增長核算法等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預測。但是，它們與西方“庸俗”經濟理論直接矛盾。馬克思指出，生產投入，投資和勞動，在概念上并不是分開的——投資是在以前的生產周期中進行的勞動的產物。他還指出，這種勞動不能簡單地以工時來衡量，而是以生產某種東西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這種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隨著技術、生產力等的發展而變化。消費是經濟的一部分，它不是擴大未來生產的投入，而是由民眾在單個生產周期中消費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消費在經濟未來的生產擴張中不起任何作用。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生產投入是來自當前生產周期的勞動力和固定資本，固定資本是來自以前生產周期的未被消耗的勞動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預測正是上述事實所表明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增加將提高經濟增速，因此消費增加和投資減少將導致經濟增速下降——正如事實呈現的那樣。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如增長核算法，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么具有一致性，因為它將資本視為概念上與勞動分離的東西，而不是理解資本投資是以前生產周期中勞動的產物。但是，這是一個嚴肅的研究領域，在最近一段時間里，為了更準確地測算經濟增長，它被迫向馬克思主義靠攏——詳細分析請見拙文《拋棄錯誤的增長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轉向馬克思的立場》。對于如此嚴謹的西方經濟學來說，生產投入，即經濟的供給側，是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在這個框架下，消費在生產中不起作用，因此在經濟的供給側也不起作用——這是因為根據定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的事實預測也符合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事實。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將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而且，由于消費增長與GDP增長存在密切的相關性，GDP增長率下降反過來會導致消費增長率下降。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非常清楚，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兩者均預測，如果通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降低投資占GDP比重，那么GDP增速就會下降。由于GDP增長和消費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因此兩者都預測，隨著消費占GDP比重上升，投資水平必然下降，GDP增長率亦將下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甚至優于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對資本的認識，但馬克思主義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預測到了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事實——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導致消費增長率下降。因此，同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清楚地表明，由于消費并非生產投入,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因此，諸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為70%”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也令人困惑。可能70%的GDP增長用于消費，但消費對生產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肅的西方經濟學均是如此認為——用兩者的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消費并非生產函數投入。但是，把西方“庸俗”經濟學奉為真理的部分中國媒體有時胡亂獻策，引發一系列的混亂，盡管上述事實和嚴謹的經濟學理論都表明，這些政策將減緩中國消費增速，進而減緩中國人生活水平增速。西方庸俗經濟學混淆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部分中國媒體反復提及經濟由消費、投資和出口組成。但這只是經濟的需求側，而非供給側。投資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但消費和出口不是。其他一些觀點并沒有錯誤地將消費納入經濟的供給側，“庸俗的凱恩斯主義”卻反而行之。他們認為，如果通過消費增加需求，這必然會轉化為經濟增長。這種觀點與凱恩斯自己的分析無關——凱恩斯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生產由利潤控制。因此，如果需求增加不能帶動利潤增加，那么產量增長就不會發生。需求增加是否會帶來利潤增加取決于經濟中的許多其他變量，而不僅僅是需求——例如，如果材料成本、利率、工資或其他因素增加，利潤實際上可能會在需求增加的同時有所下降。因此，需求增加不會自動帶動產量增長——是否會帶動產量增長取決于可能影響盈利能力的其他因素。嚴謹的西方經濟學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么具有一致性，但它在消費的作用上的認識并不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矛盾。不過，西方庸俗經濟學是直接反馬克思主義的，部分中國媒體提出的觀點呼應了這一點。例如，最近的一篇文章認為：“消費既是上一輪經濟活動的終點,也是新一輪經濟活動的起點。”這與馬克思關于生產起決定性作用的分析直接相矛盾：
“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個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再總體內部具有差別。其中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它既支配著生產本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生產（模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模式）。”3
這些錯誤的經濟理論帶來的結果是，西方“庸俗”經濟學引發了本文開頭分析的巨大混亂——它沒有認識到提高消費增長率和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目標是完全相矛盾的。因此，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減緩消費增速，進而減緩生活水平增速。如果目標是提高消費增長率，即生活水平增長率，那么就有必要提高投資占GDP比重，而非消費占GDP比重。本文從分析西方庸俗經濟學的錯誤理論開始，是因為它們在部分中國媒體上反復出現。事實上，筆者已就此作過分析，詳見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但是，無論何時，理論都要服從事實——理論必須符合事實，而不是相反。事實顯而易見。提高消費占GDP比重的目標和提高消費增長率的目標是直接矛盾的。要提高消費增長率，就必須提高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降低消費占GDP比重。提高消費占GDP比重例將減緩GDP增速和消費增速。因此，為厘清本文開頭所述的錯誤理論，消費的目標應被設定為為了最高的可持續消費增長率——也就是說，消費的目的在于在實現中國民族復興的總體目標的框架內，實現人民最高的生活水平增長率。厘清這樣的錯誤理論對中國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人民生活品質能否進一步提高，進而影響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穩定問題。拙文《集體唱衰中國經濟背后，什么是西方最危險的武器？》對此也有詳細分析。當然，美國希望直接推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將給中國整個國家帶來災難，就像蘇聯/俄羅斯復辟資本主義時發生的那樣。但美國明白，它不可能像對待蘇聯那樣對中國進行如此直接的政治攻擊。蘇聯解體是拜戈爾巴喬夫的反社會主義政策所致，他錯誤地認為，美國想援助俄羅斯，而不是削弱俄羅斯，因此給蘇聯和俄羅斯帶來一場災難——蘇聯解體后，美國推進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在前蘇聯領土上爆發了一系列武裝沖突，最終在烏克蘭引發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常規戰爭，而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后，戈爾巴喬夫式幻想被證明是錯誤的，導致俄羅斯遭受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也就是說，美國首先在政治領域戰勝了戈爾巴喬夫和蘇共，借此摧毀了蘇聯，然后又破壞了俄羅斯經濟。總之，對于蘇聯，美國的進攻順序首先是政治，然后是經濟。但美國明白，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政策使其不可能利用這種手段對付中國，因為這些力量推動了中國的民族復興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對美國政府的反華政策有著清醒的認知。因此，美國政府明白，對中國進行如此直接的政治攻擊是不會成功的。鑒于此，美國被迫改變其進攻順序。由于美國不能首先在政治領域取得成功，它被迫首先攻擊中國的經濟——希望中國經濟受到損害，那么這將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并引發社會問題，進而導致政治危機。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的攻擊順序首先是經濟，然后是政治——這與美國對蘇聯的戰術相反。對中國經濟攻擊的第一部是外部的——比如特朗普和拜登對中國發動的關稅、科技和芯片戰爭。盡管這些給中國帶來一些短期問題，但它們還不足以阻止中國發展——中國對外貿易規模迅速擴大、華為推出華為Mate 60 Pro的成功、中國在綠色能源技術和電動汽車領域的地位迅速提高。同樣，任何美國希望通過間接軍事壓力迫使中國將資源從生產活動轉移到軍事支出上來嚴重損害中國經濟想法都是不現實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速快于蘇聯，而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速是美國的兩倍多。
【在太倉國際集裝箱碼頭等待出口的中國新能源汽車（圖片來源：ICphoto）】
美國要想用對付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那一套來對付中國，就需要大幅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并需要中國大幅降低其投資占GDP比重——美國損害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經濟的方法，在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詳細分析。但美國沒有辦法強迫中國采取自廢武功的經濟政策，就像它對日本、德國或亞洲四小龍所做的那樣。也就是說，美國無法“謀殺”中國。相反，美國不得不依靠說服中國采取錯誤的政策。換言之，由于美國沒有能力謀殺中國，它不得不試圖說服中國進行經濟自殺。傳播錯誤的經濟理論，包括對消費的誤讀，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筆者在前文中詳細論述的那樣，在這場理論斗爭中，美國沒有戰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機會，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論錯誤的美國庸俗經濟學也沒有戰勝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因此，美國被迫依賴存在一切機會利用概念混淆和理論錯誤的庸俗經濟學，利用部分中國媒體部分對消費的誤讀來試圖宣傳其目標。同樣，美國可以試圖利用對短期問題的應對和處理戰略問題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混亂。例如，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2022年中國消費嚴重低迷。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打出消費提振“組合拳”，筆者對此表示強烈支持，拙文《中國經濟要提升，必須繞開美國踩過的“坑”》對此有詳細分析。但這種應對經濟急劇衰退的必要的短期刺激消費措施，隨后被建議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政策——提高消費占中國GDP比重，并使之轉化為長效機制。由于上文所述原因，后一種政策不僅會大幅減緩中國整體經濟發展速度，還會導致消費增速急劇放緩。如果中國真采取這樣的經濟結構，那么無疑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害，令中國重蹈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覆轍——與之相比，關稅、技術抵制、軍事壓力等帶來的間接經濟后果不值一提。確切地說，美國庸俗經濟學給中國帶來的危險遠甚于美國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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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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