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果文化旗下藝人HOUSE(李昊石)最近在其線下劇場表演中發表涉嫌侮辱解放軍言論被處罰事件引發廣泛爭論。目前對事件的處理,除了HOUSE被笑果解除合同,停止全國演出外,北京市有關部門對笑果開出了1500萬元的行政處罰。
在網絡中,這件事經過雙層發酵。一開始錄音內容曝光后,野狗與“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八個字放在一起,讓人直接就想到該藝人將野狗與子弟兵放在一起進行比喻,由此引發批評與爭論。
發酵的第二層,是在通過錄音內容確認這個不當比喻屬實,且同樣的內容不止演出了一場后,有不少網友想到經典電影《上甘嶺》中,有一段志愿軍戰士在坑道里追逐誤闖戰壕松鼠的經典情節,在殘酷戰爭的間隙展示了血肉的溫情和對自由和平的向往,松鼠和人民軍隊也就有了一種特殊的和諧關系。大反攻勝利后,這只給戰士帶來生機和歡樂的松鼠,被送回森林。
由于“野狗在上海的山上追松鼠”這種情節過于脫離現實,正常觀眾都會認為這是藝人設計出來的段子,而不是他的真實生活經歷。加上前面“作風優良,能打勝仗”明確指向子弟兵,聯想到《上甘嶺》后,野狗追松鼠這個情節的設計來源似乎就很明顯了,這個比喻不光是指向子弟兵,還進一步解構了志愿軍形象。
網絡批評爆發后,也有不少聲音認為輿論小題大作,上綱上線。那么這件事到底是不是上綱上線?我們簡單討論下。
討論這件事情有兩個前提,首先,雖然脫口秀在從業者和擁躉的口中是“冒犯的藝術”,但同其他文藝形式一樣,這并不代表脫口秀就有權力挑戰社會法律和公眾輿論底線。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言論底線,這在脫口秀盛行的美國也一樣,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去年侃爺因為辱猶言論被全面封殺的事件。然后,基于人民軍隊在歷史中對新中國的基石作用與神圣地位,在公共輿論中惡意侮辱人民軍隊的言論,在我國法律和輿論道德中是不能被允許的。
理清這兩點后,諸如“藝術自由”,“法無禁止即可"之類的辯護可以拋之不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指向無可抵駁,如果沒有“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那么野狗追松鼠也不會引發多少聯想,或者說即使有人想到電影情節,也沒法就斷定創作者有什么心思。如果放在美國,北美紅松鼠和寵物狗是一對典型冤家,比如著名的惡搞動漫,family guy里,白左狗Brian的基礎設定就有這條。但松鼠在我國,特別是軍隊影視文化中就是完全不同的意象。
相關藝人李昊石,在網絡資料中年齡為31歲,作為一個脫口秀藝人,他很可能了解美國狗與松鼠的文化,作為90代際的人,在他少年時期看過《上甘嶺》也是有相當可能性的事情。我們不知道,表演者是否了解《上甘嶺》中松鼠的寓意,但即使他不了解,即使他是基于美國文化創作了這個段子,那再加上“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后,顯然性質也完全不同了。
這絕不能用無知來推脫。在美國你也不能送西瓜給黑人吧。作為從業人員這是基本的素質,何況,這個表演是要禁止錄音錄像收手機的,如果覺得表演沒問題,為何又要這樣呢?
更有趣的現象是,在事后不光李昊石和笑果方面直接認錯完全沒有辯解,那些聲援李昊石的其他藝人,自媒體和支持者,就沒見有什么從美國這個狗和松鼠文化去為其辯解的,反而都在拿藝術自由,上綱上線說事,看來在脫口秀的受眾中,對美國文化似乎也不是那么熟悉嘛,而創造者的心態,就更值得玩味了。
如今脫口秀這個藝術形態,在年輕人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被一些人所神話,靠它吃飯的人也不少。但它如果不進行適應中國的本土化改造,生搬硬套外國那套,它出事情,出大事,最后聲名狼藉,會是遲早的。
首先,先說脫口秀這個表演形式本身,大家不要覺得是外國的新玩意。
脫口秀這東西不新鮮,全世界都有。大概一百年前,北洋年間,北京天橋八大怪有個大兵黃,他的特色是罵街,大罵,專門批評時政,說軍閥丑聞,以此號召觀眾。你看要是把這人當年拉到電臺,電視臺,開個節目,這是不是脫口秀?不外乎是現在的脫口秀,有更多交流互動,多了更多即時性,這和已經臺本化,作為舞臺藝術的相聲曲藝不太一樣。
脫口秀說開了,就是逗悶子。很多人最早接觸脫口秀可能是從囧司徒(Jon Stewart)開始的,當初在電視臺上,議論風生,抨擊時弊,你看水平多高,多有江湖地位。
實際上囧司徒那樣的大腕在外國也是萬中無一。很多中國人接觸洋玩意的常態,就是因為距離,文化的緣故,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他一開始接觸的都是外國里頭也是最出彩的一批。但我們很多國人習慣把外國最出彩的東西當一般水平,把他過去全盛期當作常態,把一些洋玩意,特別是像脫口秀這樣玩樂的東西抬到抬高的位置,這是錯覺。
全天下的文藝從業者自己都這樣,把最光鮮的披在外面,觀眾有時候心里清楚,也樂得配合。這樣顯得娛樂高大上一點,其實個逗悶子,有它沒它就那么回事,小圈子的東西,不一定要擴大化給大眾。
現在笑果搞得這個東西,和當初囧司徒那種還是不太一樣,他們的劇場需要預約,禁止錄音錄像,他對標的是小劇場那套。這套東西全世界都一樣,這種關起門來的東西,要不然特別高大上,要不然就是特別俗。笑果搞得就是特別俗那種,我們以前舊社會最喜歡那種小戲,打擦邊球,以此號召觀眾。
有人說,這種東西要交給市場,你看現在人民多抵制,讓市場給他點顏色看看。我們首先承認,低俗本身也有社會基礎,就像軟毒品,酒精,不是也很有社會基礎嗎?甚至已經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堂而皇之的取得了正當地位。為什么洋人如今拿著公眾預算,遍地開花鴉片館,我們還要狠抓社區戒毒呢?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同西方在哪里?就在于我們不但有服務人民的意識,也有引導人民進步的責任。
新中國為什么要搞文藝改造,把俗的東西融合進高雅的東西?侯寶林,馬三立幾位老爺最后的定調是什么,就是給相聲帶入了藝術殿堂,摒棄了低級、庸俗的談吐,融進去清新、高雅的格調。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就體現在這里,這也是中國為什么能趕得上西方的腳步,能后來居上的原因。我們從這個角度說,洋人落后新中國大半個世紀。
在現代西方,脫口秀這種流行文化有呼應網絡時代市井庶民文化崛起的成分,適應流量經濟。但它作為一種市井文化,和黑人rap一樣,終究無法脫離原生態。就像黑人rap,骨子里帶著一股粗野,性和暴力,有的人愛看的就是這份粗野,但以這種粗野為榮則大可不必,至于說要讓別人遷就,那就更沒有道理。
笑果脫口秀現在問題的根源在于,它生搬硬套美國人底層社會那一套。它不但不去適應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社會文化習慣,還以原汁原味為榮。但它這個原汁原味,是受到美國社會直接塑造影響的。如今美國人動不動搞各種相互歧視,意識形態的魔法對沖,它學的就是味道,要的就是這個味道。
實際上,脫口秀這個表演形式本身,它的很多從業者,本身在西方就是多元化的中堅,保守極端自由化影響的,它帶有一種娛樂至死的天然傾向性。
國內脫口秀的主要群體,相比西方是小字輩,是徒子徒孫。他們是受當代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比較深的一個群體。他們的表演,目前基本還處于一種生搬硬套的階段,連說的段子往往都帶著一股子洋腔洋調。這就不可避免使他們特別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工具。
所以在脫口秀的傳播過程中,很難避免西方意識形態的同化作用。我們不是要一竿子打死西方新式表演藝術形式的本土傳播,但在當代這種環境下,脫口秀藝術如果不進行充分的本土化改造,不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切割,它在國內是必然要受到某種限制,是要捅出各種簍子的。
從笑果的例子來看,不少從業者還很缺乏這種意識。從通報我們也能看出來,笑果表演的內容是有申報和審核制度的。但它顯然不把申報的內容當回事,表里不一,敷衍了事,隨意更改了表演內容,最后引發了惡劣后果。審核制度沒落實,監督沒跟上,應該說是有關部門要改進的。但從這個角度說,處罰肇事者也是應該的,白紙黑字的東西,你撒謊并引起公憤了吧,這就絕不是所謂的開玩笑了。
其實,我們設身處地,或許他們在潛意識里,就認為脫口秀就應該是像在美國那樣肆無忌憚的。但這就更糟糕了,他們幾乎是本能,身體力行的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中傳播美國底層那種混亂價值觀,以此來擴張影響力和受眾群。這還不需要管一管嗎?
另外,我們從脫口秀的基本與核心的藝術表演形式來說,也是應該進行本土化改造的。脫口秀經常標榜自己說,我是冒犯的藝術。這個也是暗示,我混不吝,什么都敢黑,所以大家聽我這個樂子才有趣。在這次踩雷之前,楊笠是什么樣的形象,大家恐怕都不陌生吧。
其實,從洋胎里出生開始,脫口秀這種表演形式就有根子上的問題。什么叫冒犯的藝術,就是要追逐熱點,挑逗熱點,大眾不關心,不了解,你冒犯給誰看?這個熱點是什么,就是軍事,政治,經濟,民生,各種輿論漩渦所在,甚至沒有熱點,它都要攪和出一個熱點來。
但我們也知道,脫口秀演員就是蹭熱點的普通藝人。我國的藝人素質本身就是公認的不高,何況是脫口秀這種偏向街頭藝術的中下層。他不可能具備多少在社會議題上的專業素養。這行講的就是人膽大,逮著什么說什么,什么不讓說偏說什么。這就是標準的嘩眾取寵,通過挑逗不同社會階層,人群的敏感神經來制造流量,引發熱度。
在國外,這種節目中口不擇言,刻意挑逗社會敏感話題,鬧出抗議,游行,甚至騷亂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像性別對立,種族歧視,LGBT和保守主義,這都是國外脫口秀最常見的議題。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這些恰恰是國外目前意識形態對立特別嚴重,稍一挑逗就擦槍走火的領域。倒不如說,一個當紅脫口秀藝人沒有攪動過這種流量,他是怎么紅起來的?
當他們在外國說外國的時候,大家好像都覺得沒什么,但真的原樣照搬到國內。我們是不是能接受把相當嚴肅的社會議題,今天搞地域黑,明天民族歧視,后天搞市民和農民的對立,在大眾場合用來肆意解構,隨意冒犯,以尋求流量的行為呢?我看放在當代國內這種復雜輿論環境下,于公于私,沒幾個人敢說無所謂吧。
如大家所知,我們是一個在大眾輿論上相對保守的國家。我們中國人強調有的放矢,談公共議題的時候尤其有一種嚴肅性要求。在大眾場合,作為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中國社會從來都是要求謹言慎行,有根有據,注意正面引導。
另外,西方所謂脫口秀什么都能嘲諷的前提是什么?固然有進入工業化較早,市民社會相對成熟的緣故。更多,則是整個社會不同階層的隱形隔閡,和長期意識形態對立,大家早就習以為常。老區群眾殺人放火見多了,自然不怕小偷小摸。相對來說,中國文化上和社會治理中的很多避諱,不僅僅有東方式的禮貌面紗,更和中國社會治理更負責,是一個大政府,始終致力于彼此融合,一盤棋,一盆水,多元共進的整體治理模式有關。
這里更不用說,我國當代還處于一個社會規則,特別是意識形態底線的形成階段。這些年來,包括英烈法出臺在內,我國在多年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大家所共同維護,最起碼的社會價值底線。作為一個面對強大外部壓力的后發國家,沒有共識,哪來的團結,沒有團結哪來的力量。這是當代斗爭的客觀與迫切需求。
笑果這件事,中國社會不是開不起玩笑,而是多年來,西方及其代理人,玩這套特洛伊木馬式的把戲已經太多,不新鮮了。意識形態的脫敏和泛娛樂是一種冷戰就有的老手段。就像當年的搖滾音樂是冷戰用來顛覆的意識形態工具,這并不奇怪。當代傳媒工具的威力,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負面作用,我們通過顏色革命,俄烏戰爭的信息戰,也都已經見識到了。誰也不知道這一次,或者哪一次,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試探。CNN相關報道的標題就很明顯,“因為觸怒官方,演員被要求強制道歉”。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蘇東集團滅亡的像個玩笑,就是起始于他們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玩笑。我們從來不反對東西方文化上的交流,絕不是要把一切西方表演藝術形式都打上反動標簽。實際上,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全球在娛樂上確實存在趨同性。而在中國的年輕人中,對西方流行文化的接受度并不低,談不上大驚小怪,但終究該有一種內外有別的成分在其中。我們要客觀承認,東西方文化有不同之處,一切外來藝術都應當適應中國社會自身的傳統和特點。
隨著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成熟,中國自身意識形態的成熟,強韌,中國社會的整體氛圍將來會更寬松。但在現階段,我們的社會文化領域,還處于一種社會高速發展導致的相對滯后,我們的整個管理能力,社會適應力都有待提升。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堅持底線是必要。只有到了我們文化大廈的地基打牢的時候,我們才能更從容的面對多元文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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