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胡先生說，要把“夜總會經濟”搞起來。
我大為震撼，胡先生不愧是“共存派”領袖，先是替吸毒藝人喊冤，又要搞“夜總會經濟”……我看胡先生不如回到1949年之前的舊中國去，那時候什么毒品、幫派黑社會、賣淫嫖娼、帝國主義強盜，都可以共存。
忽然想起，一百年前那個胡先生，平生也最愛“夜總會經濟”。
一百年前的胡先生本人寫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嫖妓的最高紀錄：
59天，逛窯子10次，平均一周一次。
當年他天天在北京招妓喝花酒，結識了一大堆妓女，如趙春閣、花瑞英、金韻籟、白玉茹、陳彩玉等，1910年2月12日，在一個大雨的夜晚，胡先生和一幫狐朋狗友在一家叫做“迎春坊”的妓院里“打茶圍”（和妓女喝酒玩鬧），一直到深夜才離開，結果醉醺醺在大街上和警察發生沖突，光腳提著皮鞋打警察，丑態畢露......
1922年10月13日，他在濟南參加有關新學制的會議時，忽然就按捺不住了——“去看看濟南的窯子是個什么樣子…….”1926年2月初，外國友人加納特在上海巧遇胡先生。胡先生為了款待外國友人，便帶他去參觀了上海兩家妓院，讓好友開開眼界.......
他的好友，大詩人徐志摩日記里就曾寫過：“晚上，某某等在春華樓為胡先生餞行。請了三四個姑娘來，飯后被拉到胡同。對不住，好太太。”
民國時期，蔣介石統治下的“夜總會經濟”最發達，十里洋場，燈紅酒綠，民國名媛那是赫赫有名的。
美國記者貝爾登曾寫道：“在中國的文化古都北平，迫于貧困和父母之命令而賣淫的中小學女生數以百計。這種活動往往是父母守在門外、女孩子的自行車和教科書放在床邊的情況下進行的。在蔣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廟一帶有著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們在那里公開向過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并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顧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飯碗或喂著奶的嬰兒，趕緊同顧客上床。”
“蔣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也許是世界上販賣婦女的最大市場。年輕的女性不斷地被從農村弄到上海來，象商品一樣投入市場，賣給人當包身工、丫頭、小老婆、妓女，等等。而且，她們大部分人對于自己的去路毫無發言權。盡管蔣介石夫人鼓吹新生活運動，上海仍不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賣淫中心之一，而且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妓院。”
民國的“夜總會經濟”如此發達，民國富強嗎？老百姓生活好嗎？
今天很多文人公知們懷念“民國”，到底是懷念民國的科技發達（只能買洋貨）、文明先進（軍閥地主統治）、思想自由（抓到讀馬列的就槍斃殺頭）、經濟繁榮（餓殍遍野），還是懷念那個可以賣兒賣女、逼良為娼、供洋人老爺們享樂的“夜總會經濟”時代呢？
新中國的先輩們用移山氣力，掃除了三座大山，掃除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與壓迫，讓“姐姐妹妹站起來”了。
然而在2023年的今天，胡先生居然想讓大家再跪回去！
我常年研究胡先生的文章，堪稱資深“胡學”學者，對胡先生的學問、人品、道德相當了解，胡先生是個奇人，他是少有的被左邊和右邊同時討厭的人，被知識界和勞動界同時批判的人。
他的品味和情調，不在當下，不在未來，而在黑暗腐朽的過去；他的思想和認識，不來自于人民群眾，甚至也不來自于正經知識分子，而似乎是來自于油膩市儈庸俗的“西門慶”之流。
他天天代表這個，代表那個，拉大旗作虎皮，其實他誰都代表不了。
他天天裝模作樣鼓而呼，關鍵時刻卻連自己的學生、朋友都不肯保護。
他天天自詡“士”，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上沒有一個“士”瞧得起他。
章太炎罵他學問狗屁不通，“連根兒都沒有”；魯迅罵他“帝國主義的好軍師”；連蔣某人都罵他是“毫無品格之文化買辦”。
混到這個份兒上，胡先生是不是應該反思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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