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河間市大莊村黨支黨書記石炳啟帶來的兩會議案，是在農村落實“低彩禮”，在此基礎上提倡“零彩禮”，進行移風易俗工作。未料這條建議被推上“熱搜”，正面評價的不多，吐槽這個人大代表“不切實際”、“不負責任”、“沒有做過農村調查”的倒有不少。反對的人中，不乏“專家”，比如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就站了出來，代表“彩禮”一方說話，推出“適度彩禮”說，他所謂的“適度彩禮”數額是多少呢？一個家庭的一年可支配收入。比如按人均收入算帳，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約是2萬塊，一個五口之家，10萬塊彩禮就是“適度彩禮”。

　　10萬塊彩禮是不是“適度”，對于一些收入高的家庭來說，當然是適度的，或許還有點少。但如果對于一些收入低的家庭來說，這便是沉重的負擔。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塊，這個數字是不是真實的，我持懷疑態度。即便是真實的，也是很多窮人被富人平均了。比如我與馬云“平均”一下，那我也至少是身價幾百億的富翁。如果一個農村五口家庭，上有兩個老人需要贍養，下有一個孩子需要撫養，至少就有三個人不掙錢，那就需要夫妻二人每年掙夠10萬塊的“可支配收入”，否則就是拉了國家的后腿。

　　網民們之所以反對石炳啟提出的“低彩禮”和“零彩禮”，主要原因有四點。一是站在“民俗”的角度，覺得“納彩”是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婚姻風俗，在民間已經根深蒂固，不好撼動。所以“彩禮”是正當的行為，是符合民情的；二是站在經濟的角度，站在女方的立場，覺得養一個女兒不容易，從幼兒培養到大學畢業乃至更高，花費的錢財何止幾十萬，有的家庭甚至達到了百萬甚至更多。“低彩禮”或者“零彩禮”嫁出去了，太吃虧；三是站在社會男多女少的的環境下考慮問題，物以稀為貴，幾個男人競爭一個女人，當然包括彩禮在內的經濟條件便是取勝的“法寶”，是“硬通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嘛！提倡“低彩禮”、“零彩禮”、“適度彩禮”也不能阻止這種發自“本能”的競爭。

　　在窮與富之間，富裕家庭總會占據先天優勢，碾壓窮困家庭。除非女方相中了窮困家庭的男青年是個“潛力股”，否則絕不對充優選劣；四是站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上思考問題，覺得高房價、高教育費、高醫療費才是壓垮男青年無力娶妻生子的“新三座大山”，彩禮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環，在整個婚戀活動中占比較小，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人大代表們拿出“治本之策”，而不是僅僅在并不十分重要的彩禮上做文章。

　　網民們反對的理由對不對？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正是這些所謂的“道理”，阻礙了移風易俗，客觀上助長了“天價彩禮”的歪風邪氣。我是站在石炳啟這一邊的，他絕對是一個心中有正能量的人，而且，他就生活在農村，談不上脫離實際。他是大莊村黨支部書記，是我的河間老鄉，能以村黨支部書記這樣的“小角色”，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不用想都會知道做出了異于普通人的成績。石炳啟不只是大莊村的黨支部書記，他是當地五個村的黨總支書記，可見當地人民對他的無限信任。他的成績不是吹出來的，而是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干出來的。他怎么會不知道農村里存在的難以解決的“痼疾”，但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建立20項村規民約，形成獨具特色的“農民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模式”，在他領導下的農民是自愿放棄“天價彩禮”，而選擇“低彩禮”、“零彩禮”模式的，并非強制。

　　村子治理得好了，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很多好女子是愿意接受“低彩禮”和“零彩禮”模式嫁入大莊村的，公開報道的，大莊村18對新人結婚，10對選擇“低彩禮”，8對選擇“零彩禮”。這一移風易俗經驗被河間市推廣，4726對新人中有88%選擇了“低彩禮”和“零彩禮”，這難道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現象嗎？

　　石炳臣是一個從北京回到家鄉的退休干部，人們親切地稱他是“大校村官”。他也不是不“治本”，他先做的工作，是疏理社會風氣，風氣正了，才會形成發展的良性循環。制止人情攀比、大操大辦等不良婚俗現象只是他做農村工作的“突破口”罷了。他用兩年時間把一個班子渙散、矛盾頻發的“后進村”變成一個“先進村”，這比任何一個只會說說道道的網民更“接地氣”。他是一個好村官，好人大代表，有敢為人先向不良習俗宣戰的革命精神，不為這樣的人鼓掌加油，反而陰陽怪氣地給他潑涼水，這對嗎？不得不說，我們的很多網民，已被不良社會風氣擊敗，喪失了挑戰這種不良社會風氣的戰斗精神，不知不覺中站錯了隊，在埋怨、牢騷中接受了社會不良風氣，乃至替這種社會不良風氣辯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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