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四年之后，今年春節郭帆導演攜《流浪地球2》重回中國觀眾視野。雖然開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有如經歷奇幻漂流，見證了一系列讓人啼笑皆非甚至匪夷所思的事件，票房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憑借過硬的影片質量，口碑反而一路走高。
《流浪地球2》所呈現的視覺奇跡是前所未見的，劇情之復雜嚴謹是科幻電影里罕見的，要表達的價值觀與過去統治科幻電影這個門類的好萊塢完全不同，在這短短的兩周里，電影的解析、二創鋪天蓋地，制作團隊的路演在各地持續火爆，周邊眾籌的金額甚至超過了另一部知名國產科幻電影的票房，主流媒體的專題節目持續不斷，而人們也能清晰的感受到，這些行為背后的情緒不是自嘲和解構，而是與有榮焉的參與。
幾乎所有人都逐漸意識到：《流浪地球2》已經達到中國電影前無古人的高度，注定留名青史。這種共識背后的渴求呼之欲出，中國需要一部代表著當代偉大成就與時代風貌的文化產品，將“我們”和“他們”區別開來，毫無疑問，《流浪地球2》的努力是成功的。
春節之爭，我們失去了多少？
如果關注國際新聞，對近幾年愈演愈烈的“Chinese new year”議題一定不會陌生，春節是農時節日，東亞的春節傳統背后是農業歷法傳播的結果，是古代中國作為東亞世界文明中心對外輸出的產物。但這個對中國人不言自明的概念，近年來在英語世界已經逐漸被拆分成屬于不同國家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不同稱呼。“Chinese new year”，“Spring Festival”，“Lunar New Year”，甚至包括“Korean New Year”，都是指向同一節日的不同稱呼。
話語即權力，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宇宙大國系統的有意識的對中國文化的長期竊取，但“Chinese new year”議題背后所體現的文化共識的解構則是無法被忽視的。
與之對應的是圣誕節，作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圣誕節就是“birthday”，對于任何一個歐美民眾來說，“birthday”就意味著圣誕樹，圣誕老人，糖果，團圓與假期，不會有“America birthday”、“Britannia birthday”或者其他什么不同的稱呼，也不會有不識趣的媒體去炒作這樣的議題，“birthday”的共識不言自明。
這樣的差異的產生是顯而易見的，過去幾百年掌握先進生產力的西方席卷了整個世界，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帶到了征服的土地并牢牢的生根發芽，傳統而古老的帝國則節節敗退。
中國近代苦難艱辛的救亡圖存讓我們慣于從歷史的角度看待近代化的變革，它意味著產業革命，新的軍事力量，新的技術進步，意味著戰爭與死亡的宏大圖景。但這樣的視角是缺失的，歷史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的共同體，如果倒轉視角，近代化實際上是一個人在百年尺度上生活方式的變革，這樣的變革不僅僅包含著看得見摸得著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更包含著在如此漫長的尺度上產生的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一切—文化、審美、娛樂、社交，以及由此誕生的共識。
對于擁有先發優勢的西方來說，意識形態領域的近代化產物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并非為了對抗或是服務于異質文化，因此呈現豐富的歷史細節和強烈的主體性。
就如同中國球迷羨慕的英國足球文化，現代足球起源于英國，最早的規則由劍橋牛津的學生們制定，而聯賽的雛形則產生于英格蘭中北部的工人市民團體中。鋼鐵煤炭的工人們精力旺盛組織水平高紀律性強，足球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們首選的娛樂項目，久而久之就產生了球隊，有了球隊就有了比賽，比賽多了，就約定小團體編為一組，固定時間來進行比賽，league原意就是社團聯盟的意思。而社會足球文化就產生于這樣普遍自發又與當地民眾生活緊密結合的生活中。
而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歷史不會給它們自由自在野蠻生長的機會，要么被征服，要么先活下來。活下來很難，中國與舊時代的告別是殘酷而又痛苦的，而新時代內憂外患的壓力讓社會沒有自發自然構建符合時代的文化的機會。
時至今日，當人們談論起中國的現代化時，還是會把現代化等同于生產力的發展，是可以從飛機上俯瞰的中國，但構成現代化的另一半又是怎樣呢？這是個沉重的問題。從現實來看，改革開放前植根于革命敘事的文化建構并沒有延續下來，而改革開放后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切幾乎都是舶來品，由此產生的價值傾向又加劇了這種“西學東漸”的強度，直到10年前后才有所改觀。
在這之前，電影導演們依然以在好萊塢或是戛納獲得認同作為職業生涯的終極目標，國內觀眾也對美國大片趨之若鶩，作為文娛行業王冠的電影業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呢？
中國活了下來，付出的代價則是意識形態領域主體性的喪失。意識形態主體性的喪失意味著對自身的認識源于他者的定義，當自身由他者定義的時候，激進就成為了主流，激進的反對表現為對他者無邏輯的否定和拒絕，激進的支持則表現為對他者無原則的接受和崇拜。而正確的認識自身，就是如何重新尋找主體性的過程。
意識形態奇觀的力量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主體性取決于社會關系。在全球化時代，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交流和聯系變得如此緊密，以至于很難窺見隱藏在復雜交流背后產生主體性的動因。但如果把視野投向大航海之前的時代，投向人類文明還未產生廣泛交流的時代，主體性產生的歷史就會變得非常明晰。
歷史證明，人類提升生活水平擴張族群規模的努力與所處自然環境的互動產生了對自身的認識，這種認識體現為在舊大陸廣泛交流前各地文明的獨特性，源于需求，有些文明長于農耕，有些文明長于航海，有些文明長于漁獵，這些特長反過來塑造了對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又通過神話、信仰或是宗教塑造了自身的主體性。簡而言之，人的自然實踐塑造了人的主體性，人對主體性的共識又塑造了社會的特殊性。
這種共識與現實的相互作用最終會產生新的文化符號，而某些承載著時代精神并由此獲得廣泛認同的文化符號，則升華成了一種超越時空的不朽存在，現實里我們稱之為—奇觀。
奇觀是關于主體性和不言自明的共識的敘事，大多數時候與現實中的存在并無關系，甚至是否存在也無關緊要。就像提到金字塔，意味著悠久的古埃及文明，提到羅德島巨像，就意味著古希臘文明與海洋的血緣。今天的中國人提到長城，是那個代表了悠久歷史的文化概念，以及背后關于文明韌性與堅持的共識，現實中屹立千年的風化城墻成了概念的承載者。
時鐘走到近代，奇觀的創造從自發走向自覺，社會層面對彰顯主體性的渴望產生了塑造奇觀的風潮，在整個十九世紀到一戰前，黃金時代的歐洲基于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和文化產品的自信，不斷的塑造著新的奇觀，其影響深遠直到當代。
大本鐘、埃菲爾鐵塔、自由女神都已經成為國家的名片與象征。而城市本身，拿破侖三世最重要的遺產，由喬治.奧斯曼主持改建的巴黎，即便到今天香榭麗舍大街已經成了小偷與流浪動物的樂園，但“浪漫之都”的桂冠從未旁落，依然是全世界文藝青年的圣地，這便是奇觀的力量。
隨著人類建造能力的飛速發展，建筑物本身已經難以承載奇觀的概念。奇觀本身向著現實世界和觀念世界兩個方向狂奔，前者的代表是科技奇觀，美蘇冷戰就是科技奇觀的爭奪，第一枚核彈，第一次發射衛星，第一次載人航天，第一個登上月球，后者的代表則是電影產業塑造的各種視覺奇跡，是《星球大戰》與《終結者》帶來的震撼。
塑造新奇觀的力量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越來越遠，越來越難以理解，人們對奇觀的崇拜以及由此帶來的共識越來越顯現出非理性的特質，某種意義上說，真實的存在已讓位于人的觀念中的存在，真實的奇觀已經升華為意識形態的奇觀。
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帶來的信息流動的便利，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傳統社會的獨特性，進而削弱了不同社會的主體性——
遠隔萬里的兩個人談論同樣的電影看同樣的體育節目關注同樣的新聞，他們又如何分辨彼此？此時，意識形態奇觀的制造者實際上擁有了排他性的力量，就如同好萊塢電影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它塑造觀念中的美國已經相當程度上代替了真實的美國，而這個觀念的美國也在潛移默化的侵蝕著其他社會中的獨特元素。
意識形態奇觀是如何鑄就的
半輩子生活在西北內陸，職業是電廠工程師的劉慈欣，在工作之余寫出了中國最好的科幻小說，考上名牌大學法學專業卻選擇當導演的郭帆，拍出了中國最好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的誕生本身就充滿了傳奇色彩。但這種傳奇色彩并不意味著偶然性，無論是劉慈欣，還是郭帆，他們的人生軌跡就蘊涵著產生卓越的藝術作品的可能性。
劉慈欣是60年代生人，他的前半生經歷了新中國篳路藍縷的創業歷程，也經歷了跌宕起伏而又充滿危機的冷戰時代，有人戲稱大劉“用科幻寫冷戰史”，并非沒有道理，強烈的憂患意識是大劉作品的鮮明特點，在傳統的文藝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看起來強大但又有兒戲般致命弱點的反派或是各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恐怖災難”在大劉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面對困難主角們沒有捷徑，也沒有奇跡，有的只有理性的犧牲和排除萬難去贏得勝利的決心，這不正是他所經歷的現實的寫照嗎？
而導演郭帆作為第一代80后，他的青少年時代則是在相對緩和的國際關系和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中度過的，發展提供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寬松的文化氛圍也讓他接觸到來自西方更先進的文化產品，郭帆自述是卡梅隆的《終結者2》讓他產生了成為一名科幻電影導演的夢想。作為一個山東考生，在擴招之前能考上大學也意味著他的學生時代付出了很多，這有別于國內影視圈大部分從業人員的教育水平或許就是他半路出家但卻能打造出卓越產品的重要因素。
想象力是珍貴的，但想象力也是廉價的，熱愛和夢想值得贊賞，但熱愛和夢想也并不稀缺。每一個讀過流浪地球的人或許都在腦海中構建過自己的行星發動機，也想象過地球滑過木星時掀起的如山巨浪，但從腦海中走到熒幕上，才是最重要的一步。
科幻電影的核心任務是制造視覺奇跡，把人們只在腦海中存在過或是難以想象的場景在大屏幕上真實的呈現出來，這種制造視覺奇跡的能力，是電影工業最核心的競爭力。
遺憾的是，這種能力過去只有好萊塢擁有，慶幸的是，《流浪地球2》用一鏡到底的太空電梯，用質感與細節幾可亂真的月球基地證明了這種能力現在也屬于中國電影。
這種能力背后是《流浪地球2》制作團隊的努力，是新的拍攝技術和項目管理方法的實踐，是中科院顧問團隊對技術細節的把控，是以徐工為代表數以百計的從硬件到軟件全面涵蓋的現代工業企業的支持。曾經的蘇聯黑海船廠廠長曾經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航母”，因為它背后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體系與決心的體現，一部偉大的科幻電影又何嘗不是呢？
但僅僅只是這些嗎？文藝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創作是由創作者和觀眾共同造就的，觀眾本身的需求是產生電影的首要因素，產生科幻電影需求的動力—想象力和對科技發展的好奇，背后則是教育水平的廣泛提升，在一個貧窮的由群氓組成的社會里，是難以產生這種需求的。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與共鳴也是構成電影的重要元素。
對于觀眾來說，觀影體驗的一部分也源于由現實產生的認同，美國領導世界擊敗外星人的《獨立日》之所以成為90年代的科幻經典，那是因為美國真的在90年代領導世界，今天中國觀眾被《流浪地球2》所打動，是因為中國真的有J20，真的有領先的無人機技術，真的有建造超級工程的能力，真的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一部好的電影所表達的價值觀與其說是獲得了觀眾的認同，不如說本身就是觀眾們共識的表達，當我們把這些因素串在一起時，就會清晰的看到這部電影背后所蘊含的力量，同時也就理解了整個社會對這一文化現象產生的揚眉吐氣的自豪，《流浪地球2》本質上承載的是當代中國重建意識形態主體性的渴望，而電影本身這種渴望形成的共識的具象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流浪地球2》是中國在電影領域的第一座意識形態奇觀。這種意識形態奇觀的出現，必然會讓很多人欣喜激動，也會讓很多人拒斥惶恐。
這也就不難理解，關于這部電影的討論和爭論，早已超越了票房價值本身，也讓同期其他電影在意義維度上完全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不論如何，我們希望，也堅信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期待著更多真正屬于新時代的中國敘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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