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檔的滿江紅，可能不少人都看過了。這部片子如何，見仁見智。但其中最終不殺秦檜這件事，確實讓不少人覺得難以理解。

　　我們常說殺人誅心，尤其是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懂這個。誅心的同時是不能忘殺人的，閉上他的鳥嘴，剪盡他的黨羽，這才能誅的徹底，誅的安穩。因此，自古以來，得罪了讀書人，那得死兩次，第一次用刀殺，第二次用筆殺。你看孔夫子殺少正卯，不但要殺，還要明正典刑，殺了之后，再從容揭發其隱惡，踩一萬只腳讓他永不翻身，使后人引以為戒，這就是好榜樣。

　　那么到了秦相爺身上呢？要按一般老百姓的觀點，那真是千刀萬剮都不解恨。想當年，秦相爺尸骨未寒，民間就傳說他進了地獄，陰司還特意給家里送信，給那位賢內助王夫人提個醒，誰也別想跑。但到了當代文化人的故事里就很微妙了，實際上，在歷史上也很微妙。倒不如說，二者有點惺惺相惜的味道，要不說，咱們的文化人那是真懂歷史。

　　當然，電影是電影，哪怕是個架空故事。歷史上秦檜可是壽終正寢，備極哀榮，也許創作者覺得沒法轉過去這個彎，就干脆只誅心，不殺人。反正，我們已經讓他出夠了丑，至于他之后繼續享受榮華富貴，繼續殘害忠良，直到壽終正寢并造福子孫。這都是故事之外的事了，你跟故事較真干嘛？再說，秦相爺雖然做盡了壞事，難道不是已經出乖弄丑，被誅心了嗎？一干無知百姓想干什么？今天誅了秦相爺，明天你們想干什么，簡直不能想象。

　　說起來，尤其自近代以來，我國的知識分子們搞談殺人誅心的時候并不少。但有時，他們又確實寬大無邊，不要說殺人，最好連誅心也不要。羞羞面皮，鞠個躬，這就夠了，充滿了先進的躬匠精神。與之相對的，千載之后，近代以來，秦相爺也不時能遇到一些知己，時不時的，隱隱有點要站起來的味道。

　　秦檜作為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奸惡之徒，生平也廣為人知，倒也算遺臭萬年。但細看秦檜的身前身后事，還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秦檜一生最臭名昭著的，當然是以莫須有罪名殺害民族英雄岳飛。而這件事，使人痛切之外，也常會有人說，秦檜殺岳飛，執行投降路線不過是宋高宗的走狗幫兇而已，不該都歸罪于秦檜。這種看法看似通透，其實還真不是這么回事。秦檜和宋高宗這對君臣，也應該說叫有如此君，有如此臣，相互成就，同惡相濟。

　　像岳飛的冤案是帶有一定復雜性的。沒有宋高宗這樣無恥的君主，自然是不能成的，趙老九不能撇清責任。岳飛案最終造成了“臣飛死,臣浚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的局面。而在這個冤案里，秦檜也絕不被動的，他是十分積極主動的。當秦檜死后，宋高宗說，從此可以免靴中藏刀，也可見在這對君臣之間，并不是單純的上下服從的關系。

　　秦檜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一個頗為異數的奸臣。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挾洋自重的權相，在廣播黨羽之外，他權力的最大依仗不是君主的寵信，而是作為投降路線的象征，一個外國代理人的身份。也正是基于這樣的一個身份，秦檜在殺害岳飛這件事上是十分主動，而不絕僅僅是高宗投降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那么簡單。

　　宋朝最終亡于異族入侵，而自宋以后，妥協投降，如抱薪救火，已經深入人心，秦檜夫妻也跪了千年。但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以后，還真陸續出現了給秦檜翻案的聲音，乃至當代也不時耳聞。

　　比如呂思勉在1923年的《白話本國史》里公開說紹興議和，秦檜主和是有識力，肯負責之處，而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是大言語壯語無用。由此引起輿論界的軒然大波，而胡適也給呂思勉站臺，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中說“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直到當代，文人中有再為秦檜翻案的，也不過是撿這二位余唾罷了。

　　這就是中國文人愛賣弄，標新立異的地方。像后來有人為呂思勉辯解，也不過說，這其實是他在借古諷今，影射二十年代的軍閥割據，本意是主張要尋求和平環境。倒是呂思勉自己，雖說不曾表示悔意，也承認今則予說亦多變矣，不再說如此怪話了。我們往好里想，畢竟那時候還沒有低調俱樂部，大概胡博士也是這么個借古諷今的態度吧。

　　像紹興和議，本質上說，確實存在金強宋弱的大局勢。岳飛等人經過艱苦奮戰，在北方淪陷區軍民的呼應下，也只能說有望扭轉，形成更有利繼續抗戰的局面。這千萬人浴血爭來的機會，被秦檜破壞了，則不能不使人痛心。但時局發展到了所復郡縣得而復失，國計民生難以支撐，諸將權威太重，使以兵變得天下的趙家天子難以心安的地步。紹興和議在不得已中，無論是從國計民生的角度，還是從穩定南宋政權的角度，確實有一種合理性，我們不否認。但要說秦檜有多大功勞，實在是強詞奪理。

　　其實，秦檜到底壞在哪里，明末王夫之早就說的很清楚的。所謂“殺人宗族，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說到底，秦檜的真正罪惡，是不但配合宋高宗茍合，而且利用手中權力，長期破壞國家建設，最終和高宗一起從根子上造成了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這種開國的格局一旦形成，就不是簡單的政策調整能在短期內改變的。

　　日后，宋孝宗等后輩想有所作為，卻面臨軍政長期敗壞，積重難返的局面。結果就是，南宋的歷次北伐都不免虎頭蛇尾，長期在戰和間搖擺不定，偶有振作，也難改積弊，直到滅亡。

　　這種死而后已的長期破壞，及其造成的不可挽回局面，才是秦檜的大罪惡。從秦檜的角度說，越是禍國殃民，南宋的軍政力量被破壞的越嚴重，越需要依靠討好外敵來維持局面，他的權力就越穩固。他雖然是南宋的宰相，其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卻是完全對立的。

　　秦檜是金人間諜之說，未必是真的，但在破壞抗戰的這個問題，甚至秦檜要比求一心茍安的趙構還要主動和惡劣，這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王夫之說，“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是很有見地的。

　　這個道理不復雜，前人說的很透，而像呂思勉、胡適肯定也是懂的。不外乎是中國的文人，由于過去社會教育的不普及，長期有一種眾生愚昧，唯我獨醒的莫名自信。有時候竟到了不顧是非黑白，甚至刻意和社會的一般常識對著干，以顯得自己高明。這種做派，實在是一種未開化時代的積習，自以為高，其實落后的要命。

　　其實，我們說歷史上的秦檜，很值得注意的是秦檜身后的一些事。在民間故事里的，秦檜就像我們說的，臭名遠揚，死后被編排了無數報應故事。像聊齋里，就說青州馮孔博家殺豬，發現身上寫著是秦檜七世身，連豬肉都是臭的，蒲松齡則痛斥，秦檜的肉，只怕連狗都不吃。秦檜轉世為變豬狗，或者在冥界受苦行，一直是傳統筆記小說的常見題材。這些報應故事，一方面體現老百姓樸素的正義感，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則含有所謂教化的成分，是刻意說給老百姓聽的。

　　然而在真實歷史上，就像我們一開始就說的，秦檜本人在主導了紹興和議后，作為妥協派的代表人物，一直執掌相權。直到秦檜死前，都還在瘋狂迫害主戰派的大臣，試圖興大獄，斬草除根，幸虧他及時病死才作罷。就生平來說，秦檜真擔得起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語。

　　和民間喜歡的報應故事不同，秦檜本人不但享盡榮華富貴，還造福子孫。秦檜本人據說極度懼內而無后，連私生子都不敢認，明面上的子孫是抱養的妻侄秦熺。秦檜妻王氏，也就是后來也陪著他一起跪在岳廟前面那位。這位王氏出身是宰相王圭一族，據說本人也頗有才智，才能和秦檜狼狽為奸，一起遺臭萬年。秦檜雖然是進士及第，但家世頗為寒微，只怕需要用到王氏一族的地方也不少，秦檜懼內竟不惜以王氏族人為后，除了愛妻，未必沒有其他原因。

　　在秦檜生前，他就利用自己的權勢，使自己的養子秦熺成為宰輔一級的高官，長孫秦塤也在他的庇護下，高中探花，科舉入仕，并火箭提拔為尚書一級的中央大員。在秦檜死后，秦熺父子也隨之失勢，被迫退休，由此秦家逐步衰落。

　　那么，秦家到底衰落到什么程度呢。秦檜死后二十多年，陸游拜訪了當年和他一起考科舉的同年秦塤，秦氏一族已經分家而居，但還是雕梁畫棟，亭臺樓閣。只是，大家都說秦家已經衰落了，不時甚至要典當來維持局面，陸游特意留了一筆感慨，“歲收不過十萬斛米”。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極有紅樓夢賈府的那股子衰落勁。當然，秦塤的兒子不是賈寶玉，他長子秦鉅名列宋史忠義傳。在南宋嘉定十四年，他任蘄州通判，堅決抵抗金兵入侵，最后和兩個兒子一起以身殉國。秦鉅的故事，這些年來講的人不少，畢竟秦檜的子孫最后抗金而死，這樣戲劇性的轉折也頗為吸引人。

　　但很少有人提，那就是秦鉅這個通判只怕和秦檜也不小關系。嘉定這個年號，始于嘉定和議。南宋權臣韓侂胄發起開禧北伐，結果將帥乏人，慘敗收場，本人更被斬首獻給金人乞和。韓侂胄在開禧北伐前為振作人心，追封岳飛為鄂王，削掉秦檜追封的一切官爵，剝奪原本忠獻謚號改為繆丑。這些稱謂，一直影響到后世，以后的文人常常尊稱岳飛都稱為鄂王，斥秦檜為繆丑。

　　然而，開禧北伐終究是失敗了，南宋在新一代投降派領袖史彌遠的主導下，獻頭和議，簽訂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議。相對應的，秦檜也跟著恢復一切榮譽，而身為秦家嫡派子孫的秦鉅，在曾祖父死后半個多世紀，恐怕又沾上了這位老祖宗的光。

　　其實，無論是孝宗年間的隆興北伐，還是寧宗年間的開禧北伐。之所以失敗，都和秦檜留下的余毒始終無法清理，造成了南宋積貧積弱，軍政混亂是有關系的。但偏偏是這樣的局面，又導致南宋無法徹底清理像秦檜所象征的投降路線。反過來，這種總路線的往復動搖，又庇佑了秦家人，甚至是他們幾十年后還能沾上老祖宗的光，始終榮華不衰。說的不客氣點，雖然后來岳飛平反，秦檜追奪，秦氏子孫在南宋所享受的富貴，恐怕還是勝過了岳家子孫的。

　　說秦檜身后，當然不是想說蒼天無眼之類的牢騷話。真正耐人尋味的是，后來的讀書人當然不會和老百姓談這些，但他們心中又是始終了解這些的。在了解這些的讀書人的心中，特別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心中，恐怕秦檜的形象是頗為復雜的。

　　其實看宋人筆記中的秦檜，里面就寫了不少秦檜頗有智謀的段子。比如說南宋初年，經濟凋敝，貨幣緊張。當時用的是銅錢，但朝廷的鑄造能力有限，經濟不好，發行的新錢銅含量不高。于是，老百姓不但不喜歡新錢，還把質量更好的舊錢收藏起來，不愿意使用。注意到這點后，秦檜故意叫街上的剃頭匠到府里給他剃頭，然后稱贊剃頭匠活兒干得好，隨手抓了一大把舊錢給他。眼看剃頭匠受寵若驚，又裝作無意說，抓緊花掉，過幾天朝廷就要強行兌換新錢，舊錢就沒用了。結果，剃頭匠到街上一傳，很快錢荒就緩解了。

　　這是秦檜很有名的一個典故。秦檜當然很有才能，他本身進士及第，是狀元之才，是頂尖的讀書人。但像這樣的才智故事，與其說在客觀記錄秦檜這個人，倒不說體現了一種微妙的心態。子貢就說過，桀紂沒有那么壞，只是大家都厭惡他們，于是各種罪惡都集中在他們身上。那么秦檜這樣的一個大惡人，卻在不少宋朝文人的筆記里是頗為立體的，是很耐人尋味的。

　　我們看秦檜的身后情形，特別使人遺憾不是蒼天無眼，而是我們一旦放眼近代，似乎秦檜這類情形并不少見。除了像呂思勉之類標新立異的舊文人，還有很多人，只怕是真心和他惺惺相惜的。

　　就像我們上面說的，秦相爺最特殊，最要命的特點，是他身為一個外國代理人主導了南宋的政治。其實在古代，雖然勾結番邦，吃里扒外的戲臺大反派從來不少，但中國人對外國代理人的認識還真不多。要到1840年后，甚至要到來清末民初，秦相爺一流人物才算真正抖起來。

　　近代以來，長期外強中弱，一邊倒的局面，造成了一種外國即先進的烙印，是深深打進很多人心里的。這就使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的成為了外國代理人，甚至從單純的挾洋自重，發展到了全面尊洋鄙華的程度。前所未有的，他們站在了一種道德的高度，以先進啟蒙，高等人自居。

　　不但如此，他們也確實在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舊中國，有著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并利用自己和外國之間的特殊關系，掌握生產資料，壟斷了知識、財富，彼此互通聲息。最終，形成了買辦，政客，學閥一個個緊密相連，又深具影響力的一個個圈子，牢牢把控著舊中國。

　　這種現象，尤其是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是頗為普遍的。而這種現象發展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發展到其中一些人，哪怕是越線了，比如說直接落水做了漢奸，又或者出賣了國家利益造成了嚴重損失。他們也能得到心安理得，順理成章的得到各種寬容和優待。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秦檜的子孫一樣，他們的敗落，在他們看來叫敗落了，退出核心圈子，不能再指點江山了。但在一般人看來，那叫人上人，根本和普羅大眾不是生活在一個層次的。

　　這種情形，甚至在新中國還在一定程度上延續。雖然新中國的建立基本消滅了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買辦資產階級。但由于舊中國遺留的家底過于薄弱，過于畸形，內外的環境過于惡劣，必須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結果就是，新政權在很多方面也只能以捂著鼻子忍耐。

　　就像張東蓀之流，稍微假以顏色，結果捅了多大的簍子。然后，也不過是送回書齋，時不時誅心一番，對他的肉體可是優待的很。今天的不少人徒子徒孫痛哭家史，好像他們在前三十年受了多大委屈。挨批斗，下農村是一回事，但下放的老教授們，敢不敢告訴工人農民，自己領的工資有多少呢？

　　甚至，像買辦之流，雖然在建國初該走的走，該鎮壓的鎮壓了。但隨著國門重新打開，一切為招商引資讓路，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大潮，他們又重新抖起來了。甚至，過去那些替外國做代理人而被打倒的老家伙及其徒子徒孫，還以此為功，以此為媒，在國內國外得到了不少補償，攀上了新的門路，儼然像當年秦家子孫享受到老祖宗恩典一般。

　　可以這樣說，近百年來，對這樣一個圈子，對這類人，不要說殺人，連誅心都誅不得。這種情形，這些年來，隨著國家的發展無疑已經得到了扭轉。無論是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好，中外實力對比也好，大環境早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年深日久，他們子孫相傳，盤根錯節，在我們整個社會中，依然占據著不少位置，有著不小的能量。他們時不時就要露出那種刑不上大夫的舊習氣，理所當然，仿佛天不變道亦不變一般。而我們要想真正從近代的陰影中走出來，便要徹底和這種舊時代的余毒告別。

　　像秦檜這樣的人物，是一種象征。當然，今天我們不會再有秦檜這樣的神奸巨惡。但在一些人的心底，秦檜可不是跪著的，而是高高在上，在用向他們招手展現著美好的未來。誅惡務盡，罪有應得，在社會的客觀發展中，像秦檜之流，能不能得到他應有的下場，則確實一個事關人間正氣，乃至家國興衰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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