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周末休息，閑來無事，順手刷一刷微博，卻不料一位名叫“劉耘博士”的網友所發的一條微博，在在下猝不及防之間，一下子就跳上了手機屏幕，令在下避無可避。既是避無可避，看看他說什么，倒也不壞，沒想到當我看完了這篇五百字文之后，瞬間是驚得目瞪口呆，連下巴都要驚掉了！

　　由于這位劉耘博士的語言太過清奇，在下本不想復制粘貼了，這種驚悚感，的確是只體驗一次就足矣了，但是由于截圖傳不上去，也就不得不如此了，正好，能讓大家伙兒也感受一下這種堪比云霄飛車的刺激感。

　　以下是其微博原文：

　　“最近福建、貴州、內蒙等多地領導密集表態：企業家是自己人，對國企民企要一碗水端平。這些聲音令我想起大力招商引資的上世紀九十年代，說明不少地方的黨委和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地位和作用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同時也可以感受到經濟失速對這些地方官員的壓力。

　　這些表態當然是好事，但效果如何，我是有所懷疑的。

　　政策層面，對去年大力推進的由政府主導，令人擔心當年公私合營歷史重演的“混改”是否繼續總該有個說法或表態吧？說是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市場準入等方面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規定能取消嗎？

　　制度和法律層面，如何確保企業依法依規合法經營，不因政策變化導致產權和自主經營權被粗暴或變相剝奪？某省最近向民營企業派出黨委第一書記的做法與現行法律法規有無沖突？對穩定和增強民營企業信心有幫助嗎？

　　輿論層面，能否引導和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的輿論環境和氛圍，對那些喧囂塵上敵視詆毀資本和民營經濟的聲音能否有所約束或者對支持民營經濟主張強化民主法治建設的言論能夠和那些左的言論一視同仁別動輒禁言封號？

　　其實，弄清楚那些五十來歲就交出企業經營決策權的頭部民營企業大佬們退隱的真正原因并不難，讓他們真心相信你并愿意回歸經營第一線，民營經濟就有希望。反之，總這么經濟政治反向發力，民營企業和社會對未來的預期是很難好起來的，資金和供應鏈轉移的大趨勢也難以扭轉。”

　　以上。

　　劉耘博士的高論，想必大家如果有耐心看到這兒的話，應該已經看完了。這條微博是今天下午三點三十七分發送的，這位劉耘博士，按照其網上公開的資料顯示，應當是湖南省某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兼院長，今天是個大周末，對于位高權重的劉書記來說，應該是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玩著手機，而不用像絕大多數的底層群眾一樣，仍然為了生計，頂著寒風，冒著大雪，在這樣一個病毒隨時可能飄進呼吸道的三九天里四處奔波吧！不得不承認，這位劉書記的想法的確挺多的，身居高位的人還真是不一樣，我等白身幾乎全日無休，日工作時長在十二個小時甚至以上，哪里有劉書記這樣的雅興，躺在床上就能冒出這么多的想法呢？

　　本來，如果按照百度百科對于劉書記本人的介紹，其長期從事應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致力于企業理論與公司治理、住房保障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關注一下經濟，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畢竟人家名義上是研究這個的嘛！而且，這位劉書記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這些表態當然是好事，但效果如何，我是有所懷疑的。”的確，一個經濟學人對民營經濟這一塊發表點自己的看法，如果結合他的身份，這樣表態，的確也是一件好事，畢竟專家學者發聲了，給咱們才疏學淺的白身一族指點指點迷津，開發開發頭腦，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他這些話表面上看起來很美，但是效果如何，在下的確是有所懷疑的。

　　第一個懷疑點，企業家到底是不是“自己人”？

　　其實這句話，如果換一種說法，那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在下個人而言，這個問題，我是覺得要多角度地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非公企業主或個體工商戶，那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無論其家世、財產、社會地位等等如何，都屬于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確是“自己人”。而憲法當中也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確，包括個體、民營、私營經濟等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的確有它值得肯定的作用，雖然這種經濟說白了就是私有制經濟，但是由于我國的國情決定，我們不可能完全忽視非公經濟可以起到的積極作用，而僅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拋開歷史背景和實際國情，追求它的“清零化”，這不但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也和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相違背，更不符合憲法和法律規定。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單從法律角度來看，的確需要“一碗水端平”，因為無論公私企業，都是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不會因你是公有企業，我是私營企業，就出現你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我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這樣的情況，都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無論萬人大企，還是數人小廠，皆莫能外。如果不在這個層面上“一碗水端平”，那么要出大問題的，中國的法治精神要被破壞，群眾要有意見的，所以在法律層面上“一碗水端平”，是天經地義的事。既然都是中國的企業，守中國的法律，稱非公經濟體為“自己人”，其實從法律上講也并無不妥。

　　然而，非公經濟及其業主，真的就一定是“自己人”么？

　　眾所周知，我們黨有三大法寶：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加速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我們黨采取了保護民族工商業，也即非公經濟當中民族資產階級經濟部分的政策，這是由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實際情況決定的，也是統一戰線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迅速恢復1840年以來一百一十年戰亂帶來的無盡創傷，讓中國盡快從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自由的新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之后，我們黨依然把非公經濟業主作為統一戰線的對象，總體上實行的依然是保護非公經濟的政策，就是因為非公經濟可以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手段，可以幫助我們鞏固和完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有利于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變得更美好，在中國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在非公企業工作的黨員同樣為數眾多，抓好非公經濟，同樣有利于黨的建設。第三，非公經濟的存在，對我國的國防建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援作用，對“武裝斗爭”也有它自己的好處。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非公經濟及其業主也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的話，為什么要團結，為什么要統一戰線？

　　但，盡管如此，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把他們看作是“自己人”了嗎？

　　前面在下已經說了，非公經濟的實質，仍然是私有制經濟，按照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里就已經很明確了，我們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僅僅是補充社會主義公有制這道主餐的配菜，只要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一天，這道配菜就永遠搶不了C位，仍然只能被稱為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基礎和主導。劉書記回想起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招商引資大熱的那個時期，但不光是他自己一個人，我想很多人都會回想起那個時代吧！只不過，所坐的位置不同，看事情的出發點也就自然不同，可能作為經濟學家，劉書記看到的是外資的紛紛進入，非公經濟的迅速膨脹，“萬元戶”啥的層出不窮吧，但是，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什么？是私營資本借著“國企改制”之機，巧立名目地打通各種關節，將公有制企業變成非公企業，將公有資本變為私有資本，導致大量優秀國企被私有資本侵占鯨吞，大量產業工人從國家的主人變成了艱苦度日的下崗職工，他們的后代進一步淪為社畜打工人，被迫996007，無保障無安全地出賣自己的血汗，被企業主各種折磨刁難，連婚都不敢結，孕都不敢懷，親人去世都不給批假；大量曾經被人民認可和好評的良心國產品牌被私有資本甚至外國資本巧取豪奪，雪藏冷凍，社會治安急劇變壞，黑惡組織層出不窮，黃賭毒再次大行其道，平民百姓夜里不敢獨自上街，家家防盜門入戶、鐵柵欄上窗，有錢人窮奢極欲，沒錢人節衣縮食，甚至凍斃于風雪吧？這一切，難道不是私有制經濟想要從公有制經濟手里把C位搶過來，變成國家經濟基礎所采取的手段和帶來的后果嗎？大力“招商引資”的九十年代，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開始急速分化、工農勞動者地位開始急劇降低，曾在毛主席時期被徹底消滅了的種種丑惡現象以高鐵速度死灰復燃年代，這一切，難道私有制經濟逃得了罪責？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私有制經濟及其業主，他們是“自己人”嗎？

　　第二個懷疑點，中國的經濟到底失沒失速？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都不用查閱其他數據，單看中國1960年以來GDP的增長數據，就不難得出答案。1960年，我國GDP為597.16億美元，人均GDP為89美元，當時正好是三年困難時期末，其后的1961和1962年兩年，由于經濟處于恢復調整階段，這兩個數據連續兩年下降，然而從接下來的1963年開始，這兩個數據則是上升趨勢為主導，偶有下降。改革開放開始時，我國GDP已達到1495.41億美元，人均GDP達到156美元，1998年起，我國GDP和人均GDP除2018年外再無下降，1998年兩個數據分別為10290.43億美元和828美元，即使是疫情期間的2020年以后，這幾個數據也仍然沒有下降，中國反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一個保持正增長的經濟體。如果說一部分地區因為種種原因，在疫情沖擊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還是比較客觀的，但如果說是“失速”，那豈不是意味著經濟出現停滯，甚至有所下降？面對著中國歷年的GDP和人均GDP數據，我真不知道劉書記從哪里得出的“經濟失速”這個結論？

　　第三個懷疑點，民營企業到底有沒有遭遇“歧視性規定”？

　　應當說最近二十年來，私有制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井噴期”，各類私有經濟體的扎堆出現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態。尤其是習總書記上任后，中國的放管服改革已經深入人心，市場主體辦事成本已經被大大縮減，各省區市紛紛出臺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各類政策，資金先給非公企業拿，土地先給非公企業批，各種招聘會基本上集中的都是非公企業，非公資本逐漸把公有資本擠到了墻角里，不少私有企業主當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有些企業及企業主在當地可以說一不二，比政府還要管用。如果是遭遇了“歧視性規定”，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哪能這么快？連在海外創業的華僑都開始大批量回流中國了，有這么“歧視”私有制經濟嗎？甚至，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都不敢得罪企業家了，都來有迎聲去有送聲，領導親自給企業主端茶倒水了，為了保證企業家的利益，寧可把普通勞動群眾的利益削減掉一部分，什么違反勞動法的事都能無條件容忍，這叫“歧視性規定”？我看被歧視的是普通工農勞動者才對吧！這位劉書記似乎很擔心公私合營“重演”，哀嚎著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恢復“公私合營”，他究竟在怕什么呢？1954年9月2日，政務院通過《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條例規定：對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應當根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愿，合營企業中，社會主義成份居領導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合營企業應當遵守國家計劃。合營企業的盈余，在依法繳納所得稅后的余額，應當就企業公積金、企業獎勵金和股東股息紅利三個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東的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可占全年盈余總額的25%左右。實行這一偉大政策的背景，是新民主主義制度開始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開始確立，受夠了舊中國大小資本家剝削壓迫的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迫切呼吁建立“天下為公”的新經濟體制，在執行過程中，也充分尊重了企業家本身的意愿，并且還把全年盈余總額的四分之一分給曾經的私有經濟業主們，說不好聽點，這已經夠客氣，夠給面子了吧？但這么一來，資本家畢竟失去了企業的經營權，也就沒法再像解放前那樣，在企業里說一不二一手遮天，想怎么欺負工人就怎么欺負工人，想怎么魚肉老百姓就怎么魚肉老百姓了，我估計，這才是劉書記真正害怕的地方吧？連企業經營權都沒有了，又怎么利用剝削來的剩余價值開豪車住豪宅睡美女，怎么利用自己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所謂“支撐作用”把手伸向國家公權力，從要錢向要權轉變，甚至當影子書記影子市長，把人民的家園變成自家的莊園呢？手里沒有權力，又怎么開門揖盜，把帝國主義國家的大資本家們再次請進在凄苦黑暗的近代史里掙扎了一百一十年的中國，通過把中國的安全和利益出賣給外人，來謀求自身的榮華富貴呢？

　　第四個懷疑點，制度和法律層面到底對民營企業友不友好？

　　前面已經說過，私有經濟業主是黨實行統一戰線過程中聯合和團結的重要對象，無論憲法還是法律，還是各類法規，都明確規定了對私有制經濟的保護原則，這是不容任何人置喙的鐵的事實。按照劉書記的意思，私有制企業好像處處受氣的小媳婦一樣，但是過去在網上可以免費聽歌，現在一首歌就要收費兩塊錢，個別頭部歌手的作品甚至需要開每個月二十幾三十幾四十幾得會員才能收聽；過去醫院學校全是公立機構，現在私營醫院民辦學校到處都是；過去女職工懷孕有產假不扣工資，現在企業一聽女性沒生過孩子招都不招，職工懷孕了想盡辦法逼迫對方自動離職；過去企業主得聽職代會指揮，現在企業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不考慮勞動者是不是愿意能不能接受；過去加班不光有補助還受到表彰，現在加班不光沒有加班費甚至是不成文規定......這些不都是事實嗎？如果私有經濟體產權和自主經營權被粗暴或變相剝奪的話，現在的這種種亂象還有存在的空間嗎？國家已經不斷完善了企業經營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違反勞動法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奇葩經營手段和模式仍然一再出現，到底是企業依法依規合法經營得不到保證，還是企業仗著國家捧著地方寵著，想干嘛就干嘛，根本把法律沒放在眼里？這還不是最讓我驚奇的，最讓我驚奇的，是身為共產黨員的劉書記，卻對某省向民營企業派出第一書記的做法感到天崩地裂末日來臨，不僅如此，他還質疑此舉“和現行法律法規有無沖突？對穩定和增強民營企業信心有幫助嗎？”在社會主義中國，黨領導一切，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方針和原則，這是常識，我很不能理解，派個第一書記怎么就讓同是共產黨員的劉書記這么難受呢？難道是怕第一書記插手企業經營，破壞他所謂的“確保企業依法依規合法經營，不因政策變化導致產權和自主經營權被粗暴或變相剝奪”？如果他的擔心點在這兒的話，那么很多民營私營企業也都有黨委和支部，怎么劉書記對這個事實不難受，偏偏對派遣第一書記這個事情難受得如喪考妣？他在怕什么？失去了黨的管理，讓企業毫無顧忌地自行其是，違法經營也不管，侵害勞動者權益也不管，插手干預甚至控制地方黨政權力也不管，勾結外國損害中國利益也不管，什么什么都不管，就不與現行法律法規沖突？就對穩定和增強民營企業信心有幫助？如果按他的邏輯，黨組織向農村選派第一書記，是不是就是破壞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破壞農村基層民主了？農村第一書記他不難受，民營企業的第一書記就讓他這么難受？你們見過這么奇葩的邏輯，這么矛盾的表現嗎？更何況，第一書記代表的是黨組織，不是政府派駐民營企業的欽差大臣，劉書記是不是怕這么一來，有些平時美滋滋的事情就不敢干了？如果你沒背棄初心使命，沒喪失理想信念，沒和黨組織貌合神離，對黨忠誠老實，那么你怕這個“第一書記”干嘛呢？

　　第五個懷疑點，輿論環境和氛圍對民營經濟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

　　由于過去曾經在新聞單位工作過六年的關系，現在報紙電視網絡上喜歡宣傳什么人物，報道什么角色，我還是頗有些了解的。過去的媒體，宣傳工農群眾的多，宣傳資本家企業主的少，而現在的媒體，宣傳私有經濟業主的多，宣傳工農群眾的少，地方黨媒更是不惜在宣傳項目、招商、企業家、創業典型等等方面窮盡筆墨。而現在社會上人的觀念，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已經出現了近乎根本性的轉變，過去以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忠誠勞動，辛勤工作為榮，現在以占有財富的多少作為成功標準的衡量，這樣的社會輿論環境，還對民營經濟，或者用在下總結的詞，叫私有制經濟，對它究竟有利還是不利，傻子都能想到吧？新中國成立快七十四年了，有哪個歷史時期，私有制經濟被這么大力度正面宣傳報道，被無數平民奉為成功目標的？媒體上私有制經濟一片花團錦簇，鮮花掌聲此起彼伏，然而經歷了毛澤東思想洗禮的中國人民不是傻子，一個東西好還是不好，大家心里都有一桿稱。人民群眾在網上訴訴苦，揭露揭露私有制經濟領域客觀存在的現象，甚至宣傳一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私有制經濟的評價，在身為共產黨員劉書記那里，卻成了“喧囂塵上敵視詆毀資本和民營經濟的聲音”，你這心臟是玻璃做的嗎？別人有點批評詞兒，提出點不同意見，就嚇得你如臨大敵，我真不知道劉書記到底是什么心理？毛主席說過，讓群眾說話，天塌不下來！一個共產黨員，這么害怕群眾監督嗎？這么聽不得老百姓的批評意見嗎？更何況，現在的社交媒體幾乎都被資本勢力把持了，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群眾被處處打壓攻擊詆毀，投靠西方懷抱，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聲音卻大行其道，嚴重毀壞人民群眾三觀，支持民營經濟主張強化民主法治建設的言論有那個被禁言封號了？倒是某愛國網站僅因為在人民網上轉載了文章，就遭受無妄之災，竟被一家地方黨媒及其背后金主告上法庭而且敗訴，你們看看，哪朝哪代有對私有制經濟及其業主這么友好，甚至直接就成為私有制喉舌的輿論環境？

　　其實說了這么多懷疑點，劉書記到底想表達的是什么，其實也就不言自明了吧！他其實已經暗示大伙了，私有制經濟是受到壓制的，是在政治上被打擊排擠的對象，“那些五十來歲就交出企業經營決策權的頭部民營企業大佬們”是被共產黨強逼著交出企業經營權的，中國要“強行霸占”私有制經濟，搞所謂“國家壟斷”，沒了私有制經濟，中國的未來就不會好，這不就是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嗎？在此奉勸劉書記一句吧，當你閑極無聊的時候，你不妨放下你昂貴的高級手機，走出你溫暖的豪宅，到風雪里去看看人民群眾在私有制經濟抬頭之下真實的生活狀態，看看他們是怎么累死累活為你們創造剩余價值的，看看他們的生活在你們的壓榨下有多艱難，多看看這些，你也許就不會有這么驚世駭俗的想法了，你終究是個人，不是天上的神仙，你還是要食人間煙火的，別忘了，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太把自己當回事了的話，你早晚有一天會被人民群眾的鐵巴掌打得嘴歪眼斜口鼻流血的，那樣的話，對于你這個知識分子來說，就太不好看了！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

　　于遼寧撫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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