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保守主義”的幽靈正在撕裂美利堅。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在激進化的保守主義政治道路上越走越遠，其國內政治不斷展現出被黨爭、階層分歧和文化戰爭撕裂的種種激化表現。在剛過去的中期選舉中，作為選戰的基本單位，美國各州之間也因黨爭而在價值層面進一步走向割席。應看到，盡管共和黨并沒有如預期般刮起“紅色風暴”，但這絕非預示著其所代表的價值觀和現實陣營的勢弱，相反，兩黨激烈相持的局面更昭示了目前美國的分裂，這種系統性分裂使得哪怕一種相對優勢下的、表面的政治統一都成為不可能。

　　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美國先后經歷了兩波意識形態“革命”的洗禮：先是民權運動勃興，黑人和婦女解放成為時代主題，此后逐漸演變為更具爭議的激進價值追求；再是保守主義回潮，上層精英和下層民眾在價值觀、宗教觀上達成合流，在道德文化領域與自由主義開戰。可以說，這兩場價值革命締造了“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這條理解“二戰”以后美國政治的基本脈絡，也促使共和、民主兩黨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愈加針鋒相對地表態站隊。特朗普登臺后，這種對抗更被推向極致，在諸多領域引發亂象。種種變化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正視，美國可能正從鼎盛時期轉入一個平常期甚至下降期。

　　美國在政治與社會層面的極化表現，很大程度上與其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相關，而這與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絕對霸權的撼動不無關聯。因此，中國作為“當局者”，應該如何判斷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回歸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又應該如何因應這一全新的挑戰？可以說，中國知識界面臨著“重新認識美國”的思想任務。

　　▍美元霸權、去工業化與“失落”的白人中下層：保守主義回潮的經濟-階級基礎

　　煽動白人中下層民眾情緒，制造民粹主義輿論與階級議題，是保守主義回潮的重要表征，也是共和黨用以撬動美國政局的有力杠桿。自特朗普執政以來，這一政治現象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觀測到。相關民調顯示，底層白人對共和黨的支持在1990年以后迅速增長。如今，33%的美國家庭是年收入低于6萬美元的白人家庭，48%的美國人是沒有四年制大學學位的白人。在擁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白人選民中，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高出24個百分點（57%∶33%）；在接受過一些大學教育但沒有四年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中，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多出19個百分點（55%∶36%）。這與20世紀50年代時民主黨在白人政黨認同中占主導地位的局面大相徑庭。

　　但是，認識美國政爭，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前提性問題：除了“文化認同”“身份認同”這些表面現象外，使得美國的中下層白人越來越倒向共和黨的底層邏輯是什么？對此，國內思想界尚缺乏系統的認知。我們認為，“去工業化”是造成今日美國政治走向激化、保守主義日漸回潮的關鍵原因。

　　所謂“去工業化”，其實是美國持續近半個世紀的產業轉型的一個縮影，這一“大轉型”又與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的經濟-政治秩序緊密相關：“二戰”的結果塑造了在西方世界延續至今的經濟秩序，“冷戰”的結束將這種經濟秩序進一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內，而這一經濟秩序的樞紐，無疑是以強大軍力為后盾構筑起的“美元霸權”。美元霸權使得美國長期保持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進口國外商品或服務成為對外輸出美元的重要途徑。但這個消費國同時也憑借自己的科技霸權，主導著全球的產業鏈，它可以將本土的制造業外包，將一些重要的技術轉移給信任的盟友，但也總是抱著極大的警惕，防止任何“可疑”的國家染指核心技術和產業標準，確保美國及其盟友的公司占據產業鏈的頂端，獲得超額利潤。可以說，“二戰”后的美國本質上是一個以軍事力量為支撐，以資本和商品為前哨，對他國進行低成本控制，不斷從這些國家汲取利潤，同時避免承擔沉重的直接統治成本的“美帝國”。

　　然而，這種使美國獲取巨額利潤的全球秩序，正是美國白人中下層民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時走向衰落的直接肇因。美國原本是全球制造業的中心，這造就了具有美國特色的工人中產階級，他們大都沒有大學文憑，從事體力勞動，但與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之間的薪資差距較小。20世紀70年代以來，受全球制造業中心向亞洲（尤其是中國）轉移的影響，美國產業結構中制造業的占比迅速下降，曾經為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男性提供穩定收入和福利的制造業工作大幅縮水。相較于資本和技術精英可以在全球尋找收益，這些只具備中低勞動技能的勞動者往往只能停留在國內，甚至只能停留在國內的特定區域，其地理流動性極差。而隨著資本與技術的外流，這些底層民眾的就業機會與就業收入必然下降。對比來說，服務業雖然能夠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但其提供的就業質量、薪酬水平、就業穩定性等都無法與制造業特別是一些高端制造業相比，而服務業以兼職、零工為主的特性也使其更青睞廉價的拉美裔移民，這讓被服務業吸納的白人勞工長期為失業、低時薪、福利不穩定和工作時間不規律所困擾。

　　總而言之，強勢美元一方面給了美國霸權強大的支撐，但另一方面也帶來美國經濟的內在結構性沖突，而美國的統治階層并沒有適時在內部分配上進行調整，這日漸造就了今天美國龐大而“失落”的中下層白人民眾群體。根據《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團隊統計，美國前1%的家庭收入已占全美家庭總收入的近20%，前0.1%的家庭占比近8.8%，高收入家庭所占財富的比重已與20世紀20年代“大蕭條”前的程度相當。中產階級工作崗位流失、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誘發政治極化主張的土壤更加豐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中，底層白人大量失業，對主要由民主黨政策造成的制造業流失和拉美裔移民潮充滿怨言，成為一股可資利用的破壞性力量。特朗普“制造業回流”“找回工作”等政綱綜合了對中下層白人經濟訴求和身份政治訴求的回應，其上位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文化戰爭分裂“熔爐”：日漸激化的保守主義社情民意

　　如前所述，傳統上被中國思想界認為是肇始于“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美國保守主義浪潮，究其根本，是對美式資本主義全球秩序引發的國內“去工業化”進程的反彈，是在這一全球秩序的利益分配中受損者對獲利者的組織化、體制化的反抗。反過來，這種經濟領域逐漸放大的不平等，又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民眾在文化領域、族群領域的撕裂和對抗，演變為一系列甚至可以稱之為“美國第二次內戰”先兆的政治極化現象。

　　長期以來，“民族大熔爐”論一直是中國社會精英褒揚美式民族政策、主張中國應當以美為師的重要理由。在他們看來，美國存在一個美利堅民族，美國人作為美利堅民族一分子（抑或美國公民）的認同遠強于其他群體性認同，因此美國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團結和富強。然而，近年來美國日漸抬頭的保守主義浪潮，卻首先表現為以種族對抗為代表的極端主義話語。

　　其實，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逐步改善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況，推行促進種族間平等的社會政策，恰恰在于逐步借鑒了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早就在倡導和實踐的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例如，由于長期的種族壓迫，少數族裔相對于白人主流社會已經形成了結構性劣勢，政府即使禁止歧視和廢除不平等措施，依舊無法保證在就業、教育等領域實現少數族裔與白人之間的平等。因此，美國政府又推出了旨在扭轉少數族裔劣勢的平權政策，在教育、就業方面對少數族裔予以一定的照顧。

　　然而，少數族裔崛起引發的進步主義政治運動和多元主義文化敘事，并沒有進一步轉變成建制化的左翼政治力量，反而在缺乏有效領導和統一政綱的情況下，在組織上逐漸走向碎片化，在理論上停滯于批判話語的表層，在構成上越來越脫離下層走向精英主義。最終，在試圖同時滿足社會精英的文化品位和邊緣群體的承認訴求的撕裂下，這股進步力量蛻變為了精英圈子表達文化個性的時髦標簽。

　　這股由少數族裔的權利訴求引發的激進文化運動，挑戰了“傳統美國（白）人”的身份認同，沖擊了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造就了美國持續至今的“身份政治”危機。同時，這一運動所表現出的對家庭生活、社區生活的破壞性、瓦解性，也引發了來自社會“沉默的大多數”的中堅力量的激烈反彈。兩種趨于保守的社會思潮的匯流，成為今天美國保守主義的主要形態。

　　我們應當看到，全球化資本的興起，其實才是種族、宗教和文化多元化的根本推動力。少數族裔和多元主義文化敘事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回應了全球化資本降低經濟成本的需要：一個并不符合傳統白人形象但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少數族裔移民，和一個生長于斯的本土白人一樣，有做“美國人”的資格。但反過來，傳統主體族群中的許多人卻感覺到，他們熟悉的那個“美國”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擠壓，即便其中許多人在經濟上受益于全球化，仍會產生很強的相對剝奪感，希望維護傳統美國身份認同。

　　進一步來看，族裔間的利益沖突、文化沖突，必然會將控制美國政府的兩黨制裹挾其中。今天，美國兩黨政治已在相當程度上演變為“身份”對抗的政治，其最新表征是特朗普對白人身份、白人群體利益的強化和強調，對內煽動族群對立，壓制少數族裔。由于共和黨堅守“傳統白人的美國”，民主黨必須徹底擁抱“身份政治”，通過支持“多元族裔群體的美國”，跟共和黨開展競爭。認同問題的無法協調，導致美國黨爭極化，并呈現出“部落化”趨勢，將美國帶向族群對抗和文化沖突的深淵。

　　▍被“黨爭”綁架的最高法院：保守主義回潮缺乏體制性制約

　　政治極化的抬頭，也讓美國人對其一貫為之自豪的民主政治愈加缺乏信心。今年美國國慶前夕，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以《我們搖搖欲墜的民主》為題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近一半的美國人（49%）感覺“在這個國家越來越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更有28%的選民認可，“公民可能很快有必要拿起武器來反對政府”。而“#Civil War 2.0#”也成為推特（Twitter）的近期熱門話題。“內戰2.0”時代的來臨，一方面與上述種種結構性矛盾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正在喪失其信譽。

　　據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三權分立的三個政府部門（國會、總統和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每況愈下。其中，國會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就持續下降，現在已跌破個位數；對總統的認可也從20世紀90年代的高點一路下滑；只有最高法院尚能維持信譽。最高法院也因此成為延緩美國政治極化壓力的“安全閥”之一，但2020年以來，這一制約機制正在迅速喪失，民眾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經跌至24%。

　　作為一個由九名終身任職的大法官“統治”的政治機構，美國最高法院無論就權力來源還是決策人數來說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其一向以“無槍”“無錢”的公正裁定者（An Impartial Adjudicator）為標榜，對總統和國會這兩個更體現民意但也因此更容易被黨派所控制的部門施加制衡。然而，一旦9名大法官中形成5票多數，其壓倒的不僅是庭內的另外4票，還包括對其決定同樣無能為力的總統和535名國會兩院議員。這種體制安排本身就為司法奪權埋下了種子。

　　在過去七十年間，美國最高法院先后為民主黨和共和黨所俘獲，用以推行其政治主張。自里根執政后，共和黨人逐漸占據美國最高法院主流，使該機構成為在重大的社會和文化議題上推行保守主義價值觀的陣地。過去十年來，美國最高法院越來越多地出現5∶4或6∶3的分裂性投票，反映了該機構的黨派化色彩越來越明顯。同時，自1990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掀翻過去國會立法的判決占總判決的比重也在提高，甚至已高于美國內戰前后時的比重，這進一步反映出美國聯邦政府三權之間的對抗化也在加劇。原本用于控制政治極化的政府機構功能失靈，保守主義的回潮變得愈加勢不可擋。

　　長期以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被美國渲染為應當在全球推行的優良政制，但近年來因政治極化引發的種種社會亂象也讓我們看到，這種分權體制一方面已開始對更為激烈的民意表達無能為力，“國會山騷亂”事件便是表征；一方面也對社會層面的危險因子長期缺乏有效束縛，美國在槍擊案愈演愈烈的今天仍無法形成有效的控槍方案，就是明證；另一方面甚至還促成和加速了這種政治極化浪潮，五十年前的羅伊案判決是如此，今天將羅伊案翻案也是如此。可以說，正是因為這種“三權鼎立”體制造成的國家權力之間的彼此無法有效約束和配合，導致任何一支權力都有可能成為促使社會沖突進一步激化的武器。

　　▍“聯邦黨人協會”們：保守主義勢力的組織化保障

　　美國保守主義浪潮在近年來的迅速抬頭，也得益于組織化建設的快速發展，“聯邦黨人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便是其中翹楚。自1982年成立以來，聯邦黨人協會已吸引了全美約45000名保守派律師和法學院的學生參與其各種活動，并擁有13000名左右的繳費會員，成為美國財團支持保守派法官和法學院，掌控美國司法系統的核心組織。

　　美國最高法院目前當職的六名保守派大法官都與聯邦黨人協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曾請求該協會會長倫納德·里奧提供一份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備選名單，以便他當選總統后從中提名。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后，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揚言要積極配合特朗普，爭取在他任期結束前將所有空缺職位都安排上“共和黨法官”。截至2020年12月1日，美國參議院已經確認了由特朗普提名的229名聯邦序列法官（其中包括3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奧巴馬總統兩個任期任命的聯邦法官數量還要多。

　　聯邦黨人協會的出現，對于美國保守主義勢力的內部團結起到了極大的保障作用。美國的保守主義力量實際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經濟議題層面的保守派，他們當中很多都是自由至上主義者；另一部分則是社會議題層面的保守派，其中很多都屬于基督教保守派。從邏輯上來講，兩部分人的主張其實是互相矛盾的，但因為有聯邦黨人協會這類組織的存在，居然把兩撥人給捏合到了一起。可以說，聯邦黨人協會扮演了保守派內部主張相互矛盾的不同派別之間的“調解組織”的角色，使經濟保守派和社會保守派之爭不至外溢，并進一步推動各類保守派的共同議程。以掀翻羅伊案判決為代表，聯邦黨人協會等保守主義組織在文化戰爭層面的推波助瀾已取得重大勝利。

　　表面上看，拜登在選戰中擊敗特朗普，固然阻礙了美國保守主義勢力通過執政進一步推行其主張的腳步。然而這種“阻礙”只能是暫時性的，拜登之所以當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特朗普暫時性地重新“促生”了美國民主黨的團結和組織性。但從此次中期選舉的態勢來看，共和黨下一代的候選人已經展示出比拜登以外的民主黨候選人都更強有力的當選條件。以聯邦黨人協會為代表，保守主義勢力已經展現出其在機構層面乃至非機制層面的有效組織力和動員力，在不久的將來，這種建制化的力量勢必裹挾著更強有力的保守主義政客卷土重來。

　　最后，對競選資金的去監管化，是以聯邦黨人協會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組織——當然民主黨也有種種類似性質的組織——在美國政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底層邏輯。2010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4做出裁決，推翻了《兩黨競選改革法》對政治獻金的規制，此后，企業和團體只要不把錢直接捐給候選人，而是把資金用于各項支持候選人的活動上，就可以無上限使用金錢支持選舉，包括外國資金在內的秘密資金都可以無限制地流入美國政治競爭中。“黑金”進場無疑會改變美國選戰的政治生態。近日，英國《衛報》網站刊文揭露，在過去兩年里，通過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國億萬富翁、現年90歲的電子制造業巨頭巴里·塞德向聯邦黨人協會捐贈了美國有史以來已知的最大一筆“黑金”，總金額高達16億美元。可以預見，“黑金政治”的加劇，必將成為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放大器”，而這又將進一步引發底層民眾的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反彈。

　　▍謹防帝國的“最后一搏”：后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單邊主義”戰略

　　綜上所述，以特朗普的崛起為標志，一股占美國人口約三分之一、可以籠統歸于“保守主義”旗下的社會力量，正在得到極大動員。同時，伴隨這股保守主義回潮而來的，還有共和、民主兩黨都頻頻“打中國牌”，在對華政策上不斷做出對抗性表態。這一趨勢值得警惕。

　　從美國內政的角度看，盡管自尼克松競選以來，共和黨便不斷拉攏那些被民主黨拋棄，同時又因社會種族結構和文化變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中下層選民，但共和黨一旦靠這些選票贏得選舉，往往就會不失時機地推行低工資和放松監管的經濟政策，造成對勞工階層的進一步盤剝。這是因為，一旦涉及收入分配、福利保障、醫療、教育等基本經濟議題，必將面對美國國內相關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為討好底層選民，執政的共和黨更傾向于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主張“美國利益優先”。而這必將加劇美國在全球競爭中的對抗性，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更加采取打壓態度。

　　從美國對外政策的角度看，自1991年蘇聯解體后占據支配地位的戰略觀、外交觀，正在發生系統性改變。蘇東劇變之際，以所謂“歷史終結論”為代表，西方實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被認為是“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和“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這一觀點在西方世界迅速取得廣泛認同，催生出美國在后冷戰時代的兩大主張：所有與西方政治制度不符的國家，都必須向其靠攏，完成轉型；美國則應在這些國家的轉型過程中發揮領導力，甚至為此可以直接插手這些國家的內政。可以說，美國此后20余年的對外戰略決策，都或多或少地帶有這種“民主輸出論”色彩。在蘇東劇變后的十余年間，美國的政治價值、經濟秩序、文化偏好已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擴張；為這種擴張提供支持的，則是冷戰中美國在歐洲和東亞建立的自己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及其在全球擁有的幾百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軍事力量并未隨著美蘇冷戰結束而收縮。

　　然而，如前所述，美國擴張帶來的收益與付出的成本在其本土并不是平均分配的。雖有少部分美國人從這種擴張、輸出中獲益，但很大一部分美國人認為自身利益遭到了損害；外部擴張引發的內部對立，必然會反映到美國的選舉和日常政治中。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在全球化中失意的美國人的呼聲，直接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格局。2017年，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指出，民族國家仍然是提升人類境況的最佳工具，美國不會加入那些讓本國無法受益的片面的交易。2018年，他在聯大的演講則更深入地闡發了美國面對的那些“不公平”的交易：他攻擊中國破壞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秩序，攻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被“人權的踐踏者”綁架，攻擊國際刑事法院是“不經選舉的，不受問責的國際官僚機構”，要求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成員國降低石油價格并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做貢獻，宣布不會加入《全球移民協議》，等等。在2020年美國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惡化的背景下，特朗普甚至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凡此種種，都讓我們看到，“美國優先”“單邊主義”已逐漸成為影響美國對外決策的新戰略預判。這尤其體現在拜登上臺后，并未大幅修改特朗普任內的對外策略。而部分原因則在于，將美國對外擴張帶來的內部成本解釋為美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沖突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動員敘事，甚至已經成為爭奪中下層民眾的“政治正確”。而由此引發的極化效應，則將不得不由此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中的受益者們承擔。總之，美國國內經濟、政治、文化多層面的深重矛盾，最終可能會迫使其不得不通過新一輪的對外掠奪來消解，我們必須警惕和謹防這一美帝國的“最后一搏”。

　　▍結語

　　應當看到，近年來回潮態勢猛烈的美國保守主義政潮，一方面有著它傳統意義上的、起源于基督教的、來自美國原生社會保守形態的淵源，另一方面更與當代美國和世界經濟社會的劇烈變動密切相關，是受到當代政治經濟劇烈變遷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保守主義傾向。在歷史上，這種反應在自由資本主義進入下降周期時并不鮮見。因此，必須將美國的現象放到其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中，將其政治經濟的變遷放到世界資本主義運動的政治經濟結構中，才能認識真實的美國，乃至認識真實的世界。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美國有著不同于中國的內聚力方式，作為一個幾乎完全由移民組成的國家，“美國人”這一共同身份的背后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文化思想由多元而入極端，也屬常態。換言之，美國實際上一直處于“禮崩樂壞”之中，但它同時又相對穩定。這種內聚力方式與中國迥然不同，不可否認，它也是相當強大的。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在過去100年的歷史中，美國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優等生”。因此，我們今天對美國的觀察和討論，并不是在做簡單的批判，而是立足于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針對美國國家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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