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其實是一部宗教史，宗教在西方歷史上始終占主導和統治地位，西方宗教用宗教教義對人進行審判，雖然到今天宗教法庭已不再占主導位置，但西方社會本質上仍然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宗教裁判所存在，那是一種精神的審判。
而宗教在中華文明史上從未占主導和統治地位，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而成為唯一沒有中斷的人類文明，是因為中華文明主要依靠道德教化而非宗教統治，在法律之上是道德，在道德之上是人心，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文明。而西方世界既不講道德也不講人心，在法律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這一自然法則運用于社會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當下中國正受到來自西方宗教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嚴重侵蝕和毒害，在社會達爾文思想的沖擊下，中國經濟界、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輿論界都充斥著大量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這些思想正在使中國社會陷入思想混亂甚至社會撕裂。
12月6日，胡錫進在回復一個年輕人80歲的姥姥姥爺對疫情中生命健康安全的擔憂時回復，“老人自己知道算誰的，知道清零堅持不下去了，國家盡力了，知道年輕人需要一個開放的世界。”12月17日，胡錫進再次表示，“也不能說，因為有人死亡，這個國家打破新冠的束縛就是錯的。”胡錫進的這兩段話代表了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即為了經濟發展，為了年輕人的開放，讓老人付出代價、讓社會付出一定的死亡代價是值得的，是應該的。
這種思想正是當今美國和歐洲國家流行的思想，認為為了經濟發展，為了就業，為了社會自由，可以犧牲掉一部分人，可以淘汰掉那些老人、病人、弱者，因為社會承受不起了，必須輕裝上陣，結果是這些國家大量老人、病人在這場疫情中死亡，被國家和社會當作包袱掄掉了，這樣既節省了養老金負擔，又使整個社會變得年輕，而唯一被忽略的是，老人和病人也是我們社會的一部分，他們被冷漠的社會拋棄了，這個社會已經沒有道德感，已經沒有人性，這是社會達爾主義的典型范例。
日本有部電影《楢山節考》，講的是在一個村子里，因受自然資源限制，所有超過70歲的老人全都要去參拜楢山，所謂參拜楢山就是由兒子背上山去拋棄，有不愿上山的老人被捆綁后直接掄下萬丈深淵，更多的老人是放在山上凍死餓死，有哪一家不愿意這么做，這一家就會整體被全村人趁夜活埋。這部電影給我們講述了一個血淋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案例，為了全村人而不惜犧牲掉老人，這與今天胡錫進所宣傳的為了年輕人的開放而不惜犧牲老人和病人一樣，乍一聽，這一說法很有道理，當當資源有限、國家撐不住了的時候，只有犧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健康。如此，為了國家的GDP，為了年輕人的就業，為了恢復經濟，我們可以做出任何不道德、無人性的選擇，而且還顯得非常有理。
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國家、政府、社會真的按這樣的思想去做會發生什么呢？整個國家和社會就會變得毫無人性，也會變得毫無道德，就可以在任何時候以國家撐不住為由放棄一部分人，犧牲一部分人，乃至于為了一部分強者的利益犧牲另一部分弱者的利益乃至生命，由于沒有道德約束、沒有人性制約而可以做出任何事來，按照這種思想，這么做雖然不合情卻是合理的，雖然不符合道德卻是符合自然法則的。
我們都知道，虎毒尚且不食子。如果按上面的思想去做是合理的，那么在饑荒中易子而食甚至直接吃自己的孩子和親人也就是合理的，那么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也就沒有了價值，不贍養老人也就有了理論依據。
如果我們整個社會都充斥著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互幫互助、互相關愛以及雷鋒精神也就失去了意義，這個社會就會充滿冷漠和冷血、就會充滿自私自利，就不會再有人為了天下蒼生而犧牲自己，就不會再有人為了民族和國家而赴湯蹈火，就不會再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正氣。
如果一個國家GDP的增加，如果年輕人的自由放飛需要以老人、病人、弱者為代價，如果我們因為國家負擔太重而可以把老人、病人、親人掄下，那么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會崩塌，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就會喪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不再有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道德根基就會崩潰，如此，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還會剩下什么？
以前我們曾說，一個都不能少。現在如果讓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想，我們還能說什么呢？我們是不是會說，因為撐不住了，我們需要拋棄一部分人，需要以一部分人作為代價讓社會更快發展、讓年輕人放開自由、讓一部分人更快發財暴富？
絕不能讓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拋棄老人、病人、弱者的理論武器，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重要問題，是一個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是一個是否堅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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