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哲學是階級斗爭的一種武器。任何哲學都是為政治斗爭服務的，都表現為一定社會階級的需求。

　　“堅持動態清零”作為寫入黨的二十大的政治報告的政治表態，在二十大閉幕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出現實質性的重大變化，究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混入黨內的實質為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國內的政治代理人集團的破壞與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要挾所導致的。2021年年初以來，為了適應這個政治集團及其在社會層面上的實質為新生資產階級的同盟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其提出了“既要-也要”的哲學思想并以此在實踐中積極干擾和破壞了動態清零的政策的實行，并成功以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要挾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實現了其目標。總的來說，“既要-也要”的哲學思想是這個集團破壞動態清零的政策的理論基礎，而具體的政策方向的主導權的斗爭則是階級斗爭劇烈化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映。

　　第一， “既要-也要”哲學的理論實質是割裂矛盾的斗爭性與同一性。應該說，這種哲學思想是很具有迷惑性的，因為其首先承認矛盾的兩重性，即同一性和斗爭性。但是，其卻將同一性和斗爭性視為了相對獨立的兩個方面，并將宣布其是互相排斥的，即同一性與斗爭性不能同時存在于一個矛盾中。反映在目前的現實中的典型案例即是認為“人民至上”和“防疫至上”的對立。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在矛盾的雙方向著其自身的對立面轉化的整個過程中，矛盾的斗爭性是始終貫穿其中的，也正是斗爭性才能促使對立面的轉化的完成。也就是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但是，“既要-也要”哲學思想卻在實質上拋棄了矛盾的斗爭性，而片面地強調了同一性，否定了斗爭性是同一性存在的前提。反映在目前的現實中，即是既然防疫至上和人民至上相對獨立，那么在整個對待新冠疫情的處理中就可以只強調“同一性”的一面，即實質為資本集團的利益的最大化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而不強調“斗爭性”的一面，即只有在主動性的抗疫中才能最終取得疫情處理的勝利并進而保障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因此，這也就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說明這種“既要-也要”哲學思想是為破壞整個動態清零的局面所提出的，是為損害我國的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服務的，是在政治上的對外投降的觀點的理論基礎。

　　第二，“既要-也要”哲學思想在政策實踐中的得到了相當大的實現是斗爭劇烈化的體現。目前，在對政策的制定具有顯著影響力的觀點中，認為實質為新生資產階級的所謂的民營企業家團體與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處于對立狀態而在建設和發展共同生活的社會中具有共同利益的觀點是占據了絕對上風的，甚至已經形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社會現象。但是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掌握政權的主體的問題，即是在縱容對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權的竊取和對憲法規定的工農聯盟基礎上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破壞和偷換。因為根據這種觀點，既然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已經與所謂的民營企業家沒有本質上的對立狀態而是具有本質上的共同利益了，那么這種共同利益也就成為了實質上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為了避免因為封控導致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無法結合而導致剩余價值無法被創造，就必須使防疫政策實質轉向的新生資產階級的需求便在這種條件下上升到了國家的需求的層次。而國家則會通過使用自己掌握的政策杠桿實現這種偽裝為“國家需求”的“新生資產階級”需求。并且在這種時刻，即使像合肥、錦州等地認為“能清零而不清零實在可惜”，也是不能持續的，因為正如列寧在評價工人在某個具體的工廠中迫使工廠主讓步的可持續性時所說闡述的道理一樣，“…政府高度的‘公正’不允許比較好的廠主向工人作重大的讓步…”。而事實也的確如此，當“既要”實質為新生資產階級需要勞動者創造剩余價值的“經濟發展”和也要實質為保護勞動者的生命的“動態清零”向矛盾的時候，真正需要的這種“既要”便戰勝了其打著的“也要”的幌子。

　　事物的發展只能也必須只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發展，即在現實生活中只能是主觀上對新生資產階級眼中的“經濟發展”的維護，這就是他們的根本目標和意圖。實際上，這種哲學思想的理論淵源也正是繼承自愛·伯恩斯坦和卡·考茨基，是修正主義的變種，其忽視矛盾中的斗爭性是其本質特征。

　　第三，“既要-也要”哲學思想在社會輿論中麻痹和錯誤引導群眾的實質是否定人的階級性。這在理論層面的表現即認為認識矛盾時不能有特定的立場，必須要變更看待事物的立場，從各個角度認識矛盾的正面和反面，否則就不會得到客觀的認識，而在處理矛盾時才必須有一定的立場。而這實質是錯誤地宣揚個人的立場是可以隨意變換的。這也就能夠解釋當下所謂的各類“合訂本”言論中反映的立場的隨意變化的情況——今天要求堅持動態清零，明天就要求進一步放開；今天可以闡述新冠后遺癥的表現，明天就可以宣布無癥狀感染者不是病人——也就是說只要因為自己的主觀想法，就可以立即站到自己當前的對立面。事實很明顯，這種宣稱認識矛盾必須要放棄固有的立場，而需要多角度觀察的所謂的“客觀性”是被剝離了階級性的。

　　并且這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也是極其有害的。因為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制定的政策不僅會導致勞動者的工作強度的增加，而且還會使勞動者的健康直接暴露在病毒的侵害下。例如，醫護人員在目前的政策下，不僅需要完成自己在規定時間內的工作，而且還要隨時準備被以“支援”的名義要求強制加班，并且這種以“支援”的形式的加班還沒有被任何直接的政府規章制度所規范，而由于目前疫情下的醫護人員的工資水平和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那么絕大部分的醫護人員就不得不因為生計問題而同意各種形式和各種條件的的“支援”和“抽調”，這也就是說，其個人的生活也絕不會因為所謂的“放開”而得到實質性的改善。這已經被石家莊、保定等城市的疫情發展所證明。

　　而其宣稱的解決矛盾可以站在一定的立場表現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其實質是認為一定的立場決定一定的利益和要求，也決定處理矛盾的具體方法。而在現實中的表現即是完全忽視矛盾的客觀存在，認為主觀上即可掌握矛盾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例如目前的防疫政策即實質上忽視了醫療衛生系統的傳染病防治原則和避免院感原則的客觀性——即認為只要政策在字面上實現相對自洽，就在實踐中不會出現防疫漏洞。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是必然會發展到實現向對立面的互相轉化時才開始新的過程的。主觀上的意志是不能阻止或消滅矛盾的發展的，而只能是促成事物的轉化以達到目的。因此，也就是說，“既要-也要”哲學思想的底色是主觀唯心主義的。

　　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