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鄭州與富士康的關系
首先我還是要吐槽一下富士康。
富士康事件已經成為中國輿論場的風口浪尖，出這么大一個紕漏，沒有一個富士康高管站出來回應公眾的質疑，就把一個富士康黨委書記推出來背鍋。
大家都知道，黨委書記在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是沒有實權的，他肯定無法在富士康調動資源與人手，也不可能是富士康疫情爆發之后的主事者。
但是富士康偏偏就把他推出來，真正有實權的富士康高管全躲在后面——嗯，社會主義國家，讓黨委書記出來發聲，很政治正確嘛！誰也挑不出毛病對不對？但我還是要說一句，這種行為實在讓我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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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還要駁斥一個在網上流傳很廣的觀點——河南或者鄭州離不開富士康。
這個觀點是怎來的呢？我來引用一組數據。
2019年鄭州進出口總額4130億，富士康占81%，富士康占河南省總進出口額65%，其產區員工數有35萬，巔峰期甚至能達到50萬。
它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決定著全世界50%的iPhone手機產能。
同時，鄭州富士康還涉及數百家上下游企業，影響著整個鄭州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間接帶動近百萬人就業。
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富士康對河南省與鄭州市的貢獻很大，嗯，這個我承認。然后有人就得出一個結論——鄭州離不開富士康，如果富士康搬走了，鄭州乃至河南將承受巨大的損失。
這個觀點給人的感覺就是，好像富士康落戶鄭州是這個企業對當地的單方面恩賜，富士康還有更多的選擇，它可以隨隨便便搬遷到其它地區（國家）。
幾年前富士康的老板郭臺銘也在公開場合說過同樣的話——富士康有能力隨時可以轉移產業鏈。
但是，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嗎？
不是！
真相是鄭州離不開富士康，富士康同樣也離不開鄭州！
為什么？
我們中國人認為一些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其它國家就是非常稀缺的事物。
比如，前面提到的幾個數據，富士康直接解決了35萬人的就業，間接解決了近百萬人就業，這組數據我們反過來看，就是這樣的情況——富士康在其它國家或者地區要搞一個同樣的產業基地需要幾十萬近百萬的勞動力。
人到處都有，但是像中國人這樣接受了系統扎實的基礎教育、身體健康、紀律性強、勤奮并且任勞任怨，工資成本每月6000元左右是找不到的！
更何況是需要幾十萬上百萬這樣的數量級。
美國就不說了，現在的美國工人不但又懶又笨，一個高中畢業生連圓周率都不會算，偏偏成本還極高——工資福利樣樣不少，同時還要求每周喝8次咖啡，能夠與中國勞動力競爭的只有東南亞國家的工人。
現在東南亞工人人力成本雖然比中國更便宜，但是東南亞工人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基礎教育很拉胯，說出來很多人可能覺得難以置信，東南亞國家很多人對于數字概念極差，即使引用數字經常還搞不清單位（我有朋友在印尼、菲律賓做項目，談到這個問題可以吐槽一晚上）。
基礎教育拉胯帶來的后果就是企業培訓成本很高，并且很難讓這種工人做復雜的工作。
這里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們讀大學都有軍訓，軍訓首先就是站隊列，這個很容易，一個有點經驗的教官一個上午就能讓大學生站隊列做得很規范。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嗎？那是因為大學生都經歷了完整而扎實的基礎教育，理解力、反應力都相當不錯。
同樣是站隊列你拉一群文盲試試？
英國人以前招募印度人從軍，不要說占隊列，光是讓印度人分清左右折騰幾個月都搞不定，后來英國人沒辦法，只能讓印度人培訓時統一脫掉左腳的鞋子，左右的口令變成穿鞋與光腳的口令，這才勉強讓印度人分清了左右。
所以，如果工人基礎教育很拉胯對于企業是很頭痛的，企業培訓往往默認工人都具有一定的數學基礎，有較好的理解能力，企業才能快速將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傳授給工人，讓工人能快速上手。
否則不但培訓周期無限拉長，即使勉強上崗，也經常出錯出各種事故——對于企業而言，無論是培訓周期拉長還是出錯出事故就是成本。
東南亞第二個問題就是紀律性與服從性很差，與中國人有本質的區別。
鄭州富士康工廠曾經有這樣的公開報道——
“臨近午夜，新顯示屏運到了工廠，一個工頭立即從工廠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并給每個人發放一袋餅干和一杯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時內走上工位”。
在短短半小時時間，富士康的工人可以做到分發食物，讓8000人都走上自己的工位，這是何等的效率？這種高效率背后就是富士康的工人具有高度的紀律性與服從性。
同樣的案例你放到東南亞試試？
半夜把人拉起來上班，只給一袋餅干一杯茶水，你信不信有些刺頭直接就撂挑子？即使不硬頂也給你各種磨洋工，拖拖拉拉起來洗漱發牢騷，慢騰騰吃餅干喝水，中間夾雜著各種吐槽——折騰一晚上能不能有一半人到崗都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除了人力之外，能把幾十萬人組織起來，集中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工廠區），同時保障充足的水電氣能源供應，保障幾十萬人生活物資、食品的供應與物流——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系統工程，也就是在中國顯得很容易。
放到其它國家特別是東南亞這些落后的國家是很難辦到的——所以不管是印度、越南、老撾等等這些國家的工廠都有一個特點，工廠規模小，并且工廠處于分散的狀況，很少看到能構建如同鄭州富士康這種涉及上百萬人的工業集群。
以上是對其它國家的分析，那么富士康能否搬遷到中國其它地區呢？
也很難。
按照正常的邏輯，河南屬于內陸省份，做制造業先天就有劣勢——與沿海地區相比，把工廠生產的產品運出來，就需要支付更多的物流成本。
但是富士康為啥偏偏選擇在河南搞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呢？
iPhone生產不是生產服裝鞋襪，對工人素質要求很高，河南恰恰是國內教育大省，每年高考相對其它省份都是地獄級的拼殺，這種環境下讓河南基礎教育十分扎實，導致河南人可能是國內素質最高的工人群體之一，偏偏河南人用工成本還很低——優秀而廉價的人力資源是富士康落戶鄭州最大的原因。
富士康如果落戶沿海地區，當然也可以招收一批河南籍工人，但是要一口氣招收幾十萬這樣的人力規模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工廠放到河南當地才能解決。
2010年深圳富士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跳樓事件，蘋果CEO庫克親自跑到深圳實地考察，在了解具體情況之后，庫克認為工人離家太遠，心情不暢是事故發生主要原因，然后庫克給富士康丟下一句話——要把工廠搬到離工人家更近的地方。
這才有了富士康將蘋果生產基地落戶人口大省河南的原因，當然，為了爭取富士康落戶河南，河南省也給與了最大的支持，從土地供應到稅收優惠都是一路綠燈，扶持政策是史無前例的。
以上就是鄭州離不開富士康，富士康同樣也離不開鄭州的核心邏輯。
過去郭臺銘不是沒有做過轉移產業鏈的嘗試，2017年特朗普上臺之后，郭臺銘就高調宣布在美國投資100億美元建設最大的面板工廠，最后怎樣？這個被特朗普吹噓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工廠現在變成一堆倉庫。
吐槽之后，我們回到正題，給大家復盤一下富士康疫情事件。
2疫情惡化原因
富士康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工業集群，這種工業集群相比我們社區組織度就有很大的優勢。
現在我們執行動態清零政策大致是這樣的模式——社區如果發現陽性患者，馬上就能執行封閉社區、密接人員轉移隔離，然后組織供應鏈保障社區人員的生活。
這一套流程我們都很熟悉，看起來好像也很容易執行。既然我們社區都能做到動態清零，高度組織化的富士康工廠應該更容易。
事實上富士康一開始也準備用自己的組織度與新冠疫情對抗。
他們的具體操作思路是這樣的：
首先，廠區閉環管理，保證沒有外來病例進入，也保證自己病例不外溢。
其次，廠區內陽性和密接的進行隔離，正常的繼續上班。
同時，廠區對隔離人員提供伙食，等待其正常后返回上班。
應該說，這個思路看起來還是很清晰可行的，既維持了生產，又保證了隔離人員，還遏制了疫情蔓延。
怎么看這也是一個成熟可行的方案。
但問題在于，所有的計劃，設計的再好，最后也要看執行力。
富士康疫情惡化恰恰就出在執行力上。
一開始人少的時候隔離少數病例沒有問題，但數量一多，志愿者和醫務人員跟不上了。
怎么辦？
防控疫情的人力資源（包括志愿者與醫護人員）不是無限的，超過這個負荷怎么辦？
最后就是富士康節節敗退的過程，一開始是陽性和密接都隔離，后來醫療資源跟不上了，只隔離陽性，密接則自己在宿舍隔離，最后是單篩沒問題就正常上班。
也就是說，最后陽性患者（或者無癥狀患者）與健康人群混雜在一起上班，引發了工人群體的集體恐慌，大家用腳投票，紛紛逃離富士康。
現在問題來了，為什么組織度遠遠超過城市社區的富士康工廠應對疫情會全面潰敗？
3防疫人群
這就是我們今天復盤梳理富士康疫情的幾個關鍵盲點與思維的誤區。
我們城市防疫人員主力是公務員，即使動員志愿者也以黨員為主。依靠公務員與黨員做核心建立的防疫隊伍不但戰斗力很強，不管遇到怎樣的危險都能在一線沖鋒陷陣，不管工作強度多大都能咬牙堅持。
最為關鍵的是我們防疫隊伍的驅動力不是經濟利益！而是靠講政治的大局觀。
反觀富士康建立的防疫隊伍則不具備上述條件，這是一個基本靠著經濟利益與個人覺悟建立的防疫隊伍，這樣的隊伍很容易機械地工作。
當疫情擴散，防疫人員感染危險加劇的時候，富士康既無法動員更多人員參與防疫，現有的防疫人員也會退縮。
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執行富士康的防疫方案，現有的防疫人員就是感染一個少一個，此消彼長只能是不斷放松防疫管控標準，節節敗退，最后演變為大潰敗整體失控的結局。
還是那句話，當人類社會面對新冠疫情這樣強大的病毒沖擊的時候，沒有黨的領導，不靠人民政府，僅靠市場機制是無法應對的，國外一直無法抄襲中國防疫作業核心原因就是如此。
也只有在中國，在黨的領導下，一聲令下就能建立一支經濟成本白菜價，但是戰斗力爆表，并且能無私奉獻的防疫隊伍，這樣的動員與執行能力不要說國外，就算是高度組織化的富士康也做不到。
4風險偏好與決策
本次富士康案例還揭示了大部分人過去從未意識到的盲區——那就是面對疫情的風險不同崗位不同收入的人群會有截然不同的決策選擇。
很多人的理想中，如果中國選擇放開與病毒共存應該是這樣的場景——大家照常上班，工廠也繼續開動，醫生們繼續在崗，疫苗藥物使勁生產，誰有癥狀誰不舒服誰自己去醫院，剩下的人繼續上班，保證社會秩序繼續。
總之就是，保證充足物資藥物以及醫療資源不被擠兌的情況下，疫情并不可怕。
這個理想狀況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不同崗位的收益不同，風險卻是一致的。
你是月薪五萬的白領或者高管，我是月薪五千的流水線打工人，我們的單月收益并不一樣，但此時卻要承擔相同的風險，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對于月薪五萬的人來說，開放是有利的，相比較每月五萬的收入，新冠死亡率大致是千分之一，后遺癥概率大概是10分之一——這個風險值得冒。
但對于月薪五千的人來說，就每個月五千的薪水，你讓我頂著這個風險去干活？我哪怕辭職回家，去開出租車去送外賣，哪里找不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憑啥我要留在工廠區承擔被感染新冠的風險？
富士康的工人就是典型的“手?？谕?rdquo;打工人群，結果就是這些一旦失業馬上就要面臨生存問題的工人們在面臨好像并不可怕的新冠感染風險的時候居然選擇用腳投票——辭職步行走幾十公里高速也要逃離富士康。
富士康工人逃離的圖片（來源：網絡）
其實國外也有同樣的現象，如果僅僅看國外發布的一些經濟指標，感覺這些國家在疫情之后就業狀況很好，失業率低（美國的失業率指標統計方法有很多問題，這里就不展開了），勞動者工資節節上漲。
其實這些現象是建立在大量收入最低的工人辭職回家基礎上的。
比如美國從去年開始爆發的供應鏈危機，原因就是物流系統的勞動者包括卡車司機、港口裝卸工人大量辭職造成的。
即使美國勞動力市場工資節節上漲，也沒解決美國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問題，同樣的案例在富士康也能看到。
為了激勵工人不畏感染風險上崗，給工人增加了2500元/月的全勤獎（現在已經提高到5000/月）也沒能阻擋工人逃離富士康的步伐。
所以，在疫情沖擊下，所有工業國都存在勞動參與率下降、生產效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今年以來，除了中國之外，所有制造業國家都無一例外出現進出口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共存派可以在鍵盤上敲出1萬個理由來論證——新冠只是大號流感，不用上醫院，幾天就痊愈，死亡率與流感差不多，國外放開了都沒事等等。
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你愿不愿意為5000工資去冒感染新冠的風險？
無數提著行李箱走在高速路上的富士康打工人已經給出了答案。
有些人之所以將放開共存的前景想得很美好，說實話本質原因就是國家把你們保護得太好了，大家根本就感受不到新冠的危險，切身能感受的就是防疫帶來的種種不便，想象中只要放開共存就能一鍵回到2019年，防疫種種限制當然會影響生活影響經濟。
但是，如果放開這些限制的措施，未來不僅不會美好，而且一定會更慘。
5防疫政策加碼
中央三令五申，地方防疫不能層層加碼，但是還是有部分地區（主要是不發達的落后地區），遇到疫情就直接上最嚴格的防疫手段，動不動就一大片地區來個靜默。
過去我對這種現象也很不理解，這一次富士康事件讓我漸漸能理解這些地區采取嚴厲防疫手段的苦衷。
簡單的說，落后地區是沒辦法效仿發達地區進行精準防疫的。
落后地區財政緊張，不可能配置龐大的專業的流調隊伍，也沒有那么多4G、5G基站，城市也沒有密集安裝智能攝像頭，所以發現疫情之后也就不可能快速通過大數據，迅速建立傳染源的閉環。
怎么辦？
就只能采取最簡單粗暴的辦法，將疫情地區實施靜默，然后通過幾輪全員核酸將感染者全找出來才能實現清零。
否則將會出現類似富士康的現象——此起彼伏的疫情將防疫防線扯得千瘡百孔，最后造成整個地區人群的集體恐慌，人群逃離，將疫情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即使疫情控制得再好，也會被輸入性疫情搞得疲憊不堪，最后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
對！落后地區不上嚴厲的手段堅決控制住疫情，那么這個“劣幣”一樣會讓疫情控制得很好的“良幣”變成“劣幣”。
6 放棄幻想
富士康這個案例是非常有典型性的。
它可以讓我們近距離觀察新冠疫情對制造業工廠的沖擊力，觀察在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光靠企業自行組織是無法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的，觀察不同人群在面臨感染危險的時候做出的不同選擇。
某種意義上富士康事件就是狠狠打了放開共存派的一記耳光——你們想象中的美好前景是虛幻的不存在，放開共存不會讓你們生活變得更好而是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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