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某小學老師誤將收禮記錄發到家長群，金額500-1000元不等，引發廣泛關注。盡管師德師風專項整治已持續多年，但節假日送禮、擇校找關系仍是很多家長的難言之隱。如本文所述，這種上不了臺面的“潛規則”是合情不合法的規矩，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事發后送禮的家長自覺尷尬，又覺得老師有點可憐。而這所折射出的，則是對“人情開道”的無意識認同，如果老師收了禮就能對孩子高看一眼、特事特辦，那么其他“不在圈子里”的孩子受冷落也與己無關。

　　托關系辦事的作風絕不止于孩子上學這一件小事，去醫院、找工作、哪怕是公事往來，也經常需要熟人熟面，否則熱菜放成涼碟子也是常有。種種潛規則現象使圈外人忿忿不平，但這些人也希望躋身其中。作者認為，這種文化植根于宗法族制傳統，血緣上的親疏有別和互利互惠被延伸至“同鄉”、“同學”、“同事”的圈層之中。圈內圈外內外有別、厚薄有別。有所求者可以毫不猶豫地直述要求而不必感覺難為情，被要求者一方似乎也認為責無旁貸。以情支撐的潛規則在中國土地上生生不息，在進行稀缺資源的分配時，為了從權力人那里贏得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分配形勢，人們必然會爭先恐后地接近直至收買權力人，形成無休止的惡性競爭、異化內卷也就在所難免。而權力持有者表面看來好像是獲利大戶，但從長遠看，前途布滿風險。“人情開道”導致人們做事疏于法理、以圈化界、公私模糊，而這無疑會阻礙改革，抬高國家現代化的成本。

　　本文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原標題《關于腐敗的文化分析》，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參考。

　　關于腐敗的文化分析

　　“潛規則”這一提法是針對正式規則即由官方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而言的。這兩種規則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經歷著兩種極為不同的命運。正式規則經過了嚴肅認真的制定過程，有經官方確認的身份地位，但是這類具有合法性和官方基礎的規則條文在現實生活中卻往往歸于有令難行、有禁不止的結局。相比之下，作為其相對物的非正式規則卻能大行其道，雖然不見成文，卻能深入人心；雖然不登臺面，卻是約定俗成；雖然如空氣一般視而無形、抓而無物，卻是利益交往的媒介。它是合情不合法的規矩，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陋習，是當事者彼此心照不宣的認可和期待，對于社會成員具有比較有效的誘導作用。本文擬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借用這個概念，即從學理上通過它來分析中國所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尋找更大的相關空間和發掘更多的政治文化內涵，揭示“潛規則”政治文化的形成原因以及它對于權力腐敗的影響。

　　圖為小學老師將收禮記錄錯發家長群、送禮家長討論的截圖

　　一

　　在我國的社會生活中，種種“潛規則”現象，追溯起來，應當說它是植根于宗法族制的悠久歷史傳統，或如林語堂先生所說的與此有直接聯系的“家庭共產主義”之中的。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相區別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具有悠久而牢固的宗法族制歷史傳統。中國的社會組織形式雖幾經變遷，但最終得以生生不息、世代接續的社會組織形態是由氏族社會遺傳下來的以父家長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制為基本原則的宗法族制。它萌于夏代，成于商朝，而立于西周。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維持初民社會的秩序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條是依靠使家族成員接受對氏族神靈和圖騰的崇拜維持秩序；另一條是依靠血緣輩分的自然序列形成統治秩序。可是，與迷信神靈的作用相比，中國人還是發現宗法族制作為一種既深厚又有普遍性的社會關系資源，更具有形成秩序的天然便利。

　　宗法族制的基本特征是血緣性、聚居性、等級性、禮節性、農耕性、自給自足性、封閉性和凝滯性，中國人的生活圈子或家族共產主義就是在這些天然特征基礎上形成的。韓少功就此有相當生動形象的描述。他說：“走進中國南北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系的示意圖。東西南北，前后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形貌和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個格局里暗暗預設。……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有上下左右的親緣網格，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各系親戚的稱謂不勝其煩……” 維系著這一個一個生殖性網絡系統的是儒家的五倫三綱角色系統，尤其是在“五倫”里面，除了君臣關系是移孝作忠的外延以外，其他如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和朋友關系都與家庭有關。朋友關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不能見外的自己人，作為家庭的朋友，當然是包括在家庭圈子之內的。五倫再往核心壓縮，就是父子、夫妻、兄弟這三種最基本的關系，所以，家庭乃至于家族的血緣背景就成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它設想由建立在忠孝仁愛基礎上的家庭組成的國家一定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地方。對此，《孝經》說：“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父母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大學》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從理論上講，這種互利互惠似乎是能夠行得通的，“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其中的平等理性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且不說在發明者那里沒有看到可實踐的通道，僅就其后來的解釋者而言，所謂仁愛道德的輻射也是有人倫血緣厚薄之分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但這個“惻隱之心”根據親疏關系是有區別的。仁愛要講究家族，講究內外，講究先后，講究親近不親近。就像孟子所講的，如果現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毆，你應該去制止他們，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斗毆，你如果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糊涂人，其實關上門戶也就夠了。近則舍身干預，遠則閉門回避，一種事情有兩種態度，如何取舍，關鍵取決于特定對象同自己的血緣親情距離。這說明惻隱仁愛就像以自己為中心形成的水的波紋那樣，一圈一圈推開去，越遠便越薄，也越微弱，終至于忽略不計。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一個有條件的道德信條。自己的老幼當是義不容辭，他人的老幼則是盡量“及之”，如果太遠至于“非吾族類”，那就是“其心必異”。儒家來自于宗法族制的仁慈恕道就是這樣沿著由己身到己家到己宗到己族形成了由近而遠的實踐距離。

　　沿循著這種思維軌道，由孔孟發端而由國人實踐的忠孝家國、仁慈恕道的社會政治倫理，無論怎樣發展到憂國憂民、胸廓天下的地步，其源于血緣農耕基礎上的親情內核既有持久的生存力，又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力量。在中國宗族世界的仁愛倫理下，“家庭與朋友一起組成了一座有圍墻的城堡。城內是最大限度的共產主義大協作”，大家在里面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指導著自己的各項活動，互相幫助發展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一種道德義務和家庭責任榮譽感促使他們要相互提攜”。“對城外的世界則采取一種冷漠無情、一致對抗的態度。結果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家庭成了有圍墻的城堡，城堡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奪物”。

　　然而，用情感構筑的圈子并不止這一層。有了以情作為媒介的基本訓練和誘導以后，它就成為一種方法，成為一種交往的習慣和尺度，人們就會窮則以情持家，達則以情走天下。情并不僅僅限于血緣之情，還有其他的種種人情。血緣之情制造的是血緣圈子，而其他的人情制造的是家族之外的圈子。隨著社會的變遷，農耕性、封閉性和凝滯性的籬笆總會逐漸被突破，人們終究會走出家門，參與到更大的社會活動范圍中去。在尚未被現代氣息完全沖刷和洗禮的環境里面，人們雖有著時髦的裝束，卻無論怎樣也難以掩住那顆被親情意識支配的心。離開了家庭、家族的血緣圈子，還得有類似的圈子，以便于在生活和工作中獲得照應、幫助、依賴和安全。不找到圈子就沒有歸屬感，就是無家可歸的孤獨異類，在關鍵時候就沒有人替你說話、辦事幫忙。

　　于是，人們找到了第二層圈子，即老鄉的關系，又叫做“鄉緣”。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并不是說真是想念使然，而是出門在外的游子在孤獨無靠之際從鄉人鄉音鄉情處得到慰藉、得到依賴、得到信任的一種釋懷。對于中國人來說，在縣域以外，同縣就稱老鄉；在省域以外，同省即稱老鄉。由老鄉湊成的鄉緣圈子在遠離家庭的地方實際上擔當了類似于家庭的作用。在關鍵時候、關鍵問題上，它就是利益訴求的依托，這個圈子就構成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

　　人們還以類似的模式構筑了第三層圈子和第四層圈子。對于讀書上學的人來說，同在一個班、一個系，甚至是一個學校念過書，那就可以是頻繁走動、相互拉扯的理由。如果在一個關系資源比較稀缺的環境中，一般情況下，同班同學甚至系友、校友都會有可能因為感情的基礎和利益的需求形成同學圈子，這叫做“學緣”。同樣的情形，如果處在一個比較陌生的地方，遇到自己曾經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一般來說也會引起人們感情神經的高度興奮，過去在一起的經歷有可能成為他們感情的紐帶，促使他們結成過從甚密的網絡。這種由同事結成的圈子叫做“業緣”，也是比較明顯的圈子。有時候不一定形成圈子，但卻能夠觀察到一種在利益驅使和習慣思維支配下的情感投資活動，比如用種種理由和方式搞關系、做網絡、套近乎等，都屬于通過親情、人情找依賴的活動。

　　無論是鄉緣還是學緣、業緣，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建立于情感基礎之上，都無一例外地以圈子作為劃分親疏遠近的界限，無一例外地奉行內外有殊、區別對待的原則。從作用來看，它們都執行著利益調節與分配的功能；從行為方式來看，它們都是靠感情維系也是靠感情運作的。這里沒有成文的正式規則，所謂規則就是投桃報李和合情合理的潛規則。這些圈子都承載著來自于家庭、家族血緣關系的遺傳信息，它們是血緣模式的放大與演化。

　　血緣關系、家族親情在不同時空中發展成的鄉緣、學緣、業緣關系，實際上相應地把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家庭共產主義”延伸到了不同的范圍和領域。以親情、人情為紐帶形成的家族的血緣、老鄉的鄉緣、同學校友的學緣、舊同事的業緣，這四個圈子、四重關系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特有的人情王國，其中通行的非正式交往規則和習慣對中國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具有很大影響。在這個環境中生活的所有人，包括各級官吏和普通民眾，都無一例外地沐浴于它的風氣之下，并在無意識當中受到它的誘導、制約和支配。雖然不少人對此斥罵和表示不屑，但卻或多或少都曾有過有關圈子和關系的活動，擺脫它的束縛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就是中國潛規則政治文化得以運行的底蘊和基礎。

　　二

　　要說中國在上述這樣一種文化底蘊和基礎上形成的潛規則特殊交往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情開道”，就是在“家庭共產主義”的慷慨與無私假象下面達到圈子外面不易實現的私利目的。別的國家也并非無情無義，但他們特別是那些經過了長期而充分現代化洗禮的國家，都是講求在法理前提下的感情交往，講求深淺有度，公私有別，遵守法規，一視同仁，利益分配與調解的支點是正式的制度理性，而不是中國這樣非正式規則的感情。

　　歷代政府都曾經反復強調過禁止公款吃喝以及反對以權謀私等各種不正之風，但是幾乎無一例外的結果都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一個場合對這種現象大加痛斥，而還是這些人在另一個場合又成為不正之風的踐行者。人們在對此橫眉怒目的同時，還應當從一個民族生活中更深層次的地方尋找原因。這倒不一定了解了這個“為什么”就一定會在治療方面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起碼是有了對癥下藥的正確根據，有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今天看來，這些不正之風的存在，既不能完全怪罪于人的思想覺悟，也不能完全歸咎于制度漏洞，而是在此二者之外還得加上中國獨有的人情開道的文化因素。

　　我們就從人們最習以為常的請吃送禮、批條子辦事說起。中國人吃飯是不太講究你我的，所普遍奉行的一個原則是，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彼此不能分得太清，太清了就會被人認為小氣，沒有大丈夫氣，被人瞧不起。表面看來好像是無私，是共產主義意識，但實際上它是僅僅限于圈子和熟人之間的。離開了這個前提，那可能就是一毛不拔。在圈子之外如果你我不分，那就是傻；而在圈子之內或熟人之間有這種計較，那就是見外，那就不是往“家里”拉而是往“外邊”推。只是這種價值意識出了范圍以后，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類似習慣性行為。比如，在公家里面也經常會多吃多占多拿，而在當事人和旁觀者看來，也并不太以為然，似乎“家庭共產主義”可以是擴展無邊的東西。這里也是公私不分，但這種不分是純粹的利己和自私。

　　同樣的邏輯，吃喝不分家或是分家，那是感情厚薄的表示。互吃互拿，那也不是白吃白拿，在需要辦事的時候就要像家里人、圈子里人的樣子。凡屬于利害攸關的事情，那就理所應當另看一眼，高看一眼，特事特辦。圈內圈外要內外有別，厚薄有別。有所求者可以毫不猶豫地直述要求而不必感覺難為情，在被要求者一方似乎也認為責無旁貸，卻之不能。這是圈子里面的或者熟人之間往來的不成文規矩。推而及之，當然還會有順理成章的影響。在人們遇到利害攸關的事情時，首先訴諸的就是以情開道。無情事難辦，有情事易成。那么，請客送禮就是自然而然之舉。不請吃或不送點東西求人辦事者口就很難張得開，即使張開了往往也會因為沒有感情鋪墊而成為空口白話；另一邊則也會感覺你找我辦事破費點并不過分，接了你的“破費”相互之間的距離就近了、短了，受托辦事者就會感覺有不辦不行的壓力。

　　在我們周圍，人們會經常不經意之中說“辦成事正規渠道往往不行”。這話正確的說法應當是：“中國人往往制造非正規渠道辦事情。”之于當權者，他們一般有這種自覺；之于普通大眾，大家往往普遍有這種沖動。問題的根源還是一個“情”字。圈子講究的是親情、人情，這是其中利益調節分配的基礎。中國是家國同構，君主家長制是宗法家長制的放大，其治理原則如出一轍，都是人治。人治的自然邏輯就是自覺不自覺地依照感情厚薄和關系親疏進行利益的切割和分配。它只能走向情感的主觀，而絕對不會有法理的客觀。誰摸準了或者靠上了親情、人情這根神經，誰就擠進了或靠近了親情、人情的圈子，誰就能夠多分一杯羹。于是，只要涉及利益欲求時，不管事大事小，總會有人請客送禮、找關系，制造實現一己私利的旁門左道。不管規章怎樣細密，也不管制度怎樣謹嚴，人情大國的利益欲求和習俗似乎自古而今一律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于是，通過家族血緣圈子以及經由種種理由或辦法構成的準血緣圈子，在官場內外人們充滿功利色彩的“領袖爺爺”、“官員父母”、“同門子弟”、“鐵哥兒朋友”等諸如此類的肉麻呼叫中，以情支撐的潛規則或非正式規則在中國大地上不脛而走，生生不息，上下千年。很多司法機關之所以辦事效率不高，結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證難。許多中國人只要與嫌犯稍沾一點關系，根本算不上家屬親友，也開口就是偽證，沒有幾句真話。甚至父親替兒子承擔過失，兒子為父親遮掩罪行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這種見熟就護的官官之間、民民之間、官民之間的情理習俗，往往導致司法機構在財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消耗，導致懸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積壓。實際上就是幾千年情大于法、情重于法的文化傳續。

　　如韓少功所說，從蔣介石先生開始，就有“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面子”的苦惱。作為公事公辦的象征，章子往往沒有私下里的電話或寫的條子或親自見面相敘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親情氛圍和請客送禮的人情砝碼。即便是公事往來，若想辦成和快辦，也經常需要熟人熟面，否則熱菜放成涼碟子是常有的事情。這就叫公事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即要吃掉半個民主也要吃掉半個法治。中國茶樓酒肆里永遠旺盛的吃喝風醉翁之意其實不在腸胃”，而是“家庭共產主義”式的“親情在餐桌前虛擬和重建的物態表現。中國式的有情有義，意味著有飯同吃，有酒同醉，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常常意味著有話打住，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錯不言，知罪不糾……”

　　以情開道的傳統是如此歷史悠久，影響深遠，以至于人人都耳濡目染，無師自通，深諳此道。作為一種民族的精神，它幾乎已經到了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頑固程度，其中也隱含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宿命。

　　三

　　生長于親情和人情基礎上的、被稱為潛規則的中國社會交往方式，它實際上并不僅僅限于官場之內和官員身上，而是一種場內場外幾乎所有國人都普遍無意識認同的價值取向。將情理而不是法理作為社會利益分配和調節工具的代價是巨大的，有兩個結果不言自明，一個是權力腐敗，一個就是制度與正式規則的難以建立和即使建立也歸于失靈。正式的制度和規則，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條例，它們都是具有標準和尺度性質的東西。如果不考慮制定程序的因素，從理論上講它們都相對具有利益調節與分配的公正性。不僅在施行過程中對相應共同體內的所有成員都一視同仁，而且執行的成本也相對較低。無論就納稅人的私利還是共同體的公利來說，都是更為劃算的選擇。比較而言，以情理作為支撐的非正式規則，其運行成本無論是對于共同體還是對于個人，都不僅是高昂的，而且具有無限制增長的趨勢。這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人的需求、欲望是無限的；第二，各種利益的供給永遠是短缺的；第三，權力永遠居于利益調節的瓶頸地位。

　　關于第一點人們可以從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那里得到很深刻的啟示。他們所創造的為世界所公認的具有終極真理性質的理論，準確地揭示了人性以自己的生存、生活和幸福為出發點，尋求利益無限擴張的本質屬性。他們的理論為“人之所以為人”做了元注解。第二個因素是上一個因素的邏輯結果。因為人的需求、欲望是無限的，那么人對于與個人需求、欲望有關系的利益的追求也就是無限的。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不管人們做何種努力，有關利益的供給將永遠是短缺的。第三個因素，即權力在利益分配與調節中的瓶頸地位是由前兩個因素導致的。對于人類來說，一種絕對自由的自然權利時代是不能長久的。為了避免惡性和無序競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和代價，國家制度便成為當然之物。它產生以后出現了兩個走向：一個是人民自愿讓渡一部分自由權利給予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委托通過自己的意志產生的中介權力來實現自己的愿望，經由公認的程序來達到利益分配與調節的目的；另一個走向是人民被迫向一個傳統權力讓渡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大家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被置于家長專制之下，人治成為利益分配與調節的惟一通道。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會制定一些公共規則，但一方面這些政策產生的程序及其執行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家長權力在運行中的隨意性和情感性，都將影響到公共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所謂權力在國家生活中的瓶頸地位，在不同性質的權力下面，結果和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權力建立在共同體成員同意基礎之上，民愿表達渠道暢通的話，權力瓶頸是公眾意愿的瓶頸，是法治理性的瓶頸，是不具有尋租性的瓶頸。但是，如果權力建立在家長個人或家族意志的基礎上，公眾意志無從表達，那么權力瓶頸就是家長的瓶頸，就是人治理性的瓶頸，就是家長個人好惡的瓶頸。因此，這種權力百分之百具有尋租性。無論哪種瓶頸，相對于公眾利益的需求來說，都具有市場性。法治權力之所以是理性的，根據就在于在進行資源機會等利益資源分配時，它所依據的是由利益當事人認可的公開透明和一視同仁的正式制度，任何個人的額外努力對自己利益的增加幾乎沒有用處，所以，個人為利益額外投資的渠道就此堵死。相比之下，人治權力正好相反。在進行稀缺資源的分配時，它所依據的主要是家長權力持有者個體的感覺和判斷。很自然，為了從權力人那里贏得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分配形勢，人們必然會爭先恐后地接近直至收買權力人，由此在利益當事人之間形成無休止的惡性競爭也就在所難免。在這樣一種利益分配的惡性競爭中沒有贏家，統統都要付出高額成本。持續增加的權力價格不僅不斷加重利益競爭者的投資負擔，而且這種額外支出降低了有限資金的生產性效率，最終影響的是產出能力。對于權力持有者而言，表面看來好像是獲利大戶，但從長遠看，前途布滿風險，說到底，這種利益競爭游戲所制造的往往是少有幸福天堂，而多有腐敗陷阱。而對于國家來說，利益分配與調節系統的人情化、人治化，導致了獲利渠道的扭曲和社會成員逐利謀利方向與手段的歪門邪道，最終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和文明程度。

　　權力腐敗是非正式規則成本的集中體現。人們在尋求這個問題的原因時，往往多追究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制度缺陷，即認為權力約束機制不科學、太軟弱。說到這里時許多人常引用近代西方史學家阿克頓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名言。第二個是官員道德缺陷，即認為權力人無私為民、無私為公的職業道德修養不夠，缺乏高尚的官德，因而在自由裁量權的使用中就難免會出現以權謀私的現象。

　　我們現在有理由在上述兩個因素之外，再加入有關腐敗的第三個因素，這就是依托血緣、鄉緣、學緣、業緣的親情和人情運轉的潛規則或非正式規則。如前所述，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家庭共產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圈子意識鮮明，量情辦事公行。長久具有以情立國、以情開道的精神，兄弟爺們你我不分，請吃送禮視為自然。有好事家人先占，遇壞事一致對外。順著這個慣性，從“小吃小送小辦事”發展到“大吃大送大謀利”，從守株待兔等行賄到主動出擊索賄，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把這個文化底蘊考慮進去，對于捕捉中國官場腐敗的真諦極有幫助：一是看親疏程度。不少公職人員在潛規則人情文化的左右下，不是秉公辦事，而是按特殊主義規則行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做出的選擇往往是“親戚有遠近，朋友有親疏”，按著遠近親疏的程度和差序格局確定“關照”的多少，從而導致公共權力在利益調節中的嚴重失衡。二是看回報率的高低。即當一個人給對方辦事時，都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得到回報的預期，以及對公事私辦中風險和代價的權衡。如果排除權錢現金交易的行為，一種特殊主義的游戲也是一種投資和儲蓄行為，它希望的回報可以是物質和職位升遷方面的，也可以是感情方面的。比如，這次我在提薪上關照了你，下回就希望你在選舉中能投我的票，或在關鍵時刻肯替我說話。三是有求者的身份地位。此與上一尺度直接相關，如有求者的身份地位高，則其所求的成功率就高。這不僅因為其掌握的資源多，日后可望獲得的回報可能性既大且高，還往往出自一些非功利因素的作用，如工作人員對權勢的敬畏等。

　　經過對上述因素的權衡和考慮，每個辦事者都可知道自己應付出多少份額，每個被求者也大體可以預期自己能獲得多少，甚至第三者也能估算出其交換行情，因為人們心目中都有一個公認的價碼。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在順從這種特殊主義游戲規則時，尚能顧及“公事公辦”的組織行為規范，掌握一定的“度”。但對這種游戲規則的順從又勢必影響著資源的公正分配，進而腐蝕著政府權威的合法性基礎，嚴重的假公濟私行為也就難以避免。

　　“家庭共產主義”傳統文化信息的透露與傳遞，在社會生活中的極端表現是對家長專制時代血緣權力結構的復制，以至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當今時代公共組織親情化的極端形式。在這樣一個以情開道、奉行圈子主義和親情人情交往原則的環境中，正式制度和規則無時無刻不在經受嚴重的沖擊和挑戰：道德信條成為漂亮的典籍，法律、法規、規章、條例成為令不行、禁不止的擺設，正式的制度在人情大軍的“蟻穴工程”下變得千瘡百孔、強為支撐，朝向進步方向的制度改革和建設的成本高得難以應付。很少形諸于文字的非正式規則總是深入人心，大行其道，而所有的正式規則雖堆積若汗牛充棟，卻倍遭國民冷落。就像吳思舉例說的，舊朝代的行政法規按中央六部的分類歸為“六典”，清朝的閻鎮珩僅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13年，寫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200卷的篇幅。這些正式的典章制度大體都說得很漂亮，勤政愛民云云，規定也越來越具體細致。奈何這些漂亮東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說的潛文化生命力極強，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勁頭。

　　潛規則不僅僅是官場局內人士的心理默契，更重要的是它自古至今就是代代相傳的中國人在進行利益算計與索求時帶有取向性的官場內外的約定俗成和行為選擇。它運行于中國傳統的由血緣、鄉緣、學緣、業緣構成的人情網絡之中，成為以利益調節與分配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最終成為權力腐敗和規則、制度消解失靈的重要文化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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