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死了。無論他是善人、罪人還是小丑，他所參與的歷史進程，使得我們不得不花費精力對他這樣一個平庸、可笑的人進行歷史評價。這也是對歷史本身的莫大諷刺。

　　一、他身后留了個什么名？

　　咱們先看看各種現有的評價吧。從輿論場上，大致能看到對他的三類的評價：

　　a.積極評價

　　首先是歐美的政客，他們的評價基本上是積極的。比如美國總統拜登說：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一位有著非凡遠見的人……

　　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領導人……欣然接受了民主改革。他相信開放與重建……讓世界變得更安全，讓數以百萬計的人獲得更多的自由……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哀悼。

　　馬克龍、默克爾、朔爾茨等人也基本上和拜登的說辭一樣，認為戈爾巴喬夫帶來了“自由”、“民主”和“和平”。無論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還是按照帝國主義理論的角度，1991年蘇聯的解體，對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少了一個帝國挑戰者。所以，他們對戈氏的歌頌雖然讓人覺得吵鬧，但還是能理解的。

　　b.模糊評價

　　接下來就是比較模棱兩可的一派，如普京等人。

　　最簡潔，卻又最復雜的評價大概來自普京。普京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時間只有一句：“對戈爾巴喬夫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然后和戈爾巴喬夫遺體告別的時候，禮貌性地獻花、鞠躬就離開，并且表示不會參加葬禮。

　　實際上，普京對待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是很糾結的。首先，俄羅斯是繼承蘇聯遺產最多的國家，普京作為俄羅斯的領導人收益良多。其次，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那里奪取政權后，又親自指認普京掌權。從某種角度上說，沒有戈爾巴喬夫，或許普京還在干克格勃或者開出租車。再次，普京是一個極端反共的領導人，而戈爾巴喬夫執行了葬送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職能。所以，從物質、情感和意識形態上，普京理應感謝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普京也的確在各種場合表達了對戈爾巴喬夫的尊重。

　　然而，蘇聯后期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能和美國抗爭的存在。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根本無法正面和美國抗爭。從早期多次尋求加入歐盟，不被接受而被迫成為美國維持對歐洲干涉的棋子，到如今被迫拖入俄烏戰爭的深淵，這使得做著強國夢的普京無比希望回到蘇聯，當然，是沒有一絲共產主義的蘇聯。所以，普京對蘇聯解體、霸權變弱相當不滿。他曾公開表示：

　　“戈爾巴喬夫是俄羅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一個把權力扔在地上，讓一些歇斯底里的瘋子撿起來的懦怯者。”如此可見一斑。

　　至于中國，對一個名義上社會主義大國的失敗，當然要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反思，但是和歐美類似，由于中蘇關系改善、蘇聯解體而少了一個威脅，所以既不能表示明顯不滿，又不能像歐美那么積極，只能禮儀性的贊許戈爾巴喬夫對雙方關系的維護。

　　c.消極評價

　　最后一類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消極評價。然而，消極的評價也分三種，首先是樸素的共趣愛好者。他們覺得戈爾巴喬夫背叛了共產主義，毀滅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在國內輿論占主流的，就是以胡錫進和張維為為代表的國家主義者。

　　張維為在戈爾巴喬夫逝世的當晚就發文“戈爾巴喬夫，一個失敗者”。胡錫進和張維為都認為戈爾巴喬夫受到西方思想的蠱惑，走向了解體的道路，使得蘇聯老百姓經受痛苦。而中國沒有，所以，我們贏了，贏了兩次，走向了正確的道路。有意思的是，俄共的領導人久加諾夫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惋惜的主要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強大的國家。

　　還有些聲音認為蘇聯解體是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無法調和的產物，戈爾巴喬夫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丑，這也是我們的觀點，下文會詳細論述。

　　二、一個庸人如何登上歷史的舞臺

　　戈爾巴喬夫上臺，正是全球范圍內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之時。

　　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也稱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是20世紀30年代后在反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

　　新自由主義具有以下幾個特性：

　　1、主張市場化：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干預。

　　他們推崇“市場萬能”，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干預越少越好。

　　2、主張私有化：宣揚“私有財產神話”的永恒作用，反對公有制。

　　3、主張自由化：維護美國主導下的自由經濟，在思想政治領域都提倡“自由”

　　4、主張一體化：經濟一體化，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提供空間。

　　在拉美、亞非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推行的經濟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調控化。

　　從安德羅波夫開始，蘇聯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當時蘇聯的經濟改革原則是：在保證國家集中計劃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擴大企業制定計劃和經濟活動中的權力。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隨著改革政策在全國的推行緩慢以及經濟危機的加深，他將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歸于蘇聯僵化的生產關系，認為單一的公有制使得經濟成果只歸國家所有，調動不了企業和群眾的積極性，必須更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實質上是將原本扭曲的計劃生產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修正回自由競爭的軌道。在人民不實質掌握生產資料的前提下，計劃體制下的絕對壟斷，就是對人民絕對的壓迫，所謂的積極性自然是沒有的。而進行物質刺激鼓動短期的積極性，就必然走向市場化的道路。戈爾巴喬夫雖然早就背叛了共產主義，但是他懂得資本的基本邏輯。

　　在市場萬能思想的指導下，戈爾巴喬夫繼續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同時削弱國家的計劃性。他制定了《國營企業法》，從法律上確定了企業的自主權。企業推行完全經濟核算制、承包制為主的經營方式，逐步走向市場經濟。

　　同時，戈爾巴喬夫也激進地在經濟上搞對外開放。其執政時期，蘇聯加大開放力度，使蘇聯經濟日益國際化，融入世界經濟。為此，戈爾巴喬夫實施以下措施：1、賦予各部門、企業直接進入外國市場的權力。2、學習中國等國家改革開放的經驗，建立合資企業，自由經濟區和免稅區等。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聯明確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非國家化、民營化和私有化。其改革也加速了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的過渡。

　　然而，無論是歐洲傳統列強，還是亞非新生政權，所有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隨后逐步轉向凱恩斯主義道路，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而各國的無產階級也用自己樸素的方式對施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領導人表達自己的不滿。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時期，中國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熱衷于改革的人們認為改革前的蘇聯是僵化的，沒有活力的。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當時的官方和知識界也持著樂觀的態度，積極“取經”。隨著九十年代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繼續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推出了“休克療法”，徹底使整個國家經濟休克。這些改革愛好者們才開始找些新的理由，比如，方向是對的，走了邪路，等等。

　　其實，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黨對當時的“蘇聯道路”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蘇聯被安了頂“蘇修”的帽子。中國黨當時已經窺破了蘇聯的性質，它遇到新自由主義并且擁抱它，只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三、一個庸人該背多大的包袱？

　　今天的人們討論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大多把他當做是歷史承責任的承擔者，覺得他要為蘇聯解體承擔主要責任。然而，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個人需要為這樣重大的事件負責，歷史不是一個人創造的。

　　蘇聯的崩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戈爾巴喬夫只不過是承擔了這個職能的人。無論是誰，坐在這個位置上，都不免要為維系這個系統做斗爭，也都不免要目睹這個系統的崩潰。這個系統走到這個樣子，是歷史的必然。蘇聯統治集團在八十年代不得不選擇戈爾巴喬夫這個能進行這樣的改革的人，戈氏也因為能進行這樣的改革才在初期的權力斗爭中坐穩了位置。至于那些策略、方法上的問題，只是讓這個社會變化趨勢以暴烈的方式展現出來，但趨勢還是那個趨勢。

　　判斷一個社會的性質，還是要回到生產方式上來。當他們采取物質刺激的時候，當他們采用一長制的時候，當他們排除了廣大工人群眾協作的參與社會化大生產和決定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資本主義方向上奔跑了，蘇聯的命運就顯而易見了。官員的貪污、匱乏的出現和物質刺激的推行也是一體的。它們都是資本主義道路的表征。

　　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變化，就要看在歷史過程中的各種社會現象的變化趨勢。如果在蘇聯社會，資本主義的因素越來越多，社會主義的因素越來越少，那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個確定了的方向。

　　方向錯了，無論選擇什么路線，只是使得那個結局或快或慢的到來，但不能夠根本的改變這個結局。

　　自從蘇聯走上了這條道路之后，它就不可避免地朝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方向發展。無論它使用蘇聯這個載體，還是使用獨聯體各國的載體，還是使用俄羅斯的載體，或者別的國家的載體，都是如此。

　　所以，甚至可以說，雖然蘇聯解體好像是個大變局，其實只是一個資本主義化連貫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表象上看，人們能觀察到蘇聯改革了，動蕩了，解體了，國家政權消亡了，獨聯體國家們建立起來了，休克療法了，經濟崩潰了，俄國對外發動了幾場戰爭，等等，其實，這是一個連貫的過程。這一切都是整個社會系統在特定的生產方式當中運動所必然走向的結果，是個方向問題。無論是當時貪污腐化的干部，還是今天在游泳池里享受愜意生活的富豪們，他們承擔的社會職能是一樣的。無論是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普京，他們所承擔的職能也是一樣的，他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事實上，在這個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一直在按照其發展的規律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政權的更迭、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都是它的表現形式。政權看上去變換了，主要的社會關系卻仍舊維系著，資本主義只是換了個政治和法律外殼，從貪污腐化變成了巧取豪奪，統治者從官僚資產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原先半遮半掩的資產階級法權變成了赤裸裸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脫光了遮羞的衣服，露出了丑陋的身軀。但，他還是他。

　　個別領導人只能使這個速度變得更快或者更慢，使這個過程變得迂回或者更加直接。戈爾巴喬夫看樣子好像技術不行，玩砸了，但擊鼓傳花的游戲總要停在某個人手中，不是你，就是他。他葬送的只是蘇聯的政治外殼，這在國家強權的愛好者看來是一件大事，但在社會變遷史上，卻只是一件必然要發生的事件，是連貫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必經關口。作為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政客，一個庸人，他無法挽救蘇聯政權，因為蘇聯政權必然要崩潰；他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蘇聯-獨聯體各國社會的性質和運動方向。他只是個醒目的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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