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吳啊萍是精神病，不應擔刑事責任和政治責任。倘真如此，那就應該嚴格按對待精神病的法子對待之——你不能對自己的言行負責，那就不能讓你有做出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言行的機會；你的“精神病”已經做出了嚴重危害社會的事，那就不能讓你再有任何重復的機會。你的“神經病”好沒好不能由你說了算，而只能由國家專門機構的專家說了算。
如果不照此辦理，那如何應對“流氓精神病”？——平時沒事，就犯罪那一瞬間是“精神病”，不必負責，逃脫懲罰后又“恢復正常”，逍遙自在享受正常人待遇，直至下一次“精神病發作”。這招數在西方早就被玩爛了：律師接案子后的第一招一定是看能否把問題往“間歇性精神失常”上引，千方百計證明當事人雖然平時好好的，偏偏就犯罪那一瞬間“精神失常”，不能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由此免受懲罰。而這招往往還真管用——利用“精神病”“心理失常”逃避懲罰是西方司法體制的一個公開的秘密。犯罪老手都善于事先就準備“精神失常”的證據，刑辯律師都善于把案子往“精神失常”的性質上引，連刺殺里根這么大的案子都能定性為“精神失常”，其他案子更不在話下。
如今出了個吳啊萍，這一套也跟著來了：“心理憂郁，情有可原”“精神問題，無法按刑法處理”……這實際是個陷阱：嚴懲，與法無據，還要落個“跟瘋子較勁”的罵名；不嚴懲，馬上就開了個大門：原來可以借“精神病”犯罪，而且還可以逍遙法外，就算有犯罪成本也低得可以忽略不計。這便宜買賣不做白不做。
該如何對付對這種“流氓精神病”？簡單得很：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是精神病，那就嚴格按精神病處理，送到專門治療精神病的地方，什么時候好了什么時候出來。因“精神失常”而傷害社會的情況越嚴重，管控越嚴格越久長。一輩子不好就一輩子別出來。病好沒好不能由你說了算。對于真正的精神病，這是最恰當的處置。如果想假借“精神病”犯罪，那就要面臨不叫懲罰的懲罰，沒有刑期的囚禁。這既足以擺脫“精神病免受刑責”的陷阱，也足以讓“流氓精神病”在犯罪前掂量掂量：這樣的犯罪成本值不值得鋌而走險。
因“精神失常”“心理陰影”傷害社會可以不受刑糾，但把人教育得“精神失常”“心理陰影”的人卻不應不受任何懲罰，包括刑事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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