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二舅”和“武訓”同樣勵志,也同樣被人利用,來轉移視線和回避矛盾。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視頻全網刷屏,甚至受到官媒的大力推薦。然而有三個根本問題,不容回避。
1、藥物迷信
二舅悲劇的最直接原因,是發高燒時村醫因為迷信藥物,一天給他打了四針,打成了殘疾。
藥物副作用并不罕見。中國大約30%-40%的聾啞兒童是濫用慶大霉素、鏈霉素等抗生素造成的,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表演“千手觀音”的21位演員中有18人是藥物致聾;而四環素曾經毀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牙齒。
藥物迷信至今依然存在。有人隱瞞副作用,把某些藥物吹噓得比保健品還神奇。他們一邊恐嚇,一邊利誘,免費打針還送大米送雞蛋。和當年的村醫一樣,一針不行兩針,兩針不行三針,三針不行四針。
“二舅”的視頻說,要在今天,村醫早就被告倒了,得承包二舅一輩子。
怎么可能?要在今天,必須是先讓你簽下知情同意書,打壞了肯定是耦合。
二舅好,好就好在不追究責任,不找麻煩,多好的榜樣。
2、兩極分化的原因
“二舅”的視頻說,如果二舅當年考上大學,那么現在就可以享受單位分的房子、國家發的退休金,悠游自適,頤養天年。隔壁村一個老頭就是這樣嘛,當年學習還沒二舅好呢。
難道留在農村,就活該窮嗎?就活該病無所依、老無所依嗎?如此多才多藝的”二舅“都如此艱難,更何況其他人。
生產隊沒了,“他公平”嗎?
按照原來的設計,是要推進農業機械化。效率提高之后,農村節省下的人力就可以搞集體經濟,搞產業化,就像大邱莊、南街村、華西村這樣的發展道路。
然而,農村集體所有制解體,重新搞個人化的小農經濟,堵死了這一發展道路。農村集體所有制一垮,依附在集體制之上的社會保障也土崩瓦解。
1982年,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迅速衰落,從1976年覆蓋面92.8%降至1982年的52.8%。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農村合作醫療出現雪崩式的解體,覆蓋面驟降至11%。1989年,合作醫療覆蓋面降至4.8%,還不到1958年水平的一半。只在上海郊區、江蘇南部(蘇南)等集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合作醫療才得以保留。
農村合作醫療是奠基在集體經濟之上的。集體經濟一垮,合作醫療解體,絕大多數農民重新陷入自費醫療的境地。
20世紀90年代初,90%以上的農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1998年農村合作醫療的比重僅為6.5%。政府用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助費1999年是3500萬元,9億農村居民平均每人0.038元。(王紹光、樊鵬《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
所以,以“二舅”為代表的農民,后半輩子沒有任何保障,只能靠自己,這是“公平”嗎?
事實上,從過去的農村扶貧,到現在的鄉村振興,都是在還債,是補歷史欠賬。當年的分田單干典型“小崗村”,幾年前才依靠多年的扶貧、依靠集體經濟剛剛脫離貧困線。
事實證明,不依靠集體的力量,不依靠公有制,農村不可能振興。
參見:明朝滅亡的教訓:失去貨幣主權、國企被肢解、內需不振、外向型經濟、帶路黨.....
3、為什么內卷
今天,中國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完全可以滿足老百姓的需要,問題在于老百姓消費能力不足。
為什么老百姓消費能力不足?因為分配出了問題。因為發展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被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竊取了。
住房、教育、看病、養老,重新成為4座大山,壓在老百姓頭上,這才是瘋狂內卷的根本原因。
“二舅”作為個人來說,是挺勵志的。但是如果上升到時代主題的高度,它起到的作用則是轉移視線、回避矛盾。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這個標題,就說明了這是一劑麻醉劑。它回避了造成“二舅”悲劇、年輕人瘋狂內卷、精神內耗的本質原因。
它宣揚生活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樂觀,不夠逆來順受。
4、“二舅”和“武訓”,有異曲同工之妙。
武訓是清朝末年的一個人物(1838-1896)。他出身貧寒,不識字,從小受盡壓迫和欺辱。
他把自己的悲劇歸咎于“不識字”,決定靠乞討賺錢辦義學。他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了三處義學,受到了清政府的嘉獎。
武訓作為個人來說,是挺勵志的。
但正像毛主席評價的,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僅僅把自己的悲劇歸咎于“不識字”,回避了本質的問題。
1950年的電影《武訓傳》,把這樣一個具有歷史局限性的人物,歌頌為英雄,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當然要遭到毛主席的反對。
今天,作為個人,傳播“二舅”視頻也無可厚非。但是假如官媒也紛紛去炒作“二舅”,是不是和當年炒作“武訓”一樣?
作為官方,應該思考的是怎樣從根本上避免“二舅”式的悲劇,而不是回避問題。
中國的根本體制是公有制。中國的體制,最終有能力打倒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以及其利益代言人,真正實現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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