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這個短片刷屏，成為了現象級產品。我有一個朋友說，象《活著》，我覺得形容的挺好。應該說是活著的升級進化版吧。問題是一般普通人，能通過努力，活的不錯嗎？如果能，為什么還需要社革呢？這個問題，《活著》和《二舅》都沒給答案。
這種類型的短片，的確有大火的潛質。我看了下采訪，作者的精神內核，的確有余華，王朔的影子。但是有一點我有不同意見，就是活著是沒有評判的描述了福貴的一生，但是二舅里面做的個人價值觀判斷太多了。
比如，“我四肢健全，上過大學，又生在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我理應度過一個比二舅更為飽滿的人生。”上過大學四肢健全就理應有更飽滿的人生？如果強者就一定要比弱者有個更飽滿的人生，那是不是男性理應比女性有更飽滿的人生？是不是白人理應比黑人有更飽滿的人生？
看起來是很敬佩二舅，實際上他用的是一個“上過大學的城里健康人”的視角在看一個“沒學歷的鄉下殘疾人”。給人家發了一張好人卡：看啊，他過的這么慘還這么堅強。實際上無數跟二舅類似命運的人，被命運碾壓后沒有站起來。化苦難為神奇屬于幸存者偏差。
標題也有那個味道，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暗示著那些說自己精神內耗的年輕人：你看看我二舅吧，你還好意思精神內耗嗎？實際上標題有點驢頭不對馬嘴，年輕人內耗的是上升通道堵塞，努力無用，是出來工作沒有勞動法保護，是考編的時候人家有綠色通道免筆試。
這里面還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比如，88歲的老太太自殺，為什么農村70歲以后老人的自殺率飆升？為什么一個明顯的殘疾人，殘疾證遲遲辦不下來？基層治理一塌糊涂，還要在這里讓大家看到更慘的生活，來原諒自己的困境。意思就是讓你受夠折磨，想著趕緊死吧，別活了。
還有那個，我們村里最快樂的人是樹先生，因為他不用對別人負責，鏡頭一轉，樹先生明顯是一個精神有點問題的人。第二快樂的人是我二舅，因為他不往后看……其實這個隱隱透出的“要么自己努力，要么裝傻”，反正就是別來煩上邊就對了。
看完這個短片之后，我真的很欽佩二舅，但是對文案中的價值觀真的如鯁在喉。不知道怎么總結他的價值觀，反正我知道肯定是和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有種濃濃的宗教宿命論，素來如此，便是對嗎？
看起來他鼓勵大家去努力奮斗爭取勝利，但是這個努力奮斗都是孤立的個體的，不去想規則的問題，不去想剝削的問題，只要你自己努力就好了，什么后果都默默接受。你出來打工工資1500養不活自己，肯定是你自己的問題，自己去吃糠咽菜好了，不要去看你老板的燕窩魚翅。
雖然他這視頻里挺聰明的加入了對教員的肯定，最后還用教員的話結尾，但內核和教員沒有什么關系。教員是敢教日月換新天，要的勝利，是翻天覆地的勝利。絕不是這種你們這些野草平平靜靜的活，安安靜靜的死，滋養參天大樹就好了。
把二舅的平和生活都歸結于個人努力，資本主義也搞這一套啊，宣傳那種草根成功的“美國夢”。你看哦，只要你努力，順從，在這個規則里，也是可以成功的。那你們這些活不好的，就是因為努力不夠，思想境界也不高。但我們為什么不能讓勞動者，讓弱者，整體都有過得去的生活？
二舅那句公平真的諷刺，二舅這樣的勞動人員，這么聰慧，完全可以去上學。學到實用的知識，去造福家鄉。我想到了電影《決裂》，憑手上的繭子上大學怎么了？我上的就是勞動大學！
其實要大家忍受苦難，接受苦難，甚至要大家在這種苦難里面開花，我是覺得我內心過不去。大家可以接受艱苦奮斗，這是我們民族的優勢。宣傳苦難不是問題，老一代的正面形象基本全是苦難，不論是雷鋒，還是王進喜，焦裕祿……問題出在，你拿苦難作宣傳，在弘揚什么，主張什么？
看完二舅那個視頻，我朋友是這么評價的，這里直接原文引用了：突然想起來我那個最后也沒有走出山里的初中女同學和我說過的一件事情。我之前寫過一篇稿子，是說山里村子里其實有許多女孩兒都沒有上過大學，那些偏僻的山村里的小學，大多也是沒有英語老師的，所以他們需要走出去，走到鎮上去讀初中讀高中，才能接觸到英語老師開始學習英語。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情況，即是這個山村里出了一個“能人”，能人衣錦還鄉后，多半會捐錢修路、更有錢的會修學校，當時我的女同學所在的村子，就“沾光”修了這樣一個學校，校舍、課桌都是新的。我去過那個學校，確實建得很不錯，大理石的那個校門尤其氣派。
這個學校建完以后，每年會有一支很小的攝影團隊過來拍片子，拍的內容也很簡單，大概就是“xx先生為這里的孩子提供了良好的教學環境，讓那些艱苦奮斗的孩子們都能讀上書啦！“，我看過那個宣傳片，事實上那個宣傳片也并不隱秘，有一段時間甚至就高掛在學校唯一一塊LED屏幕上循環播放，視頻的左下角還貼著捐贈人企業的圖標。
宣傳片一年更新一次，最近幾年的我沒看過，但內容應該大多相同，都是整齊劃一的拍攝一部分家里非常窮的小孩兒自己走山路來上學（鏡頭里一定會出現一個拄著拐杖的小孩，每年都有），然后鏡頭一轉，拐杖上還帶著泥的小孩兒走進大理石砌起的學校大門，紅旗飄蕩，朗朗讀書聲傳來，這時候的背景音多半會出現一段旁白：再窮不能窮教育。
我之前問過我那個女同學，那些人每年都來拍一次宣傳片，是因為他們每年都還在持續給錢嗎？她說應該是，每年都還會給點。之所以會和二舅那個視頻聯想起來，是因為我看到了二舅視頻的標題《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這個標題讓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之前我朋友和我提起那個學校的紀錄片時說的一句“玩笑話”。
她說那個捐錢給他們的大老板，每年都會把這部片子帶回公司、帶回家，目的就是想告訴他們：那些孩子在這么苦的環境下都沒有放棄讀書，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也許這句話，和那個視頻都沒有什么問題，但我還是感到一種不適，它更像是一種縱向的比較，即是看見苦難里的人如此辛苦卻仍在向上，所以身在更高處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向上？苦難在這里變成了一種符號，哪怕視頻創作者的本意和這種縱向比較無關。有些視角的區別，也許僅僅是觀看的人的姿態問題——是平視，還是向下？
這兩者很好區分，卻又在一些時刻很難區分開來，有些所謂自上而下式的憐憫本質上只是滿足自己站在高處的虛榮，但真正的看見苦難，不該是因為看見了一個人的困難而寬慰了自己，這太高高掛起，也真正忽視了苦難背后的無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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