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晚，針對南京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事件，南京市委市政府調查組已經就調查處理情況發布通報。

　　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事件發生后，南京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調查組，組織進行全面深入調查處理。現將有關情況通報如下。

　　經調查核實，在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者為吳啊萍（女，1990年9月生，大學學歷，無曾用名），自幼在原籍福建晉江生活，2000年遷至南京隨父母生活，2009年到北京某醫學院就讀，2013年進入南京某醫院從事護理工作，2019年9月辭職去五臺山某寺廟當居士，2022年7月22日被南京市公安機關依法立案調查。

　　2017年12月18日，吳啊萍到玄奘寺要求供奉牌位，并在登記表上填寫“松井石根、谷壽夫、野田毅、田中軍吉、向井敏明、華群（美國人明妮·魏特琳）”6人名字。當值僧人靈松（1979年9月生，初中輟學）詢問被供奉者是其親屬還是朋友，吳啊萍謊稱是其朋友。寺廟按照每個牌位每年100元標準、供奉5年共收費3000元，靈松開具了收據，注明供奉時間“2018—2022”，隨后在黃色牌位紙（9×4厘米）上寫下標注“友”字的6人名字和“吳啊萍”落款，塑封后擺放于地藏殿的“往生蓮位”區第15排7—12號位，距地面高度約3米。2018年底，玄奘寺對地藏殿進行修繕，陸續將牌位全部撤下。2021年12月地藏殿修繕完畢后，牌位被擺回原處。

　　2022年2月26日，一名女信眾到玄奘寺地藏殿尋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僧人慶玄、祿玄與幾名游客一起幫助尋找，其間發現了侵華日軍戰犯牌位，一游客拍下照片。慶玄隨即撤下5名侵華日軍戰犯牌位，當晚將此事告知住持傳真，傳真要求嚴禁外傳，此后一直未向主管部門報告。7月21日，拍照游客將照片發布到社交平臺，被大量轉發，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經公安機關廣泛走訪、全面深入調查，吳啊萍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屬個人行為，未發現其受人指使或與他人共謀的情況。據吳啊萍供述，她到南京后了解到侵華日軍戰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的罪行，遂產生心理陰影，長期被噩夢纏繞；在接觸佛教后，產生了通過供奉5名侵華日軍戰犯“解冤釋結”、“脫離苦難”的錯誤想法；同時了解到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女士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女性的善舉，因受戰爭刺激，回國后在家中自殺，想通過供奉幫其解脫。經調查，2017年3月以來，吳啊萍曾因失眠、焦慮等癥狀，先后3次到醫院就診，并服用鎮靜催眠藥物。吳啊萍出于自己對因果釋結的錯誤認知和自私自利的動機，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為侵華日軍戰犯的情況下，仍出資在宗教活動場所為其設置牌位，嚴重違背了佛教揚善懲惡的教義教規，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嚴重傷害民族感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涉嫌犯尋釁滋事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引自南京市委市政府調查組2022年7月24日《關于南京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事件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

　　可以從通報中看出，“玄奘寺事件”案情簡單，事實清晰，歸根結底為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的個人行為，“吳啊萍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屬個人行為，未發現其受人指使或與他人共謀的情況”。但是越是簡單的表象下面可能藏著更深的真相，越是看起來順理成章，但反過來思考就發現疑點重重、漏洞百出。

　　疑點一：為什么吳啊萍供奉的是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

　　“據吳啊萍供述，她到南京后了解到侵華日軍戰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的罪行，遂產生心理陰影，長期被噩夢纏繞；在接觸佛教后，產生了通過供奉5名侵華日軍戰犯‘解冤釋結’、‘脫離苦難’的錯誤想法；同時了解到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女士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女性的善舉，因受戰爭刺激，回國后在家中自殺，想通過供奉幫其解脫。”

　　吳啊萍因“長期被噩夢纏繞”而產生了寺廟供奉的想法。作為一個佛教徒，又明知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犯下的罪惡，為什么不去供奉那些冤死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而是去供奉制造大屠殺的劊子手？供奉曾經為保護中國同胞的魏特琳女士還可以理解，但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有合冤屈要“解冤釋結”？把魏特琳女士和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放在一起供奉，不怕多增冤孽？松井石根等5名戰犯至死都不愿認罪，至死也沒有任何懺悔之心，這樣的人，佛愿意渡其“脫離苦難”嗎？這是一個正常的佛教徒應該有的心理嗎？

　　疑點二：供奉地點為什么選擇在玄奘寺？

　　玄奘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區北京東路九華山公園內，北臨玄武湖，東接太平門，西鄰臺城。

　　1942年初冬，日本侵略者在雨花臺大報恩寺三藏塔遺址挖到一石函，函內供奉有玄奘大師的頂骨舍利，并記載了唐代高僧玄奘頂骨舍利來南京安葬的經過。日軍妄想全部占為己有，將玄奘舍利分成若干份，分批次送回日本。在南京人民的抗議下，日軍將玄奘大師部分頂骨舍利歸還中國，日方留下了一份。1943年初，汪偽政府在九華山上建了一座磚塔，供奉玄奘大師的頂骨舍利，得名三藏塔。2003年，南京市在九華山重修寺廟，命名玄奘寺。

　　玄奘寺內供奉的玄奘大師的頂骨舍利與日本人有這樣一段淵源，不得不令人多想。選擇在玄奘寺供奉，是否有象征含義？（不知道吳啊萍的工作或居住地址距離玄奘寺是否方便？）如果不是玄奘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吳啊萍選中，那么吳啊萍完全可以選擇一個不知名的寺廟供奉。

　　疑點三：為什么牌位被供奉在3米多高的地方？

　　據通報所披露，供奉牌位“塑封后擺放于地藏殿的‘往生蓮位’區第15排7—12號位，距地面高度約3米。”戰犯牌位從2017年開始被供奉，直到2022年一次偶然因素才被發現。為什么將近5年沒有被人發現？除了暴露出宗教主管部門和玄奘寺管理部門玩忽職守或有管理漏洞之外，很大一個原因是牌位距離地面有3米之高，在字很小的情況下，在地面是很難看清3米高處的牌位的。牌位被安排在這個高度，究竟是巧合？還是刻意為之？

　　疑點四：為什么選擇供奉的是這六個人？

　　吳啊萍為何選擇供奉“松井石根、谷壽夫、野田毅、田中軍吉、向井敏明、華群（美國人明妮·魏特琳）”這6個人？吳啊萍是本科學歷，且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南京，顯然她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非常熟悉，否則她不一定能這么精確地選擇出“松井石根、谷壽夫、野田毅、田中軍吉、向井敏明”這5名典型的南京大屠殺罪犯。在歷史研究中，美國人明妮·魏特琳因其日記而著名，魏特琳日記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資料之一。明妮·魏特琳的中文名叫華群，只有深入了解的人才知道。牌位用“華群”，而不用“魏特琳”，是否有掩人耳目的目的？

　　松井石根是這5名戰犯中唯一一位在東京審判中被判處絞刑的戰犯。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松井石根有罪，為甲級戰犯，處以絞刑。12月23日零時，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被送上絞刑架。松井石根被判處絞刑，并不僅僅因為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縱容和默許，而且包括其在整個日本侵略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

　　谷壽夫是制造南京大屠殺最直接的罪魁禍首之一。1937年8月，谷壽夫奉命率領第六師團從熊本（就是那個“熊本熊”的發源地）出發，入侵中國華北。11月轉戰上海，隨后從無錫、常州、鎮江一路殺進南京城。12月12日，谷壽夫率領的第六師團最先攻入中華門。1946年2月2日，谷壽夫被盟軍總部逮捕。1946年8月2日，和磯谷廉介一起被引渡到中國。隨后南京國防軍部軍事法庭對谷壽夫進行了長達6個月的證據調查搜集和審訊。在此過程中，谷壽夫極不配合，在實事鐵證面前拒不認罪，多次上訴，不服判決。最終法庭以充分可靠的證據和證人判處谷壽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壽夫被押往雨花臺執行槍決。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臭名昭著的“百人斬”競賽的參與者。這兩名戰犯在1937年12月從上海進軍南京的過程中，就開始相約進行殺人競賽。這個殺人并非用槍，而是用刀，可見所殺之人都是沒有反抗能力之人，要么是平民，要么是失去戰斗能力的中國士兵。開始相約殺滿100人為勝利者，結果殺得起興，向井敏明殺了106人，野田毅殺了105人，并不知道誰先殺滿的100人，不能定出勝負。于是二人又約定以殺滿150人為勝負標準。整個殺人競賽的過程，被《東京日日新聞》等多家報刊連續系列報道，像是實況轉播一場足球賽，時不時還要點評一下競賽雙方的成績。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二人回日本后被捧為英雄和明星，在國內演講宣傳。1947年5月8日，中國駐日代表團向盟軍駐東京總部要求引渡戰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到中國受審。8月20日和9月2日，盟軍總部相繼逮捕戰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11月5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抵達上海，次日被關進南京戰犯拘留所。經過一個多月的審理，1947年12月28日宣判死刑，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不服判決，要求上訴，后被駁回，于1948年1月28日被執行槍決。

　　戰犯田中軍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任侵華日軍第六師團第四十五聯隊上尉，曾用軍刀砍殺綁跪平民300余人。1947年5月18日，田中軍吉被引渡回中國。1947年12月18日被判處死刑，戰犯田中軍吉拒不認罪，當庭狡辯，由于證據確鑿，皆被一一駁回。于1948年1月28日中午，與向井敏明、野田毅一起被押往雨花臺執行死刑。

　　疑點五：為什么“吳啊萍”這個名字顯得那么奇怪？

　　“吳啊萍”這個名字估計在中國重名的幾率很小，難怪“玄奘寺事件”發生之后，有網友就已經指出有可能是某醫院的吳啊萍，后來被證實就是她。如果按中國的習慣，叫“吳阿萍”還有可能。這個名字顯得如此奇怪，不怪網上生出許多陰謀論來解釋這個名字。

　　（又有不法分子憑空捏造出一個“張井上”，捏造“張井上”與“吳啊萍”的合影，造謠“張井上”與“吳啊萍”合伙捐資建廟。此事已經被辟謠，所有相關圖片都是假的。）

　　疑點六：從有精神疾病到當居士，為什么覺得像是被設計好的脫罪程序？

　　2017年3月開始患有精神疾病并多次就醫；2017年12月去玄奘寺供奉戰犯牌位；2019年9月辭職去五臺山某寺廟當居士。乍一看這個時間線，是那么合情合理，順理成章。可是越是看起來簡單的事情可能越復雜，歷史上的疑案向來如此。

　　2017年3月開始覺得患有精神疾病，至12月，中間僅僅隔了9個月。精神疾病的治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什么去了3次醫院就放棄了科學治療，立馬就轉而尋求迷信？（這3次就醫分別是什么時間去的？每次進行了什么樣的治療？拿了什么藥物？）

　　2017年12月供奉戰犯牌位之后，有沒有覺得心理安寧呢？如果覺得心理安寧，她就不會在2019年9月而辭職去當居士；如果覺得心理依舊不安寧，她一定會要么尋求醫學治療，要么再次尋求迷信指導。可是她直到近兩年之后，才辭職當居士，這與前面僅僅9個月就放棄醫學治療而尋求迷信的狂熱完全不是一個風格。這難道不應該令人懷疑嗎？

　　提出以上六點質疑，并不一定全部都對。肯定有人會說這是無中生有，但如果能提出一點別樣的思路，或者給思考者一點啟發，也是無量功德。

　　202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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