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被刺殺身亡了，輿論場上立馬分成了兩派。
一邊是以胡錫進為代表的同情者，同情一個生命的逝去。
一邊是以帝吧為代表的拍手稱快者，強調仇恨，反對在“日本人殺日本人”中對生命的反思。
似乎兩者都有道理，但他們彼此矛盾，到底誰對誰錯？
一、為何同情？人的二重性
很多同情者喜歡說，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政治家，沒有人想被刺殺，所以對所有生命都要尊重。那么我們就來看看，對生命的同情的想法，它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正確？
我們先從人的生命體角度來看問題。生物圈內包含共生、寄生、競爭、捕食等關系，這些關系只服務一個目標——生存，而生存本身就是矛盾的。一方面人多力量大，對幼崽的愛護，對某些生命的愛護，是出于未來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食物鏈上的每個生物都要生存，可是獅子不會同情綿羊，羊也不會同情草，因為獅子要吃羊，羊要吃草，甚至一些動物會殺死自己的幼崽。即便是人類幼年，我們也能發現幼兒小時候也沒有什么尊重生命的觀念，踩死螞蟻，玩弄小動物致死，甚至玩火也可能傷害到他人。我們發現這些現象是彼此矛盾的。我們要解釋同情心，僅僅從生物角度是不夠的，必須抽象出社會屬性的概念。
馬克思說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會因為自己寵物死去而感到傷心，會因為愛人的離去而感到傷心，這是因為，寵物、愛人，和人自己有了共同的經歷，彼此產生了社會關系，所以我們才會對自己的寵物和愛人關心，而不會對被吃的、沒有社會關系的生命感到同情。
可是在現代社會，除了互相愛護的社會關系，占主導地位的是市場條件下的雇傭勞動關系，這是一種不平等社會關系。在這種關系下，老板是不會因為同情工人而放棄利潤的。就算做出一些讓步，無非是為了讓自己能夠可持續地賺錢，而不是出于所謂的人文關懷。當沙皇處死列寧哥哥的時候，當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無辜平民的時候，他們所推崇的人文關懷、互相友愛根本不會施舍在這些人身上。就像毛澤東所說，“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不能要求無產階級去“愛”自己的階級敵人。
我們回過頭再看看安倍。他被刺殺了，我們當然不希望自己被刺殺，從生存角度說，我們可以給予一定的同情，因為我們都是人類，都希望活著。可是，這不是評判安倍的決定性因素，就像我們不會對蔣介石、對沙皇的死感到同情。人之所以區別于別的動物，是人類的高度社會化。我們的評判人的標準是這個人對社會所起到的作用。而作為動物的人，大家基本的屬性都差不多，資產階級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性需求，無產階級也一樣，所以單純從生命的角度去同情，混淆了階級的矛盾，混淆了社會性和動物性，是一種想當然的、不科學的評判方法。
那么安倍在階級社會中是個什么階級的人呢？他是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對無產階級，對全人類的解放有做出貢獻嗎？并沒有。無論是他是親中還是親美，他最終服務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沒有背叛自己的階級。所以他的死在無產階級看來，不值得社會層面上的同情。
二、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那么對于拍手稱快的，以帝吧為首的人，他們的高興便完全是對的嗎？很可惜，不完全是。
蔣介石殺共產黨，毛澤東鎮壓反革命，我們不能因為他們都殺人，就覺得他們是一路人。關鍵在于殺人背后的原因。同理，一些“愛國者”不同情安倍，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同情安倍，并不意味著“愛國者”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分析這背后的原因。
以帝吧為代表的“愛國者”的理由歸納起來就一句話，他是日本人。可是，如前文所說，我們處在一個階級社會。即便不同國家的人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和歷史道德，這并不能改變各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被壓迫的事實。當我們反對安倍的時候，應該站在階級的視角而不是民族的視角上去看問題，因為民族根本不能代表我們的利益。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的歷史早就說明了民族這個概念根本不是共同利益集團的代名詞。看看歷史，有多少本民族的皇帝壓迫老百姓、地主壓迫農民，難道我們能因為都是一個民族而與這些壓迫者共情嗎？
更何況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民族的界限不斷地被打破，又不斷地被強化。在這個世界上，哪里都有商業區，哪里都是金錢開道，哪里都有現代科技進步的因素，哪里都有階級的壓迫，民族這個概念在這個意義上逐步消亡了。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叢林世界中，超越民族的世界政府不可能建立起來，民族主義作為伴隨著資本主義而興起的產物，沒有哪國政府會主動放棄它，在危機年代甚至會加強它。
所以站在民族角度、國家角度來反對安倍的，由于缺少階級的視角，其科學性會大打折扣。
三、正確的態度
所以，從社會關系上，我們和安倍沒有多么緊密的社會關系；從階級上，我們和安倍是敵對階級。綜上所述，我們不會同情安倍，但對安倍的厭惡也有限。
那么對待階級敵人，像刺殺安倍這種方式，是值得拍手稱快的嗎？也不是。如果刺殺就能消滅階級壓迫，我們當然舉雙手贊成。可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資產階級法權還在不斷擴大，殺了蔣介石還會有劉介石、鄧介石，而歷史上的各種刺殺行為顯然并沒有鏟除階級分化的社會基礎。我們真正要消滅的是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而對于具體資本的代理人，在特定條件下，是能夠讓他為共產主義事業提供幫助的。比如，日本戰犯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改造，轉而能為促進中日人民友好、反對法西斯戰爭、捍衛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貢獻。而粗暴的刺殺方式，并不能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反而有可能使人民群眾反感，危害整個運動。刺殺只能作為一個謹慎的、有條件的手段，服務于特定的目的，而不能作為目的本身。歷史上，北平的和平解放，與地下黨刺殺日本軍官，便是兩個鮮明的例子。而對于安倍，顯然，他的被刺并沒能服務于特定的階級斗爭的目標， 我們是不贊同的。
最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安倍任期內在日本生活的所有日本人、外國納稅人，無論收入多少，3-5歲的保育園、幼兒園全部免費。在初中畢業以前，學費全免、看病全免、每個月政府還給每個孩子發1千多元人民幣的“兒童工資”。他們忽視的還有，安倍這樣一個曾經位高權重的人，在離職之后，居然為了政治宣傳，要去一個地鐵口演講，居然沒有嚴密的安保，也沒有穿防彈衣。被民族主義情緒挑動起來的人們，對照一下自身的悲劇處境，也許是我們討論安倍之死的另一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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