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最近美國的“去墮”，國內輿論的主流似乎都在單純地把它看做一個婦女權益的問題；這就完全跟拜登操起了同一副腔調，譴責“歷史的倒退”，而有意無意忽視了墮胎權議題背后美國兩黨——大概就是兩派資產階級的政治操弄、政治博弈。

　　當然，這個事情密切關系著婦女權益狀況和人權狀況，不可否定；問題恰恰在于，一個應該被用于推進婦女解放、改善人權和傳統家庭婚姻制度的議題，完全淪為了美國兩派資產階級的權斗工具。事情的悲劇性就在這里。依然像恩格斯多年前形容的：“……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①。

　　實際上，如果了解的話，就不難發現“能不能墮”“允不允許墮”在美國社會是一個廣泛、長期、深度爭議的問題。因而，不能簡單把多年前最高法院的“合法化”判決和今天相反的判決視作歷史的進退，從而選擇簡單的“吹美”或“罵美”。

　　上世紀60年代，在民權、女權等進步主義潮流的推動下，美國最高法院一改多年堅守的“司法克制”傳統，其中最典型的就如認可婦女自由墮胎權的判決（女權組織精心策劃的憲法訴訟，1973年“羅訴韋德案”），形同一夜之間推翻全美49個州相關法律，引發了幾十年都沒有偃旗息鼓的政治爭議。

　　爭議中的雙方，“挺墮”（選擇派，pro-choice）和“反墮”（生命派，pro-life）者“各自組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竭力利用政治選票和游說來影響美國政治進程，各級政客因此不得不明確表示自己對婦女墮胎權的立場”②；“進入新世紀以后，美國國內圍繞著墮胎問題而產生的社會和政治紛爭遠沒有結束的跡象，對‘羅伊案’進行表態，依然是美國政客競選和法官上任的必修課”③。可以理解為，墮胎權議題早就相當程度被政治化、黨派斗爭化了。

　　特朗普宣布支持，聲稱這是一代人生涯當中的最大勝利，不是偶然的，決不是僅僅因為要跟拜登“唱反調”。當年“羅案”判決就讓反對墮胎、堅守傳統價值的生命派大失所望，從而反向刺激了“生命權利運動”的迅速高漲；“反墮”的參眾議員提出了若干個憲法修正案以試圖推翻之，但多年無一成功。

　　在美國保守派看來，本就不應該“墮”，而近年來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產生的資產階級政治保守化傾向才是最高法院“去墮”的內因。如在總統權對司法權的影響上，幾十年間最高法院一直保持著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微妙平衡”；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他歷史性地獲得了三次任命大法官的機會，于是成功將三名保守派大法官送入高院，導致掌握最高釋憲權的高院急劇右傾，為今天的“去墮”判決準備了先決條件。

　　而早在2016年跟希拉里競爭美國總統時，特朗普就曾公開表示，一旦勝選將任命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以推翻羅案裁決。拜登最近也承認，特朗普在推翻羅案判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特朗普總統任命的三名大法官是今天推翻司法天平、取消這個國家婦女基本權利的決定的核心。”

　　目前9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堅定的保守派且均由共和黨籍總統任命，僅3位是民主黨籍總統任命的自由派法官。在推翻羅案裁決的投票中，特朗普提名的3位大法官都投了贊成票。佩洛西就把今天的最高法院叫做“共和黨控制的”。

　　也就是說，這確實是特朗普的“勝利”。更不必說，針對墮胎權的裁決可能只是一個開始，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跨種族婚姻、避孕等問題上的立場或也將急劇右轉。它再次表明，拜登在新冠疫情中的上臺帶有極大的偶然性，特朗普代表著的美國國內資產階級政治保守化、民粹化傾向才是中長期的東西。

　　同時，隨著今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關于墮胎問題的爭議也迅速成為民主共和兩黨進行選前政治動員、激發選民熱情的可用工具。拜登就宣稱：“在今年秋天的選舉，羅訴韋德案在選票上，個人自由在選票上。”雖然從歷史普遍性看，執政的黨在中期選舉中一般都會遇挫；但拜登當局的拉胯還是超出了不少人事前的預想，這也使得共和黨、特朗普在今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統大選中的姿勢變得主動起來。

　　拜登當局自去年夏天阿富汗撤軍危機以后，聲望就一路下跌；經歷今年的俄烏戰爭、高通脹和高油價等，目前，拜登的民望正接近于特朗普在任的歷史最低點……這也再次表明，當代資產階級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完全是一個“選爛”的游戲。普通美國民眾影響不了實際、最終候選人產生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在大資本、政客、政黨博弈之中完成的，也就是說美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推出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表去參與表面熱鬧的選舉。

　　更何況，還存在“選后不負責”即人民離開了熱鬧的競選就陷于“（人民）主權架空”的狀況；而無產階級在雇傭勞動制下更談不上對跟自己關系更直接的老板（資本家）行使什么“民主權利”。

　　回到墮胎權議題，最高法院的新判決預計將使墮胎在美國半數地區成為非法行為：26個州將會或可能會禁止幾乎所有墮胎；13個州有所謂觸發法（trigger laws），在羅案裁決被推翻后自動禁止墮胎。不難看到，接下來圍繞此問題的美國將更深分裂為“兩個國家”：這種趨勢也是特朗普時代以來加劇了的，2020年總統大選中兩大候選人的實際差距就不是很大，“紅色美國”（保守派）和“藍色美國”（自由派）的撕裂在選舉地圖上暴露無遺。

　　從世界歷史角度看，資本主義最近半世紀由“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和平發展”態勢正在保守化、民粹化潮流的沖擊下加速終結，東西方各國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幾乎都在以不同方式把國內政治引向保守主義，在國際上則是加速推動19世紀式的大國競爭復歸——這說明，資產階級的統治和秩序確實又面臨一次重大危機。

　　在這個危機中，所有看似應該服從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抽象價值的社會議程，都很難擺脫被資產階級操縱利用以謀取統治利益的命運。時代給無產階級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戰和機遇，究竟是在一個又一個、數不盡的具體議題上繼續被資產階級牽著鼻子走，還是奮起覺悟和斗爭以進行精神和劍的雙重“總體性批判”、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才是決定人類文明進退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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