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持續發酵。掃黑除惡走過場，接到報警遲遲不出警，嫌犯從唐山跑到千里之外的江蘇鹽城才被抓獲，輿論洶涌下兩次公布的熱線電話都無法打通，連外地記者去采訪都被毆打，官僚主義至此，嗚呼哀哉！
一向以叼盤著稱的胡錫進居然也開始抱怨起官僚主義了。
最近，他在自媒體撰文《要真正對上級領導負責，就必須同時向下對人民群眾負責》，認為“有的地方就是把事情做離譜了，讓群眾不滿意，這種情況下很常見的原因是，相關的執行者只顧對上負責，致力于讓交代任務的領導滿意，而沒有顧及對下，也就是對人民群眾負責，從而偏離了實事求是，走向了形式主義，甚至不顧常識常理硬來。”
看來，官僚主義已經嚴重到了連老胡都開始吐槽的地步。
首先要說明的是，有上有下體現出來的等級制本身就是官僚制度的特點，社會主義黨和政府工作人員應該是平等的同志式關系，而不應該存在等級關系。
但是，即使按胡錫進所批評的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在某些方面也是一個偽命題。
前些年搞反腐，至少是希望下面不要太胡作非為，但上面八級臺風，下面紋絲不動，這是對上負責嗎？
每一級官僚都有自己獨特的利益，列寧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
現在的官僚主義不是技術性的，而是體制性的。也就是現在的官僚主義并不是做事馬虎、干部不愿投入時間精力帶來的，恰恰相反，對于危害到官僚利益的事情，比如不當言論，“謠言”之類的，處理起來異常的迅速，干部們甚至是廢寢忘食在“工作”著。這里面上下之間又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地方官壓制言論的做法，即使過分，甚至違反基本的道德底線，觸碰到了濫用公器，上面基本上就是對其免職，而不會更加嚴厲的處理。
比如光伏公司入侵農田，整個政府機器都在為光伏公司服務，連形式上的公平都沒有。
平度企業偷稅漏稅被舉報，鄉黨委書記直接對舉報者說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你”，結果也只是被免職。
嚴厲訓斥過李文亮、艾芬的蔡莉也只是被免職，李文亮因公殉職，艾芬有話無處話。
究其原因，西方的官僚是為資本服務的，在資本面前，形式上官僚要采取民主的形式去管理公共事務。
國內的官僚和資本是一體化的，仿佛是一座大山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是表象，成因在于官員的升遷掌握在上級手里，群眾口碑無足輕重。
蘭考張欽禮得到百姓擁護，卻鋃鐺入獄。主持神木醫改的郭寶成贊譽多多，但最終被“貶”。
愿意對百姓負責的人，不跑不送，原地不動。
只對上負責的人，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這樣的逆淘汰機制下，有人愿意對下負責嗎？
怎么解決這一頑疾呢？老胡提出的唯一措施是要把事情搞砸了的干部“做出反思”。
王陽明已經死了這么多年，主觀唯心主義依舊泛濫。讓一個干部坐在官僚體系上，頭腦中卻想著為人民服務，這不是病態的要求嗎？
老胡整個的思路都是唯心主義的，比如對事實判斷的經驗主義，比如靠人的自我反思去解決制度本身帶來的問題。
老胡有比較嚴重的狹隘經驗論傾向，經常以自己的同學、朋友、朝陽區居民等為例論證自己的觀點。老胡住在北京，可曾知道北京很多外賣員被隔離的時候住處連馬桶都沒有的事實呢？
老胡認為官僚問題只是局部的，“我們的黨和政府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切工作都是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老胡入黨幾十年，在身邊，在全國各地看到很多黨員干部在認真踐行黨的這一宗旨，他們代表黨和政府治理一方，統領一隅，不斷向老百姓傳遞了黨的優良傳統，為黨和政府的崇高威望添磚加瓦。”老胡自己就曾經未經審批擅自去波蘭公款旅游，這不要說為人民服務了，就連基本的道德自律都比較差了，你怎么保證“很多黨員干部在認真踐行”黨的宗旨呢？
老胡把干部的任務說成是“治理一方，統領一隅”，這是形容封建官僚的用詞，反映了胡錫進潛意識里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也就是干部是父母官，把人民和公仆的位置本末顛倒。
胡錫進看似義正辭嚴的表述中，恰恰藏著現在官僚主義頑疾難除的秘密——群眾完全成了被治理的對象。
毛澤東的要求是群眾管理政府，政府做事要“看群眾臉色”，企業里面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農村經常開群眾大會，百姓暢所欲言。
現在是政府治理社會和群眾，鄉村治理，社會治理，但這是精英主義的思路，不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思路。村里干部有沒有貪污腐敗，老百姓清清楚楚，工廠有沒有偷工減料，工人手里一掂量就知道了。所有的制度設計，都應該來自于群眾運動的實踐，而不是人的頭腦。如果離開了群眾的參與和監督，所有制度都將走向反面。君不見，連巡視組組長落馬也不是個別情況了，那么誰去監督巡視組呢？最后，只能疊床架屋，官僚機構膨脹，痼疾難除。
回到唐山打人事件，黑惡勢力橫行真的依靠官老爺嚴打能解決嗎？唐山官老爺們在開通舉報途徑后，面對排成長龍的上訪隊伍，居然感慨“沒想到有這么多人來上訪”，如此不了解屬地情況，冷血至此，我們能相信他們能嚴打嗎？
但胡錫進最近又說唐山“即使有黑惡勢力，他們也決做不到一手遮天”、“我相信，在反腐敗和掃黑除惡行動覆蓋了全中國之后，那種體制里有頭目、有串謀、有固定利益鏈條、而且行之有效的黑惡勢力‘保護傘’不太可能在今天存在。”
使用“不太可能”這個詞說明反復被打臉的胡錫進都顯得不太自信了。
體制內的保護傘真的不存在了嗎？就像胡錫進去年鄭州水災時說的不相信官員有瞞報的動力一樣，這種不存在只是胡錫進頭腦中的想象，而不是現實的不存在。以想象代替現實，也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表現。掃黑除惡之后，我家旁邊開了一家碩大的娛樂場所，到了夜晚，那些曖昧的霓虹燈不斷地閃爍著。甚至在中國TOP2大學的門口，我都看到了小卡片，胡錫進們，真的相信黃賭毒的保護傘沒有了嗎？這些娛樂場所沒有保護傘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掃黑除惡——為了國泰民安》中，公安部的官員說，省級公安機關每年要暗訪兩遍所有的娛樂場所。我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一個城市至少有幾百家娛樂場所，一個省里有十個地級城市，算幾千家，乘以2就是上萬次暗訪，也就是最起碼需要30名工作人員啥都不干，每天晚上不休息持續工作才能完成。省廳有這么多專門干暗訪的工作人員嗎？而且這種暗訪如何不被搞成權錢交易？工作的責任心又如何保證？
說到底，解決這個問題，無法從提高干部的意識和素質入手，無法靠增設官僚機構解決，而只能靠群眾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群眾是無法被集體收買的，而且群眾的覺悟往往比“治理一方，統領一隅”的官老爺要強多了，哪里有黃賭毒，老百姓都一清二楚，有的娛樂場所經歷了900多次的舉報而不倒（開封王三慶案），這說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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