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讓文強們死亡?
劉軍
提起這個問題,有人或許說,文強們是咎由自取,是自己的貪欲害了自己;還有人說,是行賄的人們害了他們;更有人說是是監(jiān)督制度不完善、紀律制度不嚴格害了他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一而足。
我認為,文強們作為一個個曾經的好黨員、好干部,走到被判刑甚至被判處死刑的地步,原因是復雜的,也是簡明的;既有其主觀的原因和問題,也有客觀的也就是其生活環(huán)境的問題。當然外因還是通過內因起作用,要不然如何解釋有的人同樣生活在這個社會環(huán)境里,也很有權力、監(jiān)督也不很嚴密,為什么就沒有走到這一步呢?內因固然是最終起作用的,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外因也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這里可以用得著鄧小平的一句話:“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我理解,鄧小平所說的這個制度,絕不是僅僅是指狹義上的規(guī)章制度,而是指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是總的制度體系。我們對一個個單個兒的人的行為的考察,必須不僅僅局限于其自身的信仰、信念、性格、修養(yǎng)等,而要聯(lián)系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態(tài)度和科學方法。那么說了這么多之后,我們回到題目所提出的問題,到底“是什么讓文強們死亡的”呢?可以肯定地說,是文強所生活的社會制度。
無疑,文強與許多犯了罪的干部一樣,并不是從一開始當干部甚至從成人開始就是壞蛋。任何人的言行都是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的產物。此即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環(huán)境造就人。為什么毛澤東時代沒有那么多的干部貪腐,為什么那個時代沒有那么多的人造假販假?甚至象某些人說的“十年浩劫的時代”,也不像“市場化時代”有那么多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為那個時代的一系列制度是有利于人們形成并秉持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道德觀的。正所謂毛澤東時代“整人”(主要是整那些犯了錯誤的干部和各種人),恰恰是為了讓被“整”的人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就是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中所說的那樣的人),這種“整”,主要是“斗、批、改(‘斗、批’是方式和途徑,促使其‘改’是最終目標)”,基本上屬于思想斗爭的范圍,一般情況下是交給群眾監(jiān)督改造,很少關起來。如果不是罪大惡極的話,更不不剝奪其生命,槍決的也僅僅是劉青山、張子善那極少數(shù)罪大惡極的人。
反觀市場化時代,不“整人“了,還”和諧”了,打擊犯罪和反貪腐都納入法制軌道了,是懲防并舉了,(注意,不是防懲并舉,更不是預防為主。毛澤東時代則是思想領先,首先端正思想,重在端正思想,使人不愿意、恥于貪腐和犯罪,是預防為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于各種犯罪,要么關、要么殺,文強等人就這樣殺掉了。由此,可以明確地說,毛澤東時代的制度,是有利于人的進步的,是不利于人的退步的。市場化時代制度的功效恰恰是相反。大家可以想一想,這三十余年來,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重要的組織生活制度開展的怎么樣呢?黨內的自我糾錯機制怎么樣呢?社會上,因為執(zhí)法資格和執(zhí)法權的明確,因為廣大人民群眾批評錯誤言行、監(jiān)督違法犯罪的權力被取消(據(jù)說都是為了防止規(guī)范執(zhí)法秩序,防止有人亂執(zhí)法),專群結合(即專門力量與人民群眾結合)這一被實踐充分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預防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方針被取消了、被腰斬了。于是乎,紀委監(jiān)察局成立了、警察隊伍擴編了、預防腐敗局也出籠了。反腐敗的成績越來越大,人越抓越多,監(jiān)獄也爆滿了,干部貪腐問題幾近無解,各種違法犯罪防不勝防。社會治安不得不靠警察甚至武警持槍巡邏來維持(是紅色恐怖嗎?)。這是什么樣制度造成的?孰好孰劣,難道不是很清楚了嗎?
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根本制度,有助于人們形成大公無私、損己利人、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顧的共產主義進步道德理念,可以有效抑制有人形成并堅持損公肥私、假公濟私、先私后公、損人利己、徇私枉法等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階級道德觀念。“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腐朽思想觀念不得人心,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產主義新風尚,讓人崇敬、無比高尚。
相反,實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腐朽制度,不僅不利于人們形成共產主義道德觀念,而且會為“勞動力商品化”“商品拜物教”“極端個人主義”“一切向錢看”“剝削有理、剝削有利、剝削有功”大行其道創(chuàng)造條件。三十余年來,貪腐普遍、黑金橫行、道德淪喪、環(huán)境破壞等中國的一切亂象為什么會愈演愈烈,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答案。私有化制度是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 “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兩種制度的比較,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從正反兩方面教育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普遍向往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化制度,堅決反對的是生產資料私有化制度。人們要的不是要誰死的制度,而是要大家都活得更好的制度。這個更好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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