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中國貧困人口的規模一直都是個疑問，具體數字有從國家統計局到世界銀行報告再到民間調查機構的調查與溫家寶總理所公布的數字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至今為止我們依舊無法通過政府公告與媒體來了解準確的貧困人口數字，也根本無法獲知貧困人群的真實生存狀況。但是我們又無法回避窮人所面對的生存問題，與部分人群再次開始返貧的特殊情況。

當然，沒有可信的權威數據并不代表貧困群體已經消失，也并不代表貧困人口會被人為遺忘和遺棄，畢竟他們確確實是存在，并且掙扎在生存窘境中，我們不僅隨處可見他們的蹤影，還能隨時看到他們的窘迫。下面我們就看一看貧困人群的生活到底會有多么艱辛。

一、城鎮的貧困人口

（一）下崗職工的艱辛生活

1、  失業與再就業的困境

自從98年國有企業開始改制后，下崗人群的規模就開始累積，由于多數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都是第一產業，職工的工種與技術都無法再其它行業有所應用，很難在其它行業尋求到工作崗位，多數人下崗后就徹底失業。

2、繳納社會保障的生存壓力

由于受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遺留問題所影響，城鎮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在企業改制后就已經完全成為下崗職工的生活負擔。這群人在無法從企業獲得合理的下崗補償情況下，即沒有足夠支付生活費用的最低保障工資，也沒有企業給繳納社會保險，在無法通過原有工作能力獲取新的崗位情況下，即使再就業也只能拿到低于社會平均工資的薪水，而這點薪水在去除要繳納的社會保障后，就已經根本無法滿足家庭的生活消費需要。

3、醫療、教育與居住的沉重負擔

眾所周知，在今天教育、醫療與住房都已經成為普通百姓無法承受的生存負擔，看不起病、生不起孩又買不起房的人群也在不斷增加，相對于再就業收入低于社會平均工資的下崗職工家庭來講，這種生存負擔就顯得更加沉重。

4、通脹造成的生存困境

雖然最近十年的GDP都在高速上漲，但人均收入的增長幅度缺始終落后于GDP與CPI的漲幅。另外，由于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現行的投資帶動經濟模式下，每年向市場增加的流動性都遠高于GDP增幅10%以上，過多的流動性造成了連續10余年的物價瘋漲，盡管CPI數據中并未反映出真實通脹，但是消費支出的增加為普通百姓帶來的生存壓力依舊在逐漸遞增。

6、缺乏保障的恐慌

改革開放后20年以來，不僅醫療、教育等費用隨著醫療衛生與教育產業化的發展演變不斷開始走高，住房價格與房租價格也在高于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逐年走高，普通百姓的生存壓力也隨著這些剛性消費不斷增長而不斷加強，下崗職工家庭的生存狀況更是因此而飛速下降，在98-09年之間，幾乎6成以上的下崗職工家庭都因此而開始返貧（世行報告與美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均有相關數據，可自行查閱）。然而，至今為止，雖然我國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保持在雙位數以上增長，但是公共投資中的社會保障投資規模卻小得可憐，在甚至小于三公消費與維穩支出的情況下，由于稅負與通脹等問題對普通百姓的生活造成擠壓后，貧困人群的儲蓄與保險就嚴重欠缺，而社會保障又如此低下，他們的未來生存困境也在隨著年齡增長而顯得越來越嚴峻。

7、對政府失去信任的困惑

不知從何時開始，普通百姓就感覺到政府的可信度在一直下降，無論從辦事難到政策傷害他們的利益還是官僚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都讓他們感覺到似乎生存在一個無依無靠，沒有可以信任的社會中，他們不敢相信政策對經濟拉動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不想去看到腐敗尋租行為一直在侵犯著他們的利益... ...但是他們始終無法規避這一切的發生，最終能做的只能是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政府。

（二）城市新生代人群的煩惱

1、被城市化人群與畢業大學生的就業難

隨著城市化的加速與教育產業化的發展，從1998年至09年底，有統計的城鎮人口增長了2.45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增長到了2.5億，有統計的被城市化人群規模也達到了1.5億以上。而據數據顯示1978年時期城鎮無業人口就增加到2000萬以上，隨著三十余年平均每年僅能提供就業率700萬左右的真實數據（2000年以前平均每年600萬左右，2000-2009年平均每年900-1000萬），在最近10年城市化推動下，平均每年還會相應增加600-1000萬左右，如果按這個數據分析，截止09年底，包括城鎮原有人口與新增人口在內，失業率就已經高于2億（當然，這個數字中包含著沒有納入城市戶籍的被城市化人群），因此，目前城市的就業壓力非常嚴峻，也正因此，從98年至09年畢業的2700萬大學生中，平均每年的就業率僅不足30%（全國總工會09年數據：從98年-2008年的大學生失業率高達75%），就業難問題困擾著幾乎高達人口比例四分之一的人群。

2、收入低下的焦慮

在就業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隨著我國外需導向型經濟的壓力與矛盾顯現，人均收入提升速度極其低下，按全國總工會所提供的數據看，目前解決75%社會就業率的出口型企業勞動者報酬，始終處于地位增長狀況，從2003-2008年這5年中有高達27%的普通職工工資沒有過增長，廣東等地區的部分出口企業農民工工資竟有10年沒有絲毫增長，其它地區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工資也基本與農民工一致，遠遠低于每個城市中普通白領階層的平均工資，這群人的低收入不僅為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壓力，還為他們帶來了對未來的焦慮。

3、生存壓力下的窘迫

這群低收入人群生存在城市，既要支出城市生活最低標準的生活消費，又要承受著城市生活成本不斷遞增帶來的壓力，盡管許多人仍在依靠住宿郊區并蝸居、蟻居的去節約生存消費開支，但是仍然無法改變低收入所帶來的生存壓力，無論他們如何去努力都無法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不管怎樣去掙扎，也無法依靠正常的努力去尋求到一份可以給予穩定和保障的生活，而作為新生代城市人群的他們，既沒有回鄉務農的土地資源，又沒有社會公平制度能提供的良好就業渠道，日積月累的復雜環境壓力下，生存條件非但無法在努力下得到改觀，反而又因為消費支出的日益高漲而變得更為窘迫。

4、對社會保障奢望下的迷茫

當新生代城市化人群來到城市，他們就要面臨缺乏社會保障的困擾，由于城市保障與戶籍制度掛鉤，而多數的戶籍制度又與住房掛鉤，以他們的的工作收入已經可支出能力來講不僅難以在一二線城市購房，就連三四線城市也會因為收入地下問題而導致無力購房，附加在戶籍制度下的城市保障對他們來講，無論多么賣力的工作也無法通過購房之外的渠道獲得，而在當前的就業環境下，甚至連一分穩定工作都無從獲得的他們，已經連三險一金及五險一金都成為擠壓生活的沉重負擔，這群人在無法逃離城市的情況下，也因此變得更為迷茫。

5、在城市冷漠下的凄涼感覺

城市對于這群新生代城市人群來講，是一個遍布鋼筋水泥的恐怖森林，他們在這里的生活中沒有一絲安全感，要么會因為老板不順心而被炒魷魚，要么會因為生活拮據而被人們以冷漠的眼神回敬，要么就會因為缺少朋友而倍感憂郁，雖然他們偶爾會獲得一絲可笑的快樂，但是又會在短瞬間被現實擊得粉碎。對于自身所遭遇的處境，既沒有辦法向家人傾訴，又沒有機會得到社會認同，就連朋友之間也無法過多的傾訴生活中所面臨的疑惑，他們在無形中被城市的冷漠與自我的封閉慢慢的邊緣化著，內心中的憂慮也逐漸成為身世凄涼的一種錯覺。

6、年輕人的情感困惑

在新生代城市人群中，80后毫無疑問的被公認為主力軍，而這個社會已經護綠了這群主力軍的情感生活，當高校的周末遍布豪車之時，80后的情感生活就徹底被現實所掠奪了，年輕女孩或因為拜金，或因為現實所迫，或因為追求安逸，都與經濟實力較差的同齡人在無形中劃出了界限，而多數的80后男生并沒有良好的工作和收入，對于他們生活所必需面臨的成家立業問題早已是困惑重重，他們搞不清為什么現代的女生都會拜金，也搞不懂為什么沒有人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的潛力，更不明白找個社會為什么會將同齡異性全部帶走，讓他們的情感無處寄托，讓他們的熱情無處傾訴，最終讓他們不斷地在愛的困惑下絕望。

7、對現實社會的抵觸與社會不公不滿

在所有問題都另這群人無法釋懷的情況下，這群新生代的80后城市大軍開始質疑社會，質疑社會的倫理、道德與文化，更質疑社會制度與腐敗等所有問題，他們試圖通過所有渠道去宣泄對社會的質疑和對不公的不滿，于是一股來自80后的吼聲也正在彼此起伏中逐漸響亮，他們無時不刻不再宣泄胸中的憤怒，也無處不在的在發泄著對社會的不滿，尤其是在面對不公與腐敗的事實面前，他們不僅不懼畏任何勢力的壓迫與阻撓，反而更期待著這種壓迫的不斷深化令他們內心中的那股熱血更加沸騰... ...

二、農村人口的求生困境

1、歷史遺留的貧困

建國60余年以來的前40余年，農村作為城市發展的大后方，始終是城鎮工業化發展的支撐陣地。建國以后，由于人口增長較快與城鎮發展需求緊迫，全國的農村都成為了支撐城鎮、經濟、工業化發展的后援。我們拋出上山下鄉與開荒運動不講，只談一談建國以來農村居民犧牲自己利益支撐城鎮發展后造成的貧困，80后也許不知道，在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前20余年間農村人口的生存狀況，與至今為止農村人口仍未擺脫貧困的真實原因。

自從建國以后，農村就承受著高于城市居民的賦稅，雖然在大躍進與自然災害時期階段農村居民的生存壓力低于城鎮居民，但是除此之外的所有時代里，農村居民所付出的代價已經足以令城市反哺數百年也無法回報。僅從79年改革開放談起，自從改革開房起，農村人口所面臨的稅負就不斷增長，其中除種糧要繳納提留款、農業稅。縣、鄉、村等各級政府的統籌款外，每年還要低于市場價格向國庫上交糧食任務以供給城鎮居民的口糧，更有甚者就連逢年過節時期自家殺雞宰羊都要向政府繳納屠宰稅，而這個時期，在城市經商與擺攤或者投機倒把（投機倒把在80年代之前是違法的）等行為，基本都不需要繳納稅負和其他負擔，甚至許多自然形成的市場都不交稅，于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通過市場成就了財富積累，而農村居民在這個時期依舊在為城市提供著廉價的給養（至今如是）。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的需求增長，農民的稅負也在70年代開始逐漸增長，截止97-98年前后，農村農民每種植一畝地，就要向各級政府繳納接近200元左右的稅負（包含農業稅、提留款、縣鄉村等各級政府的統籌款），而98年時期主要糧食中玉米每市斤的價格僅為0.3-0.35元左右，大豆的市場價格僅為0.87-0.92元之間，小麥與水稻的市場價格都遠低于0.7元/市斤，當時的國儲收購價中，大豆價格在每市斤0.78-0.8元（還要扣除水分百分之十幾），玉米的收購價格僅為每市斤0.28-0.35元（也要扣除水分），水稻小麥的價格也同樣更低，當時農民每種植一畝糧食，在豐收的情況下也要向國庫繳納產量的一半左右作為任務上繳，在這個時期，城鎮居民家庭基本都完成了原始的財富積累，而農村居民卻始終沒有機會積累財富。

2、無法擺脫的調控

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城鎮與農村的貧富差距開始迅速放大，到98年之后，基尼系數的不斷放大開始引起國家注意，從而開始逐漸對農業實行政策補貼，然而，在事實依據的顯示下，雖然從98-2003年全部取消了農業稅與提留款和統籌款，減除了這些稅負對農業造成的負擔，另一個因素卻開始不斷加強的困擾著他們，也就是為了應對城鎮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壓力而刻意加大對農產品價格的調控，據各地農業研究機構的數據分析顯示可見，如果按照貨幣化計算糧食價格，目前的糧食價格都應在當前價格的三倍以上，也就是說，至今為止，國家依舊壓制了農產品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場價格增長空間，這是農業人口貧困的直接根源。

3、通脹與補貼的互抵降低了農民收入

在國家從不放棄主要糧食等農產品價格調控的情況下，為了合理的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性的糧食補貼也逐漸開始在農業地區發放，從03年的每畝十幾塊發展到今天每畝地幾十塊，從數字變化看，農民所收到的糧食補貼在不斷增長，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通脹對生產資料價格的推動，03年時期二胺、尿素、復合肥等肥料價格僅是現在價格的4成左右，按時間算平均每年上漲15以上，與真實通脹數據完全一致，而主要糧食價格至今為止僅是在政策調控的小步快走下以每年4%左右的速度增長，在抵除生產資料價格增長因素后，農民的糧食種植收入仍處于10年未漲（少部分水稻與雜糧種植地區除外），由此可見，遭受通脹最大影響的不僅只有城鎮居民與新生代城市人群，更多的還是擁有數億人群規模的農村居民。

4、被剝奪土地的無奈

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面積也開始向外圍擴張，耕地被剝奪也就成為了部分農民不可抵抗的宿命，在2005年之前，幾乎所有侵占耕地的行為都由地方政府主導，所給與的占地補償也僅占土地轉讓價格的5-10%左右，地方政府從農民手中剝奪耕地，轉手間獲取了高于80%的收益，而這些收益按道理講都應當歸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所有，但是由于專制與權大于法的現實所制約，農民不得不接受被剝奪的民運，在這期間除了少數地區給予過農民相對合理一點的耕地占用補償外，多數被占用耕地的農民均已因此淪為貧困人群。

5、部分農民因生產資料丟失而再次返貧

眾所周知，在耕地占用補償款的推動下，有相對不小的農民群體因此而富裕起來，但是由于農民一方面缺乏投資經驗，一方面缺乏就業能力，很多農民當補償款到手后，就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揮霍殆盡，又由于缺乏生產資料的耕地無法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和沒有農民工所應有的職業技能，就業問題又會再次困擾他們，最終只能去從事相對收入較低的工作，從而導致永遠無法擺脫返貧的現實。

6、進退兩難的城市化困惑

農村居民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宏觀政策行為，因此注定會有更多的農村居民因為宏觀政策所致向城鎮遷移，但是他們一方面知識匱乏，一方面就業技能不足，被強行逼迫進城市后，除了從事體力勞動能夠得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收入外，根本沒有能力從事從他行業的生產和勞作，而從城市化進程看，當2015年到來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就會接近尾聲，基礎建設也會基本完成，那么數億規模的被城市化農村居民可以從事的體力勞動就業崗位就會飛速下降，屆時，他們將何去何從？

7、社會保障與教育的枷鎖

當城市化令農村居民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后，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又為他們帶來了生活的困惑，由于農村教育資源開始逐漸萎縮，多數農民的子女教育就不得不轉移到城鎮進行，而在農村居民收入嚴重滯后于城鎮居民收入與GDP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教育費用的支出又為這群人的生活增加了過重的負擔，除此之外，隨著計劃生育成果的顯現與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新生代農村居民的養老負擔又因為社會保障的欠缺而顯露出來，未來的生活負擔也因此成為今天就已附在他們身上的負擔和枷鎖...

總結：還有許多因素不全列舉，從社會現狀看民智已經開啟，城市新生代群體中的社會進步力量正在崛起，而社會的現狀卻越來越令人感到憂慮！------下篇提示：《社會觀察之富人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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