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雇窮人是合法的，賣淫嫖娼是違法，不能把賣淫嫖娼和雇窮人排隊相提并論。我認為它們的本質都是相同的，都是交易活動，并且在形式上都是自愿的。賣淫嫖娼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也合法嗎？皇甫平等新自由主義文人不也主張賣淫嫖娼合法化嗎？至于說到違法合法的問題，先要看法律為誰服務，改革開放前，私人放貸是違法的，今天私人放貸，叫民間金融市場，是合法的，改革開放前，貪污5萬元，槍斃，今天，貪污5000萬元，活的還很滋潤。過去法律為勞動者服務，今天法律為資本和權力服務，賣淫嫖娼在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里是合法的，在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違法的，在特色的社會里，表面違法，但由于大量存在賣淫嫖娼的現象，以致法不制眾，也就是形式上的違法，實質上的合法。我們不能站在法律這個低層次討論問題，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執行的，不同的階級制定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社會階段相同的法律執行的效果也不相同。任何一部法律首先明確保護誰的利益，限制誰的利益。站在法律的層次討論就是事先設定了誰對誰錯，比如奴隸社會法律就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上講話，保護奴隸主的利益，但是這樣的法律是違反人類文明的，是不符合人類道德的法律，當然應該被取締。我們應該站在有利于勞動者利益的立場上、有利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層次討論問題。

王老師，你是大眾的道德楷模，在社會世俗化的過程中，你不能推波助瀾，讓你自己和社會一起沉淪。

當你對某一個問題看不清的時候，不妨閉住自己嘴巴，冷靜的看一看這個世界，聽一聽大眾的聲音，讓那些乳臭味干的小子謾罵你、詛咒你，實在不劃算。你是經濟學教授、博導，對經濟問題有自己的見解，但是對于社會問題你不能從純經濟學角度去思考，從交易的互利性方面講道理，你要從交易現象的背后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可能是一種互助合作的關系，也可能是一種剝奪和被剝奪的關系，也可能是第一種關系和第二種關系的結合。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在交易中不許買賣雙方在形式上和實質上的不平等交易，你說的富人雇窮人排隊在形式上是雙贏，在實質上是剝奪。

我認為富人和窮人都是社會勞動者。富人可以自己干的就自己干，窮人可以自己做的就自己做，富人不能自己干的如果窮人可以干，窮人不能做的富人可以做，富人和窮人可以分工，交換他們的勞動。問題的關鍵是窮人和富人之間要等價交換。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一小撮資本家必然會壟斷生產資料壟斷企業所有權，而工人付出的勞動就會遠遠高于他所得工資。富人不能把自己的勞動價格定的太高，把窮人的勞動價格定的太低，就像富士康的老板郭臺銘一樣自己一年的收入380億元，工人只有2—3萬元。你自己講一節課（50分鐘）可以拿到300元，替你排隊的人一個小時得不到30元錢。你可能說富人的勞動是復雜勞動，勞動時間價格高，排隊的人是簡單勞動，勞動時間價格低。那么判斷勞動時間價格公平的標準是什么呢？你說市場就是公平的，我說市場天生的就是不公平的，它永遠是弱肉強食的場所，是資本的樂園。處于強勢地位的富人和處于弱勢地位的窮人在交易中永遠不可能是等價交換。生產資料所有權是最基本的人權。資本是比政治權力還要大的權力，誰控制了資本，誰就可以讓政治權力為其服務。可以說，只要允許資本和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勞動者就一定被奴役，資本和權力可以不勞而獲，勞動者為了生存只能加倍勞動，并且心甘情愿的勞動，就像妓女面對嫖客的蹂躪心里極不情愿，嘴里還不能說半個不字，要笑臉相迎。富士康80萬員工中，只有13個人不堪忍受壓榨，跳樓了，按照你的邏輯，工人和老板是雙贏，政府可以不用干涉老板的對企業的管理。“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邏輯，政治是經濟的高度統一，反映經濟的目的，經濟是政治的手段，是實現政治目的過程。中國政府一定要干涉郭臺銘的管理制度。

分析一下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什么都清楚了。“ 富人雇窮人排隊是雙贏”的言論漠視貧富產生的血腥過程，是不負責任的言論。

中華民族是尊老愛幼的民族。尊老，作為老者先要有可尊之處，若老大不尊，滿嘴胡話，那就不要怪罪晚輩無禮了。懇請王老師自尊自愛，謹言慎行，體察民情，感悟社會，熱愛人類，萬不可象茅于軾一樣，成為資本和權貴豢養的喪家之犬。

西安財經學院   王大俠

附：富人雇窮人代為排隊，是雙贏的交易       王則柯

從網易新聞看到上海《青年報》一條消息：《老板要看世博不愿排隊 公司員工分頭代排隊》，大致情況如下：公司大老板要來上海參觀世博會卻不想自己排隊，于是上海分公司的人員就動員屬下員工替大老板排隊，讓這位大老板“篤悠悠”地參觀完了中國館、日本館、沙特館等幾個熱門場館。

消息引起熱議。例如上海商報報導“江蘇職員”“孫仲”認為，“不管怎么說，身為公司老板，為了輕松觀世博，而讓員工們分頭去排隊，還是不合適的。”為什么不合適呢？主要理由，就是對員工“不愛護、不尊重。”因為老板與員工雖然“職務上有高低，人格上卻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憑什么老板參觀世博，要讓員工們代為排隊？”“搞這種特殊和享受，所追求的是什么理念，以及會產生什么后果，很令人擔憂。”

除了王公貴族以外，我們大家都需要排隊和曾經排隊。到車站售票處買火車票啦，到郵局匯款取款啦，在超市付賬啦，在機場通過安檢啦，等等，更不用說在單位食堂打飯了。在所有這些排隊實踐當中，嚴格按照“一換一”的原則“代人排隊”的操作，都是公眾約定俗成認可的“鄉規民約”。我不知道上海世博會有沒有專門發布過禁止代人排隊的公告，如果沒有的話，那么老板請下屬員工代為排隊，也就無可非議。

從這個事例說開來，不僅老板請下屬員工代為排隊無可非議，就是富人花錢請原來不相識的窮人代為排隊，也無可非議，并且是一種雙贏的市場交易。

富人之所以愿意花錢請人代為排隊，主要原因是他的時間比較值錢，或者說他們愿意花比較多的錢買時間；窮人之所以愿意替人排隊掙點錢，主要原因是他的時間沒那么值錢。現在，讓我們設想富人張三每小時值一百元，設想窮人李四每小時只能夠掙十元錢。好了，假如現在張三以每小時三十元的價錢請李四為他服務十個小時，主要任務是代為排隊，那么李四這一天收入是三百元，是平常的整整三倍。張三呢，他每小時值一百元，假定由于請了李四替他排隊，他節省了八個小時，那么相當于節省了八百元，而為了這八百元的節省，他需要付給李四的工錢是三百元，為李四的門票付出兩百元，所以他也“凈省”了三百元。可不是雙贏的交易？

可見，富人花錢請窮人為他排隊，是一種很好的雙贏的市場交易，對雙方都有好處，并且不會損害別人。經濟學把能夠讓一些人得到好處但是不損害任何別人的操作，叫做“帕累托改進”。花錢請人代為排隊這么好的帕累托改進都不讓做，那就有違市場經濟的原則了。

除了出入境以外，高官老總不排隊，是當今社會的現實。這個現實的本身，很難說就是不公平。如果官再高一些，高到可以享受外交豁免，那就出入境也不必排隊。

這里，無端的道義譴責是沒有意思的。很簡單，你只要問一個身體健康正在待業的大學生，是否愿意為三百元錢替人排隊十小時，答案一定明確。他不會覺得人家對他“不愛護、不尊重”。相反，如果你罵他為三百元錢就替人排隊十小時是“沒有出息”，他一定對你嗤之以鼻，因為這恰恰說明你迂腐得很，或者讓你到一邊去，別在這站著說話不腰痛。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交易”是一個丑惡的字眼。不許交易，是中國人辛勞但是窮困的重要原因。我們應該鼓勵自愿的交易，因為自愿的交易必定是雙贏的交易，對雙方都有利。

明白富人花錢請窮人替他排隊的好處以后，老板請員工替他排隊的道理也就清楚了。上海《青年報》的那條消息說，“勞心勞力”的安排最終換來了大老板臨走時的稱贊：“你們的安排很周到。”這不就結了？在一個正常運作的企業內部，老板對下屬的賞識，最終都會有物化的渠道。消息提到，主持這一操作的“吳先生”“特別向記者強調”，員工全是自愿為老板排隊。說實在，這也是整個事情的內在邏輯。

如果每小時一百元和每小時十元錢的差距足以支持這種雙贏的交易，那么在我們這個每小時一千元和每小時十元錢的差距比比皆是的現實里面，更沒有道理譴責這種雙贏的并且不損害他人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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