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德的法律還是法律嗎？

社會的一切亂象，都始于官、始于法。

前幾天，河北經濟頻道報道了一個這樣一件事：時下正值麥收農忙季節，各地的農機手開著收割機，到各地忙著收割，可是，在河北某鄉的收割機手卻遭遇了鄉政府罰款風波。畫面上一個河南的小伙子，滿臉的憨厚、無奈和委屈，面對鏡頭涕不成聲：“我大老遠到這才掙幾個錢，一下子就罰我五百塊！”原來，鄉政府規定，割過的麥茬，用尺子量，不能超過十五公分，超過就要罰款。記者隨后到鄉政府，鄉政府的一個女領導承認麥茬有不能高于十五公分的規定，但對罰款的事卻閃爍其詞，不去正面回答，只是說：“他們說罰了款，他們有證據嗎？有我們開的罰款條嗎？”做為一個鄉政府的領導，面對記者反應的問題，如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就應向記者如實講明原委；如果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應去調查了解。可是，女領導的態度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第三種，既不肯定也不否認，而是理不直，氣還壯：拿證據來！

拿證據來，在當今所謂的依法治國的喧囂中似乎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法，似乎成了人們規范行為唯一一條界限。人們不再、也不必在乎良心在事實天平上的重量，只要你不留下，甚至毀滅了證據，你就可以放心的做一切不法的勾當，而且完全可以以此為榮。因此，在一個利益高于一切，決定一切，誠實等所有道德基準都做了利益的奴婢的社會氛圍中，證據與其說是公平與公正的尺度，在很多時候毋寧說是作惡的通行證和擋箭牌。尤其是有權有勢者需要的時候。因為，誠實與善良本身是不需要證據的，而邪惡與貪婪在作惡之前就想方設法不留證據。

記者回到麥地尋找被罰款的收割機手，可是，被無端罰了500元的小伙子，猶如冷不丁的被蛇咬了一口，連驚帶嚇，怎敢在此地久留，早已逃之夭夭了。無奈，記者又詢問了一些其他的收割機手和村民，都說有很多收割機手都被罰了款，但是都沒開、也不可能給開任何收據。至此，我們徹底明白鄉政府理不直氣還壯的原因了吧！

官是民之模，當官無德、無信、利用手中權利堂而皇之的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利益，而將自己的道德水準降低到法的最低承載線之末，而這承載之末又被虛假所撞破于無形，社會的墮落還會有底線嗎？官、進而整個社會，僅將法做為可以規避的游戲，即不敬、亦不畏。法，在人們的眼里，就如裸露的電線，只要帶上絕緣手套，就可以將法玩弄于手掌。當官員率先垂范，視法律如兒戲，整個社會便進入了一場與法律斗智斗勇的大游戲。

我們在報道中常常聽到，某某方面還是法律的空白，某某方面還有待法律完善。這些所謂的空白與不完善，就是游戲高手鉆不完的漏洞。不是法無禁止的都可以做嗎？可是，法條的完善永遠也趕不上社會發展的速度與繁復，幾個專家的智商永遠也趕不上成千上萬試圖破解這漏洞百出法條者的智慧。因此，這樣的依法治國的大業，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敗績！

空白和不完善自然是法網恢恢，密而疏漏的地方，成文的法條由于僵化死套，由于不同角度、利益、權勢、階級等取舍的不同，同一法條則煥發出不同的光澤和結果。

最可笑而又可恥的莫過于為了規避和減輕法律處罰而去在幼女年齡上錙銖必較，甚至出現了“骨齡”這一天方夜譚般的神話。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荒唐的舉動，因為，法定的幼女年齡成了行為罪與非罪的分水嶺。而超越十四周歲年齡的女性受害者如不能舉證傷害，罪犯就可以逍遙法外。保護幼女無可厚非，但是在超越這個年齡，要受害者舉證的法條則幾乎這條年齡線成了罪與非罪分界線。這也正是當年震驚中外的鄧玉姣手刃淫官的無奈選擇：要么受辱，要么手刃淫賊，除此沒有任何選擇。因為，當法律不能為你伸冤、不能為你主持公道，甚至成為罪惡避難所的時候，你能有什么選擇呢？鄧玉姣事件后來的發展也恰恰生動地印證了法的階級屬性。鄧玉姣被逼無奈、奮起自衛，本來如此簡單的案例，卻一波三折，撲朔迷離，從“摁倒”到“推坐”，進而成為“限制行為能力”“故意傷害罪”這一切都是因鄧玉姣殺死的對方的身份決定的。如果對方是個普通百姓，案件就簡單了許多。因為，對方官員的身份，鄧玉姣就必須有罪，又由于民意的強力噴張，鄧玉姣只能既“有罪”，又釋放。法，以及執法者的傾向性，在這里暴露無遺。整個過程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執法傾向與民意指向的強烈對立與博弈，唯獨讓人看不清應該獨享的法律的正義與原則！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民意裸力矯正，法真的會滑向縱惡的深淵。

一個完整的成熟的社會僅靠依法治國是不夠的，甚至是危險的。一個完整成熟的社會必然是個有著強烈的道德架構引力的社會。因為，法律是顯露的道德，而道德是隱藏的法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承載線，沒有道德引力的社會，法律無論怎樣完備都是不能承載社會之重的。道德與法律共同組成了一個社會行為準則上與下的空間范圍，當一個社會的道德思想引力足夠強大，社會的大多數人員就越脫離法律的底線，法律的作用就越加弱化和簡單；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道德思想引力越是弱化，社會大多數人員就越沉積在法律的地板之上，法律就越發繁雜和沉重，社會也就越發動蕩不安。特別是以來，社會道德體系漸趨崩潰，法律條款也日益增多，社會卻愈加動蕩，就是個很好的明證。因為，整個社會，尤其是社會楷模的官員，不以缺德為恥，僅以不墜法律制裁為幸。玩弄婦女，貪污腐化，吃拿卡要，這樣缺德帶冒煙的官員在“法無明文禁止皆可做”法制社會中，可謂如魚得水，為所欲為，更何況，即便法律明文禁止，只要不留下證據，法耐我何？如此的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如此的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社會，怎能不貪腐遍地，黑惡橫行，奸佞肆虐？一個社會的官員，不能僅以不越法律的底線為標準，他們必須還應該是文明與道德的表率。社會本應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更多的約束。可是，做為靠人民納稅而吃俸祿的官員，特別是以來，責任越來越少，俸祿越來越高，高薪養廉沒養成，卻養出了無數個鄧貴大之流。如果做為人民雇員的公務階層，能夠以人民的意志和好惡為取舍；如果能夠使有德者上，缺德者下；如果我們的公務人員不是將自己道德水平降低到法律承載線之末；如果公務人員的高薪都能語高德相配，怎么會有如此多的貪官污吏？如此多的三妻六妾？怎致今日世風日下，天怒人怨？倘使那樣，鄧貴大也許早就離開公務隊伍，不至于亡命修腳刀下！

道德是法律的最高形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承載。法律需要國家機器的強力保證，道德同樣也需要國家政策鼎力扶持。我們聽到過“企業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感慨，也聽到過“讓人民活的更有尊嚴”承諾，也看到很多掛在墻上的“八榮八恥”的召喚。但是，這些“道德血液”“更有尊嚴”“八榮八恥”的幼苗的生長是需要相應的氣候與土壤的。橘生南國為橘,生北國則為枳，特別是之前，人們爭先恐后學英雄、爭先進、做勞模，是因為英雄，先進和勞模不僅可以受到人民的普遍尊敬與敬仰，而且國家也絕不會讓為人民利益而犧牲或致殘的英雄及家屬忍饑挨餓，流血又流淚的。這不僅是公有制基礎上國家雄厚財力的支撐的結果，而是特別是前的政府深知：即便財力有限，也不能吝嗇道德基礎的構筑，唯有如此，社會才才會遠離法律的底線，爭攀道德的高峰。正因為如此，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繁雜的摁下葫蘆瓢又起的法律條款，更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滿為患的監獄，遑論那么多疲于奔命的警察！這才是真正的事倍功半，舉重若輕的節約型的和諧社會啊！可是，特別是之后呢? 政府似乎完全放棄了對道德的強有力的道義和財力上的支持。社會上英雄流血又流淚，沒有人愿做英雄，更多的人愿意做惡人，好人受氣，壞人神氣，成了特別是之后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尤其是鄧玉嬌事件時，整個社會群情激憤，我們卻始終聽不到政府的聲音，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也許有人說，我們現在是法制社會，法律是公正的，政府也不能干預法律的程序！可是，我認為，政府噤若寒蟬，卻是對社會最高法律道德的漠視與放棄！政府作為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權利機構，褒彰什么，貶抑什么，有著很強的社會導向作用。當年雷鋒事跡，經毛澤東同志“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之后，帶動了整個社會幾代人思想的升華。而這恰恰是社會道德引力體系構建的重要部分。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特別是之后，我們整個社會只被資本權勢和法律所左右，而法律的馬車又往往不由自主地被資本權勢所駕馭。試想一下，一個失去道德引力制約的法律，就像失去上半身的一個人的身體，僅靠生殖器本能去行事，怎能不被資本和權勢所誘惑，而淪為作惡的工具呢？　　

昨天，中央二臺報道了郵遞行業的黑幕：四千塊錢的手機丟失了，快遞公司根據有關法規僅賠付客戶75元。記者跟蹤調查，發現大多數快遞公司都有不告知、不支持客戶辦理保價手續的慣例和潛規則，不僅因為貨物丟失后賠付的多寡，很多都是堂而皇之的監守自盜。可見，失去道德的法規，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多少淪為作惡的工具了啊！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將那些缺德的官員，公務人員，社會名流，在道德的層面就過濾掉，屏蔽掉；如果我們社會是以德行而不是以財富論榮辱，那么，我們的法律才能真正的享有其應有的地位與作用。我們的和諧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走上人間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