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素文到鄧玉嬌看中國婦女的尊嚴霉變

作者：xingshihe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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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 23:17
 

精英們是很喜歡談“文明”與“進步”的，并總愛用前、后三十年的變化作比較，以佐證他們帶給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與“進步”。這個方法很毒辣，好到什么程度，單憑嘴說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比較，所謂“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是這個道理。

百無聊賴，有樣學樣，也作個前、后三十年比較。比什么？財富？實在乏味！精英們利用媒體、廣告、會議、材料等各種方法、渠道天天比，再跟著重復就是老牛反芻了，不如換個話題，就談談時下精英們熱衷談的“尊嚴”。

何為尊嚴？通俗地講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重、敬重，世人不敢對其妄自菲薄，更不敢對其肆意侮辱。對照這個標準，娼妓是沒尊嚴的，娼妓的頭領——鴇母，自古以來就被人稱之為“虔婆”，與尼姑、道姑等一起并列為“三姑六婆”。而“三姑六婆”之地位向來是為人鄙夷的，這可以從晚清大儒鄭板橋再三告誡家中婦女不可與“三姑六婆”有任何來往看出一斑，甚至許多大姓人家以“死后不得入祖墳”來警告其后人不要淪為“三姑六婆”。可見，娼妓們是沒尊嚴的，她們只不過是嫖客們肆意泄欲的工具而已，即便她們之中有個別稱之為“名妓”者也不過如此。她們每天的工作，只不過是倚欄賣笑，誰有錢、誰有權就跟誰上床，甚至幾天不上床賺不到錢，就要吃鴇母一頓惡罵或暴打，如此又談何尊嚴！

新中國成立了，對于婦女而已言，國家出臺的第一道法令就是恢復娼妓們的做人尊嚴。1949年11月，建國僅兩個月的新生人民政府，即在全國開展了禁娼運動，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斷然行動，成立由公安局、民政局、衛(wèi)生局、婦聯、人民法院等有關單位組成的“妓女處理委員會”，一舉關閉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鴇，解救和改造了近1300名妓女。1949年8月16日，剛剛解放的上海市即由公安局頒布《管理妓女、妓院暫行規(guī)則》，宣告廢除妓院主與妓女之間的一切契約，如妓女申請脫離，院主應無條件允許其自由；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再次發(fā)出《關于本市處置娼妓計劃》，宣布妓院為非法，立即全面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和改造娼妓……從此，至三十年前，中國曾經流行了幾千年的嫖娼之風戛然而止，中國再沒有了沒尊嚴的娼妓——統統從良，變成了有尊嚴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娼妓如此，良家婦女更是如此。新中國不僅在城市開辦大批廠礦企業(yè)，吸收千百萬工農女子務工，而且在廣袤的農村組織墾荒種糧，積極培養(yǎng)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會主義女農民，并在全國樹立了一大批像吳桂賢、郭鳳蓮、郝建秀這樣的女勞模、女標兵、女突擊隊長，甚而又推出了以女性為標志的紡織行業(yè)郝建秀工作法、農業(yè)大寨鐵姑娘隊等先進經驗、先模群體，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表彰、宣傳、推廣。繼而，國家又打開了婦女通向政治權力的通途，在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著力培養(yǎng)和提拔婦女干部，甚至明確規(guī)定了政府各部門必須配備的女領導編制，許多毫無社會關系僅僅出身工人、農民的婦女憑借著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績和聰明才智，最終走上了各個行業(yè)、各條戰(zhàn)線的領導崗位，甚至一步步走上了省部級、國家級領導人的高位，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原籍河北省樂亭縣馬頭營鎮(zhèn)郭莊子村、生于沈陽市的李素文即是其中之一。1956年，李素文還只是在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擔任營業(yè)員賣菜，1959年，即作為勞動模范出席全國群英會；1963年，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發(fā)言，周總理7次帶頭鼓掌；1968年5月，出任沈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當選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3年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共青團遼寧省委書記，同年4月，作為中日友好協會訪日代表團副團長訪問日本；1973年8月，當選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1974年1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紐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議并發(fā)言；1975年1月，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6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墨西哥婦女年世界會議，并在大會上發(fā)言。一個出身貧賤、毫無社會背景的女售貨員不僅最終當上了中央委員、人大副委員長，而且多次代表中國婦女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這是何等尊嚴？何等榮耀？電視劇《北風那個吹》更是記錄了這一時期的中國婦女地位，農民出身的女主人公牛鮮花不僅當上了隊長，而且負責監(jiān)管具有各種社會背景、乃至是干部子弟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其權力之大、地位之尊，可從其凌厲的說話行事之氣勢、所管知識青年對其之敬畏上充分得以印證。至此，中國婦女之尊嚴，尤其是工農女子之尊嚴在中華民族五千余年的發(fā)展史上，達到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歷史巔峰，乃至當時別說對婦女動手動腳，即便說上一句挑逗性的語言都可能戴上“流氓”的惡名，被群眾立即扭送公安機關。

然而，三十年過去，新三十年開始。工女女子不僅再也當不上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而且就連原有的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職銜也給弄丟了。如同賭博、毒品、黑社會死灰復燃一樣，娼妓也死灰復燃和迅速地泛濫了，越來越多的家境貧寒的下崗女工和農家女為生活所迫而加入賣淫大軍，并由最初偷偷摸摸地搞，到如今冠以“小姐”的美名和短、薄、透近乎職業(yè)化的裝束，通過洗頭房、歌舞廳、洗浴中心等各類色情場所在全國各地名正言順地搞，以致到深圳、海南等地旅游，一落腳即被當地導游告之“不要隨便找‘小姐’，盡管這里的‘小姐’很迷人，但她們大多有艾滋病，傳染上就麻煩了。”對此，有媒體作了總結，稱“據保守統計，截止2006年底，我國從事色情業(yè)的女性為5000萬人，相當于意大利的全國人口總和”。色情業(yè)的泛濫甚至讓中國名聲鵲起，一度吸引了日本人、韓國人前來集體買春，馬來西亞一酒吧為討好當地居民、顯示自己的“清白”，竟然公開貼出“中國女子禁止入內”的告示，嚴重敗壞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民族尊嚴。不僅如此，娼妓的興起更帶動了性病的泛濫，據衛(wèi)生部通報，截止2009年9月30日，我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共有86.3%的縣市區(qū)報告了艾滋病病例，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全都有。根據實際查出的艾滋病人數和艾滋病傳播特點，專家組估算出我國目前艾滋病人數近100萬，居亞洲第4位和世界第17位，已經嚴重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樣的局面，是繁榮昌盛嗎？繁榮娼盛而已！然而，娼盛的背后還有幾多婦女尊嚴？時下，“小姐“們大多是背井離鄉(xiāng)到異地“務工”的，這里面除了考慮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怕在當地被熟人認出而失去臉面。顯然，一如舊社會，“小姐”們同樣是沒有尊嚴的。不僅沒尊嚴，她們還往往被“雞頭”甚至黑社會刀槍勒逼下強制賣淫，最終連自由也沒了，成了嫖客、“雞頭”和黑社會肆意蹂躪的性奴隸。甚而還有良家婦女不堪受辱而自殺的，2002年3月，媒體“荊楚在線”即報道稱老河口市寶石賓館一客人逼女服務員郭鶯鶯提供性服務，郭被逼無奈從9樓跳下，當即死亡；2005年3月《春城晚報》亦報道一位來自農村的女子被控在峨山彝族自治縣國營旅社3樓26號房間內強制賣淫，被逼跳樓自殺，結果摔成重傷；2008年《莆田晚報》再次報道了同類新聞，稱8月11日20時許，當地城廂區(qū)一女子不堪被逼賣淫跳樓自殺，當場死亡……

暴力之下，良家婦女一個接一個地跳樓了，不是重傷，就是死亡，人們除了嘆息幾聲“可憐”外再無反應，媒體發(fā)出的呼聲不過如同湖面上落下樹葉而泛起的漣漪，漾一漾又迅速地歸于平靜。時光穿梭到2009年，神州大地上終于有了炸雷性的另類——5月10日晚，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zhèn)政府招商辦主任鄧貴大、副主任黃德智等人在該鎮(zhèn)色情場所雄風賓館娛樂時，黃德智看中一位名叫鄧玉嬌的漂亮女員工，硬是要其提供“特殊服務”。鄧玉嬌不從躲入另室，黃德智竟然追著辱罵，鄧貴大更是驕橫地跑來用錢抽打鄧玉嬌，并兩次將她推翻在沙發(fā)上，欲買春不成而霸王硬上弓。鄧玉嬌被逼無奈操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瘋狂捅殺，竟當場將鄧貴大刺死，將黃德智刺傷。呵呵，膽大的鄧玉嬌沒有走姐妹們的老路——自殺，而是另辟蹊徑——殺人，并因此而名噪天下，不僅九州六合，就連五湖四海都知道了“鄧玉嬌”這個名字，知道了她不甘受辱而奮起殺人的“英雄壯舉”……

至此，新中國六十年，女同胞們竟然走過了一條從娼妓到社會主義勞動者，再到權力顯赫的國家領導人，既而再到娼妓，又到性奴隸、自殺者、殺人者的圓之路。但這哪里是什么新三十年的“文明”與“進步”？分明是剝奪前三十年的“文明”與“進步”！哪里是“讓人民活得更有尊嚴”？分明是“讓婦女活得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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