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產黨員的十條政策建議　　

（李定凱，2010.7.1）　　

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89周年的日子，我作為一個入黨快45年的共產黨員，有許多話想對黨說。可是說什么和怎么說呢？我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下午接到一封電子郵件，郵件正文只寫了一句話：“請各位多多批評  鄭獻霖”。郵件附了鄭獻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 “假左派對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見附錄一）。鄭文總的觀點是肯定前蘇聯的瓦解和隨后向俄羅斯目前社會狀態的轉型，并以此批評所謂的“假左派”。我也沒有很多時間和精力作出鄭獻霖所要求的“批評”，只是匆匆寫了一個簡短的回信，其中提出了對目前中國社會的十條政策建議條目（見附錄二，貼文時略有修改）。權將這十條建議條目當做我在黨的生日對黨要說的話，表達的方法只能是貼到網上去。　　

附錄一：鄭獻霖的文章　　

假左派對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　　

　　鄭獻霖　　

　　蘇聯體制是被民眾主動拋棄的　　

　　自從蘇聯瓦解以來，俄羅斯亡黨亡國的教訓就成了左派幾乎每次討論會都要涉及的主題，國家分裂、資本主義復辟、私有化、經濟崩潰、寡頭壟斷、黑社會等等全是負面用語。的確，在俄羅斯體制轉軌的早期這些問題確實一度很嚴重。但要由此得出蘇聯民眾更愿意生活在舊體制下的結論就有點一廂情愿了，尤其在美國托派經濟學家大衛·科滋的著作《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在中國出版以后，似乎更加重了人們這一印象。事實上，蘇聯體制的瓦解本身就是民眾極端厭惡舊體制而在關鍵時刻支持了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的結果。　　

　　1991年8月19日，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包括總理帕夫洛夫、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組成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接管政權并在部分地區實施六個月的緊急狀態，試圖扭轉民主派蒸蒸日上的政治勢頭。當時很多西方大國領導人都認為政變將在舊體制的強大慣性作用下取得成功。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政變僅持續了三天就徹底失敗了，改變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眾的向背。時任俄聯邦總統葉利欽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號召工人政治罷工，很快俄羅斯市民開始走上街頭。負責戒嚴的軍人受到民眾情緒的感染后迅速倒向民主派，葉利欽登上塔曼師110號坦克發表演講的照片傳遍全世界。不管人們對葉利欽后來的改革怎樣評價，此時的他幾乎靠一人之力在對抗掌握實權的緊急狀態委員會，民眾的支持對他的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成立于1989年的全蘇社會意見調查中心所作的民意測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8月20日下午2時，該機構公布對遠離首都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266名市民進行調查的結果：72％的人認為緊委會不合法，只有12％的人支持它。對于緊委會能否扭轉國內局勢77％的人持否定態度。8月20日下午5時，俄議會派人對1500名莫斯科市民進行調查，只有10％的人支持緊委會，79.4％的人反對該組織。8月21日下午5時50分，公布蘇民意調查中心對1792名首都人士調查結果：73％的人認為緊委會是非法的，只有13％的人認為它是合法的。同時還公布了對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民意測驗結果：支持緊委會的比例為23％和14％，反對緊委會的比例為72％和52％。　　

　　可以說，蘇聯體制從建立那天起就注定了將以悲劇結束的命運。蘇聯體制在政治權力上的集中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中國歷代王朝。秦始皇在取得天下后企圖仍采用軍事手段治理國家，很快二世而亡。當漢高祖劉邦曾傲慢地對陸賈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回答：“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此后的歷代君主大都汲取了這一教訓，在天下安定后很快在內部確立行政權、軍權、監察權的制衡機制，雖不能保證萬世長存，但唐、宋、明、清的實踐表明，這種體制足以保持兩百多年的穩定統治。蘇聯體制在經濟上的控制能力更是空前絕后，封建王朝除鹽、鐵及少數手工業之外均由民間經營，法西斯體制下政治權力通過相互結合的方式取得了一部分壟斷資本的經營管理權，但生產資料私有制并未被觸動，而在蘇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使全社會所有的經濟活動都處于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在這種體制下成長壯大起來的官僚集團不僅在外部缺乏民眾的監督制約，而且在內部權力運行上同樣沒有分權制衡機制。它雖然在早期促進工業化以及應對戰爭危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官僚集團革命激情的消退和外部環境的改善，政治權力成了小集團的私有物，民眾重新處于奴役地位。于是上層由于腐化、下層由于心理不平衡，理想信念迅速消失了，體制的活力也就到頭了。可悲的是，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蘇聯領導集團的認識能力還未達到陸賈的水平，到戈爾巴喬夫開始試圖改革時，民眾早已失去了耐心。　　

　　70年內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一旦找到突破口就會以暴烈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段政治、經濟、社會信仰上的混亂期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假左派總是以此作為反對政治變革的理由。這就像丈夫經常毆打妻子，在不允許離婚的年代，女人只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當允許離婚后家庭也就破裂了。左派不去積極地反對家庭暴力，而是天天去責怪離婚法案。女人離婚后可能會被掃地出門，乃至流落街頭，但以此認定她不該離婚甚至應該復婚就太離譜了。對于一個堅強的女人來說，自由會激發她的活力，很快振作起來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俄羅斯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度過葉利欽時代近十年的混亂期之后，很快就走上了經濟復蘇之路，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使得民眾能夠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中俄兩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初見分曉　　

　　據世界銀行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支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2007年俄羅斯平均工資增長超過25％，扣除通貨膨脹后，實際工資增長15.1％。2008年3月，莫斯科飯店服務員的月平均工資為1.7132萬盧布（5041元人民幣）；與中國黑龍江省接壤的濱海邊疆區，2008年1月的平均月工資為14541.3盧布（4278元人民幣）。當下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　　

　　另一方面，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于社會福利體系。社會保障分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險，分別由專門的基金會負責。居民分為軍人、公務員、教師、退休者、艱苦地區工作者、從事危險職業者、多子女家庭、殘疾人、老戰士、蘇聯英雄等200多類，共設醫療、教育、住房公共事業等補貼1000余種。俄羅斯兒童無論出生在何地，孩子從呱呱落地起就享受每月的固定津貼，還可領取牛奶、酸奶、餅干等兒童食品。教育基本上是免費的，學生不用繳納學費，中小學生可以享用一頓免費營養餐，大學生每月都有固定的助學金，可以免費住宿，甚至教科書都可以由學校圖書館提供長期借閱。　　

　　隨著經濟增長，俄羅斯各地每一個季度都調整“人均最低生活標準”，也就是“貧困線”，用于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為制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依據。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的人均最低生活標準為月5124盧布（折人民帀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費確定為每人每月448元，僅為莫斯科的26％），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為5795盧布，退休人員3533盧布，兒童是4381盧布。與中國東北接壤的濱海邊疆區2006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費標準定為每月4362盧布（折人民帀1450元，與之接壤的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現行居民最低生活費保障標準是1997年制訂的，市區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蘭縣和延壽縣為117元），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費指數為4687盧布，退休人員3383盧布，兒童4202盧布。由于“貧困線”的標準特別高，全俄羅斯平均計算，相當于人均GDP的40％。相比中國，2009年GDP總量是335353萬億人民幣，總人口約13.35億，人均25120元。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即使按聯合國每天一美元計算尚有1.5億，而這一標準僅占人均GDP的10％，絕對數計算，全年總量不足俄羅斯兩個月。　　

　　2008年3月28日，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公布一項民調結果，22％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幸福”，55％的人認為自己“比較幸福”，也就是共有77％的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總體上感到幸福。這一數據，使俄羅斯人的幸福感，一舉超過馬爾他（74％）、丹麥（73％），全球第一。　　

　　作為對照，盡管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并沒有惠及所有人。首先是國家財政，2002年的財政收入只有18904億元，到2007年已達到51304億元，年平均增收速度超過30％，世界罕見，2010年更將超過8萬億。其次是超級富豪人數與財富的激增，美林和凱捷2008年聯合發布的《亞太區財富報告》指出，在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000位富裕人士，較2006年增加20.3％，財富總值增加22.5％，平均資產達510萬美元，不包括個人收藏及自住房地產，穩坐亞太區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其中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超富裕人士共6038人，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亞太區內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國家，總資產超1萬億美元。但在另一極，世界銀行2008年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從2001年至2003年中國收入最低的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竟然下降了2.4％。　　

　　這種發展的結果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世界銀行在2008年5月21日發布的《持續增長與包容性發展戰略》報告顯示，過去十五年，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因素。中國的基尼系數增長速度獨占鰲頭，從1990年的0.335到2004年的0.469，印度從1993年的0.3152增長到2004年的0.3678，比第二名要快得多。橫向比較，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少的國家是日本和丹麥，基尼系數在0.25以下；其次是中歐和北歐諸國，基尼系數在0.25至0.29之間；中亞諸國、英法德、加拿大、越南等國的基尼系數在0.3至0.35之間；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基尼系數在0.35至0.39之間；美國、伊朗、柬埔寨等國的基尼系數在0.4至0.44之間；中國與拉美諸國、南部非洲諸國的基尼系數在0.45以上，屬于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　　

　　政治民主程度是造成中俄兩重天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80年代中蘇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著政治、經濟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政治領域的高度集權使官員的權力無從受限，腐敗的滋生日益擴展，并都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在經濟方面，計劃經濟體制要發揮活力所必須的官民一心、理想主義高漲的外部條件已逐漸消逝，對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限制作用卻日益明顯。　　

　　但是他們比較選擇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在中國，依然在政治上維持威權體制，在政府的強力控制下推進經濟改革。在國有企業進行體制轉換時，工人群體對自己辛勤勞動建立起來的工廠卻沒有發言權，更遑論也有一份貢獻的農民了。權力介入下的體制變革使少數人一夜暴富，人為加快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速度。而工人連基本的社會福利都無法保障，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已持續十年之久仍無法有效化解，前年爆發的通鋼事件就是一例明證，近年來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也都可以看到這些工人的影子。在引進外資沖擊現體制時，年輕的新一代工人由于沒有組織化的力量，工資被壓到了極限，固然對政府在短期內追求GDP的快速攀升是極大的利好，但帶來的問題是嚴重地拉大貧富差距，于是中國只能在外向型經濟的路上越走越遠。一方面中國廉價勞工的血汗和寶貴的資源成了歐美日等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而我們自己的民生問題卻愈加嚴峻；另一方面，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日益縮水而無法變現。時至今日，外匯儲備已高達兩萬多億美元，這是一筆全國各階層民眾共同創造的巨額財富，但由于國外的限制使我們無法購買實物資產和高科技裝備，只能大量用于購買國債和企業債券，美元的貶值和金融市場的波動使這筆財富面臨巨大的風險。　　

　　蘇聯社會矛盾的積累遠較中國更為深遠，民眾對各級官僚的特權和腐敗已無法忍受，因此一旦開啟改革舊體制被完全打碎。缺乏民主訓練的民眾對政治上新建立的多黨競爭、議會民主體制還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在九十年代的轉換期內陷于政治混亂，官員腐敗和黑社會曾一度非常嚴重；經濟上采取休克療法引起了更大的悲劇，通貨膨脹使民眾幾十年的存款化為烏有，生活十分困難。在1998年，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曾對俄羅斯科學家提供每人每年500美元的生活費，當時俄羅斯人均收入低于200美元。俄羅斯民族付出的這些慘重代價使民主政治在這里逐步扎下了根，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權力有了程序化的保障，這是以后俄羅斯經濟發展能夠惠及普通民眾最根本的原因。　　

　　中國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在早期看來確實相當于俄羅斯在九十年代的混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DP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這既讓體制內人士盲目樂觀，降低了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積極性，同時也成了一批假左派對此進行論證的依據。但這種建立于民眾權利被剝奪基礎上的增長顯然是不可持續的，社會矛盾沒有制度化的解決機制會導致在某一個節點上突然爆發，就像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蘇聯那樣。也許斯大林體制這樣的怪胎在消失之前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只是可能會提前或者晚一點罷了。俄羅斯的陣痛使它很快地擺脫了斯大林體制的陰影而走上新生，在政治趨于穩定之后開始走上可持續的和諧發展之路，而中國卻還在背著斯大林體制的沉重包袱，很可能最終壓垮單條腿走路的經濟改革。　　

筆者在90年代后期接觸左派思潮時，之所以深受其影響，俄羅斯當時的悲慘狀況是一重要原因。在媒體工作以及下基層與政府官員、底層民眾有了更深的接觸之后，對這些假左派反對民主改革的主張產生了懷疑。俄羅斯的轉軌逐漸走向成功的事實讓我確信，假左派們延續80年代體制內官僚集團的主張仍繼續開展對民主改革的圍剿，實際只是在客觀上迎合了官僚集團繼續壟斷權力的企圖，與底層民眾民主、平等的要求漸行漸遠。左派希望在一位英明偉大領袖的帶領下重新回歸舊體制，在社會已經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的背景下已經不可能了，除非他們能夠用暴力打到一切，重新將中國抹為“一張白紙”，但中華民族不應該再用付出幾千萬顆人腦袋的代價換取歷史的又一次輪回。建立制度化的不同社會階層利益平衡機制才是更現實的選擇。　　

附錄二：李定凱的回信　　

哪些人是假左派呢？其代表人物是誰？代表性著作言論是什么？哪些人是真左派呢？作者鄭獻霖屬于什么派呢？鄭獻霖對在國內泛濫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08憲章》是什么態度？　　

拿俄羅斯的人均收入和中國比較是缺乏說服力的。我1990年去前蘇聯作短期訪問時（蘇聯解體前一年多），就發現當時蘇聯的經濟科技文化發展水平比中國強多了。回顧比較起來，甚至那時蘇聯的經濟科技文化發展水平仍超過目前中國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　　

我認為目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面，讓群眾（特別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和農民）參與討論、決策、管理國家大事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沒有哪個真正的左派會幻想在“一位英明偉大領袖的帶領下重新回歸舊體制”，但是他們確實希望能由群眾主導轉型到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路線的核心精髓上去（當然不是全部的具體政策）。　　

在目前的形勢下，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政策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十條：　　

（1）吸收群眾參與，整頓中國共產黨，把那些根本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嚴重喪失信心的，嚴重脫離群眾的黨員或清除，或勸退，或主動退出共產黨。這些退出共產黨的“共產黨員”仍然可以作為守法公民參與社會事務。　　

（2）發動群眾揭露和打擊腐敗，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主要依靠專門機構懲處少數的腐敗犯罪分子。　　

（3）在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賦予職工代表大會實際權力，對企業領導層實行有效的監督，工人參與企業管理。　　

（4）在城鎮引導和鼓勵發展合作制（集體所有制）企業，國家銀行在貸款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各級黨委委派得力黨員干部擔任黨代表，加強對這類企業的引導和指導。　　

（5）恢復性地增加公有制經濟（全民和集體）的比重和公有制企業的數量，擴大公有制企業吸納勞動力就業人數的比重。　　

（6）在私有制企業（包括外資和私有資本控股的企業）中普遍成立由工人獨立自主建立的工會，由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建立平衡合理的勞資關系。　　

（7）宣傳和推廣搞得好的農村集體經濟的經驗，如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河北周家莊等，引導農民自愿走合作化的道路。　　

（8）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整頓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機構。　　

（9）按照憲法和黨章整頓立法、執法和政府機關。　　

（10）加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對共產黨的批評和監督。　　

以上是我對鄭文的意見。

　　

致禮！　　

李定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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