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幾個月，常有野豬闖進校園和城市的新聞，甚至還出現了傷人事件。原本應該生活在森林中的野豬為何會頻繁“騷擾”人類？背后原因之一是人類城市擴建侵占山林，導致野豬棲息地縮小而不得不進城覓食。不過，野生動物與人類社區的“親密接觸”所帶來的危險遠不止肢體沖突造成的直接傷害——人類對自然的開發也在不斷“制造”出新的疾病。

　　1998年，家園被砍伐破壞的果蝠從婆羅洲深山老林飛了出來，其吃剩的水果掉落在農場里，豬吃了沾有蝙蝠唾液、攜帶病毒的水果，由此在馬來西亞拉開了一場瘟疫的序幕。而病毒之所以產生如此廣泛的破壞力，和大規模工業化的養殖模式密不可分。

　　集中飼養不僅意味著病毒的快速傳播，更為病毒變異提供了溫床。我國的養殖業便經歷了從小農戶模式到商業化大規模養殖的變化，在顯著增加了蛋白質供給的同時，也指數級提高了傳染病的風險，2018年非洲豬瘟對我國養殖業的重創便是一個例證。而在傳染病生成、強化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就是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們。

　　與此同時，推動了森林砍伐和工廠化養殖的嘉吉、泰森等西方跨國財團主管，卻安居于整潔衛生的大樓里，將因病被撲殺的牲畜僅視作賬本上的一個數字。“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恩格斯的箴言還回蕩在耳畔，我們不禁發問：人類取得了怎樣的“勝利”，又面臨怎樣的“報復”？勝利的果實被誰攫取，而報復又降臨在了誰的頭上？

　　作者｜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布魯斯音樂電臺主持人和電信分析師。也是《氣候與資本主義》(Climate＆Capitalism)雜志的編輯，《每月評論》的長期撰稿人，全球生態社會主義網絡的創始執行成員。

　　翻譯 | 藤壺、于同、Jaeger、揚霏

　　校對 | 侯泠、曳葭、飛白

　　責編｜曳葭

　　后臺編輯｜童話

　　在我們這個時代，流行病將會更頻繁地發生、傳播得更快、奪走更多人的生命。

　　2020年年中，當科學素養低下的西方政客們仍在堅稱新冠肺炎并不比流感嚴重、很快就會消失時，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召集了一個多學科小組，總結有關新冠肺炎和其他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疾病的科學知識現狀。這份專家報告的獨特優勢在于它沒有被政客和官僚粉飾或篡改。該報告對當今人畜共患疾病造成的危險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闡述，摘錄如下：

　　流行病對全球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構成致命性威脅。本報告回顧的科學證據表明，由于引發流行病的潛在新發疾病事件持續增加，流行病的爆發越來越頻繁。如果沒有預防策略，流行病將比以往任何時候出現得更頻繁、蔓延更迅速、致死率更高，并對全球經濟造成更加災難性的破壞。

　　流行病的風險正在迅速增加，每年有五種以上的新疾病在人類中出現，其中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傳播并成為流行病。流行病的風險是由呈指數增長的人為變化驅動的。因此，將疾病的出現歸咎于野生動物是錯誤的，因為這是人類活動及其對環境的影響引起的。

　　流行病的根本原因與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化的全球環境變化相同。這些變化包括土地使用的變化、農業擴張和集約化，以及野生動植物貿易和消費。

　　在資本主義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增長的無情驅動下，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削弱了抵御新型病原體出現的天然屏障，加倍增長了攻擊性病毒感染人類的機會。因此，我們正在見證更多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現。可以預見，全球流行病將日益成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特征?！咀g者注：人類世：Anthropocene，指人類對地球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時代?！?/p>

　　圖片來源：全球防范工作監測委員會，《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全球突發衛生事件防范工作年度報告》。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

　　一

　　森林砍伐和溢出效應

　　農業綜合企業對熱帶森林的侵襲破壞導致了新型疾病和流行病的出現。

　　1998年，馬來西亞北部一家農場的豬群患上了呼吸道疾病，癥狀為劇烈咳嗽。有些豬沒有其它癥狀，有些則伴有發燒和肌肉痙攣，但大多數都康復了。隨后，這種原本不為人知的疾病感染了農場工人，而且毒性變得更強——265人的病情發展為嚴重腦炎，其中105人不幸死亡，死亡率堪比埃博拉病毒。

　　醫學調查人員發現，疫情爆發的農場在芒果樹旁的露天豬圈里飼養了約3萬頭豬。不久前，婆羅洲的深山老林里的果蝠遷徙到了這些樹上，因為它們的原始棲息地被推土機鏟平，建起了棕櫚種植園。豬吃了被蝙蝠吃剩后掉下來的水果。蝙蝠的唾液攜帶著一種當時未知的病毒——后來以附近的一個村莊名字命名為“尼帕病毒”——它對蝙蝠無害，但會讓豬生病，讓人死亡。馬來西亞通過撲殺一百多萬頭豬遏制了疫情，但病毒逃出森林后繼續傳播：尼帕病毒仍在孟加拉國和印度部分地區流行，每年仍導致40%至75%的感染者死亡，且目前尚無疫苗和治療方法。

　　森林砍伐破壞了蝙蝠的自然棲息地，這并非新鮮事或孤立事件。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寫的那樣：“一般來說，文明和工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所起的作用則微乎其微。”

　　在上一個冰河時期之后和農業出現之前，森林覆蓋了地球上約60億公頃的可居住陸地。如今，森林面積僅為40億公頃，在約一萬年間減少了33%。但一半以上的減幅發生在1900年之后，其中大部分發生在1950年以后。

　　在地球系統科學中，“大加速度圖”(the Great Acceleration graphs)和“行星邊界”(the Planetary Boundaries)項目都將熱帶森林的損失視為從相對穩定的全新世(Holocene)向二十世紀中葉以后更加動蕩的人類世轉變的關鍵點。2023年更新的“行星邊界”框架得出結論，陸地系統變化在1988年左右進入危險期，并“自那時起進入了系統性破壞風險持續增加的階段”。

　　人類世是由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指因人類影響而衰減的生態系統和由此開創的地質時代 | 圖片來源：紀錄片《人類世》

　　邁克爾·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在其關于森林砍伐歷史的描述中把1945年以來的時期描述為“大沖擊”(the Great Onslaught)。

　　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災難性事件對世界森林的改變程度，遠超此前約50年的任何‘世紀終結’事件的影響。但是，造成森林砍伐的并非那五年慘烈的戰爭，而是戰爭引發的后續變化，這些變化來得迅猛、影響深遠，并對全球生物群落造成了破壞。相較于過去任何時候，這些變化的性質和強度在速度、規模和對環境的影響方面都達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1]

　　有人會說，森林砍伐是熱帶國家的高出生率造成的——太多窮人為了養家糊口，在熱帶森林中開辟小農場。事實上，盡管直到1980年左右，國家支持的農民種植殖民化都是拉丁美洲和東南亞森林砍伐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如今全球大部分森林砍伐都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包括嘉吉(Cargill)、JBS和馬弗里格(Mafrig)公司，以及它們的債權人貝萊德(BlackRock)、摩根大通(JPMorgan)和匯豐銀行(HSBC)。”[2]

　　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毀林開墾大片土地，為全球市場生產單一作物商品。僅牛肉、大豆、棕櫚油和木材這四種產品就涵蓋了21世紀森林砍伐量的70%以上。這些毀林所得的土地，并非由家庭農場，而是大規模的牧場和種植園在使用。

　　環保主義者理所當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森林砍伐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上——據估計，土地利用的變化造成了15%的溫室氣體排放。這當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正如社會主義流行病學家羅布·華萊士(Rob Wallace)指出的那樣，我們還需要了解并質疑那些總部設在倫敦、紐約和香港的投資者扮演的角色，他們正在把熱帶森林變成全球流行病的滋生地。

　　資本正帶頭掠奪全球最后的原始森林和小農農田。這些投資推動了森林砍伐和開發，導致疾病的出現。大片土地所代表的功能多樣性和復雜性正在被簡化，以至于過去被封閉起來的病原體向外蔓延到了當地的畜群和人類社區。[3]

　　2001年以來全球樹木覆蓋區的減少量。色值從上（藍色）至下依次為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黑色條為意大利的國土面積 | 圖片來源：RCraig09

　　熱帶森林中蘊藏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包括無數經過了數百萬年進化，已經適應并棲息在“宿主物種”中的病毒。森林的大規模破壞一方面增加了人類與家畜以及野生動物之間的接觸——這些接觸為病毒和細菌感染過去未知的宿主創造了新的機會。正如安德烈亞斯·馬爾姆(Andreas Malm)所述，森林砍伐是人畜共患疾病和新興傳染病爆發的主要誘因。

　　棘手的新型疾病來源于野外，這種推測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邏輯的：在人類力所不及之處，正是未知病原體的棲息地。但那里原本風平浪靜。若非人類的經濟活動不斷侵擾野外環境，蠶食、割裂、砍伐、以近乎毀天滅地的狂熱破壞自然，災難本不會發生……

　　砍伐森林不僅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禍首，也是人畜共患病蔓延的根源。人類在熱帶森林中開辟道路，鏟除成片的樹林，向密林深處擴張，就會接觸到各種迄今為止獨自生存的生命形式。人們侵入或占領了病原體最密集的區域。雙方最頻繁的相遇發生在支離破碎的森林邊緣，那里的森林生物可以溜出來，接觸人類經濟的邊界；而恰好，像老鼠和蚊子這樣擅長充當‘橋梁宿主’的生物，往往在這些區域滋生……

　　人畜共患病始發的集中區域就是森林砍伐的集中區域。[4]

　　華萊士寫道：“因此，森林疾病的衍變，病原體的最初來源，不再封閉于森林腹地。相關的流行病學已經具備跨越時間和空間傳播的特性。一種非典(SARS)病毒可能在離開蝙蝠洞幾天后就能夠感染大城市的人類。”[5]

　　馬來西亞婆羅洲的森林砍伐情形

　　圖片來源：NASA

　　除了為病毒傳播創造新的機會以外，森林砍伐還擴大了病毒媒介的棲息地，比如蚊子等昆蟲將動物感染的病原體傳播給了人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發表了一份報告警告道：

　　棲息地的變化，包括物種結構改變（環境條件可能更利于疾病攜帶者生存，如亞馬遜雨林砍伐區內攜帶瘧疾的生物媒介），和/或生態系統中的物種數量減少（從而造成病原體的擴散和流行），以及棲息地中新的疾病傳播契機等等，這些都會對健康產生重大影響。人類引發的對地貌的改變離不開對原始棲息地的侵占，往往還伴隨著家畜物種的引入，使得物種間產生新的相互作用，從而為新型病原體的傳播創造機會。[6]

　　二十世紀下半葉，殺蟲劑的大量應用極大降低了昆蟲攜帶疾病的發生率，但這些疾病隨后又卷土重來。其中最致命的瘧疾，每年奪去了100萬至300萬人的生命，主要受害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居民。最近被砍伐的森林地區同樣是攜帶瘧疾和其它病原體的昆蟲理想的繁殖溫床。

　　有人聲稱，棕櫚樹種植園可以作為原始森林的有效替代物。但科學研究表明，“傳人疾病的蚊蟲媒介的數量在遭到森林砍伐的棲息地中占據過高比例”，并且“蚊蟲傳播疾病的爆發次數與增加油棕種植園的土地面積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7]

　　為種植棕櫚油而非法砍伐森林

　　圖片來源：ADPartners

　　由此可見，森林不僅僅是樹木——它們是極其復雜的生態系統，其生態功能無法用其它經濟林木簡單替代。森林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就是限制蚊蟲傳播疾病的擴散和病毒的溢出效應。正如羅德里克·華萊士(Roderick Wallace)和他的同事們主張的，要實現真正的可持續性，政策和措施必須優先考慮“保護森林的功能，而不是徒有一派森林的景觀。”

　　二

　　流行病機器

　　新型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現與家禽、豬、牛的工業化養殖密不可分。

　　今年3月，美國最大的雞蛋生產商“加州-緬因食品公司”(Cal-Maine Foods)報告稱，其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家雞蛋工廠的雞感染了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即我們俗稱的禽流感。為阻止感染擴散，該公司撲殺160萬只雞。這只是當前禽流感疫情中最近一次大規模撲殺。自2022年初以來，在美國和加拿大已有超過1億只養殖雞和無數野生禽類死亡。

　　【原注】病毒命名

　　流感病毒有四種類型：甲乙丙丁(ABCD)。甲型是最常見、也是癥狀最為嚴重的類型。而具有不同特性和效應的亞型，是根據病毒表面的血凝素(H)和神經氨酸酶(N)蛋白質特性命名的。例如，A(H7N2)是一種A型流感病毒亞型，它具有H-7和N-2兩種蛋白質。目前已鑒定出超過130種A型亞型，每種亞型又有多種形態，稱為分支或群體。

　　加州-緬因食品公司在美國有42處“生產基地”，飼養4400萬只母雞，每年產蛋量超過130億枚。2023年，該公司的銷售額達到31億美元，毛利潤為12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德克薩斯州損失的160萬只雞只是小事一樁——當美國政府回應農企的游說，為禽流感爆發期間宰殺的雞提供補償時尤為如此。數百萬只死亡的雞只是一項商業成本，而且并不高。

　　水禽雖然攜帶流感病毒數百年，但從未因此生病。然而，當被稱為H5N1的變異株于1996年在中國南方的養殖鴨群中出現后，它迅速演變成一種對家禽傳染性高且致命的病毒。隨后，它又傳回野生鳥群，在全球蔓延的過程中持續變異。這種疾病主要感染家禽，但在2003年至2019年間，17個國家報告了861例人類病例，其中455人不幸死亡。

　　野生水鳥將病毒傳播給其它物種

　　圖片來源：Ma W等

　　2009年，一種流感變種在美國和墨西哥的豬身上首次出現，隨后感染了全球數百萬人，造成15萬至57.5萬人死亡。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H5N1的新型高致病性變種已成為歐洲、非洲、亞洲和北美洲禽流感的主要病原體，導致了數百萬家禽死亡。2024年4月，美國農業部報告稱，該病毒首次感染了奶牛。5月8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報告稱，9個州的36個奶牛場受到H5N1病毒的影響。但這一數字肯定被低估了，因為許多經營者拒絕對奶牛進行檢測或報告感染情況。

　　德克薩斯州的一名奶制品工人是已知的第一例H5N1病毒從哺乳動物傳播給人類的病例，但同樣，由于人類得了這種流感癥狀較輕且持續時間短，可能有其他傳播病例未被報告。目前該病毒對人類健康的風險較低，但正如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所指出的，“牛群間的不受控制的傳播意味著病毒正日益向人類發起攻擊。反過來，每一次人類接觸都為新的變異提供了機會，而新的變異又可能促成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盡管目前H5N1病毒大流行的風險可能較低，但如果不采取行動，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在20世紀后半葉之前，禽流感病毒傳染給家養的雞或豬，很快就會陷入死胡同，無法繼續傳播。因為幾乎所有的雞都是在家庭農場中飼養的，每群只有幾十只：400只已經算龐大了。豬的數量要少得多。因此，即使病毒具有高度傳染性，它也很快就無法感染新宿主了。

　　隨著被稱為 “一萬年來動物與人類關系最深刻的改變”——集中式動物飼養場(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CAFO)（更準確地說是工廠化養殖場）的迅速擴張，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

　　美國的集中式動物飼養場(CAFO)

　　圖片來源：U.S. EPA

　　如今，少數幾家巨型企業控制著肉雞和蛋雞的生產。典型的養雞場里，數十萬只雞被塞進連窗戶都沒有的雞舍里，幾乎沒有活動空間。到20世紀末，北美的家禽養殖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化養殖場的生產方式被廣泛效仿，尤其是在東南亞和中國。

　　20世紀90年代起，養豬業的轉變甚至更為迅速。“1992年，美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豬是在擁有超過兩千頭豬的農場飼養的，但到了2004年，五分之四的豬來自這種巨型養殖場；到了2007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5%。“食物與水觀察”(Food&Water Watch)組織的一項分析發現，1997年至2007年間，工廠化養殖場每天新增生豬4600頭，總數超過6200萬”[8]。

　　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牛、雞、豬和羊都是在封閉的工業養殖場中飼養的。在美國，這個比例更高，超過99%的雞和98%的豬都是這樣飼養出來的。

　　這些工業化系統以快速生長為目標飼養這些家禽家畜，在消耗最少飼料的情況下產出穩定數量的肉或蛋。由于以利潤為導向地培育品種，工廠化養殖場里的牲畜已經失去了其野生祖先一半以上的遺傳多樣性，有著同樣的基因，因此對新病毒感染的反應也相似——只要某種病毒能感染一只牲畜，那么這種病毒無需變異就能感染所有牲畜。如果一個大型雞舍里有一只雞感染了禽流感，其余大部分都會在幾天內死亡。

　　工廠化養殖場系統就是一臺幾近完美的制造流行病的機器，完美得難以指摘。正如羅布·華萊士所寫：“我們的世界被數以百萬計的集中飼養的豬和家禽所包圍，它們擠成一團，這種生態環境幾乎是多種致命流感毒株進化的完美溫床”。

　　雖然并非有意設計，但是整條生產線的組織都在加速病原體毒力的進化和后續傳播。培育食用動植物基因單一化，使得牲畜和植物的基因組幾乎完全相同，這樣消除了群體中的免疫防火墻——種群基因的多樣性本可以減緩病原體傳播速度。而現在，病原體可以圍繞常見的宿主免疫基因型迅速進化。

　　與此同時，擁擠的環境還會抑制免疫反應。工廠化養殖場中更大的牲畜種群規模和密度給擴大傳播和反復感染大開方便之門。任何工業化生產都意味著高吞吐量，這為從畜舍、農場到地區各個層級提供了不斷更新的易感染動物，從而讓病原體可以進行無上限的致命性進化。將大量牲畜飼養在一起，實際上會獎勵那些最有能力消滅它們的病菌。降低屠宰年齡，例如將雞的屠宰日齡降至六周，很可能會選擇出能夠在更強大的免疫系統中存活下來的病原體。[9]

　　美國國際開發署協助阿富汗希爾曼德省將最先進的家禽農場從政府所有權過渡到私人投資者 | 圖片來源：USAID Afghanistan

　　同樣，由非營利性農業科技委員會贊助的一個跨學科工作組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現代集約化生產系統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它允許來自致命祖先的病原體得到快速選擇和擴增（經常是通過微小的變異），因此，疾病傳播以及侵入的風險越來越大……簡而言之，由于畜牧業集約化，全球疾病風險正在增加。[10]

　　人畜共患傳染病的加速出現與家禽、豬和牛的工業化養殖密不可分，而工業化本身又與資本罔顧代價的擴張密不可分。大公司之所以能每年攫取49億美元（嘉吉公司）、44億美元（JBS食品公司）和41億美元（泰森食品公司）的利潤，是因為它們將流行病和污染的成本轉嫁給了整個社會。只要工業化養殖場能帶來這樣的回報，農業綜合企業就會繼續將流行病視為可接受的經營成本。

　　正如羅布·華萊士所說，農業企業與流感結成了戰略聯盟。大型食品公司正在與公共衛生開戰，而公眾健康正在節節敗退。

　　三

　　中國的畜牧業革命

　　幾乎所有的養殖活動都在封閉的設施中大規模進行，這使得大流行病幾乎不可避免。

　　幾個世紀以來，非洲豬瘟(ASF)一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野豬和家豬中流行。20世紀初，非洲豬瘟從野豬傳染給了殖民者從歐洲進口到肯尼亞的馴養豬。從那時起，世界各地都爆發了疫情，有些是由野豬引起的，有些則是由人類運輸受感染的豬或被污染的飼料引起的。目前還沒有針對此病的療法或疫苗，受感染的豬幾乎百分之百死亡。

　　2018年8月，當中國東北的養豬場生豬確診感染非洲豬瘟后，中國政府立即下令撲殺該地區所有生豬，共計38,000頭。不幸的是，隨后的基因分析證明，這種疾病已經在未被發現的情況下傳播了幾個月，因此撲殺為時已晚。病毒已經開始傳播。很快，每個省都爆發了疫情，瘟疫蔓延到亞太地區的其他14個國家。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至2019年間，中國的養殖豬數量下降了28%，從4.28億頭降至3.1億頭。豬肉產量急劇下降，作為中國最受歡迎的肉類，豬肉的零售價格上漲了一倍多[11]。

　　非洲豬瘟的迅速蔓延是中國畜牧業劇變的直接結果。由于封閉式大規模生產的普遍采用，類似非洲豬瘟的大流行幾乎不可避免。

　　非洲豬瘟時期中國的一處肉類市場，豬肉價格走高，市場張貼相關說明 | 圖片來源：SCJiang

　　我認為，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業部門已明顯資本主義化。畜牧業尤其如此，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和其他美國農業食品公司開發的生產模式幾乎被普遍采用。

　　轉型始于1978年，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公社被解散，取而代之的首先是小農戶模式，然后是基本不受監管的市場體系，數百萬個小農被農業綜合企業擠出市場。在畜牧業方面，這一變化首先影響到家禽生產。“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家禽養殖一直是農村家庭補充其他農業活動的副業。數百萬小農戶們每家養殖幾只、最多幾十只雞。除了少數國營農場外，沒有大規模的商業家禽養殖場。1985年至2005年間，7000萬小家禽養殖戶退出了這一行業。在15年內（1996-2011年），中國的肉雞養殖場總數減少了75%”[12]。

　　中國大多數養雞場規模仍然較小，但現在大多數肉雞都在室內飼養，成千上萬只家禽被關在狹小的空間內。雞蛋生產也很集中：2022年底，當時擁有2060萬只蛋雞的北京德青源宣布計劃將蛋雞數量增加兩倍，這將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雞蛋生產商。

　　豬肉生產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直到1985年，中國95%的豬肉都是由小農戶生產的，他們每年飼養不到5頭豬......2015年，豬肉行業主要由中型家庭養殖場（年出欄500頭以下）、大型商業養殖場（年出欄500-10000頭）和特大型養殖場（年出欄10000頭以上）組成”[13]。

　　與美國的肉類生產商不同，中國企業無需嘗試各種工業化方法：他們迅速采用了西方農業企業開創的最成功的方法。中國的集中飼養場 “與世界各地的工業化養殖場一樣，使用同樣的材料，采用相同的藍圖，按照同樣的現代生產理念建造，中國的集中飼養場看起來就像愛荷華州的集中飼養場，但有時規模更大，建筑群更龐大、更緊密”[14]。

　　中國的農業企業利用美國開發的方法在產量上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生產的豬肉和雞蛋占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中國農業企業正在向全球擴張。2013年，中國企業雙匯國際以47億美元收購了美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合并后的WH Foods是全球最大的豬肉生產商。

　　中國的肉類生產尚未像北美那樣集中，但最常見的商業模式是直接照搬西方農業綜合企業巨頭開發的承包計劃?？v向一體化公司（在中國被正式稱為“龍頭企業”，令人聯想到舞龍儀式中的龍頭地位）向合同農戶提供雛雞、仔豬、飼料、抗生素和其他投入品，而合同農戶則按照公司的要求飼養牲畜。正如理查德·盧翁廷(Richard Lewontin)所言，在這種安排下，簽約農民看似獨立，但實際上“對勞動過程或被異化的產品沒有任何控制權”。龍頭企業制度使農民“從獨立的生產者……變成了沒有選擇權的無產者”[15]。

　　在肉類生產向大型集中設施集中的同時，交通基礎設施也在迅速擴張。“例如，2000年，中國有140萬公里的鋪面公路，到2019年，這一數字增加了兩倍多，達到480萬公里。鐵路建設速度更快，從2000年到2019年，鐵路里程從1萬公里增加到13.9萬公里”[16]。這些運輸網絡使動物和動物產品能夠迅速從農場運往城市市場；同時，正如非洲豬瘟和新冠肺炎大流行所表明的那樣，它們也使傳染病能夠迅速傳播，遠遠超出其原產地，超過公共衛生措施及時干預的速度。

　　目前，一些最大的龍頭企業正在建造更大規模的生產設施。例如，新希望集團在北京附近新建成的三棟五層“豬酒店”每年可飼養多達12萬頭豬；廣西揚翔在貴港附近的多棟多層建筑群不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養豬場，可飼養3萬頭母豬，每年生產80多萬頭仔豬。

　　2023年2月，紐約時報報道了中國中部農村一座26層集中養殖建筑 | 圖片來源：Farm Policy News

　　如前幾期文章所述，將成千上萬只基因相同的禽類或動物關在密閉的設施中，為新傳染病的變異、出現和傳播創造了理想的條件。美國發明的“大流行病機器”在中國找到了新家。

　　工廠化運營、巨額資本投入、松懈的環境管控和國家支持都促成了肉類生產的驚人增長。1980年至2010年間，養殖動物和禽類數量增加了兩倍，工業化養殖場的數量增加了70倍[17]。大規模生產降低了零售價格，使數億人負擔得起蛋白質，而這些人以前只有在特殊場合才能吃到肉。“1980至2010年間，人均肉類、牛奶和雞蛋消費量分別增長了3.9倍、10倍和6.9倍，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同期最大的增幅”[18]。

　　但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寫，利潤體系就像一個“猙獰的異教徒，不飲甘露，只從被殺者的頭顱中飲用”。資本主義的增長總是伴隨著致命的代價。除了膳食脂肪增加對健康造成的嚴重影響之外，豬和家禽的商品化還污染了水、空氣和土壤，改變了許多土地的用途，從人類食物變成了動物飼料，增加了化石燃料的排放，迫使數百萬破產的農民遷移到城市貧民窟，并導致禽流感、非典、豬瘟和新冠肺炎等傳染病的大規模爆發。

　　簡而言之，被地球系統科學家稱為 “大加速 ”的全球生態破壞正在將人類推向一個“大病變”時代。除非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否則我們可以預見，新冠肺炎不會是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病，也還不是最致命的一次。

　　參考文獻：

　　[1] Michael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 An Abri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95.

　　[2] April Fisher, “Deforestation and Monoculture Farming Spread COVID-19 and Other Diseases,” Truthout, May 12, 2020.

　　[3] Robert G. Wallace, Dead Epidemiologists: On the Origins of COVID-1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30–31.

　　[4] Andreas Malm, Corona, Climate, Chronic Emergency: War Commu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20), 35, 42, 43.

　　[5] Rob Wallace et al., “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 72, no. 1 (May 1, 2020): 1–15.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necting Global Priorities: Biodiversity and Human Health. S State of Knowledge Review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39.

　　[7] Nathan D. Burkett-Cadena and Amy Y. Vittor, “Deforestation and Vector-Borne Disease: Forest Conversion Favors Important Mosquito Vectors of Human Pathogens,”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26 (February 2018): 101–10; Serge Morand and Claire Lajaunie, “Outbreaks of Vector-Borne and Zoonotic Diseases Ar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Forest Cover and Oil Palm Expansion at Global Scale,”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8 (March 24, 2021): 661063.

　　[8] Wenonah Hauter, Foodopoly: The Battle over the Future of Food and Farming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2012), 171.

　　[9] Rob Wallace et al., “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 72, no. 1 (May 1, 2020): 1–15.

　　[10] 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lobal Risks of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s,” Issue Paper, February 2005, 6.

　　[11] Fred Gale, Jennifer Kee, and Joshua Huang, eds., How China’s African Swine Fever Outbreaks Affected Global Pork Markets,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umber 326, 2023, 12, 25.

　　[12] Chendog Pi, Zhang Rou, Sarah Horowitz, “Fair or Fowl? Industrialization of Poultry Production in China,” Global Meat Complex: The China Series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February 2014), 21.

　　[13] Brian Lander, Mindi Schneider, and Katherine Brunson, “A History of Pigs in China: From Curious Omnivores to Industrial Por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9, no. 4 (November 2020): 11–12.

　　[14] Mindi Schneider and Shefali Sharma, “China’s Pork Miracle? Agri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Pork Industry,” Global Meat Complex: The China Series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February 2014), 31.

　　[15] Richard C. Lewontin and Richard Levins, 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 Dialectical Essays on Ecology, Agriculture, and Heal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7), 340.

　　[16] Li Zhang, The Origins of COVID-19: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34.

　　[17] Zhaohai Bai et al., “China’s Livestock Transition: Driving Forces,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Science Advances 4, no. 7 (July 6, 2018): 7.

　　[18] Bai et al., “China’s Livestock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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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Climate & Capitalism

　　原文鏈接：

　　https://climateandcapitalism.com/?s=Capitalism%E2%80%99s+New+Age+of+Plagues

　　原文標題：

　　Capitalism’s New Age of Pl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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