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義而言，“控制論”（Cybernetics）的出現頻率在逐漸減少，似已垂垂老矣。像很多宏大概念一樣，它也經歷了起源、發展、高潮與衰敗。在它的巔峰期，它的影響幾乎橫跨所有學科，其角色頗類似于今日的“人工智能”。不過，落紅化作春泥卻帶來勃勃生機，控制論的詞綴賽博（Cyber）搖身一變，已嵌入無數時尚的概念中，例如賽博朋克、賽博格、賽博文化、賽博空間。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他1984年的小說《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中，將賽博空間描述為——從人類系統的每臺計算機中抽象出來的數據的視像表示，這種對“賽博空間”的定位，對我們如何理解并與數字世界互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形塑了人們對賽博這一詞根的新理解。1自“cyber”單獨成義闖蕩江湖后，對文化研究者而言，“賽博+”就成了一種有誘惑力的構詞召喚：如何為舊領域進行數字化賦能？只需萬物加“賽博”即可。不過，可以發現，在這一過程中，“賽博”的虛擬、電子、數字化含更受歡迎，而其通訊、控制、系統等含義卻慢慢變得邊緣。

　　中心與邊緣的轉換本是理論史發展的常態，就原因而言，卻各有不同，且能呈現出不同的思想風景。那么，為什么控制論衰落了？在往日，它是否以及如何在文化場域扮演了核心角色？近些年，人工智能與文學藝術的交互日益增強，文學、藝術與科技的關系再次成為熱點，在學界思考相關問題的時候，有一個維度不該被忽視，那正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便已經開始，并持續到20世紀中后期的文學藝術與科技的話語交互，其中，控制論扮演了核心角色，其影響持續到今天。正如斯特凡諾斯·杰羅拉諾斯（Stefanos Geroulanos）等人指出的：“控制論在我們的物質世界、精神世界中無處不在，即使這個名字和它的意義已經衰減。”2

　　控制論是何時以及如何浸潤到人文思想中的？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對文學藝術領域產生影響的？這種影響的背后又體現了科技話語的何種傳播模式？對今日探討人工智能與文學藝術的關系有何啟發？

　　本文將從控制論的基本內涵出發，勾勒一階控制論（First-Order Cybernetics）對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羅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等文藝理論家和藝術家的影響，探討二階控制論（Second-Order Cybernetics）代表人物馮·福斯特（Von Foerster）等對一階控制論的反駁，藝術哲學家關于三階、N階控制論的思想實驗，反思“控制論”在文學藝術領域發揮作用的方式。

　　反噬人文：梅西會議與一階控制論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滲透

　　在日常意義層面，控制論的核心思想并不難理解，簡而言之，它強調觀察輸入和輸出的關系，通過反饋調節輸入，從而控制輸出。然而，從歷史淵源的層面講，控制論的誕生卻頗為復雜，源于政治博弈、軍事對抗，這是它的橫向因果，也源于純粹的科學推演、哲學思辨，這是它的縱向因果。

　　就政治博弈與軍事對抗而言，現代意義的控制論發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人類需要解決復雜的系統控制問題，以完成軍事目的。例如，炮彈騰空之后，該如何完成彈道控制？船舶啟航之后，該如何進行通訊規劃？不同共同體之間，如何快速傳遞訊息？這些都促使科學家和工程師開發新的方法。控制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便曾參與其中，“在這場戰爭之前，人一直是防空炮臺火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脆弱但并不總是同樣可靠的部件不得不被火控自動裝置取代；這個問題交給了畢格羅和維納”3。在實踐過程中，很多和控制論有關的想法紛紛涌現，例如，當時維納、朱利安·畢格羅（Julian Bigelow）、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注意到，機器和生物體雖然直觀上有諸多不同，但在結構和功能上又都表現出相當大的相似性，兩者都可以用系統來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崇尚科學的時代氛圍為科學家尋求一種普泛性的科技觀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此時，美國歷史迎來了光輝的時刻，戰爭中科學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地位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美國與科學兩個詞被綁定在一起，這給了民眾無與倫比的自豪感。科學、技術、工業的強大地基也給了學術討論一種安全的氛圍。除核能之外，新興高科技得到重視，電子通用計算機等更有效的通訊設備自然也乘勢得到了足夠的關注。

　　冷戰背景下的政治組織效率、意識形態爭論與控制論構成了觀念互動。這同時發生在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蘇聯，“一些學者將科學‘意識形態化’，將科學理論翻譯成一種充滿價值的政治語言，而另一些學者則試圖通過在意識形態與所謂的價值中立、‘客觀’的科學內容之間劃清界限，將科學‘去意識形態化’”4。而在美國，“自動化是否會降低人的獨特性，例如思考或學習能力？美國媒體、知識界，還有智庫在1950年代中后期相繼進入這場討論中。他們當中，彌漫著一股自我激勵和自我說服的進步主義氣氛：機器代替人工，勞動力解放出來，有足夠的時間培養創造力”5。二戰結束，冷戰開始，時代風潮中可以嗅到一股末世論的味道，在軍事競爭的背景下，擴大控制論研究與政治組織效率以及軍事動員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控制二字也由通訊維度擴展到以信息為中心的政治書寫上。

　　就科學探索與哲學思辨而言，控制論中的諸多思想萌芽于古代，在近代科學演進過程中，系統、反饋等概念漸漸獲得了新的思想含義與規范的數學表達，獲得了可演算的特性。

　　在任何時代，人們都尋求一種對世界、宇宙的系統解釋。古代哲學家常構建有關“宇宙秩序”的思想，企圖發現世間萬物存在一種秩序，它維系著宇宙系統的穩定，而人則需要感應、順從、遵循宇宙秩序。例如，前現代世界，各民族的傳統醫學中都有元素平衡的觀念，健康被認為是體內各種元素和能量的平衡狀態。在中國，陰陽與五行是解釋一切的理論地基。雖然在數學語言、量化思維等層面，它們與控制論有頗多不同，但這與控制論中對系統穩定性和平衡狀態的關注有一定相似之處。

　　而控制論則在現代社會扮演了新的對世界的系統解釋的角色。隨著近世科學的發展，實驗方法的應用，現代數學的進步，可規范化、演算化的系統觀漸漸誕生，機器工業得到發展。從蒸汽機到計算機，機器的功能與數字技術、通訊技術的關聯也日益緊密。機器與機器間的運轉機制自然而然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刂普搫撌既司S納曾寫道：“在復雜的人腦活動與簡單的加法器運轉之間，存在著大范圍的重疊之處。”6此處，維納強調，人腦與機器在演算化、規范化層面存在著共通之處。維納將控制論定位為關于機器與動物的通訊與控制的學科，威廉·阿什比（William Ashby）則著重強調機制屬性：“控制論也是一種‘機器理論’，但它處理的不是事物，而是行為方式。它不會問‘這是什么東西？’，而是問‘它是做什么的？’”7

　　由控制論的政治軍事背景和科學演進規律可見，控制論的起源是具有時間跨度的，呈現出復雜的狀態。如果追溯控制論的發生，可以列舉幾個不同類型的起源，構成它的起源族群。

　　第一個是維納和其他學者合作的文章。阿圖羅·羅森布魯思（Arturo Rosenblueth）、維納和畢格羅在1943年發表了論文《行為、目的和目的論》（“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對控制論思想而言，這是具有開端性質的文章。在西方哲學史和西方科技史中，或許也曾有過與控制論類似的思想潮流，但這篇文章第一次明確地、帶有現代科學色彩地表述了控制論的基本思想。

　　第二個是梅西會議（Macy Conferences）。1946—1953年舉行了多次的梅西會議，主題是“生物和社會系統中的反饋和循環因果關系”（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梅西會議的諸多參會者都參與了與控制論有關的議題討論，成功地擴大了控制論在知識界的認可度和影響力。

　　第三個是維納的著作。1948年，梅西會議參與者維納寫就其經典著作《控制論：或動物與機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學》（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正式將這個冉冉升起的新興領域命名為“控制論”。

　　在這一起源譜系中，維納的理論位置無疑是重要的，但在控制論的傳播這一維度下審視，它在人文學科及藝術領域的影響卻主要發源于梅西會議。如果說哪一個歷史事件是控制論思想和人文學科思想交匯的紐結點的話，那么毫無疑問就是梅西會議。梅西會議并不是一次會議，它是一系列由梅西基金會（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贊助的相關會議的統稱。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麥卡洛克等人組織了這一系列會議，吸引了多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包括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神經科學家、語言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等。梅西會議的目標是促進多學科間的合作，探索生物和機械之間的共同原則。第六次會議時，會議名改為“控制論”，從此梅西會議與控制論緊緊地綁定在了一起。因此，才有學者說：“控制論在獲得其命名之前就已經存在了。”8這句話的意思是，雖然控制論的名稱誕生較晚，但梅西會議已持續討論了很久控制論的問題。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梅西會議的跨學科屬性，這促進了控制論本身的發展，也開掘了它與其他學科對話的潛能。在控制論思想的指引下，在統計、信息、反饋、調節等概念的參與下，梅西會議的與會者對主導20世紀上半葉的學科范式進行反思和重構，他們的箭靶跨越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傳播學、心理分析、語言學、文藝理論等學科?？刂普摫灰暈橐磺袑W術研究的時代答案，如維納所說：“如果說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是鐘表時代，那么18世紀后半葉和19世紀就是蒸汽機時代，當代則是通訊和控制的時代。”9通過這句話，維納給他所處的時代定了性：這是控制的時代。蘭納夫·格蘭維爾（Ranulph Glanville）則指出：“可以說，在20世紀50年代的科學烏托邦態度中，控制論被視為關于一切事物的新答案。”10格蘭維爾的話意味著，無論你從事什么類型的研究，只要你與控制論在同一時代，那么，控制論都會給你的研究以解答。

　　例如，弗洛伊德大名鼎鼎的“欲望”觀念就曾受到維納的批判：“在1946年3月的第一次會議上，維納批評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不恰當的，并認為‘信息’是描述心理事件更合適的基本概念。當麥卡洛克談到信息和符號作為精神生物學元素（psychobiology）時，他回應并闡述了這一觀點，這些元素具有物理維度，同時可能具有意義，無論是真是假。”11在這一學術討論中，維納高舉“信息”大旗，企圖取代“欲望”在精神分析中的位置，這一觀點饒有趣味，且富于啟發：欲望是生物學表述，而信息則是控制論表述。

　　再如，很多時候，除了科學家的發難，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自己也會結合控制論的思想，對學科范式進行反思。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出發點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存在不足之處，社會科學也需要解釋社會中的因果關系，然而，在這個層面上，人們是否已發現了解釋社會因果的有效模型？在一次會議上，他希望維納與其他科學家能幫助他澄清循環因果關系這個概念，“貝特森還是了解了負反饋和正反饋，了解了負反饋如何以非形而上學的方式解釋最終性，且發現了與信息有關的現象的特殊性。此外，他還熟悉了羅素的邏輯類型理論，這在他的腦海中產生了共鳴，他的想法和后發習得有關。很快，他關于社會循環過程的推理也開始包括溝通和自我指涉的問題”12。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控制論發生影響的基本方式。在控制論會議上，學者們不只討論通信科學、神經科學、工程技術的問題，也關注心靈、人類、價值、文化等傳統人文問題，并形成了相關思考。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復雜的博弈過程，梅西會議并沒有產生瞬間說服的神奇效果，它經歷了多個語言層級的轉換和交互，它的影響是熏陶浸染性的。控制論思想為人文學者和藝術家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但要把它鍛造為稱手的“兵器”，還需要時間和場所。這也是科技話語對文藝話語產生影響的基本方式——一種需要維度轉換的語言傳播方式，與此同時，這種轉換當然也會帶來意義的遷移和改造。

　　賽博語言：控制論的科學大同理想

　　那么，控制論作為研究方式能否移植到文學和藝術中，如果能，如何完成這一任務？眾所周知，控制論鼻祖維納有兩部經典的著作：《控制論：或動物與機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學》和《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前者主打專業，后者主打通俗；前者為數學公式包圍，后者為自然語言浸潤。在《控制論：或動物與機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學》里，作為一位計算機科學家，維納享受著他跨越文理、古今的思想游戲的快感，他談到柏格森時間，也談到牛頓時間……不過，在他的表述中，他本人也是游移不決、舉棋不定的，控制論方法是否能為人文社會科學所模仿？可否成為一切學術研究的解決方案？他也持懷疑態度。

　　控制論與文學藝術的交匯，需要雙向的推動，其一是文學內部的科學傾向，其二是控制論找到自己的中介概念和中介人物。

　　文學內部的科學傾向從何開始？控制論影響的發生與“文學科學”的建構有何關系？文學能否或何以成為一種科學？

　　在古老的文學研究中，人們喜歡搬運先賢的箴言、權威的話語，并把它們當成立論的出發點。另一方面，人們還喜歡抒發自己的感受，依賴個人的直覺，把個體直覺視作靠近真理的法門。這樣一來，文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就有了鮮明的權威導向與感性特質。

　　在現代以來的文學研究實踐中，主要出現了兩種“文學科學化”的方法?；诳甲C的文學史是第一條科學路徑，它旨在讓人們澆滅青春時代孕育的那種文學激情，懸置有關“天下第一”的價值判斷，用史實、材料和證據說話，以考證為方式，以時間為體例，以綜合前人判斷為客觀的保證。反對印象式的文學理解，正是文學科學誕生的起點，孔帕尼翁在《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的第三共和國》中寫道：“在這個時期，歷史學作為一種‘反文學’的科學，作為一種具有嚴密的方法，以嚴格重建事實為己任的專業，確定了自己的位置。”13基于語言的文學理論則是第二條路徑，英美新批評、布拉格語言學派、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文學思潮無不體現這一特點。羅蘭·巴特在《文學科學化》中寫道：“我們有文學史，但沒有文學科學……文學科學的模式，顯然是屬于語言學類型的。”14

　　文學科學化的潮流，要求文學的學院建制，要求可公約化的學術話語，而控制論的科學色彩讓文學學科看到了這種可能。彼時，科學的地位已毋庸置疑，人文學科也出現明顯地向科學看齊的傾向，傳統的研究被認為是籠統而模糊的描述，只有采用科學范式，人們才能進入真理殿堂。語言學、行為主義等的發展已經影響了人文學科的話語系統，而控制論則為其開辟了一個新的話語副本，傳統人文話語構建的防御體系漸漸分崩離析。事實上，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一直影響到今天。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契機里，在控制論如風一般迅速吹到其他學科領域的過程中，有些概念成為關鍵開關，有些人物成為關鍵人物，共同打開了控制論影響其他學科的基礎機制的過程。“賽博語言”（cyberspeak）就是這樣一個關鍵概念，這個概念扮演了上文所述的通用語的角色。在控制論會議的參會者名單中，有些名字是文藝理論學者耳熟能詳的，其中一個是艾·阿·瑞恰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一個是雅各布森。由此，控制論找到了它在文學藝術理論領域的突破口。

　　先從“賽博語言”15這一關鍵概念說起。“賽博語言”是一種普遍化的語言，它超越日常語言與具體學科術語。學者們在追溯控制論發展史時，發掘了這一隱秘的思潮，將控制論所尋求的這一普遍的跨學科的共通語言稱為“賽博語言”16。它的基本訴求是，任何人類思想都有三種表述模型，其一是日常語言，為我們生活所用；其二是專業話語，每個學科基于日常語言，提煉出只屬于本學科的抽象表達，這些表達被廣泛用在專業學術研究中；其三是賽博語言，它也存在高度抽象化的特點，但可以化約為基本符碼，成為各學科的通用語言，具有高度的可復制、可交流的特征。有論者指出：“控制論作為一門跨學科（拉丁語‘trans’–across）的力量在于，它從它所掩蓋的許多領域中抽象出具有極大普遍性的模型。這些模型有幾個目的：它們使學科之間的復雜關系井然有序；它們為學科內的復雜性排序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如上所述，它們為跨學科交流提供了‘通用語’。”17

　　舉例來說，“思考”“琢磨”“尋思”都是日常話語，在談到計算機時，我們會說“計算”，而給它們一個可溝通的控制論表述的話，就是“信息處理與重組”，人的思考是“信息處理與重組”，機器的計算也是。控制論的會議號召所有學者、各個學科，無論心理學、社會學、新聞學還是文學，都能夠使學科語言控制論化。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論思想的底層話語是數學，但此處所謂的“賽博語言”并不是數學語言。

　　控制論是高度依賴數學的，它的基礎思維方式是數學式的，它與諸多數學領域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刂普摰暮诵乃枷氡闶牵簩⒁磺羞€原為機器，將機器抽象為系統，將系統抽象為數字信息，將數學方程的數字信息輸入和數字信息輸出構建關聯，根據數字化的反饋結果調節數字，從而達到更好的數值效果。由于控制論是一種研究系統控制和調節的學科，因此在涉及系統和運動的數字化表達時，它會涉及線性代數的知識，使用矩陣、向量、線性方程組和特征值等概念描述和分析線性系統；控制論需要關注系統的動態變化與演化行為，因此，微積分所涉及的函數的導數和積分等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系統內部的變化；系統中的變化呈現出一定的隨機性，研究者需要在面對多個變量時將不確定性用數學的范式表示出來，因此，概率論和統計學是非常有用的表示工具，隨機變量、概率分布、統計推斷等概念都可以被應用于系統建模之中；控制論需要關注研究對象的離散狀態和連續動態，因此，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也是有效的描述工具；控制論強調獲得最優控制的結果，因此，最優化理論被用來解決控制系統的優化問題，以便通過運籌和計算認識到最優輸入，系統性能的最優呈現和最優控制策略。

　　這些控制論的數學話語影響了一些經濟、管理類學科，但并沒有影響人文與藝術。翻看各學科教材可以發現，控制論話語的數學版本已經體現在經濟學教材中，而文學藝術則并非如此，具體研究中，統計模型與量化方法大規模介入文學藝術研究，還要等到“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時代的到來，等到這一概念整合舊有資源。

　　因此，在人文學科和藝術理論中，控制論發生影響是以喪失部分數學屬性而獲得新的“遷移模型”的方式實現的，系統化思維、賽博語言等都是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控制論思想遷移模型?？刂普撾m然在數學層面有其難度，但在基礎理念層面卻相對易于理解，在控制論傳播的這一過程中，這一模型因此非常便于遷移和類比，為將文學想象為巨大機器的人提供了優質的理論資源。

　　具體來講，雅各布森擔任了從控制論思想到文學藝術理論的那個中介點。我們很少在文學藝術批評中直接看到控制論這一名詞，但借由雅各布森的轉化，控制論思想彌散開來，成為一套適合文學藝術使用的賽博語言。

　　遷移模型：結構主義與戰后英國藝術

　　雅各布森是俄國語言學家、文藝理論家，布拉格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二戰時移居、任教于美國。20世紀諸多學科，如語言學、文論、藝術學、哲學，都曾受雅各布森影響。移居美國前，雅各布森已經開始了他對“文學科學”的探索。具體到文學研究層面，他曾聲明，他所研究的是“文學性”，而非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他關注的是文學科學，而非文學體驗，他自己對詩歌的分析方法也更注重語言的排列組合形式，而非情感與思想內容。他說：“語言學處理語言結構，正如同繪畫研究處理圖像結構，由此，語言學是語言結構的總體科學，詩學是其內在組成部分。”18雅各布森將語言問題視為一種結構問題，這樣一來便可以比擬科學，而且，詩學作為其中一個部分，也可以搭上便車，走向科學坦途。

　　可以用如下方式概括雅各布森“科學化”的研究風格。第一，它是一種還原和分析化的理解方式，它是模型化和非反思化的，它是和主體無關的，或者和觀察者無關的。這意味著，他的研究不依賴于研究者的主觀感受，而是盡可能地客觀、理性和科學；第二，它追求清晰、操作性強的表述風格，他非常注重文本的內部機制，相對忽略外部語境；第三，注重可演算化的特點，讓詩學成為符號內部的運轉與游戲，要暫時懸置政治、經濟、人性等因素的介入；第四，對符號、機制、關系的重視超出對研究對象的實體的重視。19

　　由此可見，移居美國后，控制論對他的影響并非除舊布新，也有一拍即合之感。除此之外，賽博語言觀念也為他的研究注入了新質。1948年，第五屆梅西會議舉行，雅各布森在會上進行了極前沿的討論，維納和香農的控制論、信息論模型被他用來分析語言，于是，語言系統也成為一套可使用信息、符碼、反饋、交換的系統。將信息論融入語言學，這是雅各布森晚年工作的基本思路。除了參與控制論會議外，還有諸多證據可以證明雅各布森和控制論的密切關系，例如他與維納的通信等。

　　具體而言，首先，賽博語言作為一種遷移模型，影響了雅各布森學術研究與寫作的理念。在自己的工作中，他也開始不斷地使用控制論的常用語詞，如“信息”“通訊”“系統”等。其次，控制論思潮影響了雅各布森的研究風格，他開始構建一些模型，最著名的是信息傳播六要素模型，將信息傳播過程分為發信者、訊息、語境、聯系、符碼、收信者，此模型后來不斷被寫進各學科的教材中，影響遍及文學、社會學、傳播學、教育學等學科。最后，雅各布森本有的語言科學、文學科學信念，經由控制論得以加強。

　　由雅各布森這一中介開始，控制論的遷移模型的威力得到發揮。其他重要的結構主義理論家，如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也與控制論有一定的聯系。不過，較之雅各布森，他們與控制論的聯系更為隱晦。以斯特勞斯為例，二戰之后，斯特勞斯與雅各布森，以及控制論代表人物貝特森曾同處一校，時代的氣氛、朋友的交談自然會影響他的思維方式和學術取向；另一方面，結構主義與控制論在反思人文主義的立場上有共同之處，也可謂與時代潮流相匯。此外，斯特勞斯還曾直接評價過維納的工作，對它在社會科學中的研究潛力大加贊賞。20這些或許都是斯特勞斯的著作與控制論思想存在精神上的共通性的緣由。

　　除了雅各布森等關注文學科學的學者和結構主義理論家，理查德·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阿斯科特也是受到控制論影響的文藝從業者。作為藝術家與策展人，他們的實踐產生了廣泛影響。如果說控制論對雅各布森的影響是直接遷移模型，那么，對阿斯科特等人的影響可謂間接遷移模型。雖然阿斯科特等人與控制論科學的數理層面并無互動，甚至不像雅各布森那樣遷移使用了控制論的思維模型，但控制論的表層話語充滿了可以激發想象力的概念，而這些概念遷移到藝術領域，激發了藝術家與策展人的靈感。阿斯科特稱戰后英國藝術時代為“對話的時代”（an age of dialogue）21，對話的對象正是科學，尤其是控制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層面。

　　第一，控制論思想重構了新一代藝術家的藝術范式。愛德華·山肯的概括非常精到：“控制論為這些藝術家和其他歐洲藝術家提供了一個構建視覺符號和關系系統的科學模型，他們試圖通過利用圖解和互動元素來創造具有信息系統功能的作品。”22一些控制論理念和當時藝術家的觀念、策展人的理念產生對話，從而影響了當時的藝術事件。戰后英國的展覽有一些口號特別有代表性，例如“元形式”（metaform），再如“機械占據主導”，展覽中的藝術品都在溝通視覺形式與科學理念，他們當時認為，藝術不管多么復雜，最后都可還原為自然物理規律的結果，在自然中或生活中得到相關圖像，只要符合自然規律的，把它機械化、規律化，就會呈現出這樣的效果。1951年，理查德·漢密爾頓的展覽“生長與形式”（Growth and Form）產生了廣泛影響，他的理念便是促進生物形式、機械形式與藝術的對話。與展覽伴隨的研討會在倫敦當代藝術學院舉行，也為生物控制和藝術控制的討論提供了機會。討論中的一些看法頗能代表當時藝術家、跨學科人士的理念：“形式、配置、模式和結構的共同概念是有序復雜性的概念，它是由某種統一的原則控制的多重性。因此，我們的主題是在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和藝術的復雜過程中實現空間形式的統一。”23之后，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控制論開始與計算機技術合流，藝術創作的計算機介入與人機之別成為被關注的問題。1968年，“賽博珍奇展”（Cybernetic Serendipity）在倫敦舉辦，這是一次計算機藝術展，是“控制論藝術”的一次集中呈現，這時的控制論藝術一定程度上與計算機藝術合流，是之后人工智能藝術的先導。

　　而對著名控制論藝術家阿斯科特個人來說，控制論還給有想法的新銳青年藝術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機會。阿斯科特探索控制論的動機是復雜的，他不僅看到這個領域為他的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工具，而且也認識到了這個領域可以幫助他在競爭激烈的藝術界獨樹一幟。在眾多追求創新和獨特的藝術家中，阿斯科特選擇成為“控制論的人”，這個決定反映了他的自我定位、野心和追求。24總的來說，阿斯科特的探索不僅表明了控制論在藝術創作中的潛力，也反映了藝術家如何通過獨特的研究領域來塑造自己的藝術身份和聲譽。

　　第二，控制論思想影響了藝術教育家的教育理念。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藝術教育領域經歷了許多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藝術和設計教育的方式。一方面，藝術和設計教育開始變得更加正規化，得到了更多的認可和尊重。很多國家開始實施一系列政策改革，賦予藝術和設計學科更高的地位，并使這些學科的培訓得到學位的認證。這種趨勢反映在藝術學院的創建、藝術和設計課程的發展以及藝術學位的授予等方面。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見證了許多新的和實驗性的教學方法的出現。藝術教育者們開始探索更自由、更創新的教學方式，以鼓勵學生發揮創造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變化同時反映了藝術和設計教育的一種拉鋸戰，既要滿足日益正式化的教育體系的要求，又要保持其開放、創新和實驗性的特質。這種挑戰在今天的藝術教育中仍然存在。

　　20世紀50—70年代，藝術學校出現了一種傾向，即利用控制系統、監視和行為主義的教學方法。這樣的方法，往往強調系統和規則，而不僅僅是個體的創造性表達。這不僅在藝術教育中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更廣泛的教育和社會環境中也引發了重要討論。行為主義教學法是基于行為主義心理學，它強調可觀察的行為和反饋，而不是內心的心理過程。在藝術教育中，這可能表現為對技術熟練度和制作過程的強調，以及對作品的明確標準和期望?？刂普搫t鼓勵將教育看作是一個由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的系統，在這種情況下，教室不僅僅是一個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的空間——它是一個動態的系統，信息向多個方向流動，系統中一個部分的變化會影響到其他部分。這些思潮都突出了教育教學中的“控制”之維。

　　具體到阿斯科特，除了藝術家的身份外，阿斯科特也是一位藝術教育家，他認為，控制論理念可為藝術教育提供借鑒。他在很多英國藝術學院，主導藝術教育時，特別強調機械化、控制化的狀態。1961—1967年，阿斯科特構建了英國藝術教育史上最顛覆性的教學模式“基地教學”（groudcourse）。在該教學方法中，有許多“干預”活動，如在項目進行中撕掉學生的作品，或者將學生置于密閉空間中等。他將控制論、行為主義和協同工作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創新輸出系統。顯而易見，這有很大的倫理挑戰，過于前衛，阿斯科特曾因其教育理念遭到單位解職。

　　在梳理了控制論的藝術影響后，我們可以發現，控制論以遷移模型的方式影響了藝術家、藝術理論家與教育家。然而，它與藝術的本性難免存在諸多不相符合之處，最為明顯的是參與者作為主體的缺失，這也是結構主義、英國控制論藝術、控制論教育遭到諸多抵制、非議和挫敗的原因。而這，也正是二階控制論誕生的起點。

　　無法控制：一階、二階控制論斷裂的藝術影響

　　客體化、技術化、數字化、中性化，控制論雖提供了方案，卻也動搖了藝術的地基，視其為文藝的福音者有之，視其為災難者亦有之。話語場的權力此消彼長，隱忍的意念終會涌現。在控制論領域也是如此，控制論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受到質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階控制論話語與二階控制論話語的分裂。實際上，在科學和工程從業者眼中，只有一種控制理論，無所謂一階、二階、三階的分別，它們演化為和自動化、控制理論有關的大學教材。不過，在人文社科學者看來，控制論可以被劃分為一階、二階乃至N階的想法非常有吸引力，他們認為，在控制論應用到更廣泛的學科領域時，這一范式理應有所改變，自我革新。

　　一階控制論與二階控制論有何區別？簡而言之，一階控制論主要關注客觀系統本身，它假設被觀察對象是自足的客體。它主要關注系統本身與周遭環境的聯動與反饋，以收集參數，優化控制。一階控制論假設系統獨立于觀察者而存在，觀察者只在系統外部推動、監測、干預。與其相反，二階控制論將觀察者納入其中，作為觀察者的人類主體不再是與系統無涉的，觀察者與被觀察系統在持續不斷地彼此作用，相互影響，“自指”“觀察者介入”等概念開始進入討論。二階控制論代表人物福斯特等認為，觀察者的行為會影響觀察對象的狀態、反應，這種相互影響正是系統的重要特征。“在一階控制論的情況下，觀察者與系統和目標之間有一個關鍵的邊界（在這里使用的術語中），在二階控制論的情況下，沒有這樣的邊界。”25

　　假設我們有一個系統S，觀察者O，以及觀察者的行為B。在一階控制論中，系統S的行為不依賴于觀察者O或其行為B，只依賴于內部參數群P。我們可以將此表示為：S=f(P)。然而，在二階控制論中，系統S的行為是依賴于觀察者O和其行為B的。我們可以將此表示為：S=f(P,O,B)。

　　勒菲弗爾曾繪圖26對二階控制論進行形象的說明（下圖），觀察者需要不斷意識到體內的觀察者，永遠觀察觀察者本身。

　　正因如此，牛頓的物理學可以類比一階控制論，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可以類比二階控制論。27這是一個有啟發的比擬。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一階控制論是還原論式的，是牛頓以來的自然模型的演化，是盛行的現代科學的“簡單化”和“還原論”模型，它需要更新自己的范式，迎接新的版本，“在更簡單的系統中，控制論的方法，比較起那些早已為人所知的方式，有時并沒有明顯的優勢。主要是當系統變得復雜時，新方法才顯示出其威力”28。

　　20世紀60年代，這種對一階控制論的反思已經開始，分別在蘇聯和美國發生，差別在于前者是結構導向的，后者是計算導向的。29馮·福斯特的《關于控制論的控制論》（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是這一領域的經典文獻，他指出，“任何說的話都是觀察者說的”，“所說的一切也都是對一個觀察者說的”。由此，他強調了系統之外的人類主體的重要地位。二階控制論反思了傳統的“客觀性”觀念：“我想到了我們認知盲點的另一個根源，這是我們西方傳統中的一種特殊的錯覺，即‘客觀性’：觀察者的屬性不應列入對其觀察的描述。但我要問，如果觀察者沒有允許描述的屬性，那么怎么可能在一開始就做出描述呢？因此，我謙虛地提出，所謂的客觀性是無稽之談！”30就此，兩種控制論得到區分：“被觀察系統的控制論，可以認為是一階控制論；而二階控制論是觀察系統的控制論。”31

　　作為對一階控制論的反動，二階控制論在誕生時便帶有鮮明的人文與藝術色彩，它探索著主體與客體系統的互動關系問題，這正是文學創作與藝術交互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二階控制論話語對戲劇、建筑、設計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影響，與之相比，二階控制論對傳統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反而影響較小，很多學者甚至不承認二階控制論在這些領域產生過影響。

　　如果說馮·福斯特是二階控制論的理論旗手，那么，格蘭維爾就是二階控制論的實踐先鋒。格蘭維爾發現了控制論與設計的互通之處，這構成了二階控制論與設計藝術、建筑藝術的密切關聯。他指出：“控制論是設計的理論，設計是控制論的實踐。”32在此處，控制論與設計成了兩位一體的存在，一方面，控制論是具體藝術設計的理論化身，另一方面，控制論理論的實踐維度被設計包攬。二階控制論對觀察者、反饋、互動的強調融入了諸多藝術實踐，例如，在參與式設計中，設計師不再是唯一的設計決策者，用戶和其他相關者也參與到設計過程中，諸多觀察者協同參與了藝術過程與藝術產品的構建。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控制論代表人物曾參與到設計藝術的實踐中：阿什比在烏爾姆設計學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授課，講授二階控制論與設計藝術的關系；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建筑藝術中，有具體的建筑項目，也為相關著作貢獻文章。

　　如果采用宏觀的視角，平行地觀察人類思想史的演進，可以發現，二階控制論與20世紀法國藝術哲學思想也多有印證。而一階、二階控制論的斷裂，又恰好對應于法國理論內部的話語場對立，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的轉變和一階控制論到二階控制論的轉變有共通之處。一方面是主體地位的重新喚醒。不過，區別在于，觀察者仍是科學導向的主體，以研究和獲取真理為目的，而法國理論更重視主體的情感維度和生存維度，旨在喚醒一種尼采式的激情。不過，在大眾傳媒層面，二者易于合流。例如，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游牧式主體”以人類歷史上的游牧民族為隱喻，構建一個非轄域、非中心化、流動的主體形態。因為游牧主體一直在逃逸中，它無法被控制，這使得大眾傳媒層面的德勒茲思想天然與控制論思想產生關聯。

　　第二方面是對不可控性的強調，這一點更為重要，德勒茲、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等思想家都或多或少與這種思想有所關聯。以德里達為例，他在鼎鼎大名的《人類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文中，對人文科學中的結構主義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結構主義方法試圖強加一個穩定的、中心化的結構，從而忽視了文本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中心的存在”是一種對結構的假設，即結構總是有一個固定的中心，這個中心決定了結構的意義和方向。然而，德里達認為這個中心實際上是不穩定的，總是被推翻和取代。33德里達在這篇論文中還引入了“游戲”的概念，這是對文本的理解，即文本不是固定的，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動和游戲中。

　　德里達和福斯特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相似思考。盡管我們無法像對待雅各布森或斯特勞斯那樣，清晰地繪制出他們與控制論的實證性關聯，但哪怕德里達與福斯特的相似只是巧合，這也應看作是在人類整體歷史演進的同一個環節、在同一種思維范式下，對同樣的時代問題給出了相似的回應——一種跨越領域的“秘響旁通”，他們分享著同樣的歷史經驗和科學前理解，使用不同的話語構建了類似的思想結構。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在某個歷史階段，各自頂級的思想者是否分享著類似的深層邏輯，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三階到N階：控制論過時了嗎？

　　控制論如果有一個人格化的形象，從一階控制論到二階控制論，“他”在回憶自己的過去時，會覺得自己的生命是一個不斷被切割、磨損、分散的過程。因為“他”的目的是追求完美，追求科學和數學的純潔性。這種美好向往伴隨著科學自信的彌漫，伴隨著對一切學科科學化的向往，曾贏得無數贊許。但是，當這種許諾無法實現，它就開始經受磨損與切割，強大的人文傳統和藝術觀念開始反噬它本身。

　　控制論并非止于二階，就筆者涉獵所及，已有學者深入論述三階控制論，也有學者提及四階控制論，這些控制論思想都基于對一階控制論“客觀之系統”的反思。關于三階控制論，學者有不同的切入點，但其共性在于對關系、信息傳遞、循環、生態系統的強調，例如約翰·內森指出：“三階控制論……指的是觀察者之間的關系。”34而海爾斯曾總結控制論從一階到四階的相關研究和歷史演進：“1945年至1960年的一階控制論，1960年至1985年的自創生論或二階控制論，以及1985年至1995年的三階控制論，現在已經發展到第四階段，在我的新書《我的母親是一臺計算機：數字主題和文學文本》（2005）中，我稱之為計算體制。”35海爾斯等相關學者的思考，實則融控制論與新技術哲學為一爐，把控制論與后人類嫁接為一，這也是這個時代技術哲學著作的常見表述方式。

　　筆者認為，作為思想實驗，它們無可厚非；作為話語類型，它們卻已經失效。

　　不妨關注今日“控制論”呈現的幾種話語形態——我們可以發現，和控制論相關的話語明顯地分裂為三個板塊。

　　第一個板塊是數學板塊，它們仍舊是自動化、工業工程等專業的學習對象。翻開維納的《控制論》、機械工程相關的《現代控制理論》或和系統科學相關的《非線性系統與混沌》，涌入眼簾的是如下詞匯：動力學、分型、線性、非線性、不動點、二維流、耦合振子、洛倫茲方程……對傳統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科的從業者來說，它們顯得僵硬、冰冷而陌生。

　　第二個板塊則是科幻板塊與后人類哲學板塊。翻開和科幻小說、視覺藝術、后人類哲學有關的書冊或文章時，或者說，翻閱廣義的控制論文化著述時，我們看到的則是如下詞匯：黑箱、反饋機制、混沌、監控社會、賽博格、后人類、異化、冷戰、科幻……一種熟悉的感覺取代了之前的冰冷和陌生，科技批判帶來的熱情踴躍起來，技術哲學帶來的亢奮又占據了我們，慢慢地，《銀翼殺手》（Blade Runner）、?？?、末世論的話語資源開始在腦海中編排起來。在這個層面，控制論一定程度上成為涉及系統、機械、技術與人的關系研究的代名詞。

　　第三個板塊是歷史板塊?？刂普摵偷诙问澜绱髴?、冷戰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是發掘美國學術史的有效的切入點。通過控制論的入口，可以很好地勾勒出美國早期通信技術的研究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互動史，20世紀中葉諸多偉大科學家的交往史，以及諸多學術概念的誕生與變遷史。對中國來說，20世紀80年代，“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曾引發學術方法論的討論風潮，與尼采、薩特的思想一起，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西方科學、人文新思想的關注和渴望。因此，很多學者樂于談論它的歷史浮沉。

　　數學、科幻與科學史，這三重維度的話語展現了控制論思想的基本悖論：狹義的控制論其實與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科毫無關聯，它如今已經融入諸多理工科的基礎教學中；但廣義的控制論主要為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科所關注，它一方面構成了科幻小說與后人類哲學的永恒主題，一方面也提供了知識考古學的有趣對象。也就是說，控制論雖然在理工科內部依然進化著、發展著，但沒有社會文化層面的更廣泛的影響，在人文藝術領域，控制論衍生出的諸多概念卻借由科幻、技術哲學等文化領域，呈現出廣泛播撒、熱度不減的態勢。

　　如果仔細審查第二個板塊，那么，在科幻與哲學的表述中，具體科學技術的細節可被忽略，控制論成為一個巨大的符號，它似乎已經與技術哲學同義，雜糅了法國理論、量子力學、二階控制論等話語資源。既然如此，筆者為什么又認為它們是失效的呢？

　　第一，控制論的時代已經過去。此處不妨重新提及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作為人與現實的想象性關系”36的觀念，一階控制論之所以引發廣泛的風潮，恰好因為它處在那個時代想象性關系的核心位置上，無論是戰爭的恐懼、學術科學化的風潮、政府組織與企業組織的統計化、通訊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形態，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與藝術也毫無疑問地受到了影響。而二階控制論在學術界內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則是因為科學信仰因人工智能寒冬、冷戰博弈等遭遇了挫敗，人們開始懷疑一階控制論的位置與潛能。

　　第二，三階控制論和N階控制論的對手是諸多新的科技衍生話語，后者更有競爭力。我們所面對的時代最為核心的變化在于科技的指數式進步，在這樣的情境下，使用舊理論體系去談論科學與人文學科、文學藝術的關系時，會覺得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鴻溝。相比之下，科技體系內部的自生哲學反思顯得更加具有生命力，在那個場域里，有著龐大的論文體系、快速反應的論文網站、豐富的科學博客與論壇、復雜多元的視頻傳播平臺。如今，人文學者也在談論人工智能的“透明”“人機共生”的創造力等，其中很多都是科學界話語的外溢。它們無疑比“控制論”更能反映新的關系。

　　當然，回顧這段控制論與藝術的交互史，仍能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它提示著人們跨學科會議與跨學科交流的必要性、人文學者自我革新與突破的必要性、藝術家廣泛獲取靈感的必要性等。

　　第一，“跨學科對話”的歷史鏡鑒。控制論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典型的跨學科對話和交融的例子，它展示了不同學科間對話的巨大潛力。這個理論并非在某個學科中孤立形成，而是在工程學、數學、生物學、心理學等許多領域的交叉碰撞中產生的，它涉及信息、反饋、控制等一系列概念，這些概念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都有廣泛的應用。

　　第二，人文學科的話語資源庫重構。跨學科對話促進了學術發展，推動了新理論和觀念的產生。人文社科學者可以從科學家那里獲取話語資源，以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式理解人文與社會現象。像曾經的社會學家利用控制論中的反饋概念，來理解社會系統的動態變化和穩定，如今的文學理論家可以借鑒信息理論，來研究文本的生成和解讀等，也可以像德勒茲等理論家一樣，以數學概念為靈感，重構理論話語。

　　第三，藝術家從科技發展中汲取靈感的可能性?？萍及l展也為藝術家提供了無盡的創作靈感。藝術家可以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藝術形式和表達，比如數字藝術、媒體藝術的新實驗等?？萍疾粌H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材料，也提供了新的觀念和視角。例如，控制論中的自動化和反饋概念，已被許多藝術家用來創作互動藝術作品。

　　也許控制論的意識形態屬性已經被人工智能、元宇宙取代。但它背后的歷史細節仍值得回顧與反思，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控制論必然會喪失其地位，但作為“歷史鏡鑒”，它將長期在文學藝術理論領域發揮功用，也許人工智能與文學藝術的互動方式，仍將圍繞著直接遷移與間接遷移這些基本的歷史法則進行。一言以蔽之，盡管控制論的軀體已然磨損，但控制論的幽靈卻仍在游蕩。

　　參考文獻

　　1.Ottis, Rain and Peeter Lorents, “Cyberspace: Definition and Imp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 Warfare and Security,Read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0, pp.267-270.

　　2.Geroulanos, Stefanos and Leif Weatherby, “Cyberne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i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2020), pp.3-11.

　　3.Verveen, A.A, “In Search of Processes: The Early History of Cybernetics”, in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11 (1971), pp.5-29.

　　4.Slava, Gerovitch, “Mathematical Machines' of the Cold War: Soviet Computing, American Cybernetics and Ideological Disputes in the Early 1950s”,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2001), pp.253-287.

　　5.吳暢暢：《維納與控制論：在人文主義和冷戰政治之間》，《東方學刊》2020年第2期。

　　6.Norbert, Wiener,“Cybernetics”,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7(1950), pp.2-4.

　　7.Ross Ashby,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57, p.1.

　　8.Bernard Scott,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Kybernetes, 9/10(2004), pp.1365-1378.

　　9.諾伯特 · 維納：《控制論：或動物與機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學》，王文浩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63頁。

　　10.Ranulph Glanville, “The Purpose of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in Kybernetes, 9/10(2004), pp.1379–1386.

　　11.Steve Heims, The Cybernetics Group,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146.

　　12.Leone Montagnini, “Looking for ‘Scientific’Social Science: The Macy Conferences on Cybernetics in Bateson's Itinerary”, in Kybernetes, 7/8(2007), pp.1012-1021.

　　13. 安托萬 · 孔帕尼翁：《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的第三共和國》，龔覓譯，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30頁。

　　14. 羅蘭 · 巴特：《神話修辭術 · 批評與真實》，屠友祥、溫晉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頁。

　　15.“cyberspeak”如何翻譯是個頗麻煩的問題，若將其譯為“賽博語言”，容易和今日的虛擬含義的賽博產生混淆，它包含著“可控語言”“像控制論那樣使用語言”的意思，但譯為“控制論話語”“可控語言”，也有不足之處。由于漢語學界已有譯為“賽博語言”的先例，貿然改變譯法容易混淆視聽，因此，本文采取漢語學界既有的翻譯，以“賽博語言”稱之。

　　16.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p.98.

　　17.Bernard Scott,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8.Roman Jakobso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3.

　　19.關于雅各布森一般觀念與貢獻的介紹，可參見Steven Caton, “Contributions of Roman Jakobson”,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6(1987), pp.223-260。

　　20.Céline Lafontaine, “The Cybernetic Matrix of French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007), pp.27-46.

　　21.Sloan Kate, Art, Cybernetics and Pedagogy in Post-War Britain: Roy Ascott’s Ground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1.

　　22.Edward Shanken, “Cybernetics and Art: Cultural Convergence in the 1960s”, Bruce Clarke, 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 eds., in From Energy to Information: Represen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 and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55-277.

　　23.Sloan Kate, Art, Cybernetics and Pedagogy in Post-War Britain: Roy Ascott’s Groundcourse, p.35.

　　24.Ibid., p.11.

　　25.Ranulph Glanville, “The Purpose of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in Kybernetes, 9/10(2004), pp.1379–1386.

　　26.Vladimir Lefebvre, “Second Order Cyberne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in Power, Autonomy, Utopia: New Approaches toward Complex Systems, Boston: Springer US, 1986, p.128.

　　27.Ranulph Glanville, “Second Order Cybernetics”, in Systems Science and Cybernetics, 3(2002), pp.59-85.

　　28.Ross Ashby,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p.5.

　　29.Vladimir Lefebvre, “Second Order Cyberne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p.130.

　　30.Von Foerster,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3, p.285.

　　31.Von Foerster,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 p.25.

　　32.Ranulph Glanville,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 The Cybernetics in Design and the Design in Cybernetics”, in Kybernetes, 9/10(2007), pp.1173-1206.

　　33.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Bass, A., London: Routledge, 2001, p.352.

　　34.Jon-Arild Johannessen and Arnulf Hauan, “Communication—A Systems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Third-Order Cybernetics)”, in Systems Practice, 1 (1994), pp.63-73.

　　35.Katherine Hayles,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8 (2006), pp.159-166.

　　36.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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