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公有制與私有制并存，所有制結構二元化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政治上也構成了鮮明的“特色”。因此，深入探究公有制與私有制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進一明晰中國改革發展目標與方向必做的功課。

　　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國經濟領域公有制與私有制二者之間的關系特點

　　第一，是矛盾斗爭的關系，二者對立統一

　　公有制與私有制互相否定，彼此矛盾對立，這是它們所具有的天然屬性。這一屬性并不會因為它們生長在現如今中國的大地上就不復存在。事實上，即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下，兩種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矛盾斗爭依然激烈，由此各種對抗與爭奪跌宕起伏、日新月異，相應所引發各種不同的主張也激烈交鋒。譬如有關“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的爭論就是這樣，有人甚至因此喊出了“國企不滅，民企不生”，或者“民營企業使命終結”等激烈與極端的口號。這樣不同的主張，不過是兩種不同經濟制度之間矛盾斗爭的自然反映。

　　在對立的狀態下，公有制與私有制在中國又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二者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制度的框架下，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各自擔負著不同的使命。其具體使命與責任，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賦予，而不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公有制企業要深化改革，適應市場經濟；私有制企業要加以引導規范，使之健康發展，不能野蠻無序的生長。

　　在這樣的矛盾對立關系下，人們依然需要認清私有制的本質屬性，即剝削的本性。人們常說，資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潤，所謂利潤不過剩余價值的代名詞，一概都要通過剝削來實現，只不過途徑、辦法和重點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條件下有所不同而已。任何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私有資本沒有剝削的說法，則是無稽之談，連資本家們都會對此嗤之以鼻。沒有剝削就不配當資本家，也完全當不成資本家，這是顛撲不滅的常識。

　　第二，現階段在戰略層面呈現依存關系

　　當今中國現實中私有制與公有制的二元并存現象并非僅僅是主觀人為的結果，而有著不可忽視的客觀必然性。突出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盡人皆知，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開始建立在較低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上，社會制度的物質基礎薄弱，在實質建成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前，需要補上很多歷史欠賬，需要補上物質生產、技術開放、文化創新、制度揚棄等許多短板。其中，發展物質生產力尤其具有強烈的歷史緊迫性，要重點解決貧窮與落后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煥發出強大的力量，在發展大工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等方面展現出無可比擬的優勢，也因此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概言之，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不可否定，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一頁。

　　但是，即便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仍然存在大量小生產私有制遺存，基于中國所固有的經濟社會的基礎，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公有制一統天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調動和發揮小生產私有者的積極性，發揮私有制的作用，仍然是突出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無論是社會主義的中國還是國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經驗都充分證明，如果不能夠充分調動私有資本與私人生產的積極性，整個社會生產就要受到極大的制約，就會發生許多畸形扭曲的現象。更重要的是，盡管計劃經濟優勢突出，但這種制度也并非萬能，也有減效弱效的之處。譬如服藥一般，時間長了用藥多了也有抗藥性，這一點在小農經濟占主體的農村和農業經濟領域表現顯著。農村聯產承包制受到很多地區農民的歡迎，這也說明，在當前的歷史階段內，在中國不能搞清一色的公有制，這也是私有制在中國存在與發展的現實條件。

　　其二，這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共存

　　在看到公有制與私有制二者矛盾對立一面的同時，還必須同時看到，現實中這二者在中國特定社會條件下所呈現出來的同一性，這個特定條件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公有制與私有制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彼此之間又可以構成共存共榮的關系，其前提就是必須分清主輔關系，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私有制為輔助和補充。事實上，如果沒有強大國有企業支撐中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則當代中國的私營企業將集體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它們靠自己完全無法挺起脊梁。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此，歷史已經有了確鑿的結論。同時，私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有利于繁榮市場，輔助公有制經濟有效解決就業、民生等很多經濟與社會問題，給社會主義制度增加豐厚的物質基礎。也只有在這樣一種共存共榮的關系下，私營經濟才能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前提也是非公經濟必須在公有制經濟的主體領導下發揮“自己人”的作用，而不能站在公有制經濟的對立面，唱“對臺戲”。

　　其三，彼此之間矛盾與斗爭的可控

　　矛盾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當代中國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也是這樣，也有其特定的范圍、程度與演繹演變的歷史過程。從范圍和程度的角度說，中國經濟體系內兩種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在一定時期內可以通過政權力量的約束加以控制。譬如政商關系，現在提出要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這就是一種掌控。這里所謂的“商”主要是指私有資本，私有資本所營之“商”就是一個個具體的私營企業，因此所謂政商關系其實就是執政者與私有資本之間的關系。眾所周知，執政者的背后是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執政者與私有資本之間的關系所折射的仍然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規范政商關系，其實質就是對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矛盾關系的一種控制，防止私有制滲透和侵蝕公有制。這也是一種公有制對私有制的規范與引導，使二者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在現階段得以掌控，以揚長避短、趨利避害。

　　二、實現現階段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并存共進，就必須做到主輔分明、以主領輔，決不能喧賓奪主、主輔易位

　　為此，必須明確并堅持如下幾點：

　　第一，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實公有制為主體

　　在任何社會，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就必然有一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起主導作用，其他經濟成分必須服從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經濟的領導或引導，起輔助性或補充性作用。一個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性質，是由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經濟成分性質決定的。所謂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不分主輔、平起平坐的時髦說法，是完全無視人類社會歷史事實和客觀發展規律的天方夜譚，在任何社會也不存在。

　　公有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更是其得以長期執政的社會基礎。正因為擁有這個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才擁有相應的經濟手段與政治杠桿，才得以制訂和實施國家政策，才得以把握與支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否則，共產黨就難免淪為資本的工具，就要成為匍匐在金錢面前的奴隸，要么淪為經濟上乞丐，要么為資本家所支配操縱，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將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這就說明，只有公有制經濟越強大，共產黨執政基礎才越雄厚；如果公有制經濟退居次要地位，被邊緣化，其結果就是共產黨將失去經濟主導權，在經濟生活中被邊緣化，進而喪失執政資格，在政治上也被邊緣化。因此，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從根本上說，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公有制為主體”不能成為一句空洞無物的口號，不能“掛羊頭賣狗肉”，不能嘴上喊“公有制為主體”，實際搞“私有制為主體”。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國資委調研時明確指出，“我們講‘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公有制’不是抽象的，是要具體量化的，如果沒有量化，那就是‘玩’概念”。因此，把“公有制為主體”做實，拿出能夠量化的數據，拿出占主體地位、發揮主體作用的事實證明來，才能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真正搞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第二，發展“民營經濟”并不等于可以私有化

　　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做大做優做強民營經濟是為了壯大市場經濟，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力量，這是民營經濟最根本的使命與責任，而不是任何別的什么東西。應當指出，我國所謂的民營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私有制經濟。在我國，所謂的民營經濟，不過是某些專家不知出于何種目的而提出的專門區別于國有經濟的相對用語，其實是套用西方觀念，把國有經濟視為官辦經濟，把非國有經濟視為民辦經濟，這樣就把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混淆起來，統統戴上了“民”的帽子，而把真正屬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卻推到了“非民”的不利地位。從經濟學上說，“民營經濟”這種提法是不科學、不規范的，也無法列入國家經濟統計分類。正因為這種提法的含混不清，造成在現實中，我國改革輿論“不要與民爭利”的論調甚囂塵上，改革政策也對國有企業發展有諸多限制，而對民營企業發展大開綠燈、放手支持，其實所謂支持民營企業主要又是支持私營企業發展，并沒有誰去關心支持集體企業發展。所以現在提出“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似乎也就成了要“促進私有制經濟在中國做大做優做強”。這種理解意味著什么？勢必帶來對當代中國到底要搞什么“主義”，要走什么“道路”的質疑！

　　應該指出，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不是單指私有制經濟。既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營經濟，首先應該促進公有民營經濟即集體經濟做大做優做強，而且公有民營經濟即集體經濟理應成為非公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其次，什么叫“做優”，這就意味著就要限制私有制經濟的消極面，確保私有制經濟在公有制經濟的領導下協調健康發展。這才是其“優”之所在，也是中國二元制經濟下的私有制有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要點之所在。因此，可以進一步說，在中國發展民營經濟并不是要在中國發展壯大私有制，更不是要用私有制改造和改變公有制，使中國經濟朝私有化方向發展。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只能是公有化，私有制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只不過是公有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定階段不可缺少的一種陪伴和演化。

　　第三，中國決不能搞資本主義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在中國鼓噪私有制優越性，將私有化市場化形容為萬能與萬靈。現在，政府再次提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這些人儼然又獲得了一次空前的勝利，變得更加趾高氣昂起來，好像中國經濟必須靠私有制來拯救，必須以私有制為主體才是出路。由此帶來的危險是，資本主義可以大張旗鼓、堂而皇之地在中國復辟了！

　　我們說，這完全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事實上，私有化市場化萬能與萬靈的神話早已破滅，不然的話，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私有制國家美國也不用膽戰心驚地害怕被中國發展超越了。中國的民營經濟之所以有著旺盛的生命力與重要價值，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私有制本身有什么特殊優勢。也就是說，失去這塊平臺，中國的私有制經濟就只能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而被收割，而且必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起陷入制度性的危機中而難以自拔。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受到全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可以說，改開以來一些人憑借西化話語優勢而在中國鼓噪私有制優越的伎倆已經破產，如今他們對私有制的衷情與執著更不可能改變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發展方向。中國發展民營經濟，允許私有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使之得以同公有制二元并存，不過是“道”與“術”的關系而已。中國決不能搞資本主義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共識。

　　三、正確處理二元制下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必須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做好規范與引導私有制經濟這篇大文章

　　在充分認識民營經濟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必須深刻認識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范圍內，主義與制度上的對抗依然存在，彼此之間的斗爭仍然在激烈進行著，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前蘇聯，當年一度以為“全民黨”“全民國家”之下已經不復存在資本主義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但結果是私有化浪潮強烈地改造了蘇聯以及俄羅斯的社會面貌，顛覆了社會歷史進程。在中國內外，也一直有人想復制再現這一模式與進程。因此，二元制經濟客觀上存在制度層面的結構性風險。當今中國必須時時刻刻應對西方對中國政治攻擊，時時刻刻應對各種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挑戰，而這些攻擊與風險挑戰的總根源就是資本主義。為此，我們必須努力做好規范與引導私有制經濟這篇大文章。

　　第一，愛國主義構成共同底線

　　眾所周知，當前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美斗爭已經上升為全球戰略斗爭的主線，霸權帝國出于獨霸全球的強烈欲望，正不遺余力地要扼殺與扳倒中國，他們正在借助“戰略競爭”名義封鎖遏制中國，正在把戰爭引向中國，正在給中國制造越來越大和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使當今中國不但面臨突出的發展復興考驗，更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因此，反霸斗爭構成當代中國戰略總課題、總任務。其情形一如當年的全面抗戰，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稱之為中華民族的新抗戰，中華民族只能在這場新抗戰中獲得新生。

　　在這種情況下，對待愛國主義的態度就成了國內政治領域敵我友的分水嶺。一切擁護愛國主義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都是自己人；一切反對愛國主義、仇視愛國主義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和對立面。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給我們提供了鮮明的經驗與案例。譬如，當年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就非常仇視愛國主義，他聲稱，“愛國主義是惡棍的避難所”，把愛國同惡棍劃上等號。也許是受到丘拜斯其人的啟發，在中國也有人端出了“愛國賊”的說法，著實炒作熱鬧了一陣子。還有人跳出來反對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說什么中國不需要愛國主義教育，愛國是自發的行為，不是教育出來的。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難道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多民族國家里，諸多不同特點少數民族的愛國情感能依賴自發而不需要教育引導嗎？難道在崇洋媚外盛行的開放環境中，中國人的愛國精神不需要教育引導就可自發抵御西化思潮的洗腦嗎？難道在全球范圍兩個主義、兩種制度、兩條道路對抗的大背景下，在社會主義中國可以放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陣地、自我解除武裝、任人宰割和奴化嗎？

　　對于私有經濟以及民營企業家群體也是這樣，是否堅持愛國主義，這是最基本的政治底線。任何人都不能拿什么“資本無國界”、“用腳投票”之類的托詞跨越這條底線。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當代中國保留和發展一定的私有經濟就利大于弊，正能量大于負能量；一旦墮落到愛國主義的底線之下，不管什么精英、什么富豪、什么企業家，一概都走到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第二，資本私利必須服從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有人主張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應該平起平坐、不分老大老二，二者之間的矛盾必須對等協商、求同存異，按照互利共贏原則來解決。這對于在市場經營中的各種企業之間公平競爭，當然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上升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與私有制關系，那就是根本錯誤的。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公有制是主體，國有經濟是主導，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現實存在的私有制經濟必須服從公有制領導，接受國有經濟引導。當然，這種領導和引導主要通過國家政策來實現。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有制與私有制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所謂對等問題。服從公有制的領導和引導，這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允許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放棄了這一點，那就不是社會主義。

　　還有人提出，私有制經濟在現實中國已經是老大了，公有制只能向私有制經濟讓利，不得侵占私有制經濟的利益。這就更加荒謬了。在當代中國的現實政治環境與社會條件下，以公有制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要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無論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必須圍繞這個目標共同努力。今天在中國，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矛盾，從根本上說，就是資本私利與共同富裕的矛盾，這只有通過規范與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決不存在什么資本私利不可侵犯的天條，資本私利必須無條件服從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如果你為共同富裕積極作貢獻，那么就允許你同時獲得一定的資本私利；如果你與共同富裕的目標背道而馳，那就沒有你獲取資本私利的存在資格。

　　至于具體如何根據中國人民共同利益的要求，對私有制經濟進行規范與引導，為其劃定相應的邊界、尺度、界限、規則，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大文章，更是政治涵義上的大文章，也是中國發展前進過程中所必須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第三，偉大復興是共同目標

　　實現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在中國現實的戰略與歷史條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階級矛盾要服從民族矛盾（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什么缺少民族性》）。因為民族矛盾已經上升成為主要矛盾，所以戰略斗爭必然反映到中國社會內部，反映到經濟結構上，所有的人都要在這個問題上站隊劃線，私有制經濟也不例外，也必須圍繞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理想進行甄別區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和新興資產階級對此必須有深刻清醒的認識，必須充分認清民族復興與文明復興的關系，從而把自己的立場扎實地建立在民族大義的基礎上，不斷塑造與增強自身的民族性，明確并堅信自身發展方向并不是什么與國際接軌，更不是什么融入西方世界，而要扎實地走好本土化、中國化道路。中國私有制經濟必須走中國化道路，這應該是私有經濟的第三條不可逾越的戰略底線。

　　總之，現如今中國這條航行在狂風大浪里的巨輪，內外各方面都呈現強烈的歷史階段性特征。當前以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公有制與私有制兩種經濟制度并存共同發展的復雜局面，可能將是我們必須長期面對的一個現實歷史過程。在這個二元制并存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堅持以公有制領導和引導私有經濟發展，堅決反對用私有化改造中國。這不僅是人民的要求，更是歷史的邏輯與民族復興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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