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豬是我國農業體系和農業家庭中主要飼養的牲畜,過去大部分家庭每年喂養1-2 頭豬,而如今隨著農村養豬的農戶不斷減少,農村的豬也越來越少,有些村里豬甚至已經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樓養豬”、“工業化養豬”。這種變化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近幾十年來,豬肉成為一種可以大規模交易的商品,生豬養殖也成為大型農業企業的投資對象。文章梳理了大中型工業化企業,也即龍頭企業以“公司+農戶”的形式對豬肉產業進行垂直整合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政府通過對大中型工業化企業的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工業化的生豬養殖,豬肉加工品和包裝豬肉成為市場上增長最快的兩個產品,豬肉加工廠商影響力和運營規模不斷擴大。理想狀態是龍頭企業以“輻射帶動”的方式和 1.1 億農村家庭合作,把技術、 信息、市場機會輻射給農民。但實際情況是,大型工業化企業整合了豬肉生產上下游,小農成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需要服從產業鏈對他們的生產要求,增加了生產成本,缺乏議價權,依賴龍頭企業已然掌控了的銷售途徑,喪失了自主性。同時,工業化養殖還帶來了急需解決的環境污染問題。
本文節選自謝敏怡(Mindi Schneider荷蘭海牙國際社會研究所農業、食物和環境研究助理教授)對中國豬肉產業的研究成果,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原文。
作者|謝敏怡(Mindi Schneider)荷蘭海牙國際社會研究所農業、食物和環境研究助理教授
謝法利·夏爾馬(Shefali Sharma)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常駐華盛頓的大宗商品和全球化項目主任
譯者 | 常樂天(食通社編輯、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召集人)
高樓上的探索-走進詩山小五臺 探訪高樓養豬場
圖片來源:愛豬網
一
龍頭企業、垂直整合和合同農業
肉制品的生產和銷售越來越被大型農業食品企業所控制。從1998年起,中共中央把垂直整合作為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機制來推行,并且給予一些大型農業企業“龍頭企業”的地位,來實施這一策略(Zhang&Donaldson,2008)。農業部下面的這句話簡明扼要地道出了目前政府發展農業的思路,畜禽養殖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扶持農業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換句話說,這種發展模式就是要用大型農業企業來替代小規模農場,用合同農業替代本地市場,用產業化替代分散的生產。
根據國務院2012年的文件,龍頭企業“是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主體,是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關鍵。”[1]這些龍頭企業也未必是國有企業,它們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業,它肩負有開拓市場、創新科技、帶動農戶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任,能夠帶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帶動商品生產發展,推動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2]
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龍頭企業主導的生產模式覆蓋了全國60%的糧食生產地區,70%的畜禽(豬和禽)和80%的水產(詳見方框3)。2011年龍頭企業的總銷售額為5.7萬億人民幣,占全國農產品生產和加工食物的1/3,以及主要城市2/3的菜籃子。[3]盡管學者們認為,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未必最符合現實,但是,即便這些數字在某些程度上有所夸張,這也展現了龍頭企業勢力的規模和發展趨勢。
下面將會詳細介紹龍頭企業的定義和運營模式,這也是中國版的垂直整合,以及“公司+農戶”版的合同農業。這些模式加在一起,組成一張中國畜禽行業發展模式的草圖,其中也包括主要的參與者、其中的各種關系,以及運行的邏輯。
1、龍頭企業:大型農企首當其沖
在中國的文化中,龍既是漢族,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代表著力量、智慧和吉祥。龍頭企業最早出現在中共中央1998年的一個文件中。[4]在這份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中,黨中央指出,通過行業整合和擴大生產經營規模,龍頭企業會在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5]
“龍頭企業”的名字來自于中國傳統的舞龍表演,從漢朝起,舞龍一直是節日和慶典中的主要儀式。在舞龍表演中,領舞者頭戴威武的龍頭,其他表演者緊隨其后,彎腰相連,組成長長的龍身,循序起伏起舞。受到這一形象和寓意的啟發,黨中央賦予龍頭企業“龍頭”的地位,讓這些企業引導廣大農民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也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傳統舞龍如何跳動企業氛圍?|圖片來源:美篇
隨著各個政府部門出臺針對龍頭企業的政策,國家對于大型農業企業的支持力度也隨之加大,這些企業在重新構建農業經濟、生產體系和農民生計中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新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會于2012年11月成立,國家和私營企業在構建一個整合程度更高,越來越集約化的國內農業產業的合作上,也有了一個正式的平臺。
“龍頭企業”的稱號讓一個公司能夠享受政府相關項目的補貼,也能在市場上被認為更值得信任,從而增強了其合法性。今天,中央、省級和地方政府都能授予企業“龍頭”稱號,全國性的龍頭企業則最為榮耀,利潤也最高。[6]
要想取得龍頭企業資質,一個公司必須滿足組織形式、經營范圍、財務和農場整合等一系列要求。[7]組織形式上,企業應以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流通為主業,這部分收入占企業總收入的70%以上。并且,企業必須是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包括國有、集體、私營企業以及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企業等。[8]
最后,政府也根據一個公司的所在地和經營類型,對龍頭企業的最低資產和銷售額做了限定。[9]不同地區對加工和流通類龍頭企業的資產和銷售額的要求請見下表:
2、龍頭企業對接農民
為了完成龍頭企業所需承擔的農村發展的責任,這些企業必須有牢固的“利益聯結機制”,帶動家庭農戶進入企業的運營和市場中去。這些機制包括與農戶簽訂合同、允許農戶持股、與農戶開展合作。此外,企業加工、銷售的初級產品中至少70%必須來自這些安排。東部的企業需要帶動至少4000戶,中部是3500戶,西部則是1500戶。至于這些企業是否達到這些指標,或者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企業是否真的讓農戶受益,則是一個需要辯論的話題。[10]
進入21世紀后,推動龍頭企業發展的方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用于支持企業直接從事的農業加工和流通行為。2000到2005年間,中央政府花費119億人民幣,用于補貼這些全國大型龍頭企業的建設和運營費用。[11]除了直接補貼,政府也提供稅費減免、出口退稅、出口產品貼息貸款、低息或免息的特別貸款等措施。[12]第二類政策支持則是為批發行業和涉農行業提供補貼,比如專門從事凍豬肉儲存的公司、產品研發企業、污水管理公司等。[13]針對這些企業的支持也是通過金融、財政和稅收方面的政策來實現的。
在政府的重點支持和行業合作的背景下,這些龍頭企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對農業食品體系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上,都取得了飛速的發展。根據2011年的官方數據,[14]中國各類產業化經營組織有28萬多個,包括11萬政府認定的龍頭企業。這些公司通過“輻射帶動”和1.1億農村家庭合作,即通過與龍頭企業建立關系,企業可以把技術、信息、市場機會輻射給農民。
廣西農牧業龍頭企業促進會開展戰略簽約
助力鄉村振興|圖片來源:新浪網
3、龍頭企業和豬肉行業
豬肉行業充分說明了國內大型農業企業已經占據了主流地位,特別是政府對農業加工企業的扶植已經取得了成功。根據2011年的銷售數據,全國前十大豬肉加工企業中,只有一家不是龍頭企業。前十大屠宰企業和零售企業中,龍頭企業也占了80%。盡管龍頭企業的政策支持重點是加工企業,但是考慮到這些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實現農業食物體系的現代化,越來越多的從事生產的企業也被認定為龍頭企業。2011年,前十大豬肉飼養和生產企業中,有六家是龍頭企業。
從圖表14可以看出龍頭企業在豬肉行業的主導地位,以及外資企業的相對缺位。[15]整個行業中,只有兩家公司有外商投資,雖然也不是通過典型的合資企業的方式開展合作。其中一家是2006年高盛入股10%的雙匯集團,高盛又于2009年把其中的一半股份賣給一家中國的私募基金——CDH投資公司。[16]雙匯國際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的企業主體,這是一家國際控股公司,也是前國企雙匯的股東。
另外一家是成立于1990年代初的山東金鑼肉制品公司,中文全稱是臨沂新程金鑼肉制品有限公司。發起人分別是一位醫生、一位企業家和臨沂市政府計劃部門的一位政府官員。這三位中國創始人先在英屬維京群島,后來又在百慕大成立了大眾食品集團。[17]所以,盡管金鑼完全是一家外資企業,但它的源頭在中國,而且它也是一家政府認定的龍頭企業。它也是中國豬肉加工企業的前三甲之一。
比較而言,在國內擁有權和控制權方面,雞肉行業和豬肉行業最為相似,這一點從圖表14中也可以看出。所有雞的屠宰和零售企業都是龍頭企業,其中兩家是合資公司。山東泰森新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全國第十大雞肉加工企業和第八大雞肉零售企業,這是一家在2009年與美國泰森合資創辦的企業,其中泰森占有60%的股份。[18]北京大發正大有限公司是全國第六大雞肉加工企業和最大的雞肉零售企業,這是一家和泰國正大集團合資經營的公司。
4、有中國特色的垂直整合
設立龍頭企業的意圖是通過聯接農民來對農業生產的上下游進行整合,從而實現其農村發展的責任。在中國的語境下,垂直整合意味著農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要更加高效,產業化程度更高。用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的話來說,就是要“建設從田間到餐桌產業鏈”。[19]【譯注:中國政府和農業行業更常使用“產業化”來指稱企業垂直整合的行為。本譯文保留原文中的“垂直整合”說法。】這是“價值鏈整合”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農民在價值鏈的一端生產初級農產品(比如生豬),龍頭企業則在另一端進行加工,并且在本地、全國和國際市場上銷售有附加值的商品(比如香腸和火腿)。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垂直整合一般用于指一家公司在商品鏈上擁有和控制的環節數量與程度。而在中國政策的語境中,垂直整合指的是更大范圍內的兩個平行過程:首先,地區的規模化生產;其次,在一個企業內,或者在整個商品體系中,加工和市場環節的整合。[20]東部沿海地區圍繞大城市所進行的地區化的豬肉集約生產就是中國垂直整合的一個例子。
生豬現代化生態循環養殖產業鏈|圖片來源:搜狐網
中國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認為豬肉行業已經是“現代農業”的一個典范,已經成功實現了垂直整合,并且還在不斷深化。[21]在豬肉行業,垂直整合不僅只有以上描述的中國版,在中國之外的地區,垂直整合越來越指向單個公司對于產業鏈的整合。William Heffernan指出:“當一個公司在一個商品體系中擁有和控制的環節越多,垂直整合就出現了。”[22]圖表15說明了這種發生在單個公司中的垂直整合,包括前十大公司中的龍頭企業在豬肉生產和加工不同環節中的業務開展情況。
有三家豬肉行業企業在管理、生產和銷售上處于“現代化的最前沿”,也是垂直整合的領導者。在過去十年里,雙匯、金鑼和雨潤在豬肉加工和銷售上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并且每年為了行業排名而相互競爭。[23]2011年,它們的合計年度銷售收入為1156億元,占前十大豬肉加工企業的68%。合計年度利潤為60億人民幣,占前十大豬肉加工企業的86%。這三家企業共計雇傭11.9萬名員工,在豬肉加工和銷售領域份額高度集中。[24]雙匯之前是一家國有企業,金鑼則是一家成立于中國但是注冊在英屬維京群島的公司,雨潤則是一家成立于南京的私營企業。這三家公司也都是龍頭企業。
5、垂直整合和合同農業:“公司+農戶”模式
龍頭企業和小農之間的合同農業關系是國家對于垂直整合的主要戰略,政府希望通過協調農村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的關系來提高農村生計。[25]【譯注:國內更常使用“訂單農業”來指稱“委托養殖”等合同農業模式。】2003年,中國政府把合同農業和“公司+農戶”的模式正規化,[26]把龍頭加工企業和農村初級農產品生產者連接起來。[27]這個模式和美國及其它地區由泰森和史密斯菲爾德這樣的企業主導的畜禽合同農業很接近。
中國的“公司+農戶”模式最初由溫北英于1980年代初在肉雞行業開始實施,這位農民企業家當時為了給自己的肉雞加工和銷售生意擴大規模,并且把生產標準化,開始以委托養殖的形式與其它養殖戶開展肉雞飼養合作。溫的公司為周邊的養殖戶提供雞苗、飼料、獸藥和器具、技術培訓和服務。這些農戶則提供自己的勞動力和設施來養雞。公司為肉雞提供“保護價格”來確保養殖戶會把雞賣給它,并且對公司保持忠誠,這樣就能為肉雞加工提供穩定的雞源。[28]這個小型的創業公司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國內最大的農業企業之一——廣東溫氏食品集團。而由溫氏開創的委托養殖模式則在全國各個農業領域中都得到了廣泛應用。[29]“公司+農戶”模式可能是政府希望管理農民和農業發展方式的最佳表述,也是推動國內大型農業企業發展的一種方式。
根據官方數據,這種模式相當成功。農業部在1990年代中期成立了農業產業化辦公室,現在每個省也都有相應的部門。該辦公室于2008年4月發布了第一份非常全面的《中國農業產業化發展報告》,報告里提到,到2005年,有一半耕地和36%的農業家庭(大約8700萬)已經被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或專業市場“垂直整合”。[30]
時至今日,垂直整合對農業生產的滲透更加深入和普遍: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1/3的農產品來自龍頭企業,主要城市的“菜籃子”中更有2/3來自龍頭企業,其中包括70%的豬肉和雞肉產量。[31]當中國政府官員宣布這些數字時,他們把委托生產、“公司+農戶”模式,以及農場與龍頭企業的整合都當做垂直整合的形式。
神農集團隆安委托養殖服務部
圖片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
無論是在豬肉行業還是其它行業,這些關系在不同的生產和加工環節中,表現形式也各不相同。除了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垂直整合模式,畜禽行業也在全球范圍內擴張規模,雙匯對史密斯菲爾德的收購就是這樣一個案例。
需要再一次提出的是,雙匯是中國模式的一個代表。作為一個高度資本化并獲得大量投資的龍頭企業,雙匯在國內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也反映了政府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本土農業企業行業的決心。與此同時,政府也支持這些企業加強國際競爭力。對史密斯菲爾德的收購標志著全球兼并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公司(或者說,有中國背景的國際公司)成為買家,最終完成對中國農業食物體系中產品銷售和流通的控制。
6、這一體系對小型養殖戶的影響
在上述背景下,以家庭自產飼料為主,只喂養少量動物,針對當地社區銷售的小型養殖戶正在被擠出市場。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要建立農民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簽訂合同,但是這些業務并不一定符合小農的利益。舉例來說,與大企業簽訂合同所需要的讓人望而生畏的高成本、[32]無法企及的市場標準、[33]農業勞動力的匱乏、[34]可供生產的水土質量的下降、[35]企業更愿意與大型農場簽訂合同的偏好[36]等等,都為小農參與委托生產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這些現象也可以被認為是“排斥問題”。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農民如果或者一旦參與了委托生產,他們也會面臨很多挑戰。企業負責設置合同中的條款,擁有完全的定價權,這降低了小農的議價能力,讓這些農戶完全依賴這些企業銷售自己的產品,因為其它的市場機會已經消失或者不再可行。小農可能完全依賴這些合同,不再為自己的家庭需求生產食物,[37]他們常常失去了決策力,[38]對法律法規理解不足也讓企業更容易占他們便宜,當價格下滑時,他們在委托生產的關系中還要承擔大部分風險。[39]這些可以被看成是“包容問題。”無論是包容性還是排斥性問題,這種模式和環境都是不利于小型農業生產者的。
這種轉變,及其帶來的問題,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美國早就失去了大部分獨立的養豬戶,存活下來的養殖戶則屈就于少數幾個極富權勢的肉制品公司。這似乎也是中國豬肉產業目前的發展趨勢,雖然小農和小型肉聯廠數量之多,分布之廣,也讓產業高度整合的難度更大。
二
工業化畜禽生產模式的影響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把美國工業化的豬肉生產模式當做解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良藥。他們整合行業、擴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出發點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減少食品安全丑聞。但是,正是這種(50多年前發源于美國的)工業化養殖模式——把大量動物集中在有限的空間內,發明出讓動物快速生長,縮短飼養周期的系統——才導致了美國惡劣的環境、公共健康和動物福利問題。
這一體系也導致原來由獨立家庭農場經營的普遍的可持續養殖系統幾近絕跡,生產者淪為合同勞力,少數幾家有權有勢的大型肉制品企業控制了交易和生產的標準。不僅如此,這個體系還導致美國和國外大范圍的土地使用變遷,大量糧食用于喂養這些數目龐大的動物,消耗海量的石油能源、水和土地。在氣候變化和全球人口增長背景下,人類無法承受這種程度的資源消耗。
本章節簡要列舉出工業化養殖模式所帶來的最緊迫的后果。其實這些后果不勝枚舉,[40]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教訓,這幾個例子也已經可以說明中國如果繼續發展這一模式,會面臨哪些風險和危機。
抗生素耐藥性是美國養殖業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這一問題在中國也越來越嚴重。2011年,美國養殖業使用了2990萬磅(1300多萬公斤)抗生素,占全國抗生素銷量的80%。[41]美國政府的疾控中心也宣布,由于抗生素過度使用和濫用,抗生素耐藥性每年造成至少2萬3千個美國人死亡。2008年,中國就已經生產了2.1億公斤抗生素,其中將近一半被用于養殖業。[42]“超級病毒”已經出現,削弱了人用和獸用抗生素的治療作用,對公共健康造成的影響也比美國更加嚴重。
中國養殖業暗藏致命殺機:濫用抗生素
圖片來源:央廣網
盡管美國醫療衛生界的專業人士和名聲卓著的專門委員會反復呼吁減少并且最終禁止非治療性抗生素使用,但是美國政府屈從與養殖業的游說,始終無法滿足民間的訴求。[43]專家呼吁美國加大力度,建立有效的針對抗生素耐藥性的疾病監控和追蹤系統。對于中國官員來說,考慮到抗生素使用量之大,以及中國人口和動物數量之巨,這個問題更加嚴峻。
糞便及其管理則是另外一大挑戰。美國農業部估算,養殖業每年排放3.35億噸糞便。雖然有法規對糞便管理提出要求,但是這些系統還是危及到了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化糞池向地下水和土地排放富余的營養物質,施用于莊稼的尿液過多,最終還是流入地表水,這些排泄物已經成為水和土地污染以及氣候變化的重要因素。除了氮和磷,工業化養殖場的污染物還包括農藥、抗生素、具有抗藥性和致病性的微生物,刺激生長的荷爾蒙,重金屬和其它病原體。[44]排泄物的產生和儲存過程中,也向大氣排放了氨、硫化氫、內毒素、以及動物毛屑(動物的死皮細胞)。[45]
工業化養殖對美國帶來的危害來自98億頭養殖動物,中國和美國國土面積相當,但是人口是美國的數倍。中國動物養殖數量遠遠超過100億頭,其中豬就占了近8億頭。
2010年2月,中國政府發布了第一次全國污染普查結果。這次普查歷時3年,花費7.37億人民幣。其中最為讓人震驚的發現是,農業已經超過工業,成為中國最大的水體污染源。調查人員發現,農業造成了水體中44%的化學需氧量(這是測量水體中有機物的主要參考值),67%的磷排放,57%的氮排放。[46]工業化農業的排泄物是污染的最主要來源:2008年中國的養殖業排放了48億噸廢棄物。[47]隨著養殖業規模擴大,排泄物的數量和問題也會隨之擴大。
有限的土地、水和資源制約是另外一個讓中國官員需要努力應對的現實,這也是一個社會和環境問題。中國13億人口所擁有的土地和水資源極為緊張。工業化養殖(包括飼料)讓人多資源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從2000年到2006年,由于集約化農業過度使用了華北地區的資源,中國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下降了61%。[48]由于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相信CAFO(集中式動物養殖場)是最優的養殖模式,并且還會繼續推廣這一模式,以上這些問題還會進一步惡化。從全球范圍來看,生產一磅(453克)豬肉需要576加侖(2180升)水(相較于生產一磅牛肉需1799加侖)。[49]
2014年,中國將會生產近5500萬噸豬肉。中國的生態環境是否承載如此巨大的養殖數量,中國保障糧食安全及其對肉制品需求之間應該如何平衡,這組數字不由讓人對這些問題產生嚴重的擔憂。
養豬場污染環境漫畫圖|圖片來源:搜狐網
雙匯-史密斯菲爾德收購案從環境角度來看,其實也是一個“以水換廢棄物”的交易。[50]史密斯菲爾德對中國出口量的增加也意味著加劇了美國的水污染。工業化養殖把環境和其它成本外部化已經明顯成為中國加大肉制品進口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只要中國對肉制品的需求及其趨勢不發生變化,中國還是世界市場上非常重要的肉制品消耗國。2012年史密斯菲爾德生豬的年屠宰量(占美國1/4)只有中國屠宰量的3%。[51]
顯而易見,這種生產模式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問題也不是什么新聞。盡管已經有明確的證據,國內也有強大的呼聲要求美國從所謂的工廠化農業轉型,但是美國政府還是屈從于養殖業的壓力。強大的商業集團把公共健康、環境,甚至最基本的要求其養殖場信息透明化的法規一一壓制下去。
中國政府能否從美國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呢?中國政府是否有遠見,能夠重新評估龍頭企業擴大工業化規模的動機,使其向著符合公共健康、環境和資源友好的方向發展?中國的消費者通常對食品安全和安全感匱乏很敏感,他們能否意識到這條工業化農業的道路只會帶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威脅?
注釋:
1. 引自《國務院關于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地址:http://www.gov.cn/zwgk/2012-03/08/content_2086230.htm. 58. 百度百科“龍頭企業”詞條。
2. 引自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 2012 年在中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 協會揭幕儀式上的講話。
3. 1998 年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 archive/131783.htm
4. Zhang,Q. F., & Donaldson,J. A. (2008). The rise of agrarian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China Journal, 60(60), 25- 47.
5. 在地方層面,標準不那么明確,財政支持力度也沒那么大, 龍頭企業的稱號可能只是一個名譽而已 (Zhang & Donaldson, 2008).
6. Rabobank 2012.
7. 《龍頭企業認定和運行監測管理暫行辦法》中的規定。
8. 目前的情況是,外資企業很少被評定為龍頭企業。Schneider (2012) 分析了八個農業領域(豬、雞、大豆、玉米、水稻、小麥、 花生、飼料) 216 家大型農業企業 2011 年的情況。只有一家外資企業獲得了龍頭企業的稱號 (Schneider 2012)。這家公司是大眾食品,接下來的章節會提到這家公司。
9. 另外,龍頭企業必須盈利(資產回報率必須高于銀行貸款利 率等),資產負債率低于 60%,銀行信用等級為 A。它們的 產品必須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在申請成為國家級龍頭企業前, 必須先獲得省級龍頭企業的認定。
10. 參見 Schneider, M. (2012). Poor rural an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Discourses, policies, Dragon Head Enterprises,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 Beijing: Oxfam, HongKong.
11. Huang, P.C.C. (2011). China’s new-age small farms and their vertical integration: Agribusiness or co-ops? Modern China, 37(2), 107-134.
12. Zhang,H., Fan, S., & Qian,K. (2005). The role of agribusiness firms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The case of China.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Providence,
RI: July 24-27.
13. 同上。
14. 數據來自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 2012 年在中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會揭幕儀式上的講話。
15. 銷售數據來自行業和政府信源,并且和官方國家級龍頭企業 的數據進行了比對。出處列在表下。
16. Goldman plans to sell Shinewaystake to a Chinese fund. (2009, November 4). China Dail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daily. com.cn/bizchina/2009-11/04/content_8914246.htm.
17. 中國大型農企資料見:http://pigpenning.wordpress.com/agbiz- profiles/.
18. Mickelson, G. (2008, September 2008). Tyson enters third poultry joint venture in China: Venture involves vertically-integrated operations in Eastern China. Globe Newswire. Retrieved from http:// 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08/09/10/384521/150109/en/ Tyson-Enters-Third-Poultry-Joint-Venture-in-China.html.
19. Sinograin website: http://en.sinograin.com.cn/eng/index_Eng.jsp (in English).
20. Zhang & Donaldson, 2008.
21.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lin Province. (2012, December 14). China-Singapore Jilin food zone speeds up construction. [Press Relea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oodls.com/view/1EA92B5F1EE4665A00BB7DFC2E7DFEA3DF0C0585.
22. Heffernan,W.D. (2000).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agriculture. In Magdoff, F., Foster, J.B., &Buttel, F.H. (Eds.).
Hungry for profit: The agribusiness threat to farmers,food, and the environment (pp. 61-7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p. 68.
23.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lin Province. (2012, December 14). China-Singapore Jilin food zone speeds up construction.
[Press Release.] Retrieved fromhttp://www.noodls.com/
view/1EA92B5F1EE4665A00BB7DFC2E7DFEA3DF0C0585.
24. Schneider, M. (2012). Poor rural an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Discourses,policies, Dragon Head Enterprises,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 Beijing: Oxfam, HongKong.
25. 政府也提出了將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規模化和協調小農生產
的途徑。
Hale, M.A. (2013). Tilling sand: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 economy” in a Chinese movement for alternative rural development.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Huang, P.C.C. (2011). China’s new-age small farms and their vertical integration: Agribusiness or co-ops? Modern China, 37(2), 107-134.
Looney, K. (2011).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Hu Jintao Er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April 1.
26. 其它模式包括“公司 + 基地 + 農戶”,“基地 + 農戶 + 企業 + 加工”,“公司 + 農戶 + 合作 + 基地”。
27. “ 公司 + 農戶”模式在 2003 年的政策文件《龍頭企業認定和 運行監測管理暫行辦法》被固定下來 .
28. Liu & Lu, 2008.
29. Zuo,W., Lu, R., &Ou,X. (2008). Strategiz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Guangdong Wen’s Foodstuffs Group 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ugust.
30. Huang, 2011.
31. 從我們在中國做的訪談來看,禽類養殖更像美國的合同農業 和垂直整合,豬肉產業則在行業內整合程度更高。
32. 參見:Guo, H. et al. (2007).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 Perspectives of farm households and agribusiness firms.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9(2), 285-312; Lu, H. et al.(2010). Guanxi networks,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and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modern vegetable market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ood & Agribusiness Marketing, 22, 70-93;Miyata, S. et al. (2009). Impact of contract farming on income:Linking small farmers, packers, and supermarke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7(11), 1781-1790.
33. Stringer, R. et al. (2008). Producers, processors, and procurement decisions: The case of vegetable supply chain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7, 11, 1773-1780.
34. Miyata, S., Minot,N., & Hu, D. (2009). Impact of contract farming on income: Linking small farmers, packers, and supermarke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7(11), 1781-1790.
35. 同上。
36. Stringer, R., Sang,N., &Croppenstedt,A. (2008). Producers,
processors, and procurement decisions: The case of vegetable supply chain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7, 11, 1773-1780. Zhu, J. (2007). Three essays on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3289392).
37. Lingohr, S. (2011).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China: Agricultural processing in Sichuan. New York: Routledge; Lingohr, S. (2007). Rural households, Dragon Heads and associations: A
case study of sweet potato processing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China Quarterly, 192, 898-914.
38. Hu,Y. &Hendrikse, G. (2009). Alloc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in fruit and vegetable contrac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39, 4, 8-30.
39. Lingohr, 2007, 2011.
40. 參見 Imhoff, 2010.
41. Kim, B. et al 2013. Industrial Food Animal Production in America: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Pew Commission’s Priority Recommendations. A Project of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
42. 同上。
43. http://ehp.niehs.nih.gov/wp-content/uploads/121/6/ehp.1206446. pdf.
44. 同上,亦可參見:Pew 2008. Putting Meat on the Table: Industrial Farm Animal Production in America. A Report of the Pew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Farm Animal Production.
45. Kim, B. et al 2013. Industrial Food Animal Production in America: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Pew Commission’s Priority Recommendations. A Project of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
46. 同上。
47. 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2009),出處:全國污染源普查 http://cpsc.mep.gov.cn/gwgg/. (in Chinese).112. 參見Feeding China’s Pigs, Schneider, M. (2010, July 19). China’s pollution census, manure and biogas [B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iatp.org/blog/2010/07/chinas-pollution-census-manure- and-biogas.Watts, J. (2010, February 9). Chinese farms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factories, says official survey. The Guardian.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0/feb/09/china-farms-pollution.
48. Langzhi et al. 2011. Land us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tress of wheat, rice and corn produc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 (2011) 461–473.
49. http://www.gracelinks.org/blog/3329/water-hogs-smithfield-pork- deal-trades-us-water-for-waste.
50. http://www.gracelinks.org/blog/3329/water-hogs-smithfield-pork- deal-trades-us-water-for-waste.
51. 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3/06/04/smithfield-china/.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